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街头政治：宗教仪式成为革命工具
[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1-10-13 |
王笛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认为，像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犹如海面波浪翻滚，实际上是下面看不到的潜流所决定的，这个潜流就是长期的社会变化。他启发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注重文化和日常生活，但他却视政治为“海面的泡沫”，虽然轰轰烈烈，却缺乏持久的影响力。
在社会史和文化史大行其道的今天，辛亥革命的研究在西方受到冷落，便是情有可原的了。然而，如果我们从大众文化、从下往上角度来观察辛亥革命，可以发现许多我们过去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辛亥革命前十年经济、政治、教育制度、社会组织以及思想意识的变化，使得革命成为可能。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切入，来重新认识这次运动，革命中的成都给我们提供了大众文化如何成为政治工具的极好例子。街头是城市中最重要和最经常为各阶层人所使用的公共空间，任何事件发生在街头都会造成比其他地方更为轰动的效应，当政治运动爆发时，街头便成为一个政治舞台，各种人物都在那里表演。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保路运动，让我们考察一下民众是怎样卷入这场运动的、以及他们在这个运动中的得失和感受。
谁在引导民众?
在传统中国社会，城市中的许多活动都是由精英为主导的各种自发团体来组织的，因此，这些精英便建立起对一般民众的领导权，各种社会团体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初，全国性的改良浪潮也冲击到了成都，除了传统的像慈善会、会馆和行会那样的团体之外，很多新的团体也出现了，包括商会、商事裁判所、教育会等等。随着自治的发展，城市议事会建立，它由市民选出的议员组成。通过参与改良运动，这些精英组织在影响地方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改良精英通过借阅图书、公开演讲、改良戏剧等所谓“开民智”的措施，来对民众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藐视下层民众，视“绅、商、学界”为主要依靠对象，但仍力图通过教育和启蒙来达到其引导下层民众的目的。这些都为随后到来的革命和政治动乱中，下层民众与改良精英间所呈现的相互依赖关系埋下了伏笔。精英们在新政时期的启蒙活动也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
过去市民对地方政治并不感兴趣，或者有意识地远离政治，但是社会的全面转变，迫使他们不得不参与地方政治。一方面，精英试图利用民众力量来促进他们的政治议程，动员他们为地方权力而斗争，以抗衡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当民众的利益受到国家权力威胁时，民众也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辛亥革命以及民初的政治秩序变幻莫测，民众不可避免地更深地卷入国家和地方政治之中。在革命和社会动荡之中，街头不仅为各种军事和政治力量所占据，并且演变成血腥的战场。同时，街头也被用作政治对抗的舞台，演出了无数饶有兴味、活生生的政治和社会的“戏剧”。
民众如何成为革命的参加者?
1911年夏，当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后，一个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湖南、湖北、广东以及四川爆发。任何社会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公共空间里，连茶馆里的顾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地方政治之中。韩素音在其自传中写道：茶馆不再是一个闲聊的场所，而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你知道我们成都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在1911年5月底以后，它变为十分不安，公园和街头的茶馆充满躁动，这个城市正酝酿着骚乱”。这个时候，茶馆中“来碗茶” 的吆喝不再像过去仅仅是社交或生意洽谈的开端，而是“有些人甚至站着聆听人们关于铁路国有和借外款的辩论。然后人们悄然散去，又到另一茶馆听另一场辩论”。
