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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洲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16日   15 版）

    《淮南子》是《汉书·艺文志》所云“杂家”之一，与《吕氏春秋》一样，是“杂家”的标志性著作。东汉学者高诱就叹服该书：“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淮南鸿烈解叙》）这也正符合《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杂家”的特征：“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子部·杂家类》）

    《淮南子》产生于西汉初年，其时正处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术”的前夜，可以说，它是先秦子书的殿军，是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绝响。《淮南子》融铸百家，又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而，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认识古代文明，尤其秦汉之际的社会思想状况，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这样一部大书，由于对其作者、创作意图，尤其是刘安是否“谋反”的问题，都存在不少认识上的偏差，进而影响到对该书的正确评价。故此，对事关《淮南子》成书的一些问题，实有进一步辨析之必要。

    一般而言，说刘安是《淮南子》的作者，本无太大问题，但由于刘安周围有一大批门客，史书记载也语焉不详，《淮南子》的作者问题便因之也有了争议，尤其是对刘安与本书的关系，各家看法差别很大。最早为刘安立传的是司马迁，但《史记》对淮南王著述之事没有任何记载。《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时，注明作者为“王安”，后代的正史《艺文志》多从《汉志》之说，视《淮南子》为刘安作品，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汉刘安撰《淮南》”。其他典籍如《西京杂记》、王充《论衡》等，则直接说是淮南王刘安著。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淮南子》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最早较为明确提出此说的是东汉末年的高诱，他在《淮南鸿烈集解叙》中说：“天下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这一观点影响较大，后世不少人承袭这一看法，尤其是近现代众多哲学史、思想史著作，有的甚至将《淮南子》直接视为拼凑之作，无甚体系。

    那么，刘安与《淮南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对该书的贡献如何？从历史上看，多数学者还是肯定刘安对《淮南子》贡献的，将《淮南子》的“著作权”归功刘安的。笔者认为，刘安具备写作该书的主客观条件，他本人好读书，又擅长写作，淮南集团著作丰富，涉及范围广，《汉书·艺文志》标明为刘安的作品就有诗、赋等多种类型，显示出刘安兴趣广泛，知识面宽，与《淮南子》的无所不包十分吻合。刘安之于《淮南子》，远不止是一个组织者，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当出于其本人之手，其余也必经过他组织、加工和润色，能够反映其思想，展现其文采。《淮南子》虽然内容宏富，但绝非杂乱无章的拼凑，各篇既独立成文，又有内在联系，是自成体系的完整之作，仅仅是众人拼凑，难有这样的结果。这是笔者对刘安之于《淮南子》关系的一种基本判断。

    刘安何以要创作《淮南子》，其动机何在？长期以来，刘安一直背负图谋造反的罪名，因而，有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的出笼是刘安为造反所做的舆论准备。对此看法，笔者不敢苟同，相反，我认为此一事件，不过是汉武帝要最终解决藩国问题的一个借口而已。到刘安其时，各诸侯国已被严重削弱，根本无力对抗中央。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其父刘长是汉文帝的同父异母弟，性格刚烈，汉文帝六年（前174），以谋反罪流放于蜀，中途而死。刘长死后，民间有人作歌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对宫廷内部的这种骨肉相残，加以嘲讽。刘安约生于汉文帝元年（前179），文帝八年（前172）被封为阜陵侯，十六年（前164）改封淮南王。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因“大逆无道，谋反明白”而自杀。纵观史书《史》《汉》所载，刘安一生有影响的大事有二：一是创作了《淮南子》；二是发动一次所谓谋夺皇位的叛乱。前者，几无疑义。而后者，历史上则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有的认为其谋反是真，有的则认为纯是一冤狱。

    前一种观点，以《史记》、《汉书》等正统史家为代表。最先为刘安立传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了刘安谋反自杀之事。班固撰《汉书》基本上沿袭了《史记》的材料，观点也大致相同。之后，如东汉王充、应劭，晋代伏滔，宋代的司马光，清代的王夫之等，观点大致相同。20世纪80年代后，也还有一些学者持此观点。后一种观点，最早表露这一看法的，其实也还是《史记》。《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了大臣狄山在汉武帝面指责张汤构造冤案一事，言之凿凿，清楚地说明当时朝廷中就有人为刘安鸣不平。司马迁记下了这段史实，显然大有深意，清人吴汝纶认为：“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则审卿、公孙弘构之，而张汤寻端治之，盖冤狱也。凡史所称谋反反形未著，而先事发觉受诛者，事大率皆类此……淮南仍父子被恶名，陨身失国，太史公尤伤之。后之帝者，开创，则除功臣；守成，则忌骨肉。千载踵蹑一辙，是其尤可悲者也。”（《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此外，近现代的一些学者如朱东润、徐复观、雍国泰、陈广忠、牟钟鉴、张双棣等，力辨其非，认为淮南王之死是一个冤狱，刘安的形象长期被封建史家所扭曲，刘安之狱要重新考虑。

