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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东方早报 2009-6-21 1:35:23



　　刘绍铭

　　陶杰在《蠢乱之源》说：“因为‘五四’，中国语文从此走上魔道，代替文言的‘白话文’，巴金、鲁迅、朱自清，不是平庸，就是沙石累赘之噜苏。时间的流水过去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白话文代表作，今日能读得入目的，只剩一个张爱玲，因为张小姐的白话文作品，还是师承了《红楼梦》的旧底子。”

　　陶杰太偏袒张小姐了。祖师奶奶的文字，的确风华绝代，但四十年代白话文的代表作至今读得下去的，应该不只张爱玲一人，起码还有梁实秋。他早期《雅舍小品》的文字玲珑剔透，隐隐带着《儒林外史》语言简洁明快的“古风”。这也是说他的文体跟张女士大异其趣。两人路数不同，各有千秋。

　　鲁迅当然绝不“平庸”，但拿今天的标准看，他的确有点“噜苏”。巴金的书写常怀赤子之心，就缺aftertaste。朱自清因《背影》而享盛名，但余光中的话是对的，我们一向对他“过誉”了。三联书店早前出版了《中华散文百年精华》，入选百余家。编者选稿的标准以历史为纲，着意“全面反映近百年中华民族散文创作面貌”。许地山在历史上当然有名，我们看看他的《荼蘼》怎样开头吧：“我常得着男子送给我底东西，总没有当它们做宝贝看。”这句话没有什么不是，只是索然无味。许地山的文章，句子总是无精打采的。

　　从前小学都要“默书”。老师指定一两篇古文要我们背诵，时日一到，他拍拍手，扬声念道：“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小朋友接上，一字一句地默写起来。《祭十二郎文》这类古文，当时虽有老师帮忙，顶多也是一知半解。及长，拿起旧时课文朗诵，昌黎先生的文采，随着自己岁月的增长，益显光华。中国文字的音乐效果，也只有在古文的声韵里才能显发出来。“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李密这几句话，如果翻译成我们今天的“白话”，不知如何启齿。

　　近读童元方《“丹青难写是精神”——论梁实秋译〈咆哮山庄〉与傅东华译〈红字〉》一文，益发相信我们的白话文是毁于英译中的“怪胎”。试看这一句：“大规模的十分秀丽的体态。”原文是：with a figure of perfect elegance on a large scale。这体态“大规模”的女子正是霍桑小说《红色》的Hester Pryne。《红字》的一个电影版本的Hester，是由Demi Moore饰演的。傅东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如果《红字》不是翻译，是他自己的文章，断不会把一个女子的身段说成“大规模”的。

　　童元方教授举的“怪胎”还有这一个：“纯洁兴奋的空气。”原文来自《咆哮山庄》：Pure, bracing ventilation。译者呢，就是上文提过的雅舍主人。依童元方看，他也是给严复的“信雅达”译文规矩所害的。“雅”可遇不可求。“信”倒不难，抱着“来是come去是go”的法则可无大错。因此Pure, bracing ventilation便成了“纯洁兴奋的空气”。

　　雅舍主人如果不“搞”翻译，空气只会“清新”，不会“兴奋”。且看他自己的文字本色：“‘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

　　童元方曾借用Thomas Kuhn的观点来看待文言和白话的书写，认为这两个“典范”（paradigms）“各自有常态的进展和异象的纷呈”，因此本身并不是两个水火不兼容的语体。我们从上面引文可以看到，文白的结合，柳暗花明，自有一番新气象。

　　钱锺书的白话，如果不刻意炫人，我相信是“能读得入目的”。《吃饭》有言：“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并不在女人。”

　　看来陷傅东华与梁实秋于“不义”的，是翻译。钱锺书少时读的西洋文学作品，都出自目不识ABC的林琴南的翻译，因此他的文体，没有受“大规模”的翻译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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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异趣与文理殊途

东方早报 2009-7-5 2:34:04

　　日前读刘绍铭的随笔《文言和白话》（《上海书评》2009年6月21日），他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耐读，而白话文又受了翻译的“污染”。读过之后，颇觉其见解有片面性。

