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2012年08月22日 07 版）
走了十年的错误求学路
有一次，李欧梵到台湾见到黄进兴，问道：“台湾有一位女作家叫吴咏慧，文章写得很好，你认识她吗？”黄进兴说：“不认识。”谈到这些趣事时，黄进兴一脸的笑意。黄进兴以太太吴咏慧的名字出版的《哈佛琐记》一度是台湾的畅销书（大陆也出了简体版）。实际上，《哈佛琐记》只是他哈佛求学6年师从史华慈、杨联陞等名师的副产品。目前，他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语所所长，研究领域最为人所知的是孔庙研究。
黄进兴是地道的台湾人，父母均受过初等日式教育，大人在家里平时交流都是日语，直到1945年以后才开始学说汉语。小时候的黄进兴受母亲影响，喜欢文学和写作，希望长大以后当文学家。黄进兴就读的建国中学是台湾最好的学校，他的数学和英文成绩都非常好。中学毕业时，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台大历史系。多年后双亲过世，从亲戚的口中，黄进兴才知道，出于改善家境的考虑，当年他们希望成绩出色的儿子读医，以便将来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父母从来没有让我知道他们内心的失望。”回忆旧时，黄进兴满心感激父母对他的包容。
虽然如愿念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但黄进兴说他那时并没有找到学问的方向，年轻人的好高骛远和雄心壮志，让他在心里暗暗决定要在学术上成为一个万人敌，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希望找到终南捷径，很快在同辈中脱颖而出”。黄进兴很快对“史学方法论”这门课程产生了强烈兴趣。一次，哈佛毕业的蒙元史老师萧启庆刚好返台客座，问起他的专业兴趣，黄进兴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被老师当头棒喝。萧启庆认为，史学方法论是成为名家之后再回顾历史，没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志业。话中的含义黄进兴当时不能很好地理解，却也让他感到震惊。“萧老师这样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说不能把史学方法论当作一个专业？”但黄进兴还是“执迷不悟”，依然沿着史学方法论的路往前走。“那时候很天真，以为把握了史学方法论就可以无往不利。我年轻的时候很轻狂，看不起那些做唐朝史、宋朝史、明清史的人，认为自己站在一个制高点，一定会做得比别人好。这种观点一直误导我。”
因为这样的原因，黄进兴在台大读本科和硕士期间阅读了大量英文版的史学方法论方面的书。史学方法论也成为他硕士论文的内容。黄进兴的硕士导师是做辽金元史的陶晋生。陶在边疆民族史领域很有成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对黄进兴，陶晋生基本是放手不管，这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期间，黄进兴还做过陶晋生父亲陶希圣任主编的《食货》月刊的助理编辑。
到离开台湾前往美国的时候，黄进兴念了将近两百本的英文书，其中50多本是谈史学方法论的。刚开始读得很辛苦，经常要停下来查字典，熬过这个过程，黄进兴的阅读速度开始变快。这无疑是件好事，但黄进兴认为自己“完全把重心放错了地方，即使西方的学生，史学方法论的书一般读一本，至多两本。再念事实上是在重复，耽误了自己”。
黄进兴对史学方法论的执念一直要到在美国念博士时，和余英时一番长谈，才真正打消。为此，黄进兴写文章《论方法与方法论》，否定以前的想法和做法。据说这篇文章在台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史学方法论是台湾各大高校的必修课。文章发表后，台大有位老师跑到教学部要求撤销这门课。几年后，史学方法论真就改成了选修课。
“我的求学过程中，走了10年的错路。希望年轻人把我作为一个反面的教材，不要像我这样走冤枉路。”
在余英时的影响下
1976年，黄进兴赴美留学。第一站其实是匹兹堡大学，追随他的老师许倬云。由于一次意外的机缘，黄进兴给余英时打电话，没想到余先生非常热情，当即约他面谈。这一谈就是四个小时，对黄进兴而言，余英时的一番话犹如暮鼓晨钟，将他此前对于史学方法论的迷梦打破了。“我对学问的看法，甚至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改变了。”
台大读书期间，黄进兴曾和老师杜维运合编过两册《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看了很多史学方面的文章，加上读过一点《左传》、《史记》和《资治通鉴》，年轻的黄进兴有时说话难免轻狂。那次和余英时谈话，他“放言高论”， 批评陈寅恪学术论文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余英时则不时点头。黄进兴讲完以后，他说：“明年就到哈佛大学来吧。”“他跟我讲做中国史应该怎么做，离开史料，你不可能立说。放言高论都是空中楼阁。”
