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一、引论
(一)“革命”：社会学经典母题的丧失与回归
“革命”(revolution)，从一个最初表达民众骚乱的意大利地方俗语，通过洛克之手转变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关键概念，代替战争和政体问题，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李猛，2015：442-443)。革命也曾经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母题。奠定社会学学问形态的思想大师们尽管对革命的态度迥异，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大多是由革命所牵引出来的，其研究往往基于对革命及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尤其是社会学最早的几位奠基人都与1848年欧洲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孔德将政治放到了从属社会的地位，但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却为社会学奠定了革命的基本研究路向(阿隆，1988)。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内在关联性的独特洞察，对革命与民情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的深刻剖析，对引发革命的主观不满与造成不满的客观因素之间的错位的揭示，对革命时代“文学政治”泛滥的鞭挞，对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交叠在一起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的解析，开启了其后的革命政治学与革命社会学的诸种线索(参见托克维尔，1992)。而作为辩证唯物史观创始人的马克思，既然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革命在他的新史观中自然占据了中心地位。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同样致力于深入挖掘革命和动乱背后的社会因素，但对马克思来说，社会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而是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无论是“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的种种背谬，还是“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的种种错位；无论是波拿巴从蚂蚁变成狮子的闹剧，还是山岳党人虚张声势的可笑表演，或是小农马铃薯般的联结形态，都需要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得到解释(马克思，2001)。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1789年这样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大革命，也远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更不用说1848年这样模仿性的革命了。历史的火车头必须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置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进入一个通向人的全面自由的历史新时代。马克思也由此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引入了经典社会学。
20世纪自从社会学进入美国的专业学科化体系后，其历史视角被遮蔽，革命研究逐渐被移出了社会学的学科殿堂(应星，1997)。帕森斯式的“宏大叙事”与拉扎斯菲尔德式的“抽象经验主义”的二元架构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范式。以社会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和功能主义范式取代了对革命的关注，结构和功能成为社会学更标准、更时髦的用语。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家回归学派的兴起，革命的主题重新出现在欧美社会学著作中，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摩尔的两个学生。
几乎在革命主题回归西方社会学主流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开始起步。无论是在摩尔的著作中，还是在斯考切波的著作中，中国革命都被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中国革命的主题却很少在中国社会学界得到正面呈现。革命研究之所以在社会学界缺位，既有其研究主题的敏感性因素，也有研究资料上的局限性因素。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过于狭隘的经验取向和对专业分工的偏执，造成了诸多的社会学研究有社会而无国家、重现实而轻历史、重生态而轻心态的问题。费孝通(2006)在晚年的反思中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需要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个案社会学与定量社会学双峰并峙的格局，没有超越就现实问题谈现实问题的偏狭视野。既然做不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真正做到“成一家之言”也就难乎其难。
今天，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了，其间虽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传统，但仍存在严重的缺陷。我们今天的研究越来越规范化，却也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看似精巧，实则越来越小家子气。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目前的研究格局与我们身处的历史巨变所激发出来的思想空间是远远不相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及演化，围绕霍布斯鲍姆所谓“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与“帝国的年代”，催生了一大批堪称不朽的社会学作品。而今天围绕共产主义文明的渊源及流变，理应诞生出黄钟大吕般的社会学作品(孙立平，2002；郭于华，2015)。这也许就需要对中国社会学来一次重新的奠基，需要大大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视野，需要展现出焕然一新的研究格局。就其本性来说，社会学不过是关于现在的历史学，历史学则是关于过去的社会学。因此，在这次重新奠基中，历史研究是重新焕发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关键引擎。这个引擎的三个部件是：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明(参见周飞舟，2015)，重新思考现代中国形成的思想变局(参见渠敬东，2015)，以及重新思考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源流。
(二)既有革命研究的困境
尽管中国社会学领域很少处理中国革命的主题，但来自中共党史领域、中国现代史领域和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这一主题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参与其间。本节仅对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作一反思，而对史学以外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放在本文后半部分略加讨论。
1．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
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的分割是一个被海内外学界较早意识到的问题。早期的革命史研究基本上都偏重宏观政治史。在海外，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范力沛为代表的“斯坦福学派”倡导根据地研究以来(范力沛，1985；陈耀煌，2010)；在大陆，自从90年代初张静如等人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以来(张静如，1991)，微观社会史的方法得到了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今天看来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一极滑向另一极，缺乏将宏观政治史与微观社会史勾连起来的意识与方法。第二个问题是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与革命史研究之间未能很好地实现对接。
2．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断裂
