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陈 熵
曾文先生1939 年 12 月 7 日生于山东即墨， 1959 年至 1964 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1964 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1978 年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历任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杨曾文先生从事佛学研究 40 多年，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学术造诣精湛，尤以历史考辨见长。其代表作有：专著《佛教的起源》（ 1991 ）、《日本佛教史》（ 1995 ）、《唐五代禅宗史》（ 1999 ）等；合著《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已出版第一、二、三卷， 1981 － 1988 ）；主编并参与编写《佛教文化面面观》（ 1989 ）、《日本近现代佛教史》（ 1996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始于 2001 年）等；合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 1996 ）；校勘《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1993 ）、《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2001 年）、《临济录》（ 2001 ）；另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140 篇。
日前，杨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刊专访。
人生感言
——将“不平常事”善始善终地做下来，就是一种“平常心”的表现
记者： 杨 先生，听说您踏上佛学研究之路与现代佛学研究巨擘汤用彤先生有关，能否请您谈谈？
杨先生： 1964 年初中国大陆各个研究机构和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专业的学生，本想报考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专业研究生，后经系领导和我的指导教师田余庆先生的动员，改为报考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可在尚未发榜的时候，汤先生就因病与世长辞。正在此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我曾报考佛教学研究生，所以毕业后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工作，从此便与佛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 1964 年您进入刚刚成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时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世宗所已走过不惑之年，您也变为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白云苍狗，世事沧桑。能否从历史角度谈谈您的人生感想？
杨先生： 我是研究佛教史的，佛教讲人生无常，中国古人讲人生如寄，人的一生很短暂。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受任继愈先生委派，参与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工作，有幸结识了日本的牧田谛亮、镰田茂雄、福永光司、竺沙雅章等老一辈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对中国很友好，对我从事佛学研究帮助很大；我在与他们交往的时候，注重礼尚往来，尤其注意保持国格、人格，得到他们的尊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这些先生中有的已经辞世，追忆往事，真是感慨万千。他们对于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和文化友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始于唐代的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应该发扬光大，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记者： 当今人们常用的口头禅“要有一颗平常心”，源自禅宗史上的名言“平常心是道”，学问和生活其实常常是相通的。请问长达 40 年的佛学研究对您个人的人生历程、尤其是修身养性方面有何影响？
杨先生： “平常心是道”是禅宗对于大乘佛法心性论的一种表述，是说佛法修行不仅不脱离生活日用，而且应当保持自然平常的心态，排除各种执意取舍的杂念。今天人们常说“要有一颗平常心”，我理解主要是强调做人、做事不要怀有逐名求利的杂念，患得患失，要宠辱不惊，顺乎自然。一件事要做成功，不仅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还要具备佛教所说“因缘具足”的情况。在有的场合，我不反对“拿来主义”，因为知识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但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也不反对在正常情况下追求功利乃至名利，但坚决反对急功近利、抄袭剽窃。这里有一个学风、学术道德问题，有一个人品问题。至于我个人，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或与学术有关的具体事务方面，应该说有顺有逆，但我基本上能做到以“平常心”对待其中的得失。比如我有幸参与筹划和组织的十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从 1985 年至 2003 年每两年举行一次，中日两国轮流主办，时间跨度长达 18 年，其间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将这种“不平常事”善始善终地做下来，或许算是对这种“平常心”的报答吧。
治学体会
——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应理清其历史脉络，其次要最大限度获取第一手文献资料，最后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思想概括
记者： 听说您在北大读书时受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影响，逐渐形成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的治学风格。能否请您详谈以飨年轻学子？
杨先生： 大学四年级时需要写学年论文，我的指导老师田余庆先生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学习秦汉史的同学去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家求教。翦先生将他整理手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官制及农民起义等方面的资料汇编摆在一张长型桌子上，亲切地告诉我们，做史学研究一定要认真读书，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要善于考辨真伪，进而加以梳理概括，做好资料汇编；做史学研究要“史论结合”，应当“以论带史”，而不能“以论代史”。翦先生的谆谆教诲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40 多年过去，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上大学时还选修过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对我影响也很大。这几方面的影响，使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逐渐形成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的风格。概而言之，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应理清其历史脉络，其次要最大限度获取、考辨并整理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最后在历史脉络清晰、文献资料可靠的基础上尝试对该问题的思想实质进行理论概括。
记者： 您 1995 年出版的《日本佛教史》是由中国学者撰著的第一部研究日本佛教史的学术专著，后来您又主编或与人合编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与日本佛教史有关的学术著作。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杨先生： 我 1964 年刚进入世界宗教研究所时，按照学术分工曾对日本佛教现状进行过调查，这算是我以后从事研究日本佛教史的一种因缘。“文革”时期学术工作被迫停顿，但我对日语的学习却没有停顿——在下“干校”期间，别人送我的结婚礼物《毛泽东文选》日文本是当时条件下我学习日语的“最佳”读物。 1972 年夏从河南“干校”回京，我接受黄心川先生的建议着手翻译日本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因此对研究日本佛教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怀有一种使命感。从 1982 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抽时间研究日本佛教，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从 1990 年底开始，我集中主要精力编写《日本佛教史》，其间到日本研修一年，回国后将此书完成。《日本佛教史》是我有生以来下功夫最大的一部著作。 1996 年，我又与张大柘、高洪合作写出《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与日本源了圆合编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
