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学30年（下篇）
《中国民族报》2008-7-8
牟钟鉴
①宗教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以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1989年）和他独撰的《宗教学通论新编》（1993年）为标志，中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其特点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西方宗教学成果及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宗教“四要素”说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信仰要尊重，研究要理性”，影响巨大。罗竹风与陈泽民主编的《宗教学概论》（1991年）总序指出：“宗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证明宗教信仰命题的真伪，而在于通过对宗教现象的探索、研究去认识人和人的社会。”陈麟书的《宗教学原理》（1986年）和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纲要》（2003年）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在培养宗教学人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卓新平的《宗教理解》（1999年）和张志刚主编的《宗教研究指要》（2005年）都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介绍外国宗教学的成就，并与中国宗教文化连接起来，推动了宗教学的发展。罗竹风主编阮仁泽、肖志恬为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1987年）阐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此后，施船升（高师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1998年），王作安的《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2002年），龚学增的《社会主义与宗教》（2003年），叶小文的《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2007年），何虎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2004年），魏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变迁》（2008年），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作了新的解释，从正面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兼容性及实践途径。
关于宗教的本质，学者们突破了宗教“鸦片基石论”的前苏联模式，提出“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视宗教为异己力量的观念。先是赵朴初强调宗教的文化性，而后吕大吉、方立天、卓新平、牟钟鉴等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并认为提高文化品位是宗教发展的健康方向。于是宗教研究超出“教义宗教”的狭小范围，进入广阔的天地。
关于宗教的结构和功能，学者们打破以往平面化的视野，揭示宗教立体化多维度的结构和各种社会功能。有吕大吉的宗教“四要素”说（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牟钟鉴的宗教“四层次”说（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实体、宗教文化），王雷泉的宗教“三层次”说（精神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关于宗教的功能，除以往较多关注宗教的政治功能外，现在则更多地关注宗教的心理功能、道德功能、公益功能、文化功能，其正负价值则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②世界与中国宗教史研究
综合性宗教史和各大教专史都有重要成果问世。如：牟钟鉴、张践的《中国宗教通史》（2000年），周燮藩、牟钟鉴等的《中国宗教纵览》（1992年），郭鹏的《中国佛教思想史》（1995年），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主撰的《中国佛教史》三卷（1993年），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2002年），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2000年），刘成有的《近代居士佛学研究》（2002年），陈兵、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2000年），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1988年——1995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1990年），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主编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1991年），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2006年），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合着《中国伊斯兰教史》（1998年），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1994年），唐逸主编的《基督教史》（1993年），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2004年），马西沙、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992年）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乐峰主编的《俄国宗教史》上下卷（2008年），是目前中国学者撰写外国宗教全史难得的作品。
道教史的研究，包括经典、教义、教派、人物、道术、文化等研究，在佛、道、伊、天、基五大教中，以往基础是最薄弱的。近30年则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最活跃、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已居国际领先地位，一大批老中青道教学学者如李养正、卿希泰、汤一介、胡孚琛、卢国龙、王卡、李刚、陈耀庭、刘仲宇、詹石窗、樊光春、李远国、朱越利、许抗生、张广保、王宗昱、孙亦平、吕锡琛、强昱、陈霞、谢路军、赵卫东等，努力开拓，为道教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华道藏》49册（张继禹主编、王卡常务副主编，2003年）的编纂出版成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事。
③宗教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
研究宗教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这是中国宗教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年，学界引进西方宗教社会学，并用以考察中国宗教的社会功能，出现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如：戴康生等的《宗教社会学》（1999年），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2001年），李向平的《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2006年），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2006年）。2008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④宗教人类学的引进与民族宗教学的诞生
