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作者:马学良　　　 出处:贵州民族研究

　　内容提要：语言文字的发展，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程度。我国的民族政策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创制新文字和改革旧文字时必须结合实际、慎重行事。双语言使用的现象，是许多民族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双语教学是学好民族文字和汉语文的重要手段，民族语文工作的开展，要大力培养本民族的专业人才。建立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的实践证明中央决策的正确。论文在许多方面结合了贵州的实际，如新文字问题谈到了布依文和苗文，老字问题谈到了彝文;双语现象联系了仡佬语和土家语等。论文谈到台湾南岛民族母语的现状，呼吁台湾有关科研部门，应大力抢救这些母语的材料，并尽早地解决他们的文字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实现意义。

　　关 键 词：母语、历史、文化


　　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野的分界线

　　母语是一个民族的第一语言，用以交流感情、积累知识、传播文化，是与一个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因而国外有的语言学家把语言比作空气，认为二者都是须臾不可离的。然而，语言受时空限制，因此文字应运而生。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可以超越时空，人类的科学文化借此继往开来，繁荣发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认为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野即“这一阶段(指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摩氏的论断，在我国是很多民族文化兴衰的试金石。四十年代初，我作为李方桂先生的研究生，有幸随从李先生初次踏进云南路南县圭山彝族支系的撒尼地区。那时该地区真是穷乡僻壤，文化闭塞，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既无彝文学校，也无汉文学校，居民大多还处于蒙昧混沌时期;又如四川凉山彝区，五十年代以前还是奴隶制社会，与外界不相往来，因而国外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想进凉山调查者，　一般被拒之境外，　从而在西方有“独立罗罗”(Independent lolo)之称。

　　以上两个彝族地区，随着时间的转移，仅半个多世纪，路南县的《阿诗玛》叙事诗已是闻名世界文坛的名著;另有风景幽美的石林，游人如云，已是世界各国旅游者的胜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由一个边远的小城市，一跃而为经济文化繁荣的现代化城市，最先进的卫星发射塔矗立在原是群山叠峦的荒漠中，全自治州所属地区，县县有中小学，首府西昌还有大学专科学校。过去彝族小学生都很少，而今大学生、研究生已不罕见，有的还在海内外攻读硕士生、博士生，这种文化上的巨变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

　　文化的飞跃离不开文字的使用。我们知道，彝族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彝文创始于何时，大都来自民间传说，见之于彝文经典的很多，但都像汉字创始人仓颉一类是神话式人物，因而不能断定彝文产生的年代。近年来中外学者根据汉代《白狼王歌》中“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三章，《后汉书》载汉文译文，《东观汉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训诂以为华言。”除汉文译文以外，又用汉字说明原来的语音。丁文江先生在他所收集的彝文经书《彝文丛刻》的自序中认为“白狼文就是彝文的前身”。我们从歌辞的语音、语法、词语考证，确属今彝语支语言，而更接近彝语。如此彝文创始不会晚于东汉，距今将近二千年，而今存世可考的有明代彝文金石铭刻及彝文经典手抄本、木刻本，这些出土文物和大量经典主要出自云南、贵州一带，如以往中外学者已知的云南的《镌字崖》、贵州的《新修千岁衢碑记》、近年来在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发现的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铜钟，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较以往所知的明代《镌字崖》、《新修千岁衢碑记》等彝文刻石早四、五十年。大方县发现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的彝文碑文，长达1922字，木刻本《劝善经》全书达2.2万余字，如此长达近二千字的碑文，二万余字的木刻本，在文化不发达的地区是不可能的，而且主要集中在贵州水西地区，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据彝汉史志记载，罗甸王国在东汉后就建立于贵州大方、毕节、黔西、金沙……在强盛时期，曾发展到清镇、修文、贵阳以至都匀，其政治中心，即王国的首府，长期在白乍戈，即今大方县城。元朝以后，罗甸又称“水西”，因其地处乌江上源鸭池河、陵广河之西，其首领从中央王朝封为宣抚使。明以后改顺元宣抚司共十八代，均经明王朝封世袭贵州宣慰使。从水西彝族发展史看，可以说明该地区历史悠久，曾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从而可知今存彝文金石铭文，多出于水西彝区，其文化所及，直至云南、四川等彝区。这正符合摩尔根指出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降及清代，改土归流，从此土官式微。彝文经典仅操于巫师呗耄之手，作为祭鬼神、除祸祟举行法事的经书。四十年代我在云南武定暮莲土署，看到土署的巫师，只能读经，不能解经，我当时想请一位经师开讲而不可得，当地彝民既不懂彝文，也不学习汉文，人人成为双文盲。原有的彝文经典和文献丧失殆尽，文化由盛而衰，彝民又回到了愚昧状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6%， 据1954年分析当时全国4000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状况是:有通用文字的约1600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40%左右;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约2400万人，占60%左右，为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1955年政务院决定“对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制文字”。

