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3月06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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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偰不同時期的重要著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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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偰在紫金山 |
一
多年前，有位名叫汪一方的读者从常州寄来一本我的散文集要我签名，他是一位好学的藏书人。去年春天，在与故乡武进(现已划归常州市新北区)几位文友去齐梁故地的万绥(岁)古镇游览时，我向他们打听是否认识汪一方?《常州晚报》原副刊部主任李寿生说，常武地区只要是平时与文学界打点交道的人，没有他不知道的，但从未听说汪一方。我只得在返京之后，找出汪一方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
汪一方回信给我：“因为我非文化界人，所以您打听不到我的情况亦属自然。这段时候，我对江苏留存的六朝石刻颇感兴趣。先去了丹阳，经过辗转探问，终得将分别散落于田野间的十一处六朝石刻访遍。既惊叹其雄健雅逸、生机勃发，也为其日晒雨淋、自生自灭的保存状态而忧心不已。不知您是否曾实地考察过?如您没有去过，秋天回来时，我可做个导游，陪您寻访(即使是丹阳人，这十一处石刻都能知道的，也是极少数)，后来又去句容找了一趟，近日将再去南京探寻。现将丹阳石刻中保存较好的天禄照片寄上一帧。”
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到市郊去看过几个六朝陵墓，但对丹阳的六朝石刻却一无所知。其实，汪一方信中提到的十一处石刻，最近的一处距离我老家仅十余公里而已。汪一方给我的信全都是用繁体字写的。因此，我曾猜测他是位年长的学者。未料，他亲自驾车前来接我，竟是刚届不惑的中年汉子。他在常州市城建部门工作，藏书和访古是他的业余爱好。
从我家出发，仅半个来小时就顺利抵达陵口镇。汪一方告诉我，当年由建康至兰陵，有一条水道，即由秦淮河入扬子江，再从京口(今镇江)循练湖水系(今运河)至陵口。而陵口至丹阳东北各村，更有渠相通。齐梁时代十余座陵寝上的石碑、天禄、石麒麟等庞然大物，都是经此水道运载而来。汪一方说，在丹阳的十余座齐梁陵墓遗址中，唯有建陵还存有神道碑。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两块左右相向的神道碑上各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字，左为正文顺读，而右为反文逆读。说到此，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翻到第72、73对开页，指给我看：“瞧这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碑，72页上是全貌图，为反文逆读，而73页上是局部图，却变成正文顺读了。显然是编辑没到过现场，把此图印反了。”
我接过《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看，见此书作者是朱偰，立即对汪一方说：“这本书的再版，和我还有点关系呢!”汪一方会意地说：“我知道，你认识朱偰的一个女儿，2004年写过一篇《朱偰与“明城墙”》，文中提到过他的好多本重要著作。这本《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与《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是2006年由中华书局再版的。幸亏有这套书，要不我们哪能在田野里寻找到这么多六朝石刻呀!”
二
那天，汪一方带我在丹阳看了十一处齐梁石刻。他说，头一次来丹阳寻访，就是凭朱偰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按图索骥。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碑，是一周前去南京寻访时见到的，在现场与《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对照，才发现书上的一张照片印反了。
回到北京后，我给朱偰之女朱元春打电话，问她知不知道《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有张照片反置了?她反问我：“是哪一页的照片反置了?”我说手上没书，记不清了。她说：“《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和《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是同时再版的。没有你写的那篇文章，就没有这套书的再版，你是我第一要感谢的人，我肯定是早就把书送给你了，而且，《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送给你的还肯定是精装本。你好好找一找吧!”
我1959年到南京上大学后，曾读过朱偰先生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但不知他在担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时为保护南京的古城墙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更不知他后来流落到南京图书馆，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直到2002年6月，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朱元春来向我“请教”时，才知道他丰厚的遗作至今未得整理出版的机会。朱元春是从代表名册上看到我是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就找上门来诉说她的苦衷：“我是学理工的，在北京工商大学任教，对文史一窍不通。祖父和父亲留下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的手稿，我想在退休之后把它们整理出版，还想写点纪念他们的文章，可是我不会写呀!您能帮帮我吗?…… ”
会后，从朱元春提供给我的一大摞资料中，方知她的祖父是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的近代国学大师朱希祖，藏书达25万册之巨。其藏书处称为“郦亭”，是因为他曾收藏一部珍贵的明人抄宋本郦道元的《水经注》。她的父亲朱偰也博学多才，从德国柏林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聘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年仅25岁就当起了教授和系主任。他除了出版好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著作、论文外，还有《行云流水》、《汗漫集》等文学作品问世。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受其父朱希祖影响，自1932年起，在授课之余对南京及周边名胜古迹进行考察研究，亲自摄影、测量，写成了《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和《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出版后在学界赢得了很高声誉。1951年9月22日，刘伯承、陈毅约见了他。刘帅高兴地说：“昔日在延安读你的书时，很想与作者一见。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随后，他陪刘、陈二帅登上清凉山，望莫愁湖，观石头城，继而又赴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再去参观南唐二陵……
