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死亡”异辞多样性之社会成因浅析
作者：马慧茹
修辞学习 2007年第3期
提 要 汉语中“死亡”异辞非常丰富，其多样表达的社会性成因主要有三：一是意义生成与固化过程中存在着多向度意指、多层级隐喻、网状交织与延伸的表达格局；二是意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上层”与大众之间、不同的阐释策略之间、新旧表达之间的意义争夺；三是受制于忌讳、暗示等的意义企图的不同实现。
关键词 相关 意指 生成 固化 争夺 企图
汉语中表达“死亡”的词和词组（除“死”字外通称“死亡”的异辞），据不完全统计，不下二百种。其中既有所谓“天子死日崩，诸侯日薨，大夫日卒，士日不禄，庶人日死”为代表的上层文化规范表达，也有“过世、翘辫子、一命呜呼、见阎王”等民间文化原生态表达；既有“卒、殁、疾终、溘逝、仙逝、弃世、下世、作古、千古、长眠、安息、隐化、迁神、解驾、遁化、迁化、迁形、捐舍馆、就木、殒命”等书面表达，也有“上西天、伸腿、钻烟囱、去了、走了”等口头运用；既有“牺牲、就义、捐躯、殉职”等褒义色彩的强调，也有“一命呜呼、蹬腿、断气、完蛋、见阎王、下地狱”等贬义色彩的突显；既有“晏驾、殇、孤露、圆寂、殉”等与死者社会角色相关的专门性指称，也有“亡、没、丧、终、故、逝、殒、不起、绝命、弃手足、弃堂帐、物故、溘逝、弃养、亡躯、作古、谢世、弃世”等不论对象的普泛化使用。
为什么汉语中“死亡”异辞如此之多？这样复杂的“死亡”异辞折射着什么？本文拟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对其社会成因作粗略分析。
一、生成与固化过程的多样性
“死”在甲骨文中写作ぇ ぅ，“象跪拜垂首凭吊于骨旁之状”，表达的是人自然生命本身终止或失去的过程，即“死亡”异辞共享的理性意义，是象意字。因其象意，所以并不能确切、完整地表达“死亡”现象的全部相关，而任何一个相关都有可能因为语言实践的需要，依据不同的路径，全方位外逸以寻求更有效的表达。生死事大，汉文化中“死文化”相当复杂，语言实践的需求多，通向表达的路径多，相关生成的意义多，“死亡”异辞自然也就多。
1、意义生成过程的多样性 “意义产生于我们通过各种符号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或占有符号之时”，它是思想的翻译，心理表象的运作。“死”的异辞可以直接意指，如“天”，“倾头也，倾头则头屈，有天曲之意。”；也可以间接意指。如“亡”，“用半截刀身及刀柄形表示其刀头已经折断，失去，无用，引申而泛指无有，后引为逃亡，死亡”。这是异辞生成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还受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意指向度的影响。所谓意指向度，指的是从理性意义出发，“死亡”的相关顺着不同的意义走向，依据不同的强弱程度，实现语言符号表达的可能性。通常情况下意义走向顺应汉文化中关于死亡的知识体系、观念与道德准则的走向，意义强弱顺应表达主体的当下情绪。比如敬仰的向度下，有高强度的“崩”，所谓“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战国策·赵策三》）；否定的向度下，则有高强度的“灰靡”，所谓“广汉以好利丧身，牛缺以载宝灰靡”（晋·葛洪《抱朴子·安贫》）。意指多向度放射，在不同方位、不同情绪点，形成不同的“死亡”异辞。
其次，隐喻修辞的影响。隐喻是意指过程的技术选择，与忌讳直言死亡的社会习俗有关。如前文所引，喻体可空间可时间，喻指可深可浅。浅层隐喻如“绝命”，深层隐喻如“弃养”，等等。隐喻本身的无限可能，导致异辞生成的无限可能。
第三，语境的影响。在具体语言实践中，“半成品”的“死亡”异辞，和其他理性意义的词汇功能性横向组合，生成语境意义。杨沫《青春之歌》“敌人打来了，什么儿子、家，还不是一齐完蛋！”“完蛋”换成“弃世”不妥；冰心《晚晴集·追念振铎》“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遇难”换“作古”，则无法理解。不同的语境需要不同的表达，这是语境要求带来的异辞可能性。
与此同时，意指向度之间、隐喻之间、语境之间，又都可能出现无数的旁支，以理性意义为核心，形成完全开放式的意义空间，使意义的节点无边界运动，形成网状交织，进一步使异辞的形成复杂化。
2、意义固化过程的复杂性意义生成之后，需要大多数人认可并运用，才能固化下来。固化可以看作由横纵二轴构成，纵轴是社会契约，横轴是共时的语言横断面。
社会契约，即约定俗成，保证了异辞意义的相对稳定，并代代相承，不断累积，所以我们既能理解古代文化语境中的“薨”，也能理解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钻烟囱”。但任何社会契约都非一成不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契约，语言也随之被改造，或生成新的表达。汉代时只有大夫之才可称“卒”；唐宋以后百姓死都可称“卒”；互联网时代有网民把人的死亡叫“game over”，是网络的约定俗成。
