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从词汇学的辖域说开去
——读周荐文章所想到的

□郑述谱

　　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了周荐先生的《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一文，获益良多。掩卷沉思，也产生了一些联想。这些联想多与曾“滋养”过汉语词汇学生长的俄国词汇学研究相关，禁不住想说出来，以求专家们指正。

　　词汇学的产生

　　词汇，本应该理解为“一种语言里所使用的词的总称”，如汉语词汇、英语词汇等，但在当今汉语的日常言语中，把“词汇”用作“词”意义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如说“爱情是个美丽的词汇”之类，这可能是受了双音化的影响，觉得说“词汇”比说“词”更上口。但说到词汇学的产生，还是应该从基本的语言单位着眼，即从“词”说起，尽管汉语里“词”与“非词”的界限并不分得很清楚。

　　俄国的词汇学认为，词(слово)在所有语言单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人类的语言就是词的语言。词既是词汇意义、又是语法意义的载体，它既能充当各类句子的不同成分，又能成为独立的句子。实词既能指称个别的事物，同时又能充当某一类事物的类称。它是人对客观世界感性认识升华的结果，也是思维的单元与支撑。在交际过程中，词可以把自己的功能扩及至句子的临界，从语言的称名单位转变成述谓单位。由于词具有如此广泛而多样的功能，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甚至仅借助于词就可以基本实现。各种其他类型的符号(诸如交通信号、手势语等)都可以翻译成词。因此，语言学研究对承担如此多功能的词，是不能不给予特别关注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学流派都把词看得这么重。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词的问题是个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有音位(phoneme)与词素(morpheme)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而词不过是“在一定结构中有固定顺序的几个词素”。试图区分词素、词与词组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于是，词汇问题就被排除在研究者视野之外了。

　　20世纪30年代，正是在苏联，词汇学(лексикология——lexicology)成为了大学语言学的一门特别课程。必须指出，一门学科能登上大学讲台，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是以它的研究积累丰厚程度与理论深度为重要前提的。这与美国的情况恰成对照。一位美国学者曾写道：“关于苏联的词汇学，对美国语言学家来说，最为惊异的是，竟然还有这样一门学科存在。在西欧与美国语言学里并没有这样的学科。在《描写语言学导论》或《现代语言学教程》这类教科书中，词汇学连提也不提。谈到语言的词汇，作者仅限于几句即兴式的看法，而且连这一点也做得很不情愿。与此相反，在苏联的词汇学教材中，却辟出实际上与语法学和语音学等同的地位。” 苏联语言学界还认为，“我国语言学的总的走向决定了词汇学的大发展。所研究的有称名的基本原则，也有视不同语言类型而发生变异的词汇组织原则，倾力探索构词学。熟语学则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熟语学与构词学理论领域，苏联语言学占有引领地位”。

　　上述说法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认识词汇学特别是俄语词汇学的学科地位。

　　熟语学与术语学的跟进

　　周荐文中深入分析了处于学科辖域“另一侧”的语义学与辞书学何以成为强势学科的缘由。其实，就俄国的语言学发展历史进程来说，由词汇学引领其发展的还有熟语学(phraseology)与术语学(terminology)。与辞书学相比，这方面的情况国内学界较为生疏。

　　熟语学在苏联发展成为语言学之下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但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熟语学研究熟语的性质及其范畴特征，并揭示它们在言语中的使用功能规律。据说，在英国和美国语言学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学科。那么，词汇研究是怎样与熟语研究搭界的呢?原来，词汇学研究的不仅是词，还包括与词的功能接近的词汇单位(лексическая единица)，它们往往以固定词组的形式出现，广义的固定词组也可以包括熟语，于是，对词汇的研究自然就涉及熟语。随着一些著名语言学家对熟语的分类等理论观点的提出，熟语研究逐渐从词汇学中分离出来，上升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术语学在国际上开始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公认最早开创这门学科的是奥地利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不过，得益于俄国的词汇研究的传统，他们紧随其后，强势跟进，如今已成为国际上与奥地利齐名的学派。严格地说，术语当然也是全民标准语中词汇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在词汇学研究辖域之内，就数量而言，它们远远多于普通词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术语作为确定科学认识结果的特征，作为科学思维单元的特征，其对标准化的严格要求，这些与一般日常词汇明显不同的属性，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承认。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的地位，就水到渠成地被接受了。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在西方国家，某些有相当影响的语言学家至今仍坚持认为，辞书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也不会是一门学科，而只是一门“技艺”(art)。而对术语学，倒是显得“宽容”了许多。分歧只在于，是把它看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认为它仅是语言学下面的一个分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与不同国家该学科研究成果积累的丰厚与广博程度有关。

