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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满语消亡速度加剧 专家称百年内可能消失

满语:未来百年的存亡
在满族人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一本民族文化传承工具时，3万多锡伯族人把原本属于满族的语言和文字保留了下来。但是这3万余人处于一种时空高度压缩、不再天高地远的开放年代，由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快速启动时期特有的社会影响，使得作为“满语活化石”的锡伯语也已出现了明显的消亡征兆。为此，国内外学人极为关注其命运。
满语拯救者
本刊记者/杨东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200余万件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几代人也做不完
吴元丰每天早上7:15从他马甸桥附近的家出发，7:40左右到达位于故宫西华门内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上有枚铜牌:满文部。
每天8点之前的这段时间，满文部主任吴元丰都用来查收和回复信件，考虑布置部门一天的工作。除了翻译整理并研究清朝留下的200余万件满文档案，他的部门也承担着接待满文档案方面的利用者和满文文史专业大学实习生的工作。吴元丰本人还就定向培养满语文人才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过报告，并在中央民族大学办过一个“满文文史”班。
200余万件满文历史档案急待开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000多万件明清两代的历史档案中，满文档案有200多万件，对于这么庞大数字的历史档案，吴元丰说这要几代人才能整理编目完，翻译成汉文就更不用说了，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他们这一代人，每天即使只是打开卷宗，到退休也无法全部展开。
出生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吴元丰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二代满文档案专业人才，19岁那年，他被招进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干部培训班学习。
那是1975年，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偶然的机会，决定了他此生从事的事业。
此前的1972年，中美坚冰被打破，美国总统尼克松飞越大洋来到北京与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双手相握。这一年，病中的周恩来陪同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总统游览了故宫。
看到故宫各殿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尼克松问周恩来中国有人研究满文吗？周恩来总理回答有，当时陪同总理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也回答有。周恩来确实知道中国有人研究满文及其档案，因为他在60年代初亲自批准过这样一个满文班，故宫里可能留有一两位毕业生，但他此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批人在哪里。
1972年的冬天，这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满文专业人才，有的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有的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而此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由于中苏即将进行谈判，中国急需满文人才翻译研究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1 689年9月7日)中俄之间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以及当时的各种文件。这一条约由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沙俄全权使臣戈洛文签订于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使用的文字是满文和俄文。
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第二个满文班开始筹备，周健人打的报告，并且请示过毛泽东主席。于是第一届满文班的老师和第一届满文班毕业出来的学生，陆续从牛棚和他们下放之地回到故宫。