横轴是共时状态下的语言横断面，即索绪尔所论述的棋局：“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死亡”异辞的意义固化，还依赖于同一语义场上他者属性的参照和介入，这一点在语言应用上尤为突出。
他者属性既可以来自于意义的程度轻重，如“逝世”比“亡故”尊敬程度重；也可以立足于范围的大小，如“亡”比“夭”的使用范围大；还可以体现为搭配对象的不同，如“弃养”用于父母，“圆寂”用于僧尼；还有主动与被动的不同，如“捐世”强调主动，“毙命”强调被动。区别产生意义，他者属性构成多种维度，纵横交错，彼此参照，“小异”的差别超过了“大同”的内涵，由此，“死亡”异辞也就越来越丰富。
二、意义争夺产生的多样性
所谓意义争夺，即在语言生成过程、结果、阐释、运用等方面，历史、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有意识、倾向性介入。汉文化基本上是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化。“儒”源于巫祝，专门从事丧事活动，乃至形成一个社会集团。生死观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锰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不朽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也”（《论语·学而第一》）的治世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札”（《论语·为政第二》）的忠孝观，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都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有尊即有卑，有旧必有新，有“精英”必有大众，有主流必有边缘，而且对立的双方处于变动中，有对抗有妥协，有交流有融合。体现在语言上，也丰富了“死亡”的异辞。具体表现为：
首先是“上层”与大众争夺产生的多样性。“上层”作为各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强化阶级差异，维护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地位，会构建出有专利色彩的语言体系，如《礼记》对不同社会等级成员之死的表达界定，就是统治意识、“精英”意识的体现。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在文化资源的占有上没有足够的选择空间，话语权有限，他们或者降服于“上层”的规定，或者与“上层”进行无意识的消极对抗，从而建立表现大众生死观的“死亡”表达法。《儒林外史》第二十回：“挨到晚上，（牛布衣）痰晌了一阵，喘息一回，呜呼哀哉，断气身亡”，即是大众的表达法，而同时期的平步青《霞外摭屑·董文友》：“文友已化为异物，今谀士又作古矣”，则是“上层”的表达法。
大众的表达法是既无力挑战“上层”，而又与“上层”消极对抗的权宜之计，二者在对抗中相互妥协，亦“上层”亦大众，则生成亦文亦白的异辞，如清·李雨堂《万花楼演义》第三回：“数年前夫妇前后逝世，遗下一子张文”的“逝世”即是。争夺与对抗的不同地步都有可能生成不同的语言，而且生成过程和结果，在不同的地带问不间断的滑动，于是多样性呈现。从语言学上讲，这是意义本身的不确定性及其开放变动的结果。
其次是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争夺阐释权产生的多样性。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不是一对一的、理性的或工具性的关系，所以阐释可以顺着情感和情绪的脉络而动，相同的符号，可以因不同的脉络而生出截然相反的意义。《红楼梦》第十三回：“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由贾珍说出，是积极的情绪；而鲍鹏山《彀中英雄》：“老秦王一旦伸腿了，秦国以罪名来收捕你的人数会少吗？”则是消极的情绪；唐·崔泰之《哭李峤》诗：“魂随司命鬼，魄逐见阎王”，语义庄重；刘半农《拟儿歌——小猪落地》：“一条小命见阎王”则语义诙谐。这些都是曲解在发生作用。若不同的阐释主体相逢于同一个语境，则必有一方在意义争夺中妥协让步，选用或创造其他语言符号。
争夺阐释权的另外一种策略是陌生化。由文化因素划定的各个阵营，都捍卫自己的阐释权，拒斥其他阐释权，相互陌生化。唐兰认为俗语善用“走了”、“去了”等语，而文谈盛行“寿终正寝”、“驾鹤西游”等成语典故。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书卒异词》：“凡人死日卒，日殁，日疾终……又日迁神o”“迁神”对于大众来说有可能是一个陌生的词；而周立波《纪念》：“站在一旁的华捕说：‘再打，可是要翘辫子了”’，这“翘辫子”，恐怕也是当时“雅士”们所不熟悉的。不过，陌生化不是绝对的，大众只要粗通文字，即可于语境中猜测出部分意义。例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人们即使不知道“孤露”的语义，也会结合上下文猜出几分。而“雅士”们只要不是与大众完全隔离，只要有意愿，对大众语言的理解也并不难，若理解并改造使用，则新的符号出现。反过来，大众改造“雅士”的表达法也可以通过“戏说”等方式来实现。