　　二、有些新文字为什么不如旧文字好

　　为了实行这一决定，1956年在全国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的普查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对近40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作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帮助一些民族创制和改革设计研讨文字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创制和改革了二十余种少数民族文字。

　　几十年来我们在创制和改革民族文字的进程中，为民族语文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教训。

　　在创制改革民族文字时，要按民族的历史情况和语言的客观规律，要实事求是解决民族使用文字的问题，既要尊重使用者的意愿、感情和习惯，还要把主观愿望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曾因考虑不周，经验不足，对解决一些民族使用文字的问题，走过一段弯路和失误。如1956年制订布衣族文字方案，认为布依族语言跟壮语同属壮傣语支，语音、语法很接近，因而，采取布依文和壮文建立文字联盟的方针，在试行中，发现这样处理文字问题，既不合科学规律，又违反本族人的感情和意愿，于是对文字又作了修订。又如五十年代初期创制了一种拉丁字母的新彝文，曾在一些学校实验教学，1956年又对新彝文作了修订，反复改订，使学习者丧失了信心，更重要的原因是彝族原有传统的老彝文，曾留下丰富的彝文经籍和金石铭刻，在彝族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深入人心，所以新彝文不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又帮助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整顿和规范了原有老彝文，取代新彝文，于1980年在凉山地区执行，在普及教育，提高科技知识方面收效很快。同样曾为原来使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从执行的结果来看，由于改变较大，群众不易接受，因而于1982年又恢复原有文字，新文字作为一种拼音符号予以保留。

　　如上所述，帮助一些民族创制和改革原有文字，我们的经验是对原无文字的民族，可以创制以拉丁字母为拼音的文字，对原有文字的民族，进行文字改进和改革必须以不影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民族感情和意愿为原则。如五十年代帮助拉祜族、景颇族设计了文字改进方案，帮助西双版纳和德宏等地的傣族，设计了四种傣文改进方案，从推行的结果来看，景颇文、拉祜文和德宏傣文，由于基本保持原有文字的形体和结构，改动不多，学习效果较好。而西双版纳傣文，由于改动较大，群众不易接受。新维吾尔文、新哈萨克文则改原来的阿拉伯字母为拉丁字母，使文字体制有了大变动，影响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跨国文化的交流，不易为群众接受，因而推行不久就又恢复了原有文字。

　　民族语言文字的改革和使用，既是一个体现政治上平等的问题，又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平等，影响民族团结，甚至造成流血事件。殷鉴不远，不可等闲视之。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要特别注意语言的实际情况和语言的发展前途。我国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杂居的多，聚居的少，因此方言差别较大。如彝族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区，形成六个方言;苗族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七个省区，形成四个方言。有的方言差别大于两个语言，创制拼音文字，先要选一个方言作标准音点和基础方言。在方言多、差异大的语言，若按这种方法设计拼音文字方案，只便于少数方言土语区的人学习，不利于其它方言区的人学习。我们五十年代缺少实践经验时创制的拼音文字大多如此，只有苗文按四大方言提出了黔东方言苗文、川黔滇方言苗文、湘西方言苗文、滇东北方言苗文四种方言文字方案。(1985年《苗语简志》中已改为三大方言——编者)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为方言多差异大的民族设计一种拼音文字，由于文字的拼音符号与其它方言不合，因此学这种拼音文字，比学另一种语言还困难，因而不利于推广。如上述彝族文字开始推行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只在凉山一个地区经过多年试验，很难推广到其它彝族方言地区，其后通过在原有老彝文的基础上整理出一种地区性的规范彝文，推行顺利，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几个彝族聚居县，已有8个县成为彝文无盲县， 并且翻译整理大量的科普书籍报刊和文化遗产，文化教育发展很快。我们再以贵州推行黔东苗族方言文字为例，曾在台江县台拱区同时办了两个班，一个是苗文试验班，一个是汉文扫盲班。实验结果证明，这两个班开始时每班四、五十人，后来汉文扫盲班办不下去了，而苗文班人数却越来越多，以致班里容纳不下。民族文字之所以如此受到群众的欢迎，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与他们的语言是一致的。