这个班之所以设在故宫而非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就是因为当时各大学正在半工半读。而封闭在故宫的学生可以一心读书。
来自察布查尔的师生
对于察布查尔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吴元丰来说，这个机遇之于他真是太偶然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学术机构到这个以满语为生活用语的锡伯族自治县招生。满文班招考的条件第一条就是家庭出身要好，当然还包括学习好、家里子女多等。招考者心里明白，名额中的6名高中生考取后，就不可能再回到察县工作，也不可能为家里尽什么责任了。他们一生都要在内地、在一个看似枯燥封闭，但却通往无限深厚的历史隧道里与满文打交道。
学习好、兄弟姊妹多，吴元丰都占了，但是他的家庭成分比贫下中农高一点，然而非常偶然的是，有位被挑选参加招考的男同学，他的家里不舍得让孩子跑得那么远，所以吴元丰就考取这个名额。与他一同考入故宫满文班的还有5位同学，一共3男3女6位高三学生从此走上一条与满文、清史和满族史打交道的生涯。
吴元丰的夫人郭美兰是同期考入的3位女生之一。
“刚来的时候不懂文字，但语言一听就懂，我用了两个月就学会了文字”，吴元丰回忆自己接触满文的过程。
除了6位自幼说满语的察县锡伯族学生外，1975年的这个班还招收了15位北京和东北的学生，他们中间有满族也有汉族，但是都没有满语基础。21位同学没有寒署假地学到了1978年从这届“满文干部培训班”毕业。
到了2000年，又一批学生考入了为翻译研究满文资料而定向培养的满文班，这次他们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有两位来自察布查尔县自幼说满语的学生考入这个班级。顾松洁是其中一位女生。
25岁的顾松洁2007年刚刚研究生毕业，她的研究生方向是满族史,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工作。她来北京学习满文比吴元丰晚了25年，这个特殊需要的班级中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时间跨度，是因为1987年曾经招考过一期，但是在下海的大潮中，这个班的学生几乎全被巨大的潮汐裹携而去，只剩下几位甘愿在这个清苦而寂寞的领域坚持下去。“所以，我们班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第三届”，顾松洁说。
“西北的孩子们，能在北京学习都知道珍惜知足，大城市的孩子谁愿意吃这个苦？这么清贫的学术研究单位，没几个人能长期干下去，我教过七八个学生，学了几年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专业，培养了不一定能搞成，还是要尽量培养他，实在搞不了，就让他走，但他毕竟学会一些民族文化。”吴元丰对于满文专业人才的流失痛惜而无可奈何。
“我们的屈六生老师是教过吴老师的，王小虹老师是吴老师的同班同学”，顾松洁向《新世纪周刊》提到的这两位老师，分别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满文专业人才。1961年那个解放后第一届的班由周恩来特批在民大(当时的民族学院)开办，当时安双成、关孝廉、扎英梅三位老师都是从锡伯族调来的。这个第一届的班招了3名锡伯族学生，也有满族和汉族。他们在文革后归队，为中国满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届学生1965年毕业后，有两位老师和两位学生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一、二届满文班的师生成为新中国满文教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力量。在一档馆满文部19位工作人员中，包含汉满蒙回锡伯等几个民族，其中锡伯族5名、满族4名。
传承锡伯族
察布查尔县成立于1954年，现在这个15.9万人口的多民族自治县中还有2万多锡伯族人口。
在这个多民族区域，多年来人们的日常用语是本民族语，哈萨克族说哈萨克语、维吾尔族讲维语、俄罗斯族用俄语，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在1764年从东北盛京(今沈阳)带来的满语。
察布查尔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锡伯族之所以能保存满语的原因之一，北边伊犁河栏着，南边有乌苏山挡着，西边是国界，处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汉文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在这里被翻译成满文，汉族文化在锡伯族中不仅起到了教化作用，同时也促进锡伯族人学习满文。
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末“三区革命”时，锡伯人对满语进行了改革，减去了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元音，但是满语与被命名为“锡伯语”的语言，无论在文字上还是语音上，仍然相差无几。
