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15日
女书是“闺中密语”吗？
■赵丽明
--------------------------------------------------------------------------------
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主要用于诉苦。女书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形态。这是一种音符字音节表音文字，每个人基本用字有五百个左右，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方言土话。
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套系统的女性专用文字。女书的出现，是对畸形文明的无奈和补充？还是对社会进入文明的讽刺、挑战？不管怎样，它都是中国劳动妇女的创举，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它不是秘密符号，记载的不是“闺中密语”。迄今我们所看到的女书作品中没有谈情说爱的内容，没有一首情歌。女书的主人，只是要做“君子女”，用争得的话语权构建一个平等、自由的精神家园，她们不愿无声无息地被社会吞没。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性系统文字。2004年9月20日中午，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的阳焕宜去世，这最后一位经历女书文化全过程的百岁老人给女书画上了一个句号，标志着原生态女书历史的结束。
原来濒临灭亡的女书真的要失传了吗？
令人欣慰的是，女书非但没有失传，相反越来越多人开始学习女书，女书获得了重生。对这种女书新的“繁荣”，我们欣喜而又担心地称之为“后女书时代”。后女书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是失传，而是失真。这关系到这项文化遗产能否科学加以保护、真实地加以传承，使之为全人类共享。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叶湖南博物馆的李正光在周硕沂的帮助下到江永调查，撰写论文，女书进入国家有关学术部门（《中国语文》、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视野。自50年代末开始，《永明（江永）解放十年志》、《江永文物志》等地方志多次予以记载。80年代重新被学术界所关注后，女书资料流失十分严重，有的转卖给境外。最后一代女书老人，高银仙、义年华去世。女书濒危。值得庆幸的是上个世纪末一些女书原件被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珍藏。
笔者曾于1990年寻访到最后女书老人阳焕宜，1994年寻访到最后的自然女书传承人何艳新（1940年出生，10岁至12岁和外婆学习女书）。最后守望女书的老人使我们还来得及对女书抢救、整理、解读，正本清源。阳焕宜老人看到她《百岁女书老人作品集》出版，欣然仙去。在何艳新的帮助下，几届清华学子付出无数寒暑节假日完成《中国女书合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给世人留下一份真实的文化遗产。
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以来，当地政府开始重视女书，特别是近些年来，采取一系列抢救保护女书的措施，如阳焕宜老人晚年得到当地民政部门的关照，支持开办女书学校，开放旅游，开展女书普查，命名“女书传承人”等。
但是女书有时被炒“歪”了，被炒“过”了，甚至被假造（假字、假书、假地、假说）。似乎女书是阴森森的诡秘文字、秘密符号，记录的是“闺中密语”，这样的理解就是误区之一。
传承文化遗产基于科学抢救整理。科学就是尊重原生态，厘清本来面目，呈现原汁原味文化，保护文化原产地。
方块汉字的变体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是文字似乎与生俱来，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了男人社会里男人的专权专利。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旧社会的妇女更是处在被压迫、被剥削、被歧视者的最下层。她们在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四重压迫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习呢？她们几乎统统是文盲，连起一个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但是她们也是人，并不是牲畜。她们有思想，有感情，能知觉，善辨识。她们也想把这些感情表露出来，把自己的痛苦倾吐出来；但又苦于没有文字的工具，于是就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自己创造文字。宛如一棵被压在大石头下的根苗，曲曲折折，艰苦努力，终于爬了出来，见到了天光，见到了太阳。试想这是多么坚韧不拔的精神，多么伟大的毅力，能不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男子汉们敬佩到五体投地吗？这难道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吗？”(《中国女书集成序》)
