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向”
□徐以骅
国际关系学的前两次转向，即“政治经济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
作为“同类项合并”相对较易;而国际关系学的“宗教转向”
虽已被提出，但两者互为“异类项”，合并相当困难。
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并且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被称为“全球宗教复兴”，而全球化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布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台的中心”，以至于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俨然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宗教全球复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堪比冷战结束或全球化初现所引起的理论挑战。”
“奇特的西方现象”：
宗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放逐”
然而，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以来，宗教一直是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所长期忽视、边缘化甚至“放逐”的研究对象，这在冷战期间尤为如此。这种对宗教的排斥可以追溯到近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在产生于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民族国家诞生、国家主权被“神圣化”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并无宗教的一席之地，而在反映或折射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宗教自然也无足轻重。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
其实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宗教传统中，或者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里，现代化并未导致宗教的边缘化和私人化。因此全球宗教复兴不仅被描述为“上帝的报复”，而且被形容为“东方的报复”或“东方的反叛”。因此，忽视宗教的倾向基本上是“奇特的西方现象”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而国际关系学在许多方面又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之一，可说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
“宗教觉醒”：
把宗教因素融入国际关系研究
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变局及其东欧剧变以及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也像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那样轰然倒塌。
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宗教觉醒”或“宗教反省”，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而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尝试和新共识。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倡议在国际关系学中建立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科对经济因素的轻视，而国际政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在对世界事务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对宗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有系统的忽略。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关联性的研究已今非昔比，长期以来该学界对宗教的忽视也已基本改观，有关论著可说是层出不穷。有学者(Petr Kratochvil)把这些研究分为两大板块：一大板块是对历史的研究，即探讨国际关系或现代性的宗教根源;另一大板块是对现状的研究，或者说主要探讨当前的全球宗教复兴。此两大板块包含着对国际关系以下六类与宗教有关的研究，如右图所示。
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和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相关研究和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些议题展开。不过目前学界采用的研究进路，主要还是所谓“家谱学”或“考古学”进路，即研究上述“宗教之根源”;或“组织学进路”，即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宗教行为体;以及“实证主义进路”，即把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置于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如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此三种进路多多少少都存在着还原主义或降“神圣”为“世俗”的缺陷。
第三次转向：
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介入”
事实上，宗教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基本张力，因为人们实在“无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来解决超验和世俗之间的冲突”。对宗教的研究方法一般被归纳为人文、神学和科学(或实证)三种进路，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可以胜任科学(或实证)的宗教研究，但却较难包容人文和神学的宗教研究。因此国际关系学的前两次转向，即“政治经济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作为“同类项合并”相对较易;而国际关系学的“宗教转向”虽已被提出，但两者互为“异类项”，合并相当困难;而提倡跨学科研究，冲破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界限，同样也面临着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非实证性研究是否可行的问题。
因此，目前宗教问题虽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范围，但对该学科的影响仍比较有限。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仅仅是“正视”和“收编”宗教，即把宗教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还是借宗教因素而“重建学科”，即把宗教作为重新界定和改造学科的非实证主义导向，尚存在着争议。虽然国际关系主流学界目前显然主要认同前者而非后者，但也有学者提出另类的、非实证主义的改造方案，如上述国际政治神学等。不过就目前而言，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宗教议题被忽视，而在于宗教议题缺乏较为系统成熟的理论。
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是各种学科均可染指的门槛较低的学科，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可单指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则泛指国际关系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就议题而言，上述领域还可有“主议题”(如宗教与当代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家/国际安全、各国外交、地缘政治等)与“共议题”(即其他学科可充分介入甚至作为主导的议题如宗教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全球化、国际法、国际冲突和对话等)之分。作此类区分有武断的成分，因为在具体研究中此两类研究不仅密切相关而且互相借鉴。但此种区分还是有助于了解目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总的来说，前者即狭义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无论在国内外都开展较晚，只是在20世纪末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这种滞后局面才有所改观;后者即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则开展较早且相对发达，这主要归功于神/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外交学等学科的贡献。不过由于当前“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此两类研究无论在国内外均趋于平衡。
目前就整体而言，除涉华课题外，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内学界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的阶段，研究重点仍在各种宗教行为体和宗教运动。国际关系学科尤其是安全理论的介入，无疑是国内宗教与国际关系讨论学术转向的重要因素，而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同样有赖于宗教研究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主流化”。国际关系虽不能包揽该领域的研究，但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只有融入国际关系学科才能获得不可或缺甚至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尤其在上述“主议题”方面。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跨学科跨地域实证研究、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介入”以及超越描述性个案研究而建立宗教作为自变和因变量影响国际事务的理论框架，应是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7-8 9:5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