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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豪强与弱者，富翁与贫民之间，他总毫不迟疑地择后者而从之。在国际范围，他支持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西方列强谋求全球霸权，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典型西方气质的知识分子。用乔氏语言学的词汇，他悬望的是一个“更公正的世界”。 乔姆斯基的抉择

沈大力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07日   19 版）

乔姆斯基

乔姆斯基《句法结构》英文书影

   一

    在中国，语言学界言必称乔姆斯基，广泛传播他关于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及关于语言“深层结构”的普遍性，乃至上升为“乔姆斯基革命”，就中难免有追随西方、人云亦云的因素。其实，仅从语言学理论上说，乔姆斯基的“创见”就颇受质疑，反全球化运动发言人克里斯多夫·阿基顿声明：“我们不需要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偶像。”法国语言学家希尔万·奥鲁宣布：“所有乔姆斯基的认知模式都毫无道理，或含糊不清，或荒谬之极。”话说回来，乔姆斯基本人就拒绝所谓“乔姆斯基的”一说，不赞成在科学领域里将学术个人化为偶像，更不愿将科研功利化，曾坦言他关于语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说法是“胡扯”，令宣讲他此一理论，一跃而成“语言学权威”，实则有术无学者都一时无所适从。须知，乔姆斯基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既立秩序，包括在认知范畴里。  
    诺姆·乔姆斯基出生在美国一个斯拉夫血统的犹太家庭，父母皆操意第绪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一度寄希望于西班牙内战共和派中无政府主义色彩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看过影片《土地与自由》的观众会清楚，该党在反法西斯的战斗中遭受来自佛朗哥右派与斯大林支持的西班牙两面夹击，处于腹背受敌的艰危困境。1939年1月26日，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堡垒巴塞罗那陷落，让乔姆斯基顿感法西斯主义在蔓延，益发憎恶世上各种形式的强权，遂深入研究巴枯宁的理论，形成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
    1955年，乔姆斯基在罗曼·雅各布森支持下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两年后发表《句法结构》，提出“普遍语法”的新概念，强调词序遵循一定句法，而句法天成，不受语境影响。他建立“乔姆斯基层级”，关注词语的精神表象和心智的哲学研究，向斯金纳既定的行为主义理论问难。继而，他又将矛头指向时髦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揶揄“后这个，后那个”的“多音节术语”让人如坠五里云雾，玄而又玄，不外乎皇帝的新衣。可见，他与众不同，远非一味标新立异、虚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伪学者。