本文所谓“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断裂”包括了两层内涵。第一层内涵是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到苏俄苏维埃革命再到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连续性问题。第二层内涵是从晚清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革命的连续性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被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和中共党史三个学科人为地分割，所以这三场革命的关联性曾长期被忽略。近年来由于王奇生(2010，2013)、杨奎松(2008)、黄道炫(2012)等人的呼吁，已经开始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3．成败问题意识背后的历史目的论
这个问题海内外学界甚少注意到。目前的革命研究在总体的问题意识上过多地被政治和军事上的成败问题所牵引。因此，为什么中共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为什么苏维埃制度在江西时期失败，为什么美国会丢失中国大陆，这些问题就成为革命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即使周锡瑞(2013：182)20世纪90年代在反思革命研究时，提出的问题意识仍然是：“思索为中国带来一个彻底重塑了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性政党如何获取政权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要从政治上理解革命问题，那么，胜败问题毫无疑问是首要问题。但如果要从政治文化上去思考革命问题，那么，问题恐怕就要复杂得多。那种以成败为中心的历史观常常容易陷入一种历史目的论。比如，在这样的史观下，对那些更关心总体史而非地方党史的学者来说，中央苏区就不具有太大的研究价值。如果要研究，重点也是诸如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主题(黄道炫，2011)。但是，苏区时期恰恰是中共独立掌握军队和政权的开端，中共的组织形态正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集中与民主之间复杂的磨合，毛泽东倡导的农村调查技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渐臻成熟的。如果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达成对中共革命的总体性理解，就需要跨越1934年、1949年或1966年这一类的政治界标。
4.“求真”与“求解”的张力
杨奎松(2012a)曾把近6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总结为“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历史学开始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学科基础。这个总结最好地体现在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中。但当党史主流回归到史学大家庭后，依然面临着“求真”与“求解”的张力。
史学以求真为基石，同时也需要对史实作出规律性的解释。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求真与求解的尺度和界限到底在哪里？这种尺度和界限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又有何特殊表现？这就需要慎思明辨了。尽管史学界公认杨奎松的成就，但仍从这个张力的两端向他提出了疑问。
总的说来，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在“求真”与“求解”的张力中更倾向于将“求真”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但在西方史学界，围绕历史实在的问题早有激烈的争论。在尼采(1998)那里，甚至把实证史学家所追求的那种“客观”和“实在”称之为“一个坏的神话”。海登·怀特(2004)则深入批判了实证史学的四种实在论所代表的各自的问题：米什莱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兰克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托克维尔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布克哈特作为讽刺剧的历史实在论。即使在作为中国现代史学标杆的陈寅恪这里，他所谓“同情式的理解”的方法论也与赫尔德、狄尔泰、韦伯这些反实证主义思想有着复杂的关联，而大大有别于兰克的史料学派(陈怀宇，2013)。这至少提醒我们，实证并非史学不证自明、无可质疑的前提，实证自有其限制乃至危险。我们当然应该拒绝碎片化的、生涩奥僻甚至不知所云的后现代史学，但在坚持实证史学立场的时候还需要带入更多的反思性、批判性和想象力。
(三)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把革命带回来”
如前所述，在中国社会学领域，面临着重新奠定研究基石和研究格局的大任，“把革命带回来”是完成这一大任的重要一环。而在中国革命研究领域，则面临着种种困境。社会学以她兼具的人文关怀与实证品格，以她奠基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望给革命研究带来一种新的冲击力。这种新的革命史研究既不是要做“纪念碑式”的史学，也不是要做“好古的”史学，而是“必须有力量而且时时运用批判的方法，去打碎、去溶解过去”(尼采，1998：21)。
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摸索，才能逐渐清晰和成熟起来。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谈点粗浅体会。
二、革命的社会学研究：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对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探源以及对18、19世纪革命的反思激发了经典时代的社会学主要思潮。那么，我们在探索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兴起和中国革命的演化时，也可以从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那里获得重要启发。这种研究思路启发我们去研究一种文明在革命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文明的价值担纲者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独特的政治支配结构以及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结构和气质与中国传统文明之间有着怎样的交互影响？这种结构和气质是如何影响中国革命实践的，又给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了怎样一种复杂的历史遗产？
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从西方社会学经典作家那里获取灵感，也可以从中国现代思想家那里汲取营养，其中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思想家陈寅恪的问题意识最值得借鉴。陈寅恪的史观可概而言之为“文化史观”。
三、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分析框架
上文我们采用西学术语，把政治文化的内涵界定为政治正当性、组织架构、程序惯例、符号仪式和方法技术等五个方面。但是，对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要做到理解的贴切性和深入性，就不宜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论概念，也不宜自行发明理论术语，而是要从中国的基本文献和组织结构入手，将那些原本被视为意识形态的术语及规则转化为学术分析对象。因此，我们基本的分析框架就奠基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共三大路线上。
(一)政治路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
政治路线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政治路线包括了几个基本要素：首先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及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问题，其次是革命的敌友辨识和革命动力问题，再次是更为具体的革命任务问题，最后是在弄清上述三个层面问题后确立的革命阶段以及革命策略问题。
(二)组织路线：民主集中制
政治路线必须依靠组织路线去贯彻。自1927年6月《中国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明确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以来(中央档案馆，1991a：144)，尽管民主集中制内涵的丰富和机制的调适还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但民主集中制在革命时期一直就是组织路线的核心制度，并成为中共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与国民党分分合合、明里暗里的长期较量中，表现出了异常强大的组织力量。(毛泽东(1991a)：606)也因此将党的建设称为中共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