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主要用于诉苦。女书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形态。女书是一种音符字音节表音文字。每个人基本用字有五百个左右，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方言土话。这是女书的科学定义。
女书是记录当地汉语土话的表音文字。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近音词。每个人基本用字有500个左右（包括异体字），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土话。女书是一种音符字单音节表音文字。以少记多正是女书特点。
单拿一个女书字，女书老人也不知什么意思。她们采取出声吟诵的阅读手段直接将书面符号还原为有声语言，上下文串通意思来区别同音词，即只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一个女书字体所标记的音节表示什么意思。
当地土话比较复杂，但是女书有特定的读书音——城关音。这是当地的雅言、普通话。这说明女书的主人创造并享有一种自觉高雅的文化生活。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套系统的女性专用文字。只在女性中使用。在当地“一语二文”，男人用男字（方块汉字），女人用女字。
女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女书、女歌、女红、女友构成了女书文化。而且是一种阳光文化。主观上女书并不是秘密文字；恰恰相反，女书的主人大大方方“拿笔修书传四边”，向全世界宣读她们的心声。
女性专用文字的出现，是对畸形文明的无奈和补充？还是对社会进入文明的讽刺、挑战？不管怎样，女书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伟大创举，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文房四宝”和读写方法
女书字形有其独特的女性美，古朴清秀，柔中有刚，飘逸中透出风骨。这种风格、韵味体现了女性的智慧才能和不屈不挠的性格。这与女红图案有密切关系。
当地有个传说。古时候，唐朝或者宋代，荆田村胡家出了位皇帝娘娘，叫胡玉秀。因她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作皇妃，但却受到冷遇，万般清苦，便创造了女书字给家人写信。她把这种字写在手帕上，托人带回家乡，并告诉亲人看信的秘诀：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话读音去理解意思。这个故事传达了几个重要信息：除了女人用来诉苦之外，女书的阅读方式一是“斜着看”，即把斜体还原为正可识；二是“按土话读音”，即女书是记录当地土话的。
女书载体形式即“文房四宝”的“纸”，有纸质布面手抄本、纸片、扇面、布帕、花带等。女书的经典文本是自制的布面册本“三朝书”，款式似中国传统线装书，是姑娘出嫁后第三天最珍贵的礼物，将伴随主人一生，还用来夹女红花样丝线等，去世时放进棺材或烧掉，到阴间继续享用。三朝书是妇女们亲手做的手写本，有一致的装潢、缝制的方法。整个封面美观、大方、坚固、厚实，便于经常翻阅、保存，便于携带、使用。纸书常常是红纸。扇子也是妇女喜爱的女书式样，无论写或读，即展即合，文雅，方便。帕书是把女书绣在手帕上。所以也称读女书为“读纸、读扇、读帕”。带子花是绣在花带上的女书歌、吉利话，并且用花带拼成“八宝被”。女书的笔原来是用竹篾或“棍子笔”。女书的墨原来是“锅底灰”。后来逐渐用毛笔、用墨，甚至“与时俱进”，用圆珠笔、签字笔。女书老人说，男人写男字在桌子上写，女人写女书是在膝盖上写，可以一边做饭，一边写。女书主人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把女书产生的社会原因讲得很清楚。这里妇女有唱歌堂的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1993年在南京发现了一枚太平天国铜币，上面竟有女书字“天下妇女，姐妹一家”！史料记载，当年太平天国曾在道县江永一带扩军数万。很可能就有懂女书的“女兵”也跟着“女营”打到南京，成了高位“女官”。（详见新编《江永县志》及2000年3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女书是对男尊女卑的旧制度的文化抗争，从山沟写到京城，从纸书、扇书、帕书写到太平天国的铜币上，虽然只是彗星一闪，却蕴含一种质的升华。
不是“闺中密语”而是公开信
女书不同于官方的、宗教的文字，也不同于青楼思春、弃妇哀怨之作；它就是普通农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民间文字，是记载民歌的文本形式。女书是阳光文字，女书文化是阳光文化。公开唱读女书，特别是婚礼贺三朝，就是宣读公开信。