    二

    乔姆斯基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更明显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上，主要抨击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揭露现代媒体的纰缪。  
    20世纪60年代，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作为语言学家的乔姆斯基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他谴责美国出兵越南，号召抵制“任何形式的非法权威”，公开鼓励美国士兵罢战。在尼克松总统时代，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还受到法律追究，甚至被以色列禁止入境。《国际战略杂志》评论乔姆斯基的独立态度时指出：“乔姆斯基让读者对官方演说进行批判性思考，不臣服于占统治的思想。”且看，乔姆斯基对“9·11事件”的看法就不同凡响，尤其与一般美国人的本能反应迥异。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楼遭袭两个月后，他在一家独立出版社刊印了一本谈论“9·11”的小册子，提出只有在无视美国及其盟友所作所为的情况下，才能将这个国家看成受害者。几周内，此书售出30万册，译成23种语言，在全球畅销。按照乔氏的独特观点，“恐怖主义分子”的标签是一种意识形态武器，为一些不承认自身行动层面的政府利用。他点名揭露自己的国家，说：“美国不能容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改革。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为回应自己民众的需要，会停止优惠美国投资者的利益。”总之，乔姆斯基采取反战立场，指责美军介入世界各地的多种冲突。
    2007年9月7日，本·拉登列举了一批他号召美国民众研究的知识分子，其中提到乔姆斯基。2010年1月，这个基地组织头领又公布一份录音，干脆肯定“诺姆·乔姆斯基将美国的政策比为黑手党，说得很有道理”。乔姆斯基似有回应，于当年5月16日重申，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制造了“9·11事件”。在乔氏看来，一些“口供”不足为凭。他挑战奥巴马，扬言美国处决本·拉登的行动是有计划的谋杀，明显违反国际法，而乔治·W·布什的罪行远远超过了本·拉登。这番话如果是一个阿拉伯“圣战者”说的，本不足为奇，但它出自一位富于民族自豪感的美国公民之口，就显得异乎寻常了。
    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解释乔姆斯基现象，说乔氏不希求跟世上的强者打交道，而愿面向需要知情的普通人。确实，乔姆斯基在多次座谈会和论坛上宣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列强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渊薮。他举美军入侵阿富汗为例，明示当今以强凌弱的国际现状：“在那里，屠杀无辜平民是恐怖主义，而非反恐战争。”接着，乔姆斯基又说：“人们常常分析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此乃严重错误。正像其他争斗手段一样，恐怖主义首先是强者用于施压的武器。强者控制着理论和宣传体系，掩盖他们的恐怖主义。譬如，纳粹声称占领欧洲是为保护平民不受游击队恐怖主义之害进行的反恐斗争。”在他眼里，反对统治者暴力的恐怖活动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这里，还涉及到媒体的作用。1988年，乔姆斯基跟学者爱德华·赫尔曼合著《营造一致》一书，旨在揭示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势力的关系。两位作者断定，鉴于在民主制度下执政精英们不能仅靠武力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而他们的利益又与大多数民众相左，于是必须利用媒体按当权者的既定方针来宣传造势，将被统治者纳入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一旨在“营造一致”的策略系由公关理论的创始人瓦尔特·李普曼于1922年提出，乔姆斯基和赫尔曼称其为一种“宣传模式”。据他们俩分析，这种模式里确定媒体所传讯息的主要滤波器为获利取向、广告调节、新闻源性质、施压防火墙和反共意识等等。若以美国为典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类媒体工业的功效在于维护既立秩序，充当卫道士角色，这无异于教区神甫的职能，实为统治者的奴仆。媒体和政府及企业界因具有共同“利益”，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新闻报道上，媒体总是倾向于美国的盟邦，而对美国视之为敌的国家则往往予以贬斥，谈不上起码的客观公正。譬如，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暴虐，从事实到分析都被无限度蓄意夸大，而印尼军方在东帝汶的种族灭绝，却被完全遮盖。双重标准，皆出于不同的新闻立场。乔姆斯基据此指出，媒体上的辩论和争执只不过是民主社会的虚饰，标榜表面的言论自由，而不言明的终极目的则在于依照统治者的意志达到“广泛的一致”。
    乔氏的观点似乎有失偏颇，没有考虑到公众的觉悟和抵御能力，但却得到美国学者杰斐里·克莱恩的支持；后者著书论述美国的“宣传模式”，言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大跨国公司影响增强，世界公众的反应日益软弱无力。这方面，乔姆斯基确实觉得全球化是“新瓶装旧醋”，因为统治者竭力将民众排除于决策进程之外，权力中心则在跨国公司和银行、国际强势企业“发展了为自己服务的统治机构”。