　　掌握民族文字不仅对汉语文的学习有帮助，而且对外语学习也有好处。因为外语和新创的民族文字都是拼音文字，字母形式也相同，掌握了民族文字的拼音知识及书写方法之后，学外语就不那么费劲了。

　　三、双语教学是加快学好汉语文和民族文字的重要手段

　　双语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在我国这种多民族的国家，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局面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这种分布局面是决定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任何一个民族如若没有一部分人使用双语，起到沟通民族关系，引进外族先进事物和经验，就难以想象这个民族能够顺利发展，特别是现在民族间的来往日益频繁，都离不开交流思想的语言，双语制越来越重要，而多民族共同交际语汉语，就更为重要了。

　　为了在民族地区更好地进行双语教学，必须分两步走，就是要在使用和发展本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再学习第二语言，只有学好本族语文，才能普及基础教育。

　　从双语教学的实践中证明，运用对比法，使学生容易理解，理解的东西有利于巩固，学起来生动活泼，收效较大。尤其对文化较低初学阶段的学生，可以适当地使用学生的母语进行解释和对比，随着第二语言水平的逐渐提高，第二语言直接教学法可以增多。

　　双语教学与研究，是应用语言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双语的发展是同科学文化的提高密切联系的。但是必须看到，一个民族使用什么语言，要不要兼通另一种语言是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决定的，而且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在我国由于民族情况复杂，促进双语的发展要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一些文化教育事业不甚发达的民族地区，目前主要还是使用和发展本族语言文字。在发展本族语言文字的同时，进一步学习使用其它民族的语言文字，特别是一个国家中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双语现象也将得到发展。

　　四十多年来，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有了较大的发展，表现在使用双语的人数有了大量增长，尤其少数民族懂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对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一个崭新的专业在中央民族大学诞生

　　为了帮助各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必须大量地培养民族干部。早在1950年政务院就批准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其中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有“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后，就为发展民族语言文字设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崭新的学科民族语言专业。这种新的专业既无师资，又无现成的教材，一切从零开始。当时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借调藏学专家于道泉教授和我来院筹备建系，由我主持教学工作。面对这样白手起家的艰巨任务，我首先考虑到教师和教材问题。二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有自力更生。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各民族建设事业的发展，首先要依靠本民族内部的力量，大量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民族语文工作上，这项任务更有其重要的意义。只有本民族的语文干部成长起来，民族语文工作才能很好的开展。因此在语文系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就把培养少数民族语文教师的工作，当作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

　　我们在选调少数民族语文教师时，要求他们具备如下条件：对本民族语言掌握纯熟，使用面较广，有一定的本民族文化水平和汉语文程度，跟当地群众关系较好。培养过程中，首先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因为我们的教学对象是汉族学生，教师汉语文的水平关系到双语教学的成败，在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后，加强语音学的训练，对少数民族教师来说，如何掌握语音学的知识，在教学工作上有很多的便利。因为我们的语文专业班，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教师必须通过语音学的学习，掌握了音标符号及语音科学的基础知识，才能制定一套为教学和编写教材的拼音符号。同时对每一个民族语文专业的少数民族教师配备一至二名有一定语言科学知识的汉族辅导员，帮助教师提高文化程度，共同编写教材和进行课堂教学。


　　学习民族语言不能单靠课堂学习，在校学习一段后就要到民族地区实地学习，因为在与当地群众相处时，必须使用民族语言进行交际，因而比在校学话更易收效。通过实习不仅熟练和丰富了所学语言，提高了听和说的能力，一般都能用所学的语言和群众交谈，就近搜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谜语、谚语、歌谣等资料，为研究语言、民族文学、宗教、历史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根据以上所说的教学过程，我们认为要学好一种民族语言，在校学习和当地实习是两个同样不可缺少的环节。没有在校阶段的基本训练，就不能为当地实习准备良好的条件;不经过当地实习，就很难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

