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文化社会学
史蒂芬·科尔
十年前，我从英国迁至美国。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英国的一个社会学系中任教了十三年。我这次地理位置上的迁移也带来了表面上学科变动的需要。(并且，由于英美两国学院性质的不同，这次迁移也必须使我的学术分科由社会科学转为人文科学。)但是，这种转变除了物质意义上学院位置的变化外，仅仅是表面的。我的工作并未有根本的变化(尽管我希望在过去十年中它有所进步)。我没有重修另一个博士学位。我认为，以上事实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它自身，而是在于它谈及了英美学科的筹划情况，以及20世纪后半期文化研究的情况。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由于我来自一种欧洲社会学的背景，从中接受教育，并已经从事于跨学科的工作，我不能肯定这个国家的社会学系是否愿意为我提供一个栖息地。据我所见，这里的学科作为一种集体项目，一直坚决保持学科内部的性质。此外，它表明了一种与实证主义学术研究的密切联系(某种情况下是一种不断加强的联系)，含纳了测量化的方法与数学的方法。大体上，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被称为文化社会学的那类二级学科。许多从事这一学科的人仍在利用非理论化的、未经检测的社会分析来进行操作。第二，人文科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强调重点。这些重点受到了某些社会学家的欢迎——如，文学与文化上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新艺术史、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批评方法，等等。第三，美国文化研究的学术项目与出版物的成功和激增，为这类跨学科的迁移提供了新的机会。由于我与许多美国社会学派的疏离，以及我毕生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和对人文科学的热忱，使得我目前的情况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我自身在学科基地上的转换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情况。西蒙·弗瑞斯——斯瑞斯克莱德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在发表其就职演说时，就以这种方式开始：
首先，我应该说，能作这次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确实如此。但我必须承认我最大的感觉是吃惊。我从未正式学过英语，如今竟成了英文教授。我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转变。我所受到的学术教育是社会学。那麽，我试着把这次演说当成一次社会学的案例分析：一个社会学家可以任职英语系，这一情况说明了英语学习现状中的什麽问题?
然而，自从1991年我接手成为一项跨学科的人文学科项目的主任后，不知为什麽，我感觉我的任务是要使大学生在此项目中激发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毕竟这个项目起先是由艺术史、电影研究和比较文学的同事们联合创立的，并且最近还加入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同事(在大学里已经不再存在社会学系)。我希望引导他们关注社会学和社会史的文本与方法，敦促他们阐发自己对视觉文本的解释和批判性的阅读，同时注意到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制度化与社会进程。
据我看来，文化研究充其量不过是社会学研究。然而，在美国文化研究这一领域大约十年的发展中，构成其特征的那种持续跨学科的对话里却明显缺少了社会学的科目。与此同时，在社会学领域内部，过去二十年中，文化研究在文化的社会学家(sociologistsofculture)与那些最近声称自己为文化社会学家(culturalsociologists)的人(这两者并不相同，之后我会回到这些术语)的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社会学家中的一些人自己采用了“文化研究”这一术语来描绘他们的工作，从而(如我所认为是错误地)宣称自己在这一更新领域已经先发制人。他们忽视了它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人文学科中文化研究的相关发展接触的可能性。而这种接触是极富成果的。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情况开始转变。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更新的工作已经开始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根本差异间架起桥梁。