如果说茶馆是人们公开议政的讲台，那么也是地方政府收集情报的场所。政府派密探到茶馆偷听人们谈话，竭力发现所谓反政府的“煽动”者。如韩素音描述的：“拥挤的茶馆召来了满清的密探。在露天茶社，在爬满藤蔓的凉亭下，在悦目的树荫和竹林中，都散布着边品茶边偷听文人谈话的密探。”在清政府倒台以后，军阀和地方政府仍用这一方法去寻找所谓“破坏分子”。在这一时期，公共场所的闲聊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政府所干扰。例如一项规定明令：如果发现操外省口音者在茶馆谈论军务，看起来像一个“间谍”，店主应向警察密报;如果所报属实并协助使“间谍”就擒，可得十元奖赏。
当成都市民意识到铁路是“存亡关键”，而竭尽全力加入“破约保路”运动时，街头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巨大舞台，公众集会成为发动民众最有效之工具。如一次四川铁路总公司的集会，会场所在的岳府街成为“人的河流”，估计有约五千人参加。几位运动领袖演讲路权与国家命运之关系，当会议达到高潮之时， “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请愿，在南较场举行的大规模的送别仪式上，赴京代表发誓不达目的决不回川，此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在另一集会上，当一个小学生代表同学发言，建议每个学生每天向运动捐钱二文，与会者多被深深打动。一位老者上台搂着这孩子，声泪俱下地说：“我辈所以必争路争爱国者，皆为此辈小兄弟计也”，在场万余民众亦失声痛哭，甚至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表示道：“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显然，地方精英以公众集会作为宣传工具来唤起民众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改良者与下层民众首次加入同一个政治性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这一时期阶级的鸿沟得到暂时的弥合。同志会以街道、职业、社会集团为基础建立了许多分会，如各街分会、妇女分会、学生分会、丝帮分会、甚至乞丐分会。各店铺则组织“一钱会”，即成员每人每天捐钱一文给保路同志会。各分会的成立如 “雨后春笋”，短期内便出现在每个街道。一些行会诸如木材和丝业等也组织了行业“一钱会”，仅丝业在几天之内便有二百余人加入。根据地方报载，一天时间内仅回民即组织分会二十余个。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全城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据传教士的观察，当时公开演讲成为“明显的街头一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广为发行，每期达一万五千份左右。每天《报告》在公共场所一贴出，便人头躜动，讨论热烈。此时改良精英也尽量利用街头来发动民众，其方法从张贴政治传单到以大众娱乐的方式作政治宣传，诸如金钱板、大鼓书这样的“下里巴人”演唱都得以运用。这时庙宇也被用作政治目的，如同志会的演讲会在三义庙、火神庙、延庆寺、文昌宫等庙宇举行，传统的宗教崇拜的场所转变成了政治动员的舞台。
下层民众响应运动的号召进行罢市。据当事人的回忆，在罢市期间各街商店关闭，各业停工，整个城市像停了摆的钟：“成都本是一个摩肩接踵、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织绸的机声，打金街首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楝起来了。”
过去改良精英总是藐视民众的道德和思想，然而在民众积极参与保路运动之后，他们也被下层民众积极投入运动、出席集会、捐钱出力的热情所感动。一位轿夫在捐出他的血汗钱时说道：“苦力也是公民”，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对“公民”的含义恐怕并不十分明白，但无疑这种表白说明了他们对地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民间艺人团体也派代表到同志会表达对运动的支持。在保路分会的组织下，街民们举着旗子在赵尔丰出行经过之处，跪在烂泥里向其请愿。这些活动都使运动领导者意识到民众是一支可以用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强大力量。
宗教仪式如何成为革命的工具?