　　四十多年来，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先后开设了藏语、彝语、纳西语、景颇语、傈傈语、拉祜语、哈尼语、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黎语、苗语、瑶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满语、朝鲜语、突厥语、佤语、高山语等24个少数民族语言专业，我们对这些专业，在开班之前，一般都要先到开班的语言所在地区进行调查，编写教材，惟有高山语班，由于一水之隔可望而不可及。当时只好由亡妻何汝芬到福建物色四位高山族教师，先由我和何汝芬同他们理出阿眉斯、布农、排湾三个语言的音系，再教他们掌握拼音符号编写教材，于1959年开始招生，招考9名汉族学生， 由何汝芬主持教学任务，以学习阿眉斯语为主，辅以布农语和排湾语，师生教学都很努力。通过这个班的开设，我们感到高山族虽孤悬海外，但他们的语言却回到大陆各兄弟民族语言之列，也算是我们为台湾高山族同胞尽点微薄之力，并且培养了四位高山族教师和一批高山语的优秀人才。这次大陆参加该会的曾思奇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文当年都是高山语班的佼佼者。<

　　这些专业班的学生，除高山语班外，都到所学语言的民族地区实习半年至一年，尤其在1956年一部分师生参加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在工作中实地学习，具有调查民族语言和科学研究能力，特别是重点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民族语文工作者。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分布在各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中学、语文研究单位、翻译出版部门和广播机构等。他们当中有些已成长为教授、研究员，有的科研成果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他们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正起着骨干作用。

　　五、维护民族母语是两岸学者的共识

　　本文一开头我就引摩尔根《古代社会》说明人类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野始于有无文字和文献记载。我所以不惮烦地介绍四十年来大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情况，为的是说明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从蒙昧时期走向文明的标志，也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人以至一个民族说自己的语言，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应有充分的权利。然而，在历史上由于民族歧视政策，禁止说自己民族的母语，使用民族文字，但是语言不像其它社会现象，在短时间内自生自灭，而它的顽固性可以延续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有的学者把语言比做古生物的化石。由此可见禁止、消灭语言都是徒劳的。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语言却有80多种，甚至更多，我们在民族地区调查语言，往往不自觉地发现一种新语言，如同考古学家在地下发掘出新的古物一样，拓宽了研究范围，丰富了学科的内容。尽管如此，也有的民族由于学习主体民族或其它民族的先进经验，彼此交际频繁，自愿选择适于交际的语言，而自己的母语，先由双语而逐渐减弱，以致消失。据调查，大陆有些民族语言由于形势的发展，新生一代人已不会说母语，而母语只保留在少数老人的口头上。新生一代人说主体民族的语言汉语，学习汉文，这与其民族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这是自愿学习汉语文的，如同对外开放以来，不但学习汉语，学习外语文的也越来越多。因而，对母语的维护与发展要有清晰的认识，对不同情况的母语，要有不同的措施。

　　恕我对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实地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我从一些专家调查分析的材料看，与大陆有些民族母语的处境相似。如80年代李亦园先生在阿美语字典序中提到“台湾土著语言，的确是研究太平洋土著民族的语言文化史极为重要的材料，然而这些二十种左右的土著语言，有一半以上已完全失传，另一半目前虽不致成为死语的阶段，但是也濒临绝灭的状况。”语言和文化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民族语言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也随之消失。这固然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损失，也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损失，而且是不可补偿的损失。同样大陆民族母语的消失也很严重，我们语文工作者对这种母语的维护及抢救作为最紧急的任务。例如满语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逐渐缩小使用范围，现在只有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和富裕县有少数满族老人还能使用满语进行口头交际。我们至今还派人去这几个县市抢救满语，通过一些老歌手和故事家记录满语资料和音档，并在黑龙江省设满语研究所，做长期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多种报刊和专著。还有的民族名存实亡，对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也做抢救工作，如西夏文献的收集研究。在宁夏设历史研究所由著名西夏文字专家主持研究工作。两岸的一些民族母语都有相同的情况。我们应及早携起手来，为了维护民族母语，两岸共同来个对母语的“双抢”。这次会议的主题正是讨论维护台湾南岛民族母语的问题，这是一次有远见的、明智的会议。