在此，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强调倘若社会学家进入跨学科对话之后所产生的优点。这种对话组成了文化研究的每一个不断变化的领域。我要说的许多内容包括了对社会学近期发展的一种批判性的回顾。这门学科大体上仍未与这样一个事实达成一致：即，如同艾弗瑞·高登所阐述的，它真实的自己与它的人种论或社会学的描述都是虚构的。尽管我们并不感觉这些丰富的描述是虚构的，但事实的确如此。我回顾这项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摒弃它，而是因为，第一，它在社会学学科内部的文化研究中保持着高姿态；第二，正如我要显示的。它宣称将接替或取代文化研究(然而，此处我应指出，还有其他的社会学派存在。它们不那麽引入注目，富有影响力，但却为社会学领域提供了更有前途的方法，尤其是他们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所做的工作。)我对社会学发展趋势的评论完全是受到自己的希望所推动。我希望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能够具有富有成果的接触。这两个领域将获得共同的利益——再次引用艾弗瑞·高登的话来说——这种利益将会是两者间相互的承认。承认对那些描述以及对社会如何文本地或话语地构成的不断复杂化的理解仍需要去从事长期隶属于社会学调查的社会建构的实践。社会学家对文化分析的课题所能作出的贡献在于关注习俗与社会关系，以及关注社会差异与其历史转变的建构基准的更广泛的前景。这些基准包括阶级、阶层、性别、国籍与种族。当然，你无须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才能去注意这些分析的重要性。有的文化研究的学者正是做的这种工作(如，斯图尔特·霍尔、托尼·班尼特和安尼拉·麦克罗比)。例如，近年来，在通常被称为“博物馆学”或“博物馆研究”的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的工作里对博物馆的意识形态与行为的关注很突出。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未受过社会学教育的人所做的。我的建议是，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存在的理由，这一事实足以使我们希望社会学家在文化研究的辩论中发挥作用。
在把注意力转向文化生产中的某些批评层面时，社会学的视角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我对于把社会学的理解更多看作以视觉研究为中心，以文化研究为普遍性的关注体现在这样一种背景关系中：在此背景关系里，习俗的与社会的问题太容易被忽略，并且，正如斯蒂文．西德曼所说的，社会现象常常被文本化。关于文化研究的美国化已经有了许多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批评这种倾向的。一些作者反对他们认为的这一课题的去政治化，这种非政治化发生在它从英国(当然，起先是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转到美国的过程中——它从社会运动中脱离出来，在学院中被不断专业化，并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部。其他的作者注意到80年代至90年代间文化研究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激增大都(但不是仅仅)发生在人文科学的系科，尤其是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他们承认抛弃了通常属于社会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以阶层与不平等为参考基准来理解文化(起先是伯明翰中心早期的阶级关系研究，但后来也包括了与性别和种族的关系的研究)。卡瑞·尼尔森在一次对这种倾向的激烈批判中，把美国的文化研究描述为一种文本化——一系列对文本别出心裁的，也许是政治消息灵通的新的阅读。但这种阅读最终是没有根据的，随意而浅薄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斯图德森通过对美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典型的文本——唐纳·哈洛威的《泰迪熊的父权制社会》(TeddyBearPatriarchy)一书——仔细而严肃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论点。哈洛威的书中对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了研究，尤其是其中的非洲厅。斯图德森尤其对哈洛威用提喻式的转换(synedochalConversion)来联系展览、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方法提出异议。其根据是这种联系并不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的研究或对博物馆观众真实观看感受的关注的基础上的。