日本学者在很早的时候就观察到这一现象，现在就读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松永源二郎在日本西京大学读硕士时研究方向是双语教育，松永注意到他的前辈冈本雅享、丸山孝一等在论述双语教学的专著中，专门以中国新疆的察布查尔县作为标本。
松永源二郎于2004年8月11日来到被他的语言学前辈称为“翻译民族”的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用社会学的方法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调查涉及130人。
调查中松永源二郎发现，锡伯人不仅普遍掌握锡汉两种以上的语言，少数人能够掌握5到6种语言，它们是汉语、锡伯语(1947年以后，锡伯语被命名)、维语、哈语、俄语和蒙古语。
顾松洁也提到，她50多岁的父亲就通锡汉维哈4种语言。而通4种语言的人，在50岁左右的锡伯人中比较常见。察布查尔县有8个锡伯族乡镇，她的家在八乡，当地方言是“扎克齐牛录”。
事实上，锡伯族作为翻译民族的现象古已有之，并且得到了清廷的重视。由于地缘的关系，17世纪时繁衍于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锡伯人从地域上看，正处在满蒙中间。所以锡伯人同时精通蒙语和满语，这两者都属阿尔泰语系。吴元丰查到了清史档案上的记录，康熙二十八年，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俄罗斯人懂蒙语，但不懂满语，因此翻译就需要既懂满语又懂蒙语的锡伯人当翻译。康熙三十一年以前，60%～70%的锡伯人使用蒙语。其余一部分使用满语。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锡伯族中也有使用藏语的。17世纪开始，锡伯人已经进入双语时代。
满族在入关后，乾隆发现文化融合不可逆转地削弱了满语的使用后，曾将“国语骑射”当作国策，尽管满语被定为国语，但还是无法挽救满语的式微。北京城内20多万旗人很快就融化在汉语生活以及美妙京剧的汪洋大海之中。
为了能保持本民族的本质，乾隆不仅制定了这项国策，还要求各级官员巡察“国语骑射”的落实情况。当时乾隆也发现满族人运用自己语言的能力已经很差，而锡伯族人满语说得很好。满族兵士中绝大多数已经不会说满语了，完全接收了汉语。
东北境内的满族，也在不断地交往中更为习惯地使用汉语。到了21世纪初年，在黑龙江三家子、五家子地区仅有几位70岁以上的老人还会在个别情况下用满语交流。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关纪新一句话概括了满语在东北满族的现状:“老年人还能说，中年人还能听懂，年轻人知道有满语这么回事儿。”
但是身处西北边陲的察县锡伯族，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很好地保留了在满族已经失落的语言文化。
由于这种与生俱来的语言习惯和天赋，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定向培养满语文人才，国家都会首先想到这一地区和这个民族。尤其在满文传承的教学上，第一批有3位老师是锡伯族人，教材都是他们编的，锡伯族教师安双成还编写了目前最权威的《满汉大字典》和《汉满大字典》等工具书。
三家子的插曲
《纽约时报》的记者在读到满语已濒消失的报道后，通过翻译找到了故宫深处的吴元丰。
吴元丰告诉他事实并不像他所了解的那样，地处西北的新疆伊犁，至今还有大约3万锡伯人在使用满族人带入中原的这种语言，在他们看来，自已民族所用的语言与满语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淘汰了一些不常用的词汇而已，连语音都只是地区间的一点差异。
这3万人中，有2万多人居住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
吴元丰2006年再次回到他多次考察过的三家子，在那里，当地负责人找到了两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
那段时间老太太们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已经反感，人们喜欢拿着手中的东西问她们:报纸叫什么、手机叫什么、茶杯叫什么，她们即便回答了，问的人也听不懂。
于是两位老太太，相互说了一句:“他懂什么？咱们不说。”这句攻守同盟吴元丰听得真真切切，他用满语告诉老人:“你们说什么我都听懂了，你们的语言我也能说。”老人很吃惊，于是双方开始用满语来沟通，接下来就是他们三人之间的谈笑风生。
在长时间的满语对话中，本刊记者只听懂一句:“他说得不错，他说快了我就听不太清”，这是一句汉语，一位老太太用汉语告诉当地陪同而来的负责人。
吴元丰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我说起来很熟练，而她们长时间不用，听起来有些吃力了”。
满语的主要结构是主宾谓，动词永远在最后，变化最为丰富。但是在东北的满族村落，还偶有一些会说几句满语的人，却是在用满语的发音和汉语的主谓宾结构来组成句子。
吴元丰告诉《纽约时报》这位记者，你还应该到西北去看看。