在黄进兴转向中国学问的过程中，哈佛的导师史华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博士考试通过那天，对西方理论仍然抱很大兴趣和信心的黄进兴打算告诉史华慈自己想要研究英国20世纪初年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的社群。“我还没谈呢，他就先对我说，你的西学底子很好，回过去做中国的学问，你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来。”听了这番话，黄进兴的心情很复杂——自己的西洋史题目还没讲出来，他就先浇一盆冷水；似乎是说，我即使做西方的东西，也是个二流货色。心情苦闷的黄进兴当晚给在耶鲁的余英时打电话，余英时说，史华慈是为你好，他是对的，以你现在这个底子，在旧学加紧下功夫，比较有希望。
此后的一段时间，黄进兴依然没有下定决心做中国学问，但这期间，他经常去找余英时，在他家吃住，师生二人经常一聊就聊到凌晨四五点钟。“那个时期是余先生创造力的高峰，他常常把写完的东西给我念，我从各种角度来攻击他，指出还有哪些可以商榷的地方。那几年，我是他最初的读者。”
一心要培养黄进兴做中国学问的史华慈，给余英时打电话，请他帮忙加强黄进兴中国学问的功底。黄进兴后来博士论文做清代学者李绂，即出于余英时的建议。李绂其人及思想少为人知，梁启超在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系列讲座中曾简略提及此人，称其为“清代陆王学派的殿军”。再就是太老师钱穆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一章专谈李绂。“除此之外，我无所傍依。余先生就这样逼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李绂所有的著作读完。这样的做法帮我打下中国学问的基础，对我是最好的训练。”
在黄进兴看来，与朱熹、王阳明这些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李绂只能算是个二流的学者和思想家。“你很难从朱熹、王阳明看出他那个时代的面貌，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但李绂不属于原创型思想家，他的著作非常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政治气候和思想。”因为选题的独特和解读的深度，黄进兴这篇论文后来以专著形式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毕业以后，黄进兴回台湾，到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工作。但一些朋友对此很不理解，他们认为进史语所就要做历史，而黄进兴的长处不在此，这样会把他自己耽误了。“有些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朋友，骂我是反动分子。年轻的时候我是个理论急先锋，后来越老越反动，一天到晚批评西方的理论。其实我就是一个牺牲品，早年对西方的理论五体投地，现在的‘反动’实际上是自我批评。”
访 谈
孔庙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
读书报：您涉猎的研究领域很多，为什么这次在北大和社科院历史所谈的题目都是关于孔庙和儒教的话题？
黄进兴：我每到一个地方，对方都提出要我谈这方面的内容，大概是认为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吧。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孔庙，希望厘清两千年来的祭祀制度，的确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开始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受到过很大的挫折。我的前辈，包括历史系、中文系的前辈，第一是不鼓励，第二是觉得很奇怪。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被一种神秘力量吸引住了，就是想了解孔庙是怎么回事。20多年来我慢慢清楚了：孔庙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与文化互动的最佳途径之一。
读书报：研究孔庙对于理解儒教有什么意义？
黄进兴：近一百多年大家都在争论儒家（或儒教）是不是宗教，我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人们讨论这个问题都是基于文本，从经典出发，比如以《论语》等为依据。而我换个角度，从神圣空间——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神圣空间，教堂——的角度讲。孔庙就是一个神圣空间。先不讲儒家（教）是不是宗教，我们从儒家神圣空间的性质来看。
