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火神庙住持田存绪与民国北京道教轶闻
北京火神庙住持田存绪与民国北京道教轶闻
我幼年时家住北京旧鼓楼大街清虚观胡同（今称清秀巷），7岁时因体弱多病投于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下简称火神庙）住持正一派大德田公存绪门下寄名入道，由此与道教结缘，并因此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有关恩师田存绪以及当时北京道教界的一些情况。
恩师田公存续，俗名子久，据学者张雪松先生考证（《北京火神庙住持田子久（存续）小考》，《弘道》，2009年第1期），约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羽化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1月30日。清宣统三年（1911）依火神庙住持董功林为师，出家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是为周祖正乙派道士。民国十九年（1930）先师董功林羽化，他遂在庙内道众拥戴推荐下继任火神庙住持。田公身世至今尚无确考，据张雪松先生推测，他与永定门外二郎庙住持张子余皆有可能为清宫太监，但没有举出档案出处。根据我童年观察，田公面有胡须，实非宦官。又可援引故宫朱家溍先生曾提及田公之形象为“头戴圆道士帽，穿着道袍，小黑胡子”（《什刹海梦忆录》，《京华古迹寻踪》，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因此，阉人之说仍待进一步考证。但田公独身不娶，却是确凿之事。北京正一派宫观的道士在前清时期均为出家焚修，民国改元之后，由于各种思潮的涌起，出家人在外娶妻之事开始增多。田公曾向我说起过他之所以独善其身，乃是因为志在玄修，并不想贪恋红尘中事也。
据家父说：田公系北京北城钟楼后豆腐池胡同豪门田家的后人，田家乃清代官宦之家，官至阅海。又据戏剧学家翁偶虹回忆：田公少年时代即通文习武，性格随和，擅于人际交往，热心公益，经常为公众排难解纷，在北京道教界和社会上久孚众望，被誉为北平第一美老道。他曾在前清遗少董皙香参与下编写了一部《道教三字经》，成为弘扬、普及道法的通俗读物，获得信众的好评。我还听说他曾代表华北道教界赴南京接受汪精卫接见，汪对田之谈吐及才干十分赏识，并说他出家可惜了，若非出家人，可以一省之长许之。正因为他是广受各界重视的宗教社会活动家，也因此招来了生前身后的是非之议。
民国三十年（1941），日寇统治下的“兴亚院”选田公作华北道教总会副会长（正会长为陆宗舆）。其实田公自出家以来一直洁身自好，并不愿介入世俗名利，更不愿介入敌伪政坛，但从另一方面又不愿因此获罪于伪政府，实是令其进退维谷，只得身在曹营心在汉，力求保持独立人格。比如每年阴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他仅在前院的祭坛上供奉本庙前羽后化的祖师牌位，上至开山祖师周思得，下至近代方丈董功林，坚决拒设所谓“大东亚圣战阵亡将士”牌位。同时，他也不参加中南海万善殿、北海公园天王殿等处的“追悼大东亚圣战阵亡将士法会”。当他得知日伪当局要向民间征铜、征铁，连忙通知北京城内外各庙将金属性神像、法物、法器隐藏起来，为此曾受到当局的斥责。又据说，田公致力于将日伪当局霸占的庙产悉数收回，将个别道士因吸毒、聚赌而欠债押出去的庙产赎回，维护了教产，此情今日为多人阙疑，但为当年火神庙道众及信众有口皆碑。
田公曾发心将全市僧侣住持的原道教宫观还教归宗。明清两代，有些道教宫观蜕变为佛寺，虽然神像未动，但却由僧人住持，废道兴佛。例如当时的门头沟区妙峰山娘娘庙、北新桥九顶娘娘庙、广安门外五显财神庙、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的梓潼庙（文昌帝君庙）、银闸胡同真武庙以及大大小小的关帝庙等，皆由道观一转佛寺。田公对这些原为道观的庙宇未回归本教之宗，耿耿于怀。谓解决之方案，一曰双方有善意者可协商办理；二曰有理有利而对方不让者则可成讼力争之；三曰出资赎买收回。但此情乃千百年历史积成，天时人事交错融合，情况至为复杂，岂旦暮可易？知难行更难，成为田公一大遗恨。