就在满族的故乡东北地区渐渐融入中原文化的19世纪初，在西迁到伊犁的第二代中，有位叫渥克金的孩子，他在1 8岁时成了在册兵士。渥克金像他的前辈一样常年在卡伦(兵站)，驻守边防。这种驻防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咸丰初年，渥克金被调防到辉番卡伦。他在驻防巡逻的间隙，把当地风情写成家书，用满文记录了一位边防军人的见证:
“向东眺望，伊犁大河历历在目，唯不见家乡何处；转眸西睹，大漠横阻去路。”
“虽有淑人相留款待，只因语言不谙，难俅家常，于是，又认镫乘骑，跋山涉水”。
今天，在东北满族中几乎找不到会说满语的人时，这些经年传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被称为“辉番卡伦来信”的信札依然是西北锡伯族自如运用满语言和文字的骄傲。
“熊猫或者哪种植物要灭绝了，我们都会感动惋惜。何况是人类的文化! ”吴元丰情绪激动地强调:“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都应该保护，一种语言的产生要经过多么漫长的过程？人类走了多长时间才形成了共同的声音？多少人付出的代价形成了这种语言？在一刹那消失的话，我们看到的不是几十年间消失了一样东西，而是在整个文化史的背景下，发现缺少了一个东西。”
可怕的是，这种在长期实践中付出过多少人类智慧的语言和文字，人们已经能一眼望到它的“死期”。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单纯的现象，满文的产生和人类各种文化一样，都在漫长的岁月里吸收了丰富的内容从而变得多元。从这个角度上看就不只是作为语言的保存，而是整体文化的保存，文化是历史长河中最核心的内容。
在这个层面上，锡伯人这一语言群体对这部分文化的保护有很大的作用。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活态的语言，所以，只在专业层面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采访中，吴元丰的夫人、同为一档馆研究人员的郭美兰女士来与他交流一些业务，他们很自然地用满语沟通。能够像吴元丰郭美兰这样熟练阅读、翻译、进行教学和研究的满语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说，全中国也就是30多位。
但是在另一个民间的层面上，锡伯人在西迁后240多年的时间里对满语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西迁时，锡伯人的牛车上装载着的汉文的古典作品，很多家庭收藏有手抄的翻译成满文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吴元丰回忆起他学生时代所受的文化启蒙，“那些名著都是西迁时用汉文的形式带进新疆的，但是锡伯人把它翻译成了满文，满语和满文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每天晚上的口头说书又将这种语言以口头文学的形式继承下来。”
就在身处故宫的吴元丰和他的小同乡顾松洁学习专业的满语文时，中国民间也有一些具有满语保护意识的人，在从事着更为艰苦的学习。
顾松洁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大二那年，有位年近五旬的满族女性开始了她的“母语”寻宗之旅。
做机务地勤档案管理的夏萍，2002年第一次到察县的9天里，跟接待她的锡伯族朋友说，请你带我到各家各处走走，你们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说什么做什么一切如常，我尽量看和听。
这9天的考察中，她只能用眼睛来生活——不停地拍摄锡伯人的日常生活和满语在他们生活中的遗迹，却无法真正地深入到察县锡伯族的生活中去。她既听不懂，也又无法用语言交流。这几天的考察变得又聋又哑。一些锡伯族朋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会满语？又高兴又得意地表示:你们的语言，我们一直会，可你早就不会了。
夏萍1962年随着父母部队的调动离开了故乡辽宁省凤凰城，即现在的凤城市。夏萍在北京上小学、说普通话、追求天天向上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父母语音中的“错误”，她从8岁起便不断要求家庭成员改掉语言中的奇怪部分，改得和她在学校中的发音或用词一致。这是夏萍生命中的第一次文化认同，小学校教育期间的可塑性，使她毫无疑问地认为学校以外的文化都是错的。
现在，在那个她已经离开了40年的故乡“凤凰城”，也很难找到与满语有关的记忆，这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浩劫的时候，说满语，意味着“叛国”或“里通外国”，因此满语随人口的自然消亡和非自然消亡相结合，消亡得特别彻底。其实当时整个东北的满族聚居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夏萍第一次知道作为满族人的后代，自己还有“母语”是在1999年，这时她才知道父母语言中的奇怪部分竟然是满语的残存，父亲告诉她，老家曾有20多人在200多年前随西迁的队伍到新疆，并带去了满语。这句话启发了夏萍又聋又哑的2002年察县之旅。