斯图德森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当代的文化研究丧失了社会学的意义，这对它是有害的。尽管他在媒介研究领域的工作中并不特别热衷于伯明翰的传统，他仍预言出能够持续下去的文化研究的工作将会是那种继承威廉姆斯、赫戈特和汤普森的传统，对生存体验密切关注的研究。这一对英国文化研究之父们的援用提醒我们，尽管这些文学与历史的作者们有着特别的学科间的合作关系，伯明翰文化研究仍牢牢扎根于社会学——扎根于韦伯；马克思、曼海姆这些象征性的协作者的文本中，以及其他社会学与人种论的传统里。在其理论的转变过程中——这一过程包括：通过阿尔杜塞、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不断修正其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通过回应女权主义和种族的研究来彻底重构其批评与观念的框架：以及重新恢复与后结构主义的联系——伯明翰研究中心的工作重新回到它原先对社会生活结构的强调上。然而，让我澄清一点：我坚决不是建议回到社会学的起源，或建议一种先于批评的社会学的非批判性恢复(anuncriticalresumptionOfapre—criticalSOCiology)。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观点作出的早期伯明翰式的评论，众所周知，首先是由罗萨兰德·考德在1977年的《银屏》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出的。这一评论是最完整可靠的。简言之，一个采用阶级与性别类别(如上所述)，把文化活动与生产看成是社会地位的表述的社会学模式，本质上被认为是决定论，而理论上被认为是一种定义。正如考德所揭示的，如果文化研究想充分面对它所选择的领域，它必须提出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问题，以及这一科目的性质。但是，文化研究中的这一后结构主义转向，给真正的社会关系的对话带来了问题。这一转向可被看成是打开了通向那种被尼尔森、斯图德森及其他人所摒弃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即接受一种不是建立在明确的社会分类基础上的文化行为的解释。我们曾一度承认那些社会分类(阶级、种族、性别等等)自身是不着边际的构想，是随历史转变的表述，最终不过是分析中具有启发性的东西(并且，在政治动员中也是起到这种作用)，那麽，非文本的文化研究所能依据的社会中的坚实基础在何处呢？。
据我看来，这种对社会学课题的必要的重新考虑并非要变成对胡乱解释的许可。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在这一学科的内部，出现了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这种迹象表明在人文学科和文化研究中已经明确使用了批评理论。两种社会学期刊发行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专刊一一1991年的《社会学理论》和1992年的《理论与社会》。1997年2月，两位社会学家在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学举办了一系列会议(文化转向会议)。这些会议的设计召开显然是要讨论人文学科中的文化研究及其理论对文化社会学的影响。1997年秋，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社会学家伊莉莎白·朗主编，美国社会学协会文化社会学分部赞助的书，书名为《从社会学到文化研究》，撰稿人包括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理查德·约翰森、安德鲁·古德温德瑞西·罗丝、乔治·利普西兹——以及一些在文化研究基础上工作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赫尔曼·格雷、乔治·马库斯、扬·克鲁兹。编者在导论中回顾了英美文化研究、人文学科中的批评理论和文化社会学的发展，并通过这本书来表明她的意图：希望有助于这些领域间的对话。社会学家斯蒂文·西德曼提出通过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接触来使得社会学相对化(对他而言，起先是伯明翰的传统，并且还包括它自身的符号学转向及精神分析的转向)。在他看来，这种相对化的社会学将具有一种主体与主观性的理论，扮演一种批评—道德的角色。这种角色抛弃了传统社会学价值中立的立足点，导致了处理问题更富有生产性的方法。这种角色还关注着一些美国社会学家看重的问题，例如，把社会结构与文化、意义与权力、机构与约束力联系起来的问题，或是提出更有力的文化概念。其他撰稿人把伊莉莎白·朗的邀稿当作一次强调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另一方面的机会，即文化研究需要更坚实的社会学基础。但正如朗在导论中指出的，这十七位撰稿人中，几乎所有人都把关于领地的“争吵”减少到最低限度，严肃地投入了对社会学、人文科学与文化研究三者交叉结合的研究工作。