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内容非常丰富，女书文学以苦情为核心，从内到外、从小到大是三个同心圆，即女书作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原生型、次生型、再生型。
1.原生型：寡妇诉苦、姊妹结交等。这类作品代表女书本体自身文化。
2.次生型：哭嫁、叙事、儿歌、民谣、祭祀等。这类作品属于区域共享文化。
3.再生型：翻译转写汉字作品，如《祝英台》《孟姜女》《卖花女》以及唐诗等，是一种再创作。这是主流文化移植。
坐歌堂、女红、婚礼贺三朝书等说明，女书具有习俗功能、礼仪功能。礼仪是社会价值观的规范化、程式化、制度化。这种礼俗化的凝固，使女书文化由女性的需要成为全社区的必要。这十分重要，说明在当地女书的价值受到全社会肯定。礼俗功能是女书传承动力之一。
农事歌、儿歌等说明，作为母亲文化，女书具有教化功能、传授功能。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历史知识、生产生活技能以及道德培养，只能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自己的体验以及民间文艺的欣赏来获取。女书作品内容的丰富，不仅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升华、陶冶。同时，也传承了知识、伦理。女书有德育、美育、智育功效。
同时正是因为有了文字，口头文学成为书面文学。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娱乐欣赏的情趣。“写出女文传四方”，女书老人十分坦然地道出自己的创作动机。她们不愿无声无息地被社会吞没。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学，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形式，记录下女人的命运与抗争，蕴藏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存储了姊妹的情意和慰藉。
女书不是秘密符号，记载的不是什么“闺中密语”。迄今我们所看到的女书作品中没有谈情说爱的内容，没有一首情歌。并不是传女不传男，据乡中心校老校长唐功伟调查，百年间，曾有几个不识字的男人向妻子学会女书。女书的主人，只是要做“君子女”，用争得的话语权，构建一个平等、自由的精神家园。
人类共需的精神家园
女书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四种：1.家传式。家庭女性长辈传晚辈，但不一定母传女。2.私塾式。花钱拜师。3.祭祀式。到娘娘庙许愿，烧香化纸，在神龛上拿一份别人写的女书回去看读（“花钱买书”），再用女书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送到神龛上，让别人去读、去写。4.歌堂式。先会唱后学写，互教互学，这是女书传承的主要方式。
女书的娱乐功能、调适功能，具有鲜明的群体性。欣赏、娱悦、宣泄、疏导、共鸣、交流、平衡，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些基本需求。这些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的农家女，用这种说唱文学形式，女性群体参与，自演互娱，自我欣赏，自我享受。歌古道今，唱人叙事。尽情倾诉悲愤，痛快宣泄不平。在姊妹情义的交流中获得共鸣与理解，在自己创造的美好的精神王国里看到光明。女书主人在独创的女性天地自由世界才享有平等、自尊和某种高雅。在自我展示、自我肯定中进行社会调适和心理调适。清苦、抑郁、甚至绝望的情结得以疏导，达到某种平衡。使得她们勇敢地面对命运，承受人生，不断追求新的生活。这实质上是一种美学力量。女书里没有男欢女爱的情歌，也没有绝望轻生的哀歌；有的是“君子女”的自尊。
一位澳大利亚心理医生早在1992年就办了“女书心理治疗中心”。她并没有见过女书，甚至不知在哪儿，误以为在贵州；但她非常敏感地抓住了女书功能最有价值的核心——倾诉、共鸣。女书已经超越了那方山水盆地，为人类提供了共需的绿洲、共享的精神家园。
女书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不仅使文字学、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各学科的学者们眼前为之一亮，也给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我休憩的心灵港湾。
为何流传方圆不到百里
潇水环绕，迂回分流；南岭绵延，山路弯弯，形成集聚而又分割的村庄，星罗棋布。女书就在是默默开在这南岭水畔的一朵亮丽山花。女书仅仅在江永县东北上江圩乡及其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