读书报：神圣空间和经典文本相比，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黄进兴：我认为宗教的很多维度不一定能从经典中找到，这就是世俗宗教信众的生活。比如一个人没有读过《华严经》、《心经》等佛教经典，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佛教徒，灵隐寺里那些虔诚地前来祈福消灾的人，许多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比较人类学式的做法，我认定宗教就要有拜石头公之类的现象。石头在哪里成了精，没有文本告诉我们，也没有经典记载。但是台湾乡下许多人求财、求福，就是把自己的主观愿望投射到了石头公身上。假如我们这样来看，儒教在传统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宗教，而且是一个公共宗教。
读书报：为什么说它是公共宗教？它与其他类型的宗教区别在哪里？
黄进兴：所谓公共宗教，指它不牵涉信众私自的祈求，只回应国家的国泰民安集体的需要。所以，它跟近代从外面进来的私人宗教不一样。这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西方的学者都很难搞清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因为他们的宗教观念是以基督教为模式的。基督教事实上在中古也兼有国家宗教的性质，但启蒙运动以后，已经演化成一种私人宗教。私人宗教跟个人的祸福则息息相关。
读书报：您在社科院历史所谈到今天在台湾和大陆孔庙都面临困境，请您谈谈这一困境的现状，其在大陆和台湾有何不同？
黄进兴：孔庙作为一种公共宗教，在传统中国两千年的发展中，是跟帝国的制度相结合的。清末以来，随着帝制的瓦解，它也就成了文化游魂。孔庙的窘境在台湾和大陆都一样。比如在台湾，政府的每一个部门，无论是教育部、文化部，还是内政部，都没办法跟它真正挂钩。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帝制中国，它不像私人宗教那样，老百姓可以随意去庙里参拜，今天去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要祈求什么。毋怪今天的中国人，大半不知道要去孔庙拜什么。所以在台湾，大家对儒家也非常冷漠，在大陆我想更严重。现在孔庙前面真的是门可罗雀。
读书报：大陆学者也有不少人主张儒教是宗教，可否谈谈您与他们之间的区别？
黄进兴：大陆的文献我接触的并不全面，只是偶尔看到一些讨论文章。据我不全面的了解，大陆学者是传统式的做法，对经典文本进行一些爬梳和辩论，与我不同。我考虑的是信仰者自己的意愿和他的宗教行为，比较不重视教义（如《尚书》、《易经》等）。大陆学者从宗教定义和经典出发，他们的反对者也从宗教定义和经典出发。但是中国的经典浩如烟海，你举出这几部，我可以举出另外几部，结果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并且与历史的实情有不小的落差。所以我认为，对传统的阐释或训诂的手法，没有办法解决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两千年来，宗教这个词汇也是一个衍生性的词汇，无时无刻不在改变。
读书报：您从人类学的角度，比较忠实于历史的实情。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谈儒教近代以来为何一再遭到污名化？
黄进兴：这与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反传统运动等时代氛围有关，也许我的观察并不十分准确。当代的华人都对儒教很疏离，虽然他们也都重视传统文化，但如果拿他们的心理与300年前的清朝中叶的人和现代的西洋人相比较，究竟跟哪个离得更近呢？我认为是后者。这是一百多年来文化心理积淀的变化所致。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是教育的结果，至今五四精神在华人的思维世界里还是占主导地位，其中既有好的一面如自由、民主，也有不好的一面如反传统。
读书报：您认为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何问题与不足？是否需要方法的突破，比如了解西方？在这方面台湾与大陆相比有何异同？
黄进兴：近一百年来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翻了六七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往好里说是比较稳定，往坏里说是少了创新。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哲学方面，它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是很传统的。当然，也慢慢地有了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未必是对的。其实只要做得好，用哪种方法都不要紧。钱穆不懂外语，不懂后现代，学问照样做得很了不起。台湾相对大陆较为开放一些，这几十年和西方交流融通无碍，但实质上也很有限，真要了解西方文化，要费一番功夫，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很多口号，但都是风吹草动、浅尝辄止。
（本采访录音由实习生刘志庆整理）
本报记者 陈菁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