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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2013年02月26日 13:14　来源：北京青年报



　　永远有多远？老子有多老？

　　永远有多远？胡适曾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握，彻底搞清楚夏、商、周三代的史实，就不妨把中国五千年的古史打个“对折”，两千五百年可矣。那么，在还没有普遍使用纸张，还在竹简上书写文明与思想的汉代，这个距今已两千二百年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足够遥远？

　　老子有多老？钱穆曾说，庄子应该比老子出生的年代更早，老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老”。为了说明老子不够“老”，钱穆三番五次地撰文考证，还因此辑成了厚厚的一本《庄老通辨》。那么，老子——这位曾经在历史上公认的庄子的精神导师，这位让孔子也恭敬求教的老师，究竟有多“老”？

　　这一切，因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出现，都将得以最全面、最充分、最真实的解答。2009年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海外捐赠，收藏了一批珍贵的西汉竹书，总数达3300多枚。这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古书类竹简中数量最大、保存质量最好的一批。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对此评价说，竹书中含有近20种古代文献，大致涵盖了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和医学等学科。对于先秦史、秦汉史、古代思想史、自然科学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经初步考证，这批竹简，书写年代约在汉武帝时期，是汉王朝鼎盛时期的，颇具代表性的宝贵知识遗产。竹简的内容，包括迄今为止所见最完整的简帛古本《老子》、存字最多的秦汉字书《苍颉篇》、亡佚两千年的战国贵族政治教科书《周驯（训）》、西汉早期编撰的秦末历史《赵正（政）书》、时代最早而篇幅最长的古小说《妄稽》、体系极为完整的《日书》、经过系统编撰的长篇古医书等，其内容涵盖共达近二十种古书内容。

　　其中《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知识门类，是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类简牍中，数量最大且内容涉及面最广的一批。由于这批竹简全部属于古代书籍，不含簿籍、律令、遣策、书信等官私文书，因此称之为“西汉竹书”。

　　沿丝绸之路归来

　　——中国简帛研究百年征程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来的简帛学研究，是由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开启，经由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知名学者继往开来，一路艰辛跋涉，已走过百年历程。对于研究汉代及汉代之前，只能“书于竹帛”的时代，中国学者们已经为之求索百年。

　　二十世纪初以来，正如王国维、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中的研究思路，由于发现秦汉竹简、竹书的区域往往皆在西北大漠、塞外古驿，人们发现与解读竹简、竹书的视野，是沿着丝绸之路而去的。学者们循着大汉帝国丝绸之路的蛛丝马迹，在塞外风沙中寻古觅幽、孜孜以求。

　　1914年初版的《流沙坠简》，就是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著作中的照片所作的初次探研。正是这批照片中所收录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敦煌等地盗掘的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引起了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高度关注，他们在1991枚照片中，选取了588片，加以精心考释，编撰成书。《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均是传世典籍，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

　　“流沙坠简”的“流沙”指发现古代竹简的罗布泊、敦煌、居延海等地，“坠简”的“坠”有遗失、散落的意思，这是很形象的语言概括。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冒险家、古董商、汉学家、人类学家等大量涌入中国西北边境，沿着自汉代以来的古丝绸之路，大肆进行非法考察与勘测，借机盗掘壁画、雕塑以及古代简帛文书等珍贵文物。这是一条“逆行”的丝绸之路，昔日大汉王朝、中华民族以丝绸之路沟通世界、融汇文明；此时却因国力衰微，引来了西方列强们的倒行逆施，他们劫掠遗产、公然分赃。事实上，被誉为近代简帛学奠基之作的《流沙坠简》，其考证样本与立论基础，都正是那些被西方列强们劫掠与瓜分的中国竹简。虽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学术探索，却也不啻于一个莫大的反讽。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崭新的主权国家屹立东方，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生。与此相应的，继往开来、独立自主的中国竹简研究，随着各地不断发掘出土的古代竹简，焕发勃勃生机，开始显露前所未有的学术活力。可以看到，不但在西北塞外的古代遗址逐步得以精心清理及抢救性发掘，仍有许多世所罕见的珍贵遗存出土与研究成果面世；另一方面，长沙马王堆、临沂银雀山、荆州张家山、荆门郭店村、长沙走马楼、湖南里耶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简帛书，也让研究者的目光从西北的塞外大漠返归至内地湖湘各处。