满语爱好这股民间力量
回到北京后夏萍找到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赵志忠、赵展，在他们的指点下买到了《汉满大辞典》，并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求证满语发音，“赛云(你好)，巴尼哈(谢谢)”是她的语言起步，“我起步太晚了，特别对不起父母。”这是夏萍的第二次文化认同。
翻阅了两年多用汉语记载的满文历史，才第一次听到“母语”的问候语，这就是眼下很多自学满语的夏萍所要面对的双重困难，与上世纪初生活在满语地区的人们不同的是，当时的满语居民，即使不认识满文，也会说满语、会发音。而现在的满语初学者却是发音、文字都不会。
很多对满语文一穷二白的人，都要经历拉丁转写的学习过程，夏萍也通过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方式来读出声音。学了一年多，2004年她带着2000多元人民币到察县去——她要把自己设计的锡伯人西迁240周年纪念封的全部义卖所得赠送给察县的贫困学生。察县教育局得知后非常高兴并提出建议:捐款可不可以也用来帮助其他民族的贫困生？
站在这片锡、汉、哈、维等多民族共同使用和保存满语的土地上，夏萍说她愿意帮助各族的优秀贫困生，因为满语是他们所有人保存下来的。
这一年，身为中国艺术摄影家协会成员的夏萍还与在京的锡伯族和在察县的锡伯、汉族友人自费6000多元，通过察县文化馆的帮助共同在察布查尔县的8个乡办了一个《故乡之歌》巡回摄影展，她想让那些至今不曾回过东北老家的乡亲们看看今天的沈阳，看看他们在京亲友的生活状况。有位察县老乡在影展上高兴地招呼同伴:“快来看呀，这儿有你姑娘！”有的锡伯族乡亲追着这个影展从第一牛录(满语:八旗的最基础单位，现在指乡)一路追看到第八牛录。也有人在影展上问她，你们满语中爸爸怎么叫？妈妈怎么叫？哥哥姐姐怎么叫，当她说出:阿玛(ama)、额聂(enie，就是影视中的额娘) 、阿哥(age)、格格(gege)时，对方很惊奇地说，怎么和我们锡伯人一样？
这句话让夏萍很振奋，这两年总算“学有所成”，能用满语回答世代说满语的锡伯人了。但是马上又有位锡伯族朋友指着一个满文的单词问她这个怎么读时，夏萍就又没法发声了，因为她并不认识满文——这两年学到的，都是通过拉丁转写后的满语发音。
在学了两年满语后，她几乎还是满文“文盲”。这种尴尬不是夏萍独有的，所有不直接读识满文的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又是4年的拜师求教，夏萍现在能磕磕巴巴地读些满文、说些口语,她说自己和锡伯人比起来，还是“幼儿园水平” 。最让她兴奋的是参加各种推广满文化的活动，在老师们的帮助下为满文化活动翻译文字和解说——学习到这个阶段，她特别想为自己这份热爱找到各种用武之地。
国际清史研究吓死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满文资料的研究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000万件帝王以及中央级档案中，有200万件用满文书写，占全部卷宗的1/5。
这些藏于石室金柜的原始文件涉及边疆、八旗、民族等方面，都是清朝历代最重要的档案，其中还包括清朝入关前的 “老档”，老档写于文字改革之前，所以蒙文的成分比较多。
吴元丰介绍说，“入关前的‘老档’都是用满文书写的，到嘉庆年间满文文件就少了，不过光绪也在用满文写”。
历时296年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朝代，国际社会也对于清史投入极大的关注，在察县就有专程向锡伯人学习语言的韩国人和美国人。吴元丰说，一个日本成年人半年就能学会满语，因为都是阿尔泰语系。
“现在国际上的新清史研究，给你说能吓死你”，吴元丰说:“在国外，搞清史研究的都要学满语。美国搞出‘新清史’的概念，是用满族的文字和满族的语言研究清代的历史、查阅满族人写的资料，用满族的眼光研究清代的历史，与以前的研究换了个视角。什么叫满学？用满语文和满族史料研究满族历史的学科，强调用最原始的资料，而不是前人用汉语发表过的论文。而我们就这么可怜的几个人进行这种研究。”
作为乡土文学的重要部分，哈佛大学图书馆收录有一套用满文撰写的短篇小说，这10多篇满文小说的作者是中国台湾的苏美琳女士。台湾故宫博物院顾问苏美琳和他的先生广禄，是从大陆到台湾的锡伯人，广禄是西迁锡伯人的第八代，他们一家人也是在台湾唯一会使用满语文的家庭。
苏美琳一家曾于1988年回到他们在中国大西北的故土，在他们的家乡纳达奇牛录，乡亲们惊奇地发现，这一家人全都会锡伯语。
吴元丰介绍，日本、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者纷纷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原始资料的查阅，这里是开放性的单位，正如清史的研究是世界性的一样。