(三)工作路线：群众路线
阶级斗争是从马克思那里传承而来的，民主集中制是从苏俄那里传承而来的，而作为根本工作路线的群众路线则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发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独特的政治发明呢？
首先，这是中共思想路线的直接产物。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共确立的思想路线。其次，这是由中共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再次，这是由中共组织路线所决定的。为什么群众路线也是中共根本的组织路线？因为民主集中制既有集中维度，也有民主维度。最后，这是由中共军事路线所决定的。中共革命与苏俄革命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苏俄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由上而下成立的，而中共军队是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由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产生了中共军队自身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包括：中共军队的性质被规定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承担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中共军队开展的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正因为此，群众路线成为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的基本策略。
四、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基本方法
(一)历史社会学分析策略之争
对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大体可以归为历史社会学研究。但历史社会学与其说是一门在学科高度分化背景下诞生的分支社会学或交叉学科，不如说是一种带着社会学想象力进入历史研究的视角，一种在学科尚未分化的马克思、托克维尔时代就已出现的视角(应星，1997)。用米尔斯(2001)的话来说，所有真正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不过，为了不使讨论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们在此处所讨论的方法问题仅限于美国社会学界流行的历史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和人物划分。一般地说，历史社会学有三种基本分析策略：(1)运用一般模型来解释历史规律。(2)通过挖掘历史事件偶然性中的规律来解释历史。(3)通过复杂的历史叙事来理解和揭示“适合的”因果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划分的类型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许多史家都难以用某种类型来限定。尽管上述三种分析策略存在交汇融通之处，但它们在方法论的旨趣上还是具有根本差异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社会学中实证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的表现形式。这些方法和分析策略本身并无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问题的重要性和方法的恰切性才是决定研究水平的关键因素。正因为此，我们才应该意识到，事件社会学本身不仅是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且它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还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应星，2006，2016b)。我们今后会更多地采用事件社会学的路数来展开对中国革命的研究。
(二)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的差异
史学同行可能最大的疑惑在于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在方法上的混同。的确，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在一些分析与叙事方法的运用上是相通的(比如，对事件的关注，对过程的执着，对细节的迷恋)，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方法上与史家的工作也相当接近。但是，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在中国革命研究中依然存在着三点基本的差异。
首先，选择研究什么问题具有社会理论的意涵，而不是由实证史学的求真本能所决定的。其次，社会理论的意蕴不仅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故事上，更体现在如何来“讲”故事上。再次，如何处理史料的断裂性问题。
(三)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的相通
现在政治哲学、政治学、法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史学以外的学科开始纷纷进入中国革命研究。有些著作有较敏锐的政治意识，尝试把中共的政治放到20世纪中国政治中去理解，尝试把政治真正当作政治而不是权力技术去理解。这种研究有助于开拓革命研究的视野，提升革命研究的境界。但也有许多著作缺乏基本史学素养，不尊重历史复杂性，常常把随意挑选的史料丢进预先编织好的理论箩筐中。更令人担忧的是，还有不少著作夹杂着一种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学风。一本小书或一篇宏文动辄纵横中西，横跨百年，自以为立意高远，实则轻佻浮夸；自以为洞穿历史，实则轻慢历史；自以为求道得道，实则缘木求鱼。这种随意剪裁史料，史实处处漏风的“理论空匣”，这种不具起码的史才就妄谈史识的做法，这种“有政治而去历史”的政治史研究，既不可能得到史学同行的尊重和认同，也不可能给他们自己的学科真正带来学术冲击力。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曾批评史学“旧派失之滞”，“只有死材料，没有解释”，“拘文牵义，不能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而史学“新派失之诬”，“似很条理，有解释，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卞僧慧，2010：361)。如果说前面强调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的异，是想要避免“旧派失于滞”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强调事件社会学与实证史学的通，就是要避免“新派失于诬”的问题。
五、小结
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新视野，开辟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之路，既需要韦伯意义上的“以学术为业”的精神，将“理智的正直诚实”作为最有价值的美德；又需要韦伯意义上的“以政治为业”的精神，如同“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韦伯，1998：49、117)；还需要福柯意义上的谱系学精神，潜心于“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福柯，2001：114)。我们要努力做到“三个相对”：相对深入地理解西方现代性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相对完整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局势演化，相对系统地收集历史资料。我们要努力做到“三个打通”：打通中共革命的国际源头与国内根基；打通中国晚近以来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这三次革命浪潮；打通中共革命中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我们要努力带着总体史的眼光有选择地进入地方史研究，将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及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
当然，知易行难。本文只是我们近五年来逐步成型的一些想法，在实证分析中势必颇多稚嫩之处，未来“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还极其艰苦而漫长。但韦伯这位“我们的同时代人”(阿隆，1988：596)不早已告诫我们了吗——
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韦伯，1998：49)。
作者：应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201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