    三

    可见，乔姆斯基绝非仅仅是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弄潮儿，他更热衷发表檄文和演说，犀利剖析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主义实质，以及媒体作为官方喉舌对公众的欺诓，因此成了美国官方的眼中钉，为西方民主的吹鼓手所不容。他对当代世界重大事件的激进立场危及到整个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可以说是捅了马蜂窝，故特别触怒了眼下在国际政治舞台推行“人道干预”最为活跃的一帮法国“人权主义分子”。贝纳尔-亨利·雷维等一伙“新哲学家”急急乎破门而出，对他群起而攻之。
    说到乔姆斯基与法国知识精英的过节儿，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有三十载了。当年，乔姆斯基第一次踏上法国领土就受到公众冷遇，遭原1968年5月“造反派”，后皈依既立秩序者们的围攻。原因是他对“弗里松事件”说了几句“多余的话”，还带头在美国500位各界人士支持弗里松的“请愿书”上签了名。罗伯尔·弗里松系法国里昂大学文学教授，于1970年底公开否认二战时纳粹瓦斯毒气室的存在，被当局停职，并诉诸法律。来自大洋彼岸的乔姆斯基写文章指出，法国此举实有违言论自由原则。尽管他没有明确支持弗里松教授否认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但其文章在1980年被收进弗里松为自己辩护的文集，犯了在法国不得有反犹言论的大忌，立时招来巴黎方面口诛笔伐，致使这位“全球最得民心的睿智者”多年无法重访法兰西。学者朱斯汀·温特勒这样解释乔姆斯基出于维护启蒙哲学原则的一时冲动：“对乔姆斯基来说，无条件言论自由的原则高于卫道士对事实得出的任何结论。”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批评目光”在现代思想评论中占有重要位置。  
    然而，法国知识精英们对乔姆斯基抱极端敌视态度。他们通过媒体向不甚了解乔姆斯基的法国公众散布假象，说乔氏维护的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弗里松为纳粹罪行开脱的反犹观点。诸般诽谤使其在六角国信誉扫地。2001年4月，法国记者让·布利克蒙在《外交世界》月报撰文，题为《诺姆·乔姆斯基的恶名声》，其表述证实法国媒体“掀起了一场让乔姆斯基蒙羞的运动”，火力最猛者为贝纳尔-亨利·雷维、阿兰-热拉尔·斯拉玛、阿兰·范吉埃尔克洛、安德烈·格鲁克司曼、菲利普·瓦勒和雅克·阿塔利等多位知识界名流。提供炮弹的是《世界报》、《费加罗报》、《解放报》等多家主流报纸。法国各大出版社也对乔姆斯基关闭大门，只剩一家处于边缘的“斯巴达克斯”还肯刊行他的有关辩解。
    去年5月底，乔姆斯基不畏阻力，再次抵达巴黎。法国《外交世界》月报社社长塞尔日·阿里米解释乔氏为何30年间不曾在法国露面，说：“诺姆·乔姆斯基不很赞赏法国的知识界舞台及其虚伪的伦理，认为在其中登台的是一些固守狭隘意识形态的平庸思想者。”事实上，乔姆斯基更没有忘记法国曾履行“教化天职”，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种族灭绝。
    一批偏执的思想界明星把持着法国媒体，竭力统一公众认识，一如既往地将乔姆斯基作为“不受欢迎的人”对待。乔姆斯基勉强在“法兰西公学”、“国家科研中心”和“互助大厅”作了几场报告，然后跟克里希中学学生和“冶金工人之家”的工会工作者座谈，除了《巴黎人报》外，法国媒体一开始均无任何报道。不看《外交世界》月报的人根本不知道乔姆斯基再度来到法国。
    5月30日，《世界报》记者让·比亨伯姆报道了乔姆斯基头一天在“法兰西公学”作题为《理性、真实与民主》的报告，5天后又在该报《书籍世界》专栏发表《乔姆斯基在巴黎》的评论文章，称乔姆斯基无论在政治舞台，还是语言学范畴都“毫无影响”，已成为一个“过时的迂腐人物”。让·比亨伯姆的意图十分明显，即欲将乔姆斯基逐出人们的记忆，将他彻底埋葬。这篇评论的副题为《误读的流言》，其中写道：“法国抵制了乔姆斯基。笛卡尔的国度摈弃这位唯理论的信奉者。启蒙哲学的祖邦对这位求解放的斗士唯恐避之不及。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四分之一世纪里都不曾再涉足六角国。”循此，新闻界著名文化人尼古拉·维勒将乔姆斯基划定为“心智沉沦的表象”；法国语言学家让-克洛德·米勒奈则声称：“法国左派不需要乔姆斯基这号人物。若论抨击美国，法国本土有的是力量。至于说法国已陷入心智虚洞，进步人士会立即予以驳斥。从政治上看，乔姆斯基毫无作用……任何一位上世纪欧洲70年代的极左派都有比他更为广泛的政治体验，更为深刻的思考。”“乔姆斯基毫无作用”的结论似乎为乔氏2010年第二次法兰西之旅划上了一个全盘否定的句号。  