    《史记》最早记载淮南王“谋反”，但记载刘安父子事迹的《淮南衡山列传》一文，自相矛盾之处却颇多，自来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并从各个角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史记》刘安传中的这些矛盾之处，我们的理解是，此乃司马迁的一种曲笔。《史记》很大篇幅是当代历史的实录，涉及对当朝的评价，尤其是“今上”汉武帝，而司马迁又不愿阿世，这自然要冒极大的风险。如何做到既忠于史实，又保全自己，对他的智慧是一个考验。高步瀛说：“太史公遭汉武专制之世，法网严密，故论及汉君臣，意所不足，不敢昌言之者，往往以诙诡出之。”（《文章流别》）“以诙诡出之”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有意制造矛盾，以引起读者注意，使人“心知其意”，以达到披露历史隐情的目的，还历史以真实。《淮南衡山列传》中的矛盾现象，当属此例。《史记》还记载，淮南王被追究谋反的理由是“谋反形已定”，定罪的依据是《春秋》经义。这是汉代典型的“《春秋》决狱”的方法，强调犯罪动机，“原心定罪”（《汉书·薛宣传》），以被告思想动机的好坏，作为是否定罪的根据，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武帝时期的酷吏利用“春秋决狱”之法，滥用“原心定罪”，法外用刑，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对淮南王兄弟的严酷打击，只是其中突出事例之一。

    既然刘安“谋反”的罪名是“莫须有”，那么，他背负这一罪名的深层次原因何在？回到汉初诸侯分封与设立郡县的矛盾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迫于形势需要，先后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对于保证楚汉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刘邦称帝以后，对这些坐拥大片土地的诸侯王心怀猜忌，最终以种种借口，统加铲除。同时，又大封同姓子弟，“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以拱卫天子”（《汉书·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序》），并与大臣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后本纪》）这些同姓诸侯王不仅封地广大，而且还有统治封地的权力，其官制与朝廷无异，朝廷只派太傅、丞相，其余则由国王自己任命。起初，由于诸侯王年幼，中央派去的相还能起作用，所以诸侯王国还算平静，在铲除诸吕之乱、恢复刘姓政权的斗争中，他们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诸侯王年龄增长，诸侯国人口增多，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他们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成为威胁中央政权稳定的因素。汉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中央政权的先例。

    为了解决诸侯王国对中央王朝的威胁，汉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陈政事疏》），但阻力很大，最终没有能阻止诸侯王势力的发展。景帝即位后，中央与诸侯王国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晁错上“削藩策”，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七国之乱”后，汉景帝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削藩”措施，将诸侯王国官吏任免权收归汉廷，又裁减王国的御史大夫、廷尉、少府等职，剥夺和削弱了诸侯国的政治权力，中央极权得到加强。经过一系列限制诸侯王的措施，武帝时期，中央与地方诸侯王的矛盾，不再是汉王朝的主要矛盾，诸侯王的政治处境已十分卑微，无力威胁中央。有例为证，建元三年（前138），几个诸侯王朝见武帝，武帝的亲兄中山靖王刘胜，在宴会上闻乐而哭，诉说他们的窘迫境况，以求得同情。

    考察刘安一案，还应同当时汉武帝“削藩”的一系列举措联系起来看。汉武帝即位之初，诸侯王国势力尽管已大大削弱，“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史记·诸侯王表序》），但仍有二十六个封国存在，它们无疑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一大障碍，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所以，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从《汉书·王子侯表》可以看出其进程，汉武帝时共封一百七十八位王子侯，其中，元朔年间就封了一百二十七位。可见，汉武帝大规模推恩封侯，主要在元朔年间，元朔二年至四年是其高潮。“推恩”的结果是诸侯国被削弱，汉廷统治的郡县不断扩大，武帝后期，中央王朝统治的郡达到八十多个，与汉初仅仅控制十五个郡相比，不可以道里计。由此可以看出，“推恩”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也是西汉诸侯王势力走向末路的转折点。

    刘安事件发生在元狩元年（前122），这是汉武帝“推恩”的高潮时期。为什么其他诸侯王都可以“推恩”，而单单淮南王会因“谋反”获罪呢？这与刘安的身世应该不无关系。刘安自幼就因父亲的恶名而遭到猜忌，被认为迟早会反抗王朝，为父报仇。他虽然以读书、修仙自好，以示人文弱，但他身边聚拢了大批游士，且自身修养很高，文章驰名当时，反而是较有影响的诸侯王。仅仅要刘安“推恩”，虽然可以缩小其封地，但不足以消灭其影响，所以需要有一个可以使其遗臭万年的罪名。汉武帝便采用了刘邦对付异姓王的一套办法，“人臣无将，将而诛”（《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谋反”之名是封建帝王除功臣之逼，剪骨肉之忌的利器，刘安也不过是死于这把利器下的牺牲品之一，历代死于这个罪名之下的冤魂何止刘安一人。

    总之，对刘安“谋逆”一说，我们需要加以历史的审视，这对于正确把握《淮南子》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涵，均不无意义，绝非添足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