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的复兴和发展，宗教人类学也日渐活跃起来，为中国宗教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支。金泽的《宗教人类学导论》（2001年），张桥贵、陈麟书的《宗教人类学》（1993年），是两部代表性作品。以民族与宗教互动关系为研究主轴的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宗教学分支新学科出现在中国学术界。与其相关的著作有：张声作主编的《宗教与民族》（1997年），李德洙、叶小文主编的《当代世界民族宗教》（2003年），张践的《宗教·政治·民族》（2005年）和《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1999年），王志平主编的《硝烟中的沉思——当代世界武装冲突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2003年），曹兴的《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录》（2007年）。牟钟鉴主编的《民族宗教学导论》（即将出版）。牟钟鉴主编《宗教与民族》一、二、三、四、五辑（2002年、2003年、2004年、2006年、2007年）成为民族宗教学研究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⑤宗教与文化的研究
世界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宗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在“宗教是文化”理念的带动下，宗教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综合性的有：赵林的《西方宗教文化》（2005年），马焯荣的《中西宗教与文学》（1991年），吕大吉、余敦康、牟钟鉴、张践合著的《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卷本（2005年），王文东的《宗教伦理学》。佛教文化方面有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988年），楼宇烈的《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2003年），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年），刑莉的《观音神圣与世俗》（2000年）。道教文化方面有卿希泰的《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2007年），詹石窗的《道教文化十五讲》（2003年）。伊斯兰教文化方面有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1995年），马启成的《回族历史与文化暨民族学研究》（2006年），冯今源的《三元集》（2002年），马明良的《伊斯兰文化新论》（1997年）。基督教文化方面有杨慧林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2002年）。西方的宗教文化学理论比较发达，进入中国的时间还不够长，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1993年）予以推动。
⑥宗教哲学与宗教对话研究
西方宗教哲学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已有几部中国学者的专著出版。如张志刚的《宗教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2003年），单纯的《当代西方宗教哲学》（2004年）。关于宗教对话的研究在西方形成新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有约翰·希克、雷蒙·潘尼卡、保罗·尼特、孔汉思等人。国内学者中研究宗教对话最多的是浙江大学的王志成，他先后出版了《解释与拯救：宗教哲学多元论》（1996年）、《宗教、解释与和平》（1999年）、《和平的渴望：当代宗教对话理论》（2003年）等书。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1998年），分专题将儒、佛、道、基四家观点并列，以利于读者比较参照。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88年），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都在推动中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对话。
⑦当代宗教研究
关注当代国内外宗教现状与重大宗教问题，是中国宗教学界形成的好传统。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当代宗教的新趋势、宗教与民族主义运动、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学的发展、新兴宗教、宗教与国际政治、宗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问题，相关的著作也很多，如：卓新平的《当代西方新教神学》（1998年），李养正的《当代中国道教》（1993年），范丽珠的《当代世界宗教学》（2006年），徐以骅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4辑（2004年、2005年、2007年），于歌的《美国的本质》（2006年），傅友德的《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1997年），吴云贵、周燮藩的《近代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2000年），金宜久、吴云贵的《伊斯兰与国际热点》（2001年），金宜久主编的《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2008年），何希泉主编的《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透视》（2002年），许涛、何希泉主编的《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2003年），戴康生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1999年），高师宁的《新兴宗教初探》（2006年），蔡德贵的《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2001年），段琦的《当代西方社会与教会》（2007年），陈村富的《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2005年），李平晔的《信仰与现实之间》（2004年）等。
在中国基督教界，有两位思想家在深入进行当代基督教神学建设的思考，并结集成书。一是丁光训的《丁光训文集》（1998年），二是陈泽民的《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2007年），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佛教界则有赵朴初居士，他的当代人间佛教思想见于《佛教常识答问》（2003年），《赵朴初文集》（2007年），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诗词中，见《赵朴初韵文集》（2003年）。
⑧中国各民族宗教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各民族的宗教、哲学、道德、文艺、民俗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在文化复兴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推动下，学界在探讨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各民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
一是原生型宗教研究成果。如：吕大吉、何耀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多卷本（1993年、1996年、1999年、2000年），林河的《中国巫傩史》（2001年），陶阳、牟钟秀的《中国创世神话》（2006年），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1992年），富育光的《萨满论》（2000年），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2000年），郭淑云、王宏刚的《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2001年），李国文的《东巴文化与纳西族哲学》（1991年），杨福泉的《纳西族文化史论》（2006年），覃乃昌主编《布洛陀寻踪》，巴莫阿依的《彝族祖灵信仰研究》（1994年），吉合蔡华的《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2005年），时国轻的《壮族布洛陀信仰研究》（2008年）等。