然而，这些发展都发生在社会学学科的边缘地带。无论是对这一领域更广泛的重估，还是对加入跨学科对话的社会学家们更普遍的热情参与，我都不是特别乐观。我特别考虑到两个社会学的分支，这两者都与文化研究有关，但都对文化研究漠不关心或充满敌意。由于这两个领域为大多数关于文化的社会学工作作出了解释，我相信，仔细观察它们的实践与假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领域是文化的社会学(theSOCiologyofculture)或称为艺术的社会学。这一二级学科在过去二十年中日益壮大，现已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中最大的分部之一。在年度会议中，文化分部根据其成员人数通常应该召开五届会议和十五次圆桌会议。它拥有一份按季出版的新闻简报，上面刊登短小精要的文章。它也通过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丛书，伊莉莎白·朗主编的书是其中的第二本。最能代表这项工作的是对艺术组织和艺术机构的研究。这一研究自70年代中期就被称为“文化生产的方法”(production-of-cultureapproach)。1976年和1978年发行了两本以此为标题的专刊(《美国行为科学家》和《社会调查》)。尽管这并非文化的社会学的唯一模式，我选择它来进行讨论是由于它在这一领域持续占据突出地位。此外，它的局限性也体现在这一二级学科内部大部分的其他工作中。例如，一种典型的研究是去调查两个商业性出版社中出版商作出决定的标准；而另一个例子则是去观察收音机与唱片工业在乡村音乐中扮演的角色。其他的工作脱离了豪沃德·贝克尔1974年出版的经典文章《作为集体行为的艺术》的影响。尽管它们如文中所述投入对文化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调查，但并不一定局限在一个机构内部——即，去调查关系中作曲家、演奏家、乐器制造者、官僚、提供资金的人等等扮演的角色。如前所述，大多数文化与艺术的社会学家将其工作建立在先于批评的，有时是实证主义的前提的基础上。典型的方法论是去选择一个特别的艺术机构作为分析对象(如，一家歌剧公司，一所艺术学校，一间画廊)，确定其社会等级和作出决定的程序，通常还包括这些超出美学的因素造成的美学效果，(尽管在这种论述中允许谈论美学问题的情况很少见。事实上，在任何艺术作品中讨论这些都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社会学家涉及的是微观社会领域，因而机构与其社会和历史背景通常是脱离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其结果却常常造成这项工作既是非历史的，也是非社会的。那种对客观性执着的、社会—科学的信奉，甚至是对定性的(而不是量化的)工作的信奉，阻碍了这类学术研究，使它无法提出某些解释说明与主观性的问题。比较博物馆学的当代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都以上述问题为基础)与近期发表的一本关于博物馆调查的社会科学专刊，会带来启发性。这里举出书中的一些标题：艺术博物馆会员与文化区分(artmuseummembershipandcultural“stinction)：它把会员对声望的理解与利益用途联系起来：关于参观博物馆与行为艺术的以学校为基地的艺术指导的效用(theeffectOfschool-basedartsinstructionOnattendanceatmuseumsandtheperformingarts)；以及关于博物馆参观形式的经验可变因素的影响(theimpactofexperientialvariablesOnpatternsOfmuseumattendance)o(jm顷便说一下，很奇怪，甚至布尔迪厄一一他的影响在这些题目中可见一斑——也可能被转变为经验主义的工具：好象他仅仅是由其著作《区分》中的目录和相互关系所代表。而构成这本经验主义著作的以阶级、体质、文化资本和康德式美学的社会评论为根据的综合分析却占据了次要位置，让位于对调查鉴定、特大数量的数字计算以及C.瑞特·米尔斯曾经指责过的所谓抽象经验主义的东西的狂热。)书中那些更定性化的研究之一认为去博物馆的人对关于他们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价值观和态度提出的94个问题作出了反应。这一研究使用了多种分类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其中的含义。这里，数字统计的模式似乎对主体问题(subjectmatter)并非不恰当——毕竟以那种方式可以发现有趣的相互关系——而分析的类别自身是非理论化的。
社会学的第二个作为文化前景的区域是社会学理论自身——即社会的理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社会学(culturalsociology)的术语变得很突出。但这一术语以及它对文化转向的相关参考，与语言、符号学或后结构主义毫无瓜葛。它描述了一种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的中心焦点是文化——此处是指具有更广泛的价值、信仰、观念等意义的文化，而不是(象在文化的社会学中一样)特指艺术。那麽，文化社会学也许是其他二级专业中所使用的方法——法律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它们与狭义的文化毫无关系。这些社会学理论的目标是要强调日常生活中文化层面的中心地位。它们认为这个中心地位在学科内已经变得次于经济、物质和结构因素了。这批作者中的一些人完全意识到了文化研究的传统，但他们或是认为它的思想底蕴不足，或是坚持主张文化研究中任何有价值的发现都早已被社会学家做过了(通常他们做得更好)。有一种方法值得考虑，在这一方法中，语言有时发挥其作用，提出对这种权威的要求(同时，也作出暗含的假设：先做某事也意味着做得更好)。请注意这些例子中的副词及其他之前的指示语。ASA文化通讯简报中的一篇由麦克里·莱蒙特(前ASA文化分部主席)撰写的小短文中谈到。