　　更为可喜的是，随着一大批海外收藏的竹简、竹书陆续回归中国，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这些前所未见的中国文化遗产，正在逐步揭示与展现中国古史的绝代风华。一条以简帛学研究为基础，重新复原与重新书写中国古史的崭新征程，正在中国人自己脚下徐徐展开。

　　这是一条沿丝绸之路回返的百年历程，这一返程，意味着中国竹简的发现、保护与研究彻底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中，中国人的简帛研究名正言顺地走在了世界前列！那么，作为这条百年历程上的最要结点，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以下简称“北大竹书”）的发现与研究，还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与收获呢？

　　又一座汉代典籍宝库

　　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历史系教授朱凤瀚称，北京大学收藏的西汉竹书,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古书类竹简中数量最大、保存质量最好的一批,是继上世纪发现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以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出土典籍宝库。

　　朱凤瀚教授介绍说,这批竹简总数达3300余枚,估计经过整理拼对后,可复原的完整竹简在2300枚以上。从竹简上出现的“孝景元年”字样,可以大致推出竹简的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其中多数可能抄于汉武帝时代。竹简在送交到北大的时候,保存情况良好。当时分装在7个盒中,用包包裹,可以看出收藏者曾用化学试剂进行保护。北大的相关专家学者对竹简进行了清理、剥离、处理,并进行了排版、拍照、记录。

　　在竹书存放处，可以看到竹简保存情况良好，表面一般呈褐色，质地硬实，字迹清楚，墨色黑亮。这些竹简宽度一般在0.5-1.5cm左右，长度也从十几到五十多厘米不等。其中,《日书》(类似“黄历”的占卜用书)等书简上保存有朱红色界栏和图画,色彩鲜艳如新。竹简上的文字抄写极为工整,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书风，或古朴，或飘逸；或刚劲，或凝重；各具特色,堪称汉代隶书中的精品，书法艺术价值也极高。

　　为了保护好这批宝贵竹书，相关专家学者参观竹书原件时，均被要求戴上口罩，避免二氧化碳浓度与水蒸气湿度超标。其实，我们只注视着一张张高清晰度照片，也可以亲切触摸到那个两千二百年前的汉武大帝时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批穿越近两千二百年时光，幸存至今的宝贵档案的全貌：竹简按长度，分为长、中、短3种规格，长简大约长46厘米，相当于汉尺两尺，三道编绳，内容为《日书》等选择类数术文献。中简同样用三道编绳，长30至32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三寸至四寸，大多为医药类古籍。短简为抄写在先，然后编连，按照这种状况看，王国维当年所谓简牍开本遵循“简六牍五”，简长以二尺四寸和一尺两寸为主的论点已经不适应近年来简牍发现的现状。

　　《日书》等竹简上有红色界栏，图画和文字颜色鲜艳如新，多数竹简都有契口和明显的编绳痕迹，文字绝大多数书写于竹黄一面，仅有一些篇题书写于竹青一面的上端。尤为珍贵的是，这批竹简的内容为各类古代典籍，内容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6大类古籍，而非以往数次发现常见的律令、文书档案和遣册等公私文书。

　　迄今《老子》最完整古本

　　对于《老子》一书的校勘整理极有价值

　　王国维曾按古代简牍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苍颉》、《急就》、《力牧》、《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典籍；第二大类是屯戍丛残,其下又按内容分为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六项；第三大类是简牍遗文，主要汇集各式书信。王国维的分类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古代竹简、竹书的分类标准。事实上，尽管百年来出土竹简、竹书数量剧增，但其内容仍不出王国维所列的这三大类别。

　　北大竹书，超越了王国维的分类法则，三大类标准已无法准确涵盖其内容。大量的与传世文献有差异的先秦经典，已经亡佚的不为后世所知的新出土文献，共同构成了这批竹书的特质。如果一定要对此增加一种分类标准，那就是“文化经典”——如迄今为止所见最完整的简帛古本《老子》、亡佚两千年的战国贵族政治教科书《周驯（训）》、西汉早期编撰的秦末历史《赵正（政）书》、时代最早而篇幅最长古小说《妄稽》等。

　　北大竹书中的这批文化经典，就单单以我们的历史常识为范畴，来看待其独特价值，也会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汉代初年重“黄老之术”，而并非“独尊儒术”。这批竹书中没有发现儒家经典，却发现了最完整的简帛古本《老子》，就是汉代初年这段思想史的明证。汉代人如何解读与理解《老子》，“黄老之术”又是如何与汉初政治思想相联系的，这些相关问题，北大竹书《老子》就能给出目前最为完整的答案。