原来保存在皇史中的明清两代档案，现在置身于一档馆的现代化库房内。这里保存着内阁、军机处、宫中和内务府等 10多个全宗档案。它们是政务的原始记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里还保存有皇帝档案、皇族家谱、训事，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是全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语言的保护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高层的研究，一个是聚居区的使用和继承。在吴元丰的讲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他刚来北京上学时，学到一个词叫“把它它它毕”，他回想起童年在察布查尔，孩子们中间有一种游戏就叫“把它它它毕”，是用两根树叶柄勾起来，相互对着拉。“这种对抗”，他用两只拳头对握的手势比划着，“两种力量的对比，原来就是‘对抗’ 的意思。”
在察县，这些是不用学习的，它是儿童游戏中活生生的语言，3万使用者就是满语在今天存活的土壤。
-本刊记者/杨东晓
“如果说满语消失的速度以前是老牛拉破车，现在就是快马加鞭。从现在到今后满语的最后消失，也就是一百年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时代的影响，满语消失速度的减缓，只能期待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出生于东北沈阳的锡伯人关蕴科在1995至2007年，4次到察县考察锡伯族西迁200多年后的生活。
他总是热情洋溢地把锡伯人使用民族语言的信息告诉每一位在北京和沈阳的锡伯人，当本刊把他这种欣喜告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时，吴元丰说:“他一直生活在这种语言的荒漠，一看到察县有这么多锡伯人还在使用，当然高兴坏了。但是察县这些年语言使用的情况也不乐观”。
西北也有隐忧
现年51岁的吴元丰在10岁前一直使用满语，他的同龄人大致也是在这个年龄上开始接触汉语普通话的，但那只限于在学校，离开学校还是用最熟悉的语言交流；到了25岁的顾松洁这一代，从3、4岁进幼儿园就学ɑoe，虽然都是锡伯族老师，但都讲普通话，从这时起满语的交流就只限于家庭。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的顾松洁说:“到了我侄子他们这一代人，现在刚上幼儿园，在家也说普通话了，家里老人们也被迫和他们讲普通话”。
吴元丰前些年给家乡打长途电话时，总能听到家人用亲切的方言来接电话，而今他听到的是普通话的问候语“你好” ，“跟北京是一样的”。
打电话是身处异乡的人和家人唯一最直接的沟通方式，无独有偶，顾松洁同样提到给家人打长途这一话题。“给我父母打电话时，他们肯定是用方言。但是两个妹妹有时就用普通话。”顾松洁说自己以前并没有觉得会讲民族语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大学学了满文文史专业后，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在她的提醒下，两个分别在重庆和福建读大学的妹妹现在与家人通电话完全使用方言。
她的那些非满文专业的同乡中，有些人就是在内地上学后，才意识到要学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这与吴元丰在锡伯族青年中做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现在有些出来上学的孩子到了内地后，才觉得不了解本民族的文化文字是不行的，接触到高层的文化后明白了民族的文化不能丢失”。
顾松洁的父亲能熟练使用锡汉维哈四种语言，顾松洁姐妹三人只能熟练使用锡汉两种语言，她的妹妹们没有像她这样系统地学习过满文书写，所以只能使用满族留下的、被锡伯人独享的语言，而不会写满文。
顾松洁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她们这一代生活中有太多的汉语传播的缘故:电影、电视、报刊、书籍，只要目光所及都是汉语的表达，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批四川和河南的农业人口来到察县，他们不仅在广袤的大西北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善于通过经商与当地少数民族进行各种交流，“锡伯族现在与汉族通婚的很多，不再像我父母那个年代族内通婚，所以与汉文化融合日趋加速。”
满语消失大势所趋
尽管还有3万人在用，吴元丰还是看到了满语在未来的消失步伐，“如果国家重视的话，可能会慢点。理论上是无法保护的——这是大势所趋”。他用“老牛拉破车”和“快马加鞭”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来形容满语如果保护不力，将会出现的状况。“慢一点一百年，快一些几十年就没有了”。
“我在北欧考察过部族语言保护，在那里哪怕只有一个人想学本民族的语言或者某一小部族的语言，国家也会派老师去教他。并且鼓励他用这种语言去参加考试”，吴元丰说。“哈佛的办法是你想学某种濒危的语言，给你奖学金到全世界去学。”
“我们的同学不太重视民族语言，会不会(民族语言)对于考学没有影响。而且高考也不考它。”顾松洁高考前面临两种选择，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她和她的同学关注更多的是报考“民考汉”还是“民考民”，中国对于少数民族考生高考的照顾体现在选择不同报考形式是否加那关键的50分上。