　　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

　　周荐先生正确地指出：“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这与国外科学学研究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后者说得更周详。国外科学学研究认为，判断一个知识领域能否够得上一个独立的专门学科，可以参照如下一些标准：具有相关领域的文献;具有相应的研究与培训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常备的人员;专门的研究对象;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研究的方法;专业的科学语言;等等。

　　作为汉语界以外的学者，我们难以评断“语汇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宁愿相信，周荐先生对目前汉语“语汇学”身份的质疑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其根本原因，似乎不在于“无论是作为句子成分还是作为词汇单位，熟语和词均无显著区别”。因为这还仅仅是站在词汇学辖域范围内看问题。如果拿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来衡量，熟语与术语一样，也是有成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潜在可能的。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极有可能还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还没有提出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还没有找到本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创建出本学科自己的术语系统。也许有一天，随着研究的不断突破，成果的不断积累，汉语熟语学能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也未可知。

　　至于说到术语学，倒是有点幸运，2009年，它已经正式取得我国的学科代码，其代码为7403570，属于语言学之下的应用语言学下面的一个学科。其实，在术语学看来，任何知识学科，只要它称得起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术语。研究任何一门学科，肯定离不开对它的术语系统的研究。但反过来，对各门学科的术语的共同属性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专门研究的却只有术语学。相关国际组织甚至认为，各国政府如果想致力于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首先要做的就是致力于本国语言的术语建设。因此，术语学的发展绝不仅仅是语言学家的事。用该学科奠基人维斯特的话说，这应该是语言学家与工程师联手开发的领域。这里，“工程师”实际上是指各个学科的专家。这一点既扩大了术语学研究的辖域，也增加了术语研究的难度。我们期望，随着术语学正式取得学科代码，会有更多的学者知难而进，投身到这个前景广阔的学科中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7-13 17:38:38

放牛班的课堂

求是理论网 2010年05月18日 15时41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荐

　　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

　　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这样的做法有无为公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中国近代以前的学科体系中没有“词汇学”的名目，当然，“词汇学”的上位概念——“语言学”等名目也不存在。后世出现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学科体系中的“词汇学”，大概只可与中国上古、中古时学科体系中文字学、训诂学勉强对应。文字学中字义产生的问题等、训诂学中词义间的关系问题等，大致可与现代词汇学中的词义问题挂上钩。中国古代学科体系中无“词汇学”名目并不奇怪，因为不仅古代中国没有，世界上很多国家古代也都没有。英语中的Lexicology，俄语中的Лексика，日语中的“語彙論”，大都是近代以降现代语言学产生后才有的学科术语，或者是历史发展到近代其学科意义才逐渐明晰起来、明确下来的术语。在中国，“词汇学”的术语应产生于1910年代，但它的产生并未同时为其带来在学科体系定位中的确定性，也并未使其学科发展的走向明晰下来。1907年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出版，虽明确提出了词汇的研究方法和范围，甚至“词汇学”的术语也呼之欲出，但在那之后40余年的时间里，章著对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备并未产生出应有的影响，所以，王力、吕叔湘等前辈语言学家的论著均未将“词汇学”独立出来，学者们仍将本该划归词汇学领域的内容置于所熟悉的语法学领域中。这对中国语言学史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憾事。

　　中国词汇学科的建立

　　拜苏联语言学之赐，中国词汇学学科在1950年代得以真正建立，标志之一就是在中国系统地出现了“词汇学”、“熟语学”、“构词法”、“词根”等学科术语。苏联的语言学家，我们可信手举出一大串响亮的名字：契科巴瓦、布达哥夫、维诺格拉多夫、谢尔巴等。这还仅仅是对中国、对汉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中的部分代表性人物。正因为有苏联语言学家的著作及其影响，本该划归词汇学的研究内容才终于归位，本该与毗邻学科划清的界限也才得以划清，汉语词汇学也才终于迎来她诞生后的第一个春天——1950年代，并催生出以孙常叙《汉语词汇》、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为代表的一批奠基性的词汇学著作，以及那之后二三十年间面世的为数众多的论著。这一良好态势本应迅即成为词汇学学科定位确定的指引，成为学科发展走向明晰的先导，然因理论建设不足、学科边界模糊，词汇学声称的属于自己的学科辖域，或为边界另一侧的强势学科(如“语义学”、“辞书学”)不断吞噬，或为乘势而起的一些新兴研究门类(如所谓“语汇学”)肆意蚕食。这又使词汇学重新沦于尴尬的境地。