　　北大竹书本《老子》有多完整？研究表明，比之前的版本——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更完整！据考证，目前通常所用的《老子》马王堆本虽是全本，但比较残破；而郭店本内容则只有今本内容的五分之二。北大竹书本《老子》，全书仅缺少一两枚，达“218枚，5300多字”——五千言《老子》的最完整古本就此面世。更为奇特的是，北大竹书首次发现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分别对应今本《德经》和《道经》，“这种命名方式在《老子》古本中是首次发现”。每篇均有分章符号，章节划分与传世本有所不同，“这是探讨《老子》分章最原始最齐全的资料”。——《老子道德经》可能从此改名《老子德道经》。此外，汉代人读此经的分章是77章，也非现在熟知的81章。重新解读与考证《老子》一书，尤其是汉代人怎么理解老子思想，又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乃至公共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了。

　　再拿我们熟知的“神医扁鹊”的典故来讲，“扁鹊”实际上是古代对医术高超者尊称的一个通用名词，并不是一个人的专用名字。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将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一位叫秦越人的医生，因医术高超，被百姓称作传说中的“神医扁鹊”。这位创制“望、闻、问、切”四诊法，会用银针在穴位行针，给齐桓公看过隐疾的秦越人，就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神医扁鹊”。那么，我们还能看到这位秦越人当年的药方吗？我们还能据这位中华神医的神奇药方续写中华医学曾经的神话吗？北大竹书，或许就能解答上述问题。

　　在这批竹书中，有记载着180多个医方的古代医书，其内容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这是继马王堆汉墓古医书之后最丰富的一批出土中医文献，很多内容从未见诸于世。北大竹书中这部分内容现存700余枚竹简，完整简530余枚；这些竹简中有少数单独的药方有篇名，如“秦氏方”、“氵今游方”、“翁壹方”。这些人名应该就是古代名医，其中“秦氏”或许正是战国名医扁鹊(秦越人)。读扁鹊的药方，了解扁鹊的医术，不但饱两千多年后我们的眼福，这些方术还将是中华医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史记》的参考文献之一

　　提供了西汉早期人们讲述秦朝历史的一个新文本

　　司马迁做《史记》，最初也是写在竹简上的。北大藏西汉竹书的历史典籍，正是与《史记》同时代的产物，甚至于还是《史记》的原材料与底本，具有“原《史记》”、“前《史记》”、“新《史记》”的独特史料价值。

　　北大竹书中有古代史书《赵正(政)书》，这就是一部从未面世过的新史料文献。该史书围绕秦始皇之死和秦朝灭亡，记述了秦始皇(文中称之为“秦王赵正(政)”)、胡亥、李斯、子婴等人物的言论活动。据考证，书中对秦始皇嬴政和秦二世胡亥分别称为“秦王赵正(政)”、“秦王胡亥”，而不是“始皇帝”、“二世皇帝”，这说明作者并不承认秦朝的正统地位。该书成书年代应在西汉早期，书中的部分段落还见于《史记》的《蒙恬列传》、《李斯列传》，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极可能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参考的文献之一，因此具有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

　　在北大竹书中，看过司马迁曾搜集与使用过的史料，还有战国晚期贵族子弟们所专用的政治学教材《周驯（训）》，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官方成果，非权贵家族不得享用，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北大竹书中有一篇史书类文献《周驯(训)》,共有200余枚竹简,近4800字,目前研究者认为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道家”下著录的“《周训》十四篇”。全书采用“周昭文公”训导“恭太子”的形式,记载了上自远古的尧舜禹、下至战国中期的很多重要史事,包括前所未见的商汤对太甲、周文王对周武王的训诫等,另外还有论述治国为君之道的长篇文字。相关研究专家称，“周昭文公见于先秦文献,是战国中期的东周国君,‘恭太子’则是西周君武公的太子。这篇文献有可能是编著于战国晚期、用来对贵族子弟进行政治教育的教材,在出土简帛文献中属于首次发现。”此外,《周驯(训)》中提到周文王有四子,这与之前的记载不同,也具有重要意义。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是历史的意义，也是历史的价值。务实求真，开拓进取，是研究的本义，也是研究的价值。北大竹书的发现与研究，其意义与价值，也正在于此。本版文并图/肖伊绯

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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