社会人类学家发现，宗教仪式、节日庆典以及大众娱乐往往在社会剧变之时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文化传统可被政治运动的领导人用于发动民众以对抗国家权力。正如研究中国宗教的人类学家马丁(Em ilyA hern)所指出的：“国民可用宗教仪式反对政治权威”，辛亥革命中的成都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便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冲突中，地方政治文化得以重新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宗教仪式被用于政治目的，精英和民众都史无前例地卷入到地方政治之中。在地方政治影响之下，大众文化被纳入政治轨道。在精英主导下的传统社会共同体(或社区)演变成为政治斗争中的“政治共同体”，即人们的社会联系和共同行为不仅仅是社区的日常生活活动，还由于共同的政治利益。
在过去，一般民众习惯于远离政治，对任何反抗政府的煽动总是心怀疑虑。然而，政治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后，即大众文化被精英用作发动民众的工具之时，情况则发生了极大地变化，他们像参加宗教或街头节日庆典那样投入到政治反抗运动之中。革命的政治文化经常是由语言、形象以及人们的姿态等象征性行为组成的，在保路运动中的成都，这种象征性行为是随处可见，它们唤起了人们的相互认同，从而成为革命的强有力工具。
在改良精英的支持和鼓动下，民众以修筑“先皇台”———即祭祀光绪皇帝的大祭坛———来占据街头，以纪念死于1908年的光绪皇帝为手段来表达政治声音。类似的仪式也深入到各家各户，在几天时间之内，各商家、铺户和居民的前厅都供起了光绪牌位，门上贴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取自光绪圣谕的对联，因为光绪被视为铁路商办的支持者。各街民众在“先皇台”前昼夜焚香跪拜，整个城市是一派沸沸扬扬。一位西方目击者写道：“这个城市的每家都立有一书有‘光绪皇帝灵位’的黄牌，配以摘抄自准四川商人自办铁路的圣谕。各交通要道都立有跨街的大牌坊，置放有光绪画像，灵位前有花瓶、香案以及其他物品”。祭奠往往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在肃穆的祭坛前，香烟缭绕，仪式庄严，人们哭号跪拜，其情绪相互感染。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氛围，感受到人们无限悲愤的心境。
显然，修建牌坊、竖立灵位、烧香祭祀、跪拜街头等等，这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宗教仪式，而是政治反抗。例如街头牌坊实际上也被民众用来发泄对当局的不满：由于街头建有光绪灵牌，致使官员不敢像往常那样骑马或坐轿上街，若有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则必为民众所攻击。护督赵尔丰对此亦有觉察，在其奏折中指责：“省中各街衢皆搭盖席棚，供设德宗景皇帝万岁牌，舆马不得过。如去之必有所借口，更有头顶万岁牌为护符。种种窒碍，不得不密为陈告。”因此，街头的宗教仪式既像“大众戏剧”，也实际上成为民众与官权较量的“战场”。保路运动中祭坛和灵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我们有理由认为保路运动在地方政治中，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即使运动的领导者并未试图反对中央政府，但却是他们第一次组织民众挑战国家政权。
这些公共仪式体现了精英的策略，他们意识到宗教仪式是他们斗争的绝好工具。然而，运动领袖们并不想走得太远，从保路运动一开始，精英便竭力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对抗，并试图把运动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保路同志会发布告示称：“人人负有维持秩序之义务，今千万祷祝数事：(一)勿在街上聚群!(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盐柴米一切饮食照常发卖!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紧记这几句话。”当改良精英力图发动民众之时，他们强调的外人及其财产应得到保护。显然，他们试图使运动运行在“理性”的轨道上，在与国家权力斗争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
但改良精英的善良愿望与和平梦想被国家暴力彻底打碎。在保路初期，运动在领袖们的设计之下平稳发展，但成都惨案导致了情况的逆转，和平请愿演变为反清政府的“暴乱”。1911年9月7日，护督赵尔丰逮捕了罗纶和其他八位运动领导，全城为之震惊。民众立即聚集示威，“很快参加者达千人以上，群情激愤”，男女老幼“一只手拿着焚香，另一只手端着黄色的光绪灵位，涌向总督衙门。大家哭喊着：‘还我罗纶;还我罗纶!’”吁请释放运动的领导人。街头曾经是民众的活动空间，但这时精英在街头也充当了一个关键角色。市民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警察在前面开道，穿长衫的士绅领头，后面跟着无数的下层民众。城市精英和下层民众站在一起，在“公共舞台”上演出了一场生动的“社会戏剧”。
这场和平示威以血案结束。虽然“百姓哀求拜跪”，但当局并没有因此怜悯，赵尔丰令兵丁在总督衙门前大开杀戒，瞬间人们四散、店铺关门，母亲在街上嘶声力竭地寻找失散的孩子，总督衙门前顷刻间留下二十余具淌血的尸体，以及散乱的鞋子和打破的光绪灵位。赵进而派兵把守各街口禁止人们通过。大部分参加者都是下层民众，在这次遇难的人中，26位的身份得到证实，其中16个是织匠、刻匠、学徒、裁缝和小贩。(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明日历史版)
◎王笛，学者，著有《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等。
摘自《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