　　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的，它的兴亡衰替取决于社会的发展与兴衰。上文说过两岸民族语言发展规律如出一辙，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很自然地要向先进的主体民族的语言靠拢，因而从母语发展为双语制或多语制，便于向主体民族或先进民族学习和交流，而母语逐渐减弱或消失，或仅保存于少数老人口中，上述的满语正是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的。这种语言自愿融合现象，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对统治的民族采用强迫同化的政策，而是为了自身发展需要，而换用另一种语言一般是主体民族语言，这属于语言替换，而不是语言强迫同化(换用语言往往不是整个民族同时进行的，而是各地有先有后)。语言的替换并非一蹴而成，我们调查民族语言时往往看到一家三代，第一代会说两种语言，在社会上使用主体民族语言，在家里使用本族语言;第二代只能听懂而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到第三代只会一种主体民族的语言了。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这种使用语言的情况很多，例如满族和畲族，绝大多数人都转换操汉语了，少数人还使用本族话;土家族和仡佬族等的语言也是如此。历史上这种事例也不少，北魏的孝文帝不仅不强迫汉族鲜卑化，而且推行鲜卑族全面汉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命令自己鲜卑族官员在朝廷里使用汉语文，加上鲜卑族劳动人民积极学习汉语文，鲜卑语终于被汉语代替了。北宋以后，契丹、女真先后进入中原，党项族占据西北，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置汉族于其统治之下，满族统治全中国近三百年，满语也被汉语代替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汉族人口多，文化水平高，经济比较发达。这些民族尽管他们的语言失败了，然而他们大量的文化遗产却被保留下来，如女真、契丹文、满文的历史文化、党项的西夏文史资料，满语虽早已消失，但满族仍屹立于多民族之林，而且是人口较多、文化素质很高的民族，为什么?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七、维护母语，发掘民族文化遗产

　　时至今日，我认为维护台湾南岛民族母语，抢救保留在母语中的口承文化，这是维护母语当务之急。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特别是科学工作，人的因素第一，没有思想上的正派、专业技能过硬是办不到的。首先要参照大陆为进行少数民族的各项工作，北京和地方上下其事，兴办各种学校和有关科研机构、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等，如全国有少数民族最高学府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即中央民族学院)，还在各民族地区设置12所民族学院，还有专业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文编译研究所、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字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研究西夏文、黑龙江省的满语研究所，而且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各地的这类机构，专司民族事务的领导管理工作。台湾要做维护现存民族母语的工作，首先应设置专门培养各种语言专门人才的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外科学家对“语言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越来越多的人有此共识，尤其是社会科学很多专业是离不开语言科学规律为指导研究的。早在19世纪欧洲雅各·格林和拉斯克·博普等人在语言学领域内所创立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对民间文学的神话学派乃至后者其它学派的研究家们，产生过并且现在还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的研究方法就是应用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强调语言作为民族历史遗迹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他指出“语言当中包含着对经济结构、法律、风俗习惯、物质文化形式和国际关系的反映。”他在《德语史》一书中更强调指出“有一种比骨骸、武器、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充分呼吸，哪里存在着语言的声响或者保存语言的碑铭，哪里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同邻族关系当中一切不明白的地方就会消失。就古代史而言，这种保留下来的遗物使我们惶惑莫解，而别的史料又付诸阙如，这时除了详细研究我们的语言和土语亲属关系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了。”(德语史序言)可见语言对研究民族历史的作用。格林所谓的历史含义是十分广泛的。如他在进行神话研究的过程中，时刻不离语言学特别是语源学的考证分析，在他看来语言的历史也就是神话的历史。在我国，大多数民族，包括台湾南岛诸民族都属于没有文字的民族，主要从母语中直接记录他们的历史文化神话故事传说歌谣等。如长篇史诗，有的虽也有抄本刻本但毕竟不如口头流传的完全，因而是调查研究各民族口头传承的重要手段。

　　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历史文化，民间神话故事传说和歌谣全靠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他们有惊人的记忆力，如有的民族对自己家族几十代甚至百余代的家谱能背诵如流;谈到关于先民的历史事迹如数家珍，日以继夜说个不完。特别是举世闻名的长达百万行60多部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藏族文字巨峰中的珠穆郎玛”，是迄今我们所知世界上最长的一部民间文学巨著，就是由藏族札巴老人和一位青年玉梅口述的，史诗内容据考证有许多记载，可以与《旧唐书》相互印证。但是有人以为一个民族没有文字，就没有自己的历史或者信史，照此说来，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历史，最早也不过四、五千年，四、五千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其实以口头传说为写正史的史料者在我国不是前无古人，司马迁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鉴于此。他的《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正是取材于各地传说，因而他曾经“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只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商代的片断史实。那么处在上古时期五帝的事迹，应当说，主要是靠口头传说了。可见《五帝本纪》史料来源是通过各地长老传述得来的。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其它有关学科的配合，加之从地下发掘的古器物、古生物的遗迹，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分布的情况，已把人类的历史上推至若干万年，今后如果再佐以民间的口头传承，更可接续人类史前时期的历史。