记者： 您的专著字里行间常有历史感在流淌，且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能否谈谈您的治学经验和体会？
杨先生： 我是学中国古代史出身，在大学时也选修过中国哲学史，并且爱读先秦诸子之书，这对我后来从事佛教研究很有影响。我始终以研究佛教史为重点，在研究中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对涉及佛教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实进行仔细的核查或考证；注意把佛教作为社会历史的现象，将问题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中，联系当时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思想界的形势，进行客观的考察，尽力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例如，在写《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章节时，我利用对两汉史熟悉的条件，对两汉与古印度、西域的交通作了详细的考察。在写《唐五代禅宗史》时，除利用传统禅宗史料外，注重利用正史并寻求敦煌遗书资料和碑铭、地方志等。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前后学者之间的连贯继承性，横向学者之间的互补性。我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或过程中，尽可能搜集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成果，注意使自己的研究与国内外的研究“接轨”。借此机会，向国内外学术界的前辈，向一切在佛教研究中做出贡献的同仁深表敬意。
记者： 众所周知，佛学研究在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中非常重要。能否请您概述一下中国学者在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绩、薄弱环节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杨先生： 中国的佛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前，代表人物学术界有胡适、汤用彤和佛教界的欧阳渐、吕等；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代表人物有任继愈、石峻等，主要成绩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向，同时佛教界的法尊、巨赞等法师在佛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第三阶段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至今，在研究门类、成果数量与质量、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以往难以想象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于印度佛教、南亚东南亚佛教、欧美佛教的研究，对于佛教戒律及其中国化、中国历代佛教制度、寺院经济的研究，对于地方佛教史的研究等。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不应回避这些薄弱环节。
现实关怀
——“人间佛教”思想有助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记者： “人间佛教”是当今佛学语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能否请您谈谈看法？
杨先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为纠正明清以来佛教沉迷于丧葬、经忏等弊端，对治脱离民众的所谓“死人佛教”等偏向，首倡“人生佛教”，要求佛教界正视人生，利益人群，造福现实社会。其后，印顺为对治后期大乘佛教中将菩萨天神化的弊端，特别提倡“修学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强调在现实人间弘扬佛法，倡导“人间佛教”思想。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先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正式提出以“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实践方向，旨在“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将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规定为“人间佛教”的最基本的内容。我认为，“人间佛教”思想对于佛教自身建设，利益人群，造福社会，开展捐款赈灾、扶危济困，崇尚和谐、稳定社会，积极与现实社会相适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人间佛教”思想中的许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阐发和光大。
记者 ：佛教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作为佛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您认为佛教在当今中国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能发挥哪些积极作用？
杨先生： 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一、佛教与现实社会相适应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沿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大方向健康发展，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宗旨；二、佛教倡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佛教劝人行善止恶的伦理思想对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城乡文明社会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佛教对危害民众、危害社会的邪教是坚决反对的；三、佛教信徒，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与现实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并无利害冲突，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是能够和谐相处、良性互动的；四、广大佛教信徒拥护祖国统一大业，珍视民族文化遗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力量。
记者： 佛教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素质。您对于佛教自身建设有哪些设想？
杨先生： 佛教自身建设很重要，以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佛协领导一再指出的那样，现在仍然面临着如下五大任务：一、信仰建设；二、道风建设；三、人才建设；四、教制建设；五、组织建设。佛教自身建设要取得进展，必须不断加强佛教的文化建设。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这方面虽然只能承担一部分工作，然而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联系教内外学者，广泛而踏实地开展佛教学术活动，深入发掘和弘扬优秀的佛教文化遗产，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咨询和支持。我们衷心感谢教内外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的理解与支持，并希望这种理解与支持在未来的岁月里得以继续和强化。
记者手记
杨曾文 先生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笑面弥勒般的仁厚长者，另一方面又是暗含怒目金刚式的威严导师。近些年来，计算机操作与使用日新月异，杨先生在这方面表现出令人惊叹的“与时俱进”，并常常慷慨地向未能“与时俱进”的学生们提供帮助和指导。禅宗史上有句名言“见不如师，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意思是弟子见解超过师父与否，将影响其受业资格和师父名望），杨先生常以此含笑慰勉学生要立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自杨门的硕士、博士尽管有不少已崭露头角，但要想在学术上超过杨先生，谈何容易！杨先生做事效率高，时间观念强，对人、对事很少讲情面。凡是计划好的事，无论是冷风割面还是热风如虎，杨先生总是不折不扣地按计划执行，不得不变通的个案少之又少；这种风格几十年一以贯之，难怪圈内人士常常感叹：一个学识平庸、不思进取的学生，要想从杨先生门下顺利毕业，难！
文章来源：中国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