    四

    静思之，笔者实难苟同贝纳尔-亨利·雷维之辈及其狂热追随者们的论断。当今之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关键在于怎样评判乔姆斯基的抉择取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没有受理论教条束缚的惯性，虽对权威疾恶如仇，唾弃“极权控制”，但他并不反对一切国家形式，不将摧毁国家作为先决条件，亦不排斥民主国家里的选举制度。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乔姆斯基自称“自由社会主义者”，实际属于无政府主义思潮里的改良派。他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改良，甚至希冀靠中央集权政府来遏制地方金融寡头，阻断凯恩斯式的资本自由流通。他举出一个修辞形象，将国家比喻为樊笼，笼外有一群如同野兽般的私营大公司。国家这个樊笼起着保护公众不受野兽侵袭的作用。如果一举打破樊笼，野兽就会将国民吞食殆尽。乔姆斯基的观点曾受到第四国际托派的严厉批判。2009年，他甚至支持民主党人约翰·克里竞选美国总统，以阻止共和党人小布什上台执政。他的格言是“二害择其轻”。不过，在豪强与弱者，富翁与贫民之间，他总毫不迟疑地择后者而从之。在国际范围，他支持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西方列强谋求全球霸权，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典型西方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并非黑白分明地站在哪一个阵营，唯愿主持真理与正义。乔氏认为，西方所谓的“人道干预义务”并不真正出于维护民主的动机，往往是打着民主的幌子践踏民主原则，造成灾难性后果。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知识精英们指责他不与时俱进，在北约肢解南斯拉夫联盟时与西方唱反调，视而不见西方已经变成“替天行道”、捍卫人权的慈善阵营，相反，一些后殖民独裁国家却已沦为野蛮的“邪恶轴心”。依笔者之见，这恰是乔姆斯基洞悉当今世界格局，具有时代意义的政见。  
    读乔姆斯基的著作《最近的将来，廿一世纪的自由、独立与帝国主义》（魁北克吕克司独立出版社），及三十来篇译成法文的政论文章，深感他是一位号准世界脉息的清醒智者。他透过现实的表面迷镜看到现实本身，摸清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机制及其当政者利他主义声明的潜动机，尤其是地球南北两方的权力关系。他不愧为“人不来，他来”的“头号美国异见者”。难怪奥利维·艾沙姆和达尼埃尔·麦赫迈一同以他的生平为题材拍摄了一部电影。乔姆斯基有勇气触及西方的痛处，断言那里“民主被嘲弄”，演化为“民主的危机”，成为最严重的“内患”。他不畏天下强梁，大胆质疑他们的政治与经济战略，淋漓尽致地揭穿西方奢谈民主、人权的虚伪面目，让公众认清现今以全球化名义开展的进程，实质是在向各本土居民强加经济自由主义，必要时还不惜使用暴力。
    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面面观构成对民主的打击。”他强调，新自由主义乃是民主之敌。基于这一分析，乔氏认定西方的大敌存在其内部，而非外来威胁。论及所谓的美国特殊性，他肯定自己的国家毫无特殊之点，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敲响了丧钟。乔氏寄希望于拉丁美洲国家，预言：“拉丁美洲的演进颇有前途。一些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有着前所未有的潜力，会克服几个世纪的外来干涉、暴力、镇压、臣服，掀起当代民主的巨浪……希望一旦变为现实，哪怕只是部分的，其结果势必在世界范围引起反响。”
    在《最近的将来，廿一世纪的自由、独立与帝国主义》一书里，乔姆斯基曾远瞩中东革命的光明前景，眼下的“阿拉伯之春”好像为他所言中，而且其走向未必朝着西方欧美统治者规划的线路延伸，那并非乔姆斯基所愿。因为，用乔氏语言学的词汇，他悬望的是一个“更公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