其三是新旧意义争夺产生的多样性。意义在文化中产生，也在历史中产生，在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之间变动。如“羽化”最初只用于表达道士之死，但随着道教对世俗的不断渗透，它最终也为民间采用了。同样的，受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才出现了诸如“归天”、“厌世”、“下世”、“上仙”、“归净土”、“人冥”甚至“下地狱”、“见阎王”、“上西天”等；封建帝王消失了，“崩”也只能是历史词语的运用。有了对外交流才有“见上帝”、“见马克思”等等说法出现。
但新的表达法绝无可能彻底清除旧的表达法，往往是新与旧处于胶着状态，新的表达法产生于一种模糊的边缘地带，既有旧的记忆，也有其他联想的唤醒，给旧的记忆一种别样曲解。如“殉”原指古代人或物随葬，发展到“殉国”、“殉职”，其作为上古丧葬仪式的意义还能被回想起来，只不过这种联想被主动献身的道德评判所代替。即便新表达法生成并普及，旧表达法也依然在小范围适用。如现代汉语中“见背”已不常用，但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就使用了：“（她）先哭去逝多年的爷爷，后哭新近见背的妈妈。”
除以上三个方面外，还有文化间、地域间的意义争夺，方言正规化过程的意义争夺，新的传播媒介出现后激发出来的意义争夺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的发展过程也是多元争夺的过程，正如福柯所说：“历史与其说具有一种语言的形式，不如说具有一种战争的形式，涉及的是权力而不是意义”。这种多元争夺是导致“死亡”异辞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三、意义企图产生的多样性
语言的意义在于产生行为。明·何景明《与何粹夫书》：“三四君子，悉已谢时”，既有感时伤事、心有戚戚的情感行为，也有诉诸交流对象，表达对死者追忆的企图。我们把这种隐藏于符号深层结构中的、不明示之的企图称为意义企图。“死亡”异辞的意义企图多种多样，如叙述事件、交流情感、评判是非、道德规训、警示后人等。意义企图的实现，受到忌讳的影响，而更多地通过暗示实现。
首先是由忌讳导致的多样。死亡为人之不幸，故言之忌讳颇多。“千古”、“寿终”等都是因为忌讳直言死亡而出现的异辞。忌讳，其一涉及到对死者及死者亲属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至少包括肯定、否定和中性三类。其二是与当事人在不在场有关，一般在场则讳言，不在场可讳可不讳。其三是与死者及其亲属的社会地位高低有关，地位高则讳言多，地位低则相对少。其四则与主体是自己还是他人有关，称自己可讳也可不讳，称他人一般讳，而且称自己通常选择负面意义以自谦，称别人选择正面意义以示敬。例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是触龙称赵太后，“愿未及填沟壑而托之”是赵太后称自己。
忌讳的出现和使用出于社会规范、文化传承以及日常语境需要，使用者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忌讳的手段多种多样，讳辞本身也随之形形色色。
其次是暗示导致的多样。最常见的方法是直接暗示死者生前的功德或罪责，是对死者某种程度上的盖棺定论，也是对生者的鞭策和提醒。李大钊《敬告全国父老书》：“杀身成仁，刎颈殉国”是伦理观的崇高；俗语“若不悔改，必下地狱”是道德上的蔑视。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反常来暗示。《史记》中自黄帝始的历代帝王之死皆称“崩”，只有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商武乙（“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商纣（“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秦始皇（“始皇帝死而分地”、“今主龙死”）四个人例外，用了《礼记》中适于庶人以下的“死”字。利用这种异于常理的表达，暗示暴君与明君的差别、名垂青史与遗臭万年的差别，是司马迁式的曲笔。暗示的目的在于对生者的规训：开拓“死而不朽”的人生之路，避开“下地狱”的歧途。
由于忌讳存在于不同的族群与场合，暗示有不同程度的褒贬目的与表达考量，其实现就需要更多地体现为用辞差异，关于“死亡”的表达系统也就必然会变得更为曲折化、复杂化，亦即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特征。
上面对汉语中“死亡”异辞多样性的形成从社会层面上作了粗略考量，至于“死亡”异辞的原始发生、内部构成与演化、文字变革等方面的多样性特征，则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