　　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

　　语义学(Semantics)是个涉及语言学、逻辑学、计算机及自然语言处理、认知科学、心理学诸多领域的学科，它所研究的是语义。各学科对语义的研究虽有一定共性，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却不尽一致。语义学的主要对象应是自然语言的意义，是词语、句子、篇章等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的意义。但各领域对语言意义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语言学的语义研究目的在于找出语义表达的规律性、内在解释、不同语言在语义表达方面的个性及共性。学界有人根据不同的语言单位都存在语义问题，也都可由语义学去研究，而将语义学进一步分作“句法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语义学中的一个重要支派——结构主义语义学，研究的内容主要的不在于句子而在于词语的意义和结构，比如义素分析、语义场、词义之间的结构关系等。这样的语义学即被称为“词汇语义学”。词与词间的各种意义关系(如同义词、反义词)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内容倘仅止于此，那它完全不具备另立新学科的必要，因为上述问题恰恰是词汇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语义学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独立的研究内容和支派，比如比照生成音系学的音位区别特征理论，主张语言最深层的结构是义素，通过句法变化和词汇化的各种手段得到表层的句子形式的“生成语义学”;始于蒙太古以数理逻辑方法对英语的研究，后经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努力独立发展，并摒弃了蒙太古对生成语言学的句法学的忽视，强调语义解释和句法结构的统一，从而最终成为生成语言学的语义学分支的“形式语义学”。正由于有如上研究内容、理论、业绩、队伍，才使得“语义学”成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学科，其本身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术语。

　　辞书学(Lexicography)也是跟词汇学关系密切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辞书学核心的研究内容是词语的释义问题。也正因此，释义常被一些学者称作辞书的灵魂。辞书学的研究内容倘仅为词义、义项、释义，那么它与词汇学研究的内容就会具有较大的重合度了。古代辞书编纂的对象包括字书、韵书及词典等，由之积累起来的本来主要是关乎辞典编纂工艺、技巧的一门学问。在继承往昔的基础上，现代辞书学把主要研究对象定位为语文词典、百科全书、专科辞典，研究内容主要是词典的设计、编排、条目的设定、义项的安排以及各条目间、各义项间的关系。此外，辞书学也会就不同类型的辞书编纂的特殊技巧进行某些特别的研究，如编纂双语辞典所需顾及的不同语言的语法。也正由于辞书学在词义、义项、释义之外更大的研究范围上不同于词汇学，它才成为了一个重要而独立的学科。不难看出，由于所研究的内容、范围无法由词汇学替代，也由于词汇学在上述领域的理论建设并不完备，“语义学”、“辞书学”的兴起具有不可阻挡之势，词汇学恐怕只能忍看新学科的兴起，徒自喟叹。

　　至于“语汇学”新说法的提出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语汇学”与“词汇学”本是异名同实的关系，但近年却被个别学者将其作为与“词汇学”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学科术语来使用，用于指对熟语的研究。无论是作为句子成分还是作为词汇单位，熟语和词均无显著区别，因此有学者的著作将本该称作“词汇”之处改称“语汇”，以使之与“语法”、“语音”一致起来，甚至2003年11月成立的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汉语语汇分会，也用的是“语汇”而非“词汇”。学界也很早就有人将熟语称作“特殊词汇”，这也多少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传统上和现实上，绝大多数学者都将熟语纳入词汇学领域，或将“熟语”作为“词汇”的下位单位或次类看待的。因此，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这样的做法有无为公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词汇：不可替代的思辨单位

　　语言学在西方始终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学科。作为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不可说”来解释“存在”，以不回答的方式来回答“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这带有些许禅味的回答似无助于语言学问题的解决，而他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则促发了语言学家对语言问题深层次的思考。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乔氏对斯金纳《口语行为》的评论，也有助于发动心理学的认知革命，挑战1950年代研究人类行为和语言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乔氏所采用的以自然为本研究语言的方法也大大影响了语言和心智的哲学研究。所有这些，都使语言学的影响在各领域内得到加强，然语言最受益的要素中却鲜见词汇的踪影，“词汇学”的学科术语也踪迹杳然。而这些情况的出现，又无不与词汇学科的艰难定位和发展走向息息相关。

　　无论是作为哲学思考这一心智行为的基本模块来说，还是作为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基本元件而论，词汇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单位。从句法上看，词语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最小而不可分割的句子成分;从词汇上看，词语是最本原的交际单位——独立而完整的意义成分。句法是纲目，它将词语这样的散碎材料组织起来。材料跟纲目是不可混而为一的。无论词语材料的数量多还是寡，它们都是为句法所组织的材料，这一边界不可模糊不清。随着新学科的产生，学科间的交叉不可避免，但是一个学科只要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与另外的学科因交叉而重合之处必小于它们各自独特之处。定位明确、走向清晰，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词汇学循此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定会拥有远大的发展前景，必将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