女书流行地区基本是聚居村落，大多散落在潇水两岸。民居院落紧凑密集，石板小巷，街门凉亭，宛如迷宫，具有某些防御性。青堂瓦舍，带天井的两层楼，颇具江浙、徽赣一带的民居风格。这里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男耕女织、男婚女嫁，这里的女人被称作“楼上女”。女书的主人几乎都是缠足“三寸金莲”。据当地主要姓氏的族谱和长者口碑，大多为宋元明时期从山东、山西、江西避乱、做官等辗转至此。从习俗观念上看，这里也是男尊女卑，女人不能上学读书，不能进祠堂，不能吃清明酒。用女书中的唱法，不能顶门立户“抵爷名”。她们常常抱怨，身为女人“错度红花不抵钱”。但是，这里的妇女较一般地区的汉族妇女又有其相对的自由度。这是因为，女书生存的上江墟乡（镇）位于江永县东北部，这里是三省、三县交界的地理边区，是汉瑶混居之地，又是南北文化交汇之乡。因此这里的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文化，而不能简单地冠以汉族的、瑶族的。女书是边缘文化汉风瑶俗的产物。
中国这么大，方块汉字用了几千年，怎么偏偏这里有女书？既传统，又开放；既保守，又自由。是她们既不同于纯汉族又不同于少数民族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拘谨而宽松的生存空间，使女书得以产生、发展。边缘地域边缘文化给了女书生长的土壤。因为女书是表音文字，仅仅记录当地的方言土话。当地方言复杂，相邻两个县、两个村，甚至一个村两头、一水两岸土话都不同。有的根本无法通话。所以，女书的流传受到两个局限：方言土话使用、“三寸金莲”出嫁所至。但是，女书却意外地出现在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太平天国的铜币上，标志着女书已经突破文化抗争，而试图走上经济、政治舞台。
后女书时代
在冯骥才、白庚胜等作家，学者的支持下，2004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女书研究专业委员会，邀请了季羡林、周有光、李学勤、谭琳（全国妇联研究所所长）、董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副所长）等专家支持地方申报女书为非物质文化世界遗产，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中国女书展。2004年9月10日，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召开了“女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女书走进中国最高学术殿堂。会上，清华大学抢救女书SRT工作组提交了20万字的《女书用字比较》等论文，为抢救祖国这份文化遗产承受了超常的枯燥寂寞，付出繁重的劳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会后10天阳焕宜老人去世，标志女书进入后女书时代。
目前，正在进行女书数字化建设，其中包括ISO国际编码、《女书电子方言词典》等，女书的各种资料包括原始文献等可以永久性的保存、收藏，更有利于女书文化的传播、发展，繁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对女书进行unicode编码的申请，让女书字符在unicode中占有位置，才能更方便的进行国际文化资源交流和国际合作，使女书进一步走向世界。女书提案被专家评委称作“可作为其他提案的范本”。（美国加州伯格力大学教授Deborah Anderson）汉字编码召集人、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副系主任陆勤教授写道：“我在中文标准化方面工作了十几年,接触了很多内地的学者。您所提供的关于女书标准化的资料是所有中文标准化的提案里最全面的,也是最神速的。”现在女书编码进入投票阶段。
2008北京奥运会期间，女书作为湖南省唯一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进入奥运村“中国故事”展览演示，受到观众热切关注。
女书是历史上一道文明之光，特别是妇女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女书构建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美丽精神王国，在无数女性被摧残、被压迫、被侮辱的黑暗制度下，这是多么难得可贵！这些山间水畔的普通农妇“君子女”的勇气、智慧、才华，在女书中得以展示。
女书是中华文明主体文化下的亚文化现象。是男权社会中的特殊女权——文化权利的抗争。女书是中华大文明的产物，即中原儒家文化、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互化的产物，汉瑶楚越文化的混血儿。
女书是一种历史范畴现象，是昨天的“深山里的玫瑰”（周有光）。女书，是旧时代中国劳动妇女的一支赞歌，也是数千年男女不平等制度的一支哀歌。今天阳光已经普照，男女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女书已经完成了它的社会使命，女书已经成为过去，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幸事。留给今天的是人类文明的一道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