由于高考用不着，所以现在察县的孩子宁愿把时间放到学英语上。这也是21世纪文化跨国同化的力量。
当《新世纪周刊》提出如果每年一度地用满语满文进行高考，阅卷会出现一定难度时，一向学者风度的吴元丰立即激动地脱口而出:“我去改卷!我可以去改卷!这算得了什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办公室，吴元丰并不乐观地展望满语未来，“如果说以前满语消失的速度是老牛拉破车，现在就是快马加鞭。”
一位年轻的同事给吴元丰送来一份电脑打印出来的满文印刷字体，吴元丰反复要求她字体放大一些，再放大一些，因为向他要这些印刷体字的伊犁某单位，没有能够输出满文的电脑设备。事实上，全中国大概也就一档馆有一套处理满文的电脑设备——而且还需要在DOS系统下操作才行。“其实现在技术上已经完备了，没人投资，就没有开发，《察布查尔报》还是用人工拣字排版，我跟他们说这东西你们留着，以后就是文物了，全世界就这一份了”。
“开发一套相应的软件并不难，也不需要太多的研发资金，十万就够了”，吴元丰说。由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督导，也就没有人过问此事。
不在文化保护之列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保护政策中，人数在3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会受到保护。目前全国锡伯族人口有 18万多，并不在文化保护之列。但是语言和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却与这18万之众的数字大相径庭。只有3万左右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人在使用民族语言，而另15万人口居住在东北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在语言上早在几个世代前就已被汉语同化，察县的人口却呈现负增长，很多家庭在国家允许生育两胎的情况下，自愿选择只生一胎。
“察县只有一份锡伯文的报纸，《察布查尔报》”，顾松洁说，“现在已经找不到其他锡伯文的出版物”。另一位热衷于满文学习的夏萍说，她经常到书店去寻找有满文内容的书籍，也只能买到《尸语故事》那样在汉文中加一些满文诗句段落的图书。
“我在察县期间只看到过一则用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广告，除此之外没有见过更多用锡伯文传播的文化内容。”松永源二郎说的是2004年时的情况。此外，他在进行入户调查时看到锡伯人的家里，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全是汉文版。
80多岁的吴英召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重温几十年前手抄的满文《三国演义》，在察布查尔县也只有这样的锡伯族老人还在读满文，然而一旦走出察县，就只有吴元丰这样的国家级专家才能读懂她手中的书了。
吴元丰18岁以前的记忆中，锡伯族的文化生活全然不是这番模样。当时西北这一隅，还没有被大量的汉文出版物所波及。农闲时大家喜欢围坐在一起听说书，说书的人家为大伙烧茶水备点心，一个个夜晚就在热烈的说书和讨论中度过。“当时就有了‘讲坛’，一个人说完书，大家就展开评论和争论。能用满语背三国的人比比皆是，锡伯人用说书的形式对语言进行了保留。”
25岁的顾松洁记忆中没有说书的场面，她这个年龄的人，从有记忆开始接触的就是有着几十个频道的电视机。她们这一代人不在意有线广播中的锡伯语新闻，已经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只有老年人才注意听那个该县特有的有线广播。
松永源二郎在描述他2004年对察县的调查时也提到现在锡伯人的书写障碍。那是个暑期，察布查尔县第一小学舞蹈班的学生到校排练舞蹈，几位被他调查的孩子中，“只有一位三四年级模样的小姑娘能写出一行文字，她用了很长时间，并不熟练”。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松永源二郎发现，学校老师办公室里的几位锡伯族教师均只有语言能力而不会书写。
而松永源二郎拍下来的黑板上的那几个字母，本刊把照片拿给顾松洁看后，顾松洁还是说:“这不是文字，只是用来拼写文字的字母。这个写错了，这个写得也不对。”

出处：新世纪周刊
文章链接：社会学吧http://www.sociologybar.com/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5116

马衣努

锡伯族在我的家乡伊犁，现在很多锡伯人还在说他们的语言，这里是研究满语的重要田野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世界上很多语言在消失，还在说濒临灭绝语言的群体，无论对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还是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可谓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