当然，我们与文化理论的关系，以及与更普遍的理论的关系，跟我们与比较文学系、英文系和历史系的学术研究工作的理论关系截然不同。正当社会学理论总是处在我们日常事业的中心时，那些学者对理论的兴趣——不涉及他们对权力、阶级等的兴趣——已经从他们相对近期地对欧洲文本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福柯、利科、德里达及其他)。[黑体为引者所加]以及我们需要尽力去解释我们的领域中理论的地位问题，解释被新历史主义、新文化史、文化研究和“种族理论”所挪用的议题如何被概念化、如何被社会学家来经验化研究的问题。[黑体为引者所加]社会学理论家杰弗瑞·亚历山大使用“文化的”这一术语，目的是为了利用同样的修辞方法来断定它对社会学而言并非新事物，而是源自古典社会学的传统，尤其是艾米尔·涂尔干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调查都作为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调查，而更普遍地被看成是详尽说明涂尔干后期社会学所打开的道路之一的方法[黑体为引者所加]。另一个例子可以在一部关于所谓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学传统的论文集中找到。这一传统是一种与实用主义相联系的美国传统，它来自于约翰·杜威和乔治·赫尔伯特·米德的著作。它强调、并且研究了在社会互动中意义与自我的建构。巧的是，这本书题目就是《符号互动论与文化研究》，尽管其中它与伯明翰传统或美国人文学科内部的文化研究工作毫无关系。在导言中，编者这样说道：我们使用“文化研究”这一术语来指向古典的人文主义的学科。这些学科后来利用其哲学、文学和历史的方法去研究意义的社会建构，研究其它传统上使符号互动论者感兴趣的题目。[黑体为引者所加]社会学对身份与意义的社会建构的关注确实听起来象一种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课题。但是，正如对符号论传统的工作的兴趣一样，对社会建构论的兴趣，并不等于去接纳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指导下的彻底地再思考。这种再思考不仅揭示了社会分类自身的话语的性质，还揭示了文化与话语在社会层面扮演的建构的角色。此外，以米德主义的符号互动论传统去理解的“身份”是一种在社会中可变的，但在精神上不变的实体，其坐标为传统社会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尽管杰弗瑞·亚历山大在社会学中挪用了“文化研究”这一术语，他对伯明翰文化研究的观点仍然是明确的——而且是完全轻视的——这一观点体现在1993年他与别人合著的一篇对《文化研究》的读者进行评论的文章中(这篇评论来自1990年伊利诺斯会议)。实际上，文章的题目就一目了然，名为《英国又逼近了……文化研究的秘密议程》。如同符号互动论者一样，亚历山大用“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识别他所提出的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分析的类型。1988年，他主编了一本书，名为《涂尔干式的社会学：文化研究》。此书建立在一个争论的前提之上。他在导论中提出了这一争论，即涂尔干的后期著作——尤其是关于宗教的著作——为当代社会学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如果考虑到它最初对符号方法的关注的话)。亚历山大声称涂尔干转向宗教研究是因为他想给予文化进程更多的理论自治性(theoreticalautonomy)。他提出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巴尔特与福柯的著作中有着相似之处。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涂尔干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着回顾了某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这些人追随了涂尔干后期的理论(爱德华·席尔斯、罗伯特·贝拉、维克特·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并且，他概述了后期涂尔干式社会理论的一种规划，称之为“文化研究”。但是，除了提到那些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作者的名字外，这一规划忽略了他们的某些中心的理论思想。以下是亚历山大对这种社会学的系统阐述：
主要出发点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此书具有解释世俗社会生活的中心进程的范例作用。其它拥有这种观点的人也自然从中受益。首先，他们专注于所谓的“动机表达性行为”[motivatedexpressivebehavior](与“有意识的战略性行为”[consciousstrategicaction]相比较而言)。此外，这一令感情激动的行为，不被看成是去了解他人心理的，而被看成是仪式化的基础。它被想象成就符号的形式而构成的行为。这些符号形式是表演者们无意中创造的一即使他们曾干预了这些形式的转变。