　　百余年来，中国语文遭遇亘古未有之变局。以白话代替文言，只是一个表象；就深层来说，钻研语文的人群也在发生变迁。此前，读书人基本上是文人，可以说，古代舞文弄墨的集中了各个时期最优秀的分子。西学东渐以后，形势大变。由于教育分科、文理殊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引领人才分流的号角；自兹以降，最优秀的人才绝大多数义无反顾选择理科，偶尔一二漏网之鱼钻进文科，也往往直奔财经金融政法而去。竟日跟文字耳鬓厮磨的，多属下驷。普天之下，概莫能外。这，不能不说对现代汉语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就上揭刘文来说。其开篇引陶杰的话，将张爱玲之外的现代作家如巴金、鲁迅、朱自清一笔骂倒。笔者不知陶杰何许人，观其出言之狂妄悖谬，在此可置不论。刘先生稍为中庸，在张爱玲之外，又捧出梁实秋、钱锺书两位；同时引童元方拈出的数例语证，以说明“我们的白话文是毁于英译中的‘怪胎’”。应该说，其立意清澈明朗，行文也煞是通畅，然而，其论证则并无效力。

　　刘先生举出的所谓“怪胎”分别出自傅东华、梁实秋笔下，都是译文。可是，刘先生想说明的却是整个“白话文”，而且是“我们的”。显然，证据有所不足。然后，他讲钱锺书的文体没有受到翻译的“污染”，拿出来的又是钱锺书的创作。在此不能不说，刘先生的思路实在太发散。他想证明傅、梁的白话文受到了 “污染”，应该拿他们的创作说事。进而要比较傅、梁与钱的区别，须分别就译文、创作各加以比较才行。就其所据材料而论，只能认为傅、梁的译文受到了翻译的 “污染”，如此而已。

　　笔者没搞过翻译，译文也读得有限，不过，翻译之不易，笔者也稍稍能够体会。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如之何能圆圆整整各方面照应得天衣无缝？顾全了意思，未免伤及语序；要忠实语言风格，肯定就不是汉语。不要说中外语文，就连从汉语的文言译成白话、从方言翻为通语都大不易。因此，“信达雅”也好，“硬译”也罢，水准难免有高下，而旨趣则未始不能说各有千秋。在译作中见到超出汉语习惯的表达，便斥之曰“怪胎”、“污染”，恐怕未见得是持平的态度。

　　刘先生很欣赏文言，退而求其次，他对于“文白的结合”也较为推崇，认为“柳暗花明，自有一番新气象”。这可以理解。不过笔者认为，要求得新气象，这还只是途径之一，此外，少不得还须求助于翻译。因为无论文言、白话，骨子里都是文学语言，不宜于表达精密思想。要将其应用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必须不断丰富其表达手段，而这，文白结合恐怕无能为力，非借鉴外语的语法修辞不可。

　　以前研究中国国民性的人，普遍认为中国人马虎，凡事“差不多”，这当然跟汉语的思维特点息息相关。汉语灵活、简洁、蕴藉，往往一语双关、言有尽而味无穷。这样的语言，用来抒情表意无疑是再舒服不过，然而用于科学研究则颇令人伤神。因为科学语言讲究的是无漏洞、无歧义，每一句话有解、而且是唯一解，言止则意尽。不言而喻，让汉语来承担这样的任务，实在是很不轻松的。

　　还记得在大学里写考察报告，刚开始以为不就是写文章么，岂不得才思飙发、“文采飞扬”？不期然被老师批了个大花脸。从那以后知道不同文体对于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在科学文体中，重要的是精密、准确，文采是第二位、甚至没位置的。弄不好还令人反感。一些能文之士每逢思维够不着的地方就喜欢花里胡哨地涂抹一气。近年看一些研究生的习作，常发现一些文科硕士博士连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句子都不会写。真是令人无法可想。当今之世，要紧的已不再是文言或白话的问题，而是“语文是各科之母”的问题了。    张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