田公好交游，与田公结为金兰之好的盟兄弟有20多位，其中有3位名字中有“子”的道士、绅士与田公排称，合称“北平四子”。
一为张子余，系永定门外二郎庙住持，可谓“北平四子”中最富传奇色彩者。据说他的姑父孙三明世代经营药店，曾在白云观受戒，为在家道士，蓄发大领，一副道长打扮，在永定门外建造了自己的道观长春观，并长住其中焚修。笔者旧时在白云观挂单时，曾得到《救苦经注解》一册，篇首题记为“民国十一年壬戌五月，北京长春药室孙三明重印”，考此《救苦经》注本出于《正统道藏》之中，可见孙老道确系一信仰纯正且热心于印经弘道的道士。因为偶尔燃香受到启发，孙老道发明了著名的闻药“太上避瘟散”，该药价格低廉，驱瘟解暑，可闻、可服，很快便风靡南北，在9·18事变之前完全取代了一度占领市场的日本凉药仁丹。因为张子余聪明机灵，故孙老道在临终前将长春堂交给他来管理。张子余亦是一名在家道士，他秉承姑父遗风，终日道装乘便轿，沿街施送行人，名声大振。他在东珠市口大街相继办起长春堂东号等木厂，在前门大街开设了亿兆百货线店等大商店。致富后发心办理道教事业，收容、组织贫苦青少年参玄学习道教科仪经韵，前后培训百余众。其中能精熟者约二三十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初，田公羽化，即是由张子余所培训的小道士承应的资度道场。他还兼任3所小学的校长，学校一切开支、学生的一切用度均由长春堂赞助，不向学生取分文。另外还有一则在北京颇为有名的趣闻。日本占领北京后，因张子余的太上避瘟散抢占了日本仁丹的市场份额，遂将张子余绑架，敲诈其以200两黄金将前门城楼买下用以赎人，故而留下了著名的北京俗语“有钱您买前门楼子”。（另据记录整理者陶金的祖父回忆，当年张老道将前门城楼买下后，在前门瓮城内连放了三晚的焰火，观者如云。）
二为地安门外平易银号经理徐子才，亦著名慈善家，有乐善好施之誉，是旧时北京金融界开明绅士、道教界护法大居士、大功德主。与田公携手在庙内办理免费诊所，施医舍药，救济贫困患者。该诊所由庙负担坐堂医生的出诊费；由徐子才担负患者30%的药费。9·18事变前，徐子才在西黄城根信成材厂订制若干口槐柳木棺材，如有赤贫之家遇丧事无力殡葬，即无偿舍棺，并给予一定的抬埋费用。徐子才家住旧鼓楼大街铸钟厂（属旧第五区八保管界），贫户较多。徐子才竟与八保保长李兰台、常子光（家父）、王化龙等承诺负担管界内赤贫之苛捐杂税及征兵安家费。同时，他与什刹海河地、冰窖东家白焕亭是田公进行道务活动的坚强经济后盾。
三为北京西单元昌厚茶庄经理魏子丹，他曾在上世纪40年代当选北京茶叶同业公会会长。据说每年阴历四月，他均在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庙舍茶，舍缘豆，给山上各大茶棚无偿添置藤桌藤椅及茶具。每年六月火德真君诞辰之际，他对火神庙大量布施，并在庙内外舍茶、舍暑药。还有人说他办过盐场、米面庄，营利颇丰，俱捐献于神佛之前。可惜我年幼，对其善迹所知无多。
据戏剧家翁偶虹称，当年还有一位道教大居士，名历子嘉，日行一善，从不具名，与“北平四子”并排而立，有成为“北平五子”之势。但翁老未述及其身世及业迹。又据原天津天后宫老当家张修华道长文中（《我和天后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的“北平四子”，不见魏子丹而代之以道教居士资本家沈子香。相对于张修华老当家而言，我只是小辈，也并未听说过沈大居士的善功，所以只得对此免论了。
2013年是田公羽化70周年。70年以来，许多人和事都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今仅以此薄文纪念恩师。
（口述／常人春 辑／陶 金，讲述者常人春，1933年生，民俗学家，北京人，满族正黄旗，北京民俗学会会长。7岁拜地安门敕建火德真君庙住持田存绪为师。记录整理者陶金，1983年生，建筑设计师，北京人。北京市道教协会理事，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道教科仪保存项目组副组长，2003年拜常人春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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