我认为，此中使用的字眼——“动机表达性行为”、“仪式化的基础”、“就符号的形式而构成的行为”——显示了一种文化与社会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同时也是人本主义的、可能的机械论的，扎根于一种社会层面的“分层的”模式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最简单的概念曾一度导致这一模式的形成)。事实上，书中的一些文章极有意思，非常深奥微妙。但亚历山大的理论公式以及他把社会学视为文化研究的观念，仍然因其对不同阶层的理解而发挥作用——这些阶层包括社会/制度的，及文化／符号的。
我已经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社会学中所谓的“文化转向”，目的是为了说明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恢复其交流的可能性的基础。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这需要用一种社会学的视点来工作。我已经指出文化的社会学(对艺术的研究)基本上对其分析类别的批判性修正丧失了兴趣。另一方面，文化社会学，或称为社会学的理论(它构成了文化的前景)宣称自己不但先于文化研究，而且促进了其发展。这一点适用于符号互动论与后期涂尔干主义。但这麽做它会获得一种致命的弱点，这一弱点由于忽视文化研究的中心层面而造成。即，一种话语的理论(atheoryof．representation)。正如斯蒂文·西德曼所说的，“美国的社会学，甚至是今天，也未作出一种符号学的转向。”用英国传媒研究的学者罗杰．西弗尔斯通的话说，文化的社会学仍然在现代主义的安全的分类法中获得安慰。这种分类包括方法和主题两方面。这意味着社会学家一方面理解了意义、甚至是社会自我的社会建构，另一方面获取了一种连贯的、统一的、稳定的对这一问题的概念。官也意味着(这一点由西德曼提出)他们抛弃了文化研究的道德—批判角色，同时保持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的观念——这一观念把学者视为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而且，它还意味着社会学家无法掌握社会关系与制度的话语的特性。显然，即使在“文化转向”之后，社会学仍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模式。
在这种学科上的不妥协的背景之下，我把对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之间(以及社会学与视觉研究之间)一种不断对话的希望建立在两件事之上：第一，建立在我所认为的文化研究内部对人种论的重要性、对社会进程与制度的研究和对那些文化生活结构特征的理解(这些特征可以被社会学的想象证明)的一种更多地承认的基础上：第二，建立在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的基础上。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并处于边缘化地带，他们通过对批判理论全新的投入扩展了其观点和观念框架。我并不是让文学批评家或艺术历史学家都成为社会学家，或者为此使社会学家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我们仍将继续持有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兴趣与培训。但是，毕竟文化研究一直是对其感兴趣的学者的跨学科的合作。并且，在那一领域进行的大部分的工作是那些智力交换与影响的产物。迄今把文化研究看成是甚至并非无法定义的说法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斯图亚特·豪尔(他70年代一直担任伯明翰中心主任，迄今在这一领域仍是主要人物)就曾经这麽说过，并且，各种不同的关于文化研究的论文集的编辑们也这麽说。与其他学科着手建立一种共生关系是文化研究的天性，(我不去讨论文化研究本身是否可以被称为一门学科)，这种共生关系是，并且一直是特别存在的。．
文化研究的这种天赋，据我看来是一种巨大的优点。它意味着文化研究将继续成为一种开放的项目。我希望，社会学家将不断加入它的对话。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已经成为这一集体项目的成员(包括罗彻斯特在内)，但迄今社会学家基本上仍未加入。冒着听起来好象我在建议返回老地方的危险，我要指出伯明翰富有成果的合作从早期并且迄今为止都包括社会学家在内(实际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几年前已经与学校的社会学系合并了)。在美国，这种对话将一方面保证文化研究的重新社会化，另一方面也确保了社会学期待已久的理论发展。
(珍妮特·沃尔芙，罗彻斯特大学艺术与艺术史系，教授；译者，顾晓辉，徐州教育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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