二是创生型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研究成果。藏传佛教研究方面有：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年），丁汉儒等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1991年），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992年），周炜的《佛界：活佛转世与西藏文明》（2000年）等。伊斯兰教研究方面有：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2000年），勉维霖主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1997年），米寿江、尤佳的《中国伊斯兰教简史》（2000年），周燮藩、沙秋真的《伊斯兰教在中国》（2002年），杨桂萍的《马德新思想研究》（2004年）。
综合性民族宗教研究有：宝贵贞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2007年）。民族地区宗教研究有：林建曾等的《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2002年），佟德富主编《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史》（2007年），李进新的《新疆宗教演变史》（2003年），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1999年）。民族宗教交流史研究有：孙悟湖的《汉族 藏族 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2006年）等。
⑨西方宗教学成果的介绍与翻译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的国际交流畅通起来。西方宗教学经典和当代著作大量被译介到中国。吕大吉的《西方宗教学说史》（1994年），第一次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西方宗教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学派，影响广泛。与此同时，原典的翻译加快了步伐。吕大吉、何光沪、高师宁、金泽、王志成等学者翻译了一系列西方宗教学原典。如：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1989年）和《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1989年），埃里克·J·夏普的《比较宗教学史》（吕大吉、何光沪、徐大建译，1988年），约翰·麦奎利的《二十世纪宗教思想》（髙师宁、何光沪译，1989年），彼得·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宗教与人类生活》（高师宁译，1991年），菲奥纳·鲍伊的《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2004年），杜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1999年），约翰·希克的《宗教哲学》（何光沪译，1988年），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王志成、思竹译，2001年），马凌诺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2002年），保罗·蒂利希的《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1988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1987年），约翰·B·诺斯、戴维·S·诺斯的《人类的宗教》（江熙泰等译，2005年），伊利亚德的《宗教思想史》（晏可佳译，2004年），汤因比、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985年），秦家懿、孔汉思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1990年），孔汉思、库舎尔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1997年），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宗教的未来》（王志成、思竹译，2002年），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王志成、思竹译，2002年），和《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王志成译，2007年）等。此外，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1991年），孙亦平主编《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2002年），为读者查阅提供了方便。
⑩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汇编
宗教学研究成果的积累，加上研究工作的需要和社会人士想要了解宗教的需要，推动了宗教学工具书撰著和文献资料编辑的工作，其成果也是显著的。
综合性的辞书，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词典》（1998年），罗竹风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988年）。分类的辞书，有全根先、张有道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化大典》五册（1999年），闵智亭、李养正主编的《道教大辞典》（1994年），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1995年），宛耀宾主编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1994年），文庸、卓新平、乐峰等编写的《基督教词典》（1994年），蓝鸿恩、王松主持编写的《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1990年）等。
大型的宗教资料汇编有数种，除已提到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中华道藏》外，还有：周燮藩主编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120册，包括“藏外佛经”（佛教）、“三洞拾遗”（道教）、“东传福音”（基督教）、“清真大典”（伊斯兰教）、“民间宝卷”（民间宗教）5个部分（2005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106册（2004年），已出齐。这里要单独提一下，马坚译的《古兰经》（汉文译本，1981年）对于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结束语
以上宗教学10类专著成果只是粗略的分类和选列，限于本人见闻和文章篇幅，遗缺一定很多，也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不过这已经能够窥见中国大陆宗教学研究30年的波澜壮阔局面。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成果亦相当可观，由于本人能力不逮，暂付阙如。至于宗教学学术论文，数量巨大，难以统计整理。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宗教研究四十年》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2004年），其中有十篇论文具有总结性质，包括宗教学综合发展、宗教学理论、宗教文化、当代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民间宗教在近40年间研究的回顾，内含丰富的学术资料信息。民族出版社近期（2008年1月）推出一套《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共8卷，精选各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文，汇集成册。作品时间跨度较大，但以近30年间文章为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大陆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研究成就。它们是：《宗教学理论卷》（吕大吉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中国宗教卷》（吕大吉 龚学增主编）、《佛教卷》（楼宇烈主编）、《道教卷》（牟钟鉴主编）、《伊斯兰教卷》（金宜久主编）、《基督教卷》（卓新平主编）、《民间宗教卷》（马西沙主编）、《原始宗教与萨满教卷》（孟慧英主编）。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