　　八、任重而道远

　　既然大多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是由口头传承下来的，我们可以语言为手段，采集整理，编写各民族的各类文史书籍，大陆有关少数民族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协会等已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还有十大文艺集成，其中关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另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主编的各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概况。已陆续出版，资料来源主要是从口头传承收集到的。因此，搜集、整理、翻译民族民间历史文化资料，必须具备语言学、民族学等科学知识。

　　最后，我还要回顾本文开头对摩尔根所说文字是人类文明野蛮分界线。一个民族都希望有自己的文字，尽管学习多少种其它语言文字，还是热爱本民族的文字，即使它已失去共同交际的职能，但它是文化的载体，它是贯穿世世代代文化的主线，主线断了，文化也就散失了，所以任何民族都有热爱自己文字的深厚感情。大陆上的少数民族有传统文字的民族要求繁荣发展，没有文字的民族要求创制文字，或共同使用一种文字，总之，都要解决使用文字问题。台湾还有十多个南岛民族，他们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我们虽不能亲临其境调查，但仅从几位高山族教师口述记录了大量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料，有的正在出版，如曾思奇教授的《高山族民间文学》等，曾教授的夫人李文从布农族老师林青春口述记录了布农族传承神话、故事传说等达九百多页，并且是加注音义的四行译法，由此可知高山族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一般保存在老年人的记忆中，而新生一代很少有人传承下来，这就需要及早收集整理。因而要提出一个文字问题，高山族的记音符号，中外学者和教会人士都各有一套，必须创制一套公认的文字或记音符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责无旁贷要担负这项“仓颉”的重任。据我所知早在60年代非汉语之父李方桂先生就指导所内语言学专家长期调查研究南岛民族语言，发表了很多著名的文章和专著，对南岛民族语言有特殊贡献，有大陆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经验，结合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我相信解决南岛诸民族的文字问题，虽说是重任，对研究有素的专家来说，实际是轻车熟路，一定能设计出南岛民族世世代代盼望的好文字。

　　上文我特别介绍大陆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经验教训，所谓经验是比较成功的，教训是走了弯路，甚至是失败的。我们知道创拼音文字，要选一个比较公认适合自己语言的标准音点和一个面比较广的基础方言，这是关系文字创制成功和失败的关键性问题，尤其是方言差别大的语言，宁肯多设计几个能切合各方言母语语音的标准音点，作为拼音的标准，符合自己母语语音的文字符号易学易记，否则给诸多方言设计一个标准音点，不属于标准音点的方言区就不易学或很快就放弃不学了，这个教训我们是经过的。50年代全国组成七个民族语言工作队，我任第二工作队的队长，负责苗、瑶语的调查和设计苗族文字方案。苗语分四个方言，方言中又有许多土语。方言之间差别有的大于两个语言，土语之间的差别，有的不小于方言。在这种情况下，若按一个方言设计一种苗文拼音方案，其它三个方言区的人势必无法学习与自己方言差别太大的文字，为此，大会讨论、小会商量，人多意见杂，做不出决定，最后在一天深夜，我和王辅世先生(副队长)、张济民先生(队秘书)共同研究，按具体情况作具体解决的办法，我们三人一致同意创制四种苗族方言文字。我尝以古人“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话以解嘲。创制方言文字，在当时也算得是首创。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得到苗族群众的欢迎，而且有利于扫盲和促进文教事业的发展。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在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扫盲奖。民间传承文学、艺术、宗教礼俗、历史文化等主要是通过母语口传下来。当前世界史学重视“口述历史”(oral history)，通过“口述历史”，史学家可以抢救性地保存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据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50年代初就成立了“口述历史部”主要请名人口述自传。最近从报纸上偶然看到台湾的“口述历史工作”起步于1959年中央研究院，1984年春正式成立“口述历史组”，开始出版“口述历史丛书”。我在上文说过二千年前我国司马迁作“史记”时就已应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写《五帝本纪》。因此，“口述历史”的“发明权”当属于中国吧，目前大陆兴起“纪实文学热”，为了维护母语，抢救文化遗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继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历史”开展“口述传统文化热”。

　　我希望通过这次母语研讨会为了继承弘扬南岛诸民族的优秀文化，早日创制一种或几种文字或记音符号，及早把世世代代的传统文化历史以及民间文学等口头传承记录下来，整理出版，进行交流。一个民族有了文字，有自己的历史，有优秀的文化，这个民族是不会消亡的，而且会越来越坚强的。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为发展民族文化，愿尽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马学良，男，汉族，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文科研究所。曾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中央大学、东方语专副教授、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系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著有《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撒尼彝语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