2003年，朱元春刚办退休就回了一趟南京。她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在南京图书馆找到了她父亲几部遗著的手稿，其中还有一部他的自传。另外她父亲昔日游历各地所摄的数千张老照片都还保存完好……于是，我就建议她回京途中不妨在济南作短暂停留，到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去一趟，看他们有无出版意向。她回京不久，就给我寄来了《我的祖父朱希祖》一文征求意见。经修改后，她的这篇退休后写成的处女作以目录二条位置发表在《老照片》第32辑上。在收到她惠赠的这辑《老照片》后，见这辑头条是章诒和的《最后的贵族》，就打电话给她说：“待你写你父亲时，一定要去找章诒和多聊聊，学学她的写作经验……”章诒和是我与她都较熟悉的朋友(朱偰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委员，与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的章诒和之父章伯钧相识)。我相信她通过与章诒和交流之后，一定能把纪念父亲的文章写好。因此，虽她给我提供了许多关于她父亲的珍贵资料，并希望我写一点评介她父亲的文章，但我迟迟未动笔。直到2004年9月初，见报上有一条消息称“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将斥资十六亿六千万元，用三年时间修复距今六百余年的‘明城墙’，最终达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历史文化遗产的标准”，才有感而发，写了那篇题为《朱偰与“明城墙”》的随笔。拙文发表的第二天，我还未读到样报，就接到了两个出版界同行打来的长途电话，向我打听朱元春的电话号码，洽谈朱偰旧著的再版事宜。
三
记得2002年与朱元春初识时，在谈到她父亲旧著的再版话题时，我曾建议她不妨先到南京找一下叶兆言和读书类民间杂志《开卷》主编董宁文，请这两位文友帮忙，先将《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推荐给江苏的出版社。朱元春接受了我的建议，叶兆言和董宁文也乐意伸出援手，分别将这一套书推荐给江苏美术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两社的编辑及领导都很喜欢这套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未能列入出版计划。
朱元春告诉我，《朱偰与“明城墙”》发表后，在出版界反响强烈。捷足先登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与朱元春签订合同，于2005年5月将朱偰的《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北京宫阙图说》三部旧著合成《昔日京华》出版。随后便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到北京工商大学找到朱元春，说他们想出版《朱希祖文集》。朱元春知道台湾早已出版《朱希祖先生文集》，但因她手头无书，加上其祖父未刊的著作、文稿、书信尚在搜集之中，就说手头现成的书稿只有其父朱偰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问能不能出版?中华书局欣然同意，于是就在2006年8月将这三本书同时推出。
中华书局编辑部分别为《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写的《出版说明》中都简要叙述了朱偰先生的生平，称他“一生著述丰赡，在财政、金融、文学、史学、考古诸领域，成就斐然”。并具体介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大力建设新首都南京，致使南京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为了给后人留一点记忆，更为了督促政府保护文物，朱偰先生用了三年时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著成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三书。同时，还利用暑假，赴北京实地摄影、测量，撰写了《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北京宫阙图说》等书。”朱元春日前告诉我，关于北京的文物古迹，他父亲还写有长文《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很可惜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昔日京华》时尚未找到，只能日后有机会再版增补进去。她还说，在她父亲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他当年到北京实地调查文物古迹时拍下五百余张照片，但这些珍贵的底片至今未能找到，或可能已毁于十年浩劫。
为了弄清中华书局版《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碑照片反置的缘由，我特意到朱元春家去查看她手头的1936年商务版《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复印件。朱元春告诉我，她父亲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著作，家里已荡然无存。那是1966年8月26日，南京图书馆造反派和南京工学院红卫兵，在她家整整烧了半天的书。虽然她父亲再三阻止，申明这些书已经捐给了国家(1965年捐给南京图书馆，“文革”前还没完全搬走)，但不起任何作用。8月30日夜和9月24日，红卫兵又两次闯进她家大肆搜查，抄走了一百多轴古画、古董……“文革”结束后，这些被抄走的图书资料、文物和画轴大都未得归还。《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初版本是她从上海图书馆复印而来。复印件证实，初版时这张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碑照片没有反置，其底片也还在。她还说到，她父亲的旧著经她手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后再版的已有八本。除前述四本外，还有《玄奘西遊记》(中华书局2007年7月)、《漂泊西南天地间》、《汗漫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1月)和《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6月)。这八本朱偰旧著，都是她向出版社详尽地提供了相关资料。
这些资料的搜寻是一个相当繁难的工程。记得2002年朱元春说，她最初到国家图书馆去借阅祖父的一部手稿时，曾遭拒借。后来，她说出她是朱希祖的孙女并告诉国图管理人员，国图馆藏的宋版《周礼》、明抄本《水经注》、《鸭江行部志》原是她祖父朱希祖的，是她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捐给了国图的前身北京图书馆。从此，国图管理人员为她搜寻有关资料提供了许多方便。十年来，除国图外，朱元春还先后多次到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和北师大图书馆去寻找她父亲、祖父的相关资料。原先，复印一页资料要花五角钱，由于查到的相关资料十分丰富，单是复印费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后来，得知上海图书馆建了数据库，凡民国时期的报刊，在电脑上输入其父或其祖父的名字，其作品的篇名、发表报刊及日期，就都检索出来了。令她感到意外惊喜的是，在北大文库，她还找到了姑母朱倓(曾任国大代表、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长)的一部日记手稿。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问到她这些年寻找到了多少有关她父亲的著作时，她从书橱里取出一部厚厚的大书《朱偰与南京》(杨新华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说：“这部书前勒口上的《朱锲先生著作》(共42部)和后勒口上的《朱偰先生手稿》(共36件)是我提供的。”这部《朱偰与南京》是为纪念朱偰诞辰一百周年而出版。随着朱偰旧著的陆续再版和大量珍贵手稿的发现，证明他不只是一位保护南京“明城墙”的功臣，而且更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和有骨气的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