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衣努

追忆费孝通（学者笔谈）

李强：发展中国社会学　费孝通居功至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今日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费孝通先生。也可以说，费老是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在介绍费老对社会学的贡献之前，恐怕还是要说明一下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道路。我们通常说，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然而，在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道路与经济学、政治学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学曾经在1952年至1979年长达27年的时间里被取消了，取消的原因是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学科”的帽子。1979年费老组织一批学者重建中国社会学，迄今也有26年时间了。所以，在新中国的岁月里，一半时间取消了社会学，一半时间在重建社会学。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怀疑社会学的必要性了。在解决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犯罪问题、贫富差距、流动人口问题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社会学家的贡献。近来讲得很热的“和谐社会”，已经使得社会学从潜学逐渐变为显学。正是由于有了费老的重建社会学，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成绩，费孝通先生确实功不可没。
　　如果从历史上看，费老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费老关于社会学的大部分经典之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皇权和绅权》等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发表的，这是费老潜心著述、才华横溢、卷帙浩繁的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是费老经历坎坷的一段时间，尽管身处逆境，费老还是仗义执言，提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再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然而，最后终于不许说话了。第三阶段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一段时间。
　　笔者对于前两个阶段并没有亲身的经历，因此不敢妄加评论，而对于改革26年来的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却有亲身的参与，仔细想了想，费老有三方面的贡献是不能不提的。
　　费老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早在社会学恢复之初，费老就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表述为“五脏六腑”的建设。所谓“五脏”是指：建立社会学学会、专业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图书资料、刊物和出版社。所谓“六腑”是指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要开好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今日中国高等学府的社会学专业大体上是按照费老的蓝图建设的。
　　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我们知道，社会学在知识体系上既有实证的派别，也有“反实证”的派别。所谓实证派就是注重实际的调查研究，喜欢用事实说话，所谓反实证的派别就是比较注重理论思辨，不太注重现实问题。费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际，中国的社会问题丛生，费老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学当仁不让的职责。所以，他为中国社会学所选择的方向当然是走实证的道路，更为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为此，费老特地从具有突出实证风格的美国社会学界请来了最初的社会学教员，为中国的学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培训。
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在国际上，社会学的药方曾经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过突出贡献，譬如，在美国，什么问题曾经是困扰美国社会的头号问题呢？这就是种族问题。然而，曾几何时，美国的种族问题逐渐淡化了，转机来自美国社会学家的一剂良药，即“school　bus”方案：消除种族歧视从娃娃抓起，让不同种族的孩子同坐校车上学，由于在上学的路上结成了小伙伴，当他们长大以后，种族的意识自然就淡化了。如果回想26年来中国社会学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努力，哪一项研究的影响最大呢？应该说，还是费老在20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小城镇”的战略影响巨大。今天，在中国的江南，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这应该是费老留给我们的一份巨大财富。


宋林飞：江苏人民的儿子，江苏人民的骄傲?追忆费孝通教授



我国久负盛名的费孝通教授，曾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充满传奇的一生都同江苏紧密相联。他的出生地在江苏吴江松陵镇，他的名字同南通有关，是为了纪念父亲在南通从教的经历，青少年时代曾在苏州东吴附中、东吴大学读书。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是纪实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农民生活的博士论文。8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又一次起源于他的家乡吴江。他在江苏不仅坚持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求学之道”，还实践了他“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
　　他走遍了江苏大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但是，他没有战胜病魔，4月24日晚安祥地走了，告别了他深爱着的江苏父老乡亲。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睿智而又充满激情的学术演讲，再也看不到他那坚毅而又春风荡漾的音容笑貌。他是20多年前引导我进入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老师，曾给我许多谆谆教诲与深情关怀，现特撰此文为先生送行。
　　一、 小城镇是个大问题
　　1981年，费孝通教授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接受赫胥黎奖章时，作了《三访江村》的学术报告。1982年初，他四访江村，我曾跟随他在江村与吴江县进行实地调查。从此，他将研究视野由村向镇延伸，从吴江县开始把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个决定当时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的支持，同时也得到社会学界的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联合组成了小城镇调查组，与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社会学者一起，在他的指导下开展江苏小城镇调查。

　　1983年，他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要做活人口这盘棋，需要做好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池，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这篇文章受到胡耀邦同志的热情赞扬，费孝通教授曾把批示给我看过，显然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费孝通教授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思路，是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小城镇小则三五万人，大则也不超过十万余人。在小城镇建设中，要注意解决资源浪费、污染环境、不讲规划等问题，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当然，大中城市也是需要的，但不宜多，布局要合理。我国城乡存在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费孝通教授主张把它们和农民一起融合在小城镇里。近20年来，江苏小城镇建设的思路不断调整和优化，小城镇与大中城市一样加速崛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
　　二、 乡镇企业开创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费孝通教授发现，苏南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但当年人们对社队工业有不同意见，认为是钻了城市工业的空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费孝通教授旗帜鲜明，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 他形象地指出，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而我们社会主义却是“大鱼帮小鱼”，说得更完整些是个“大小相辅相促”的模式。
　　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呈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可称之为“工业下乡”。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村的劳动者，而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当年个体企业与联户企业的兴起，对农村的集体企业有冲击力，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去抑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以前，当乡镇集体企业兴起的时候，曾受到一些抑制。现在联户企业与个体企业起来了，乡镇集体企业可不能当了“婆婆”，忘了做“小媳妇”的时候。这一前一后的两次冲击，何其相似，里边一定有文章。因此与其去抑制，倒不如回过头来总结分析一下集体企业所存在的问题。他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为了解决“二国营”的问题，90年代中期江苏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改制和“二次创业”，成效显著。
　　三、 苏南经济发展路子
　　1984年，费孝通教授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一概念，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他曾对苏南一位领导说：“你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 “苏南模式”最初的含义，是指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经济增长快速，是我国率先发展的地区之一。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这几条就了不起呀！” 对于苏南等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江泽民同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因此，总结苏南发展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是必要的。
　　费孝通教授提出“苏南模式”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当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就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教授对苏南的调查总结了四条：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
费孝通教授不久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温州模式的特征。他还提出了“珠江模式”的概念，认为由香港工业扩散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是其主要特征。对于这些“模式”，他主张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否则就会远离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他通过对苏南模式的再认识，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应是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
　　四、加快苏中与苏北经济发展
　　苏南的经验能不能适用于江苏其它地区呢？为了寻找答案，他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将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经济区域。把长江以南的苏、锡、常三市和地处长江之北的南通市并提作为苏南区域，这是从它们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说的。这四市可以列入上海经济区。在苏南、苏北之间划一个苏中区，把扬州市的沿江一部分和镇江、南京两市合成一块，甚至包括南通市的西部及北部在内。这种划分虽然不同于近几年江苏经济发展规划中的提法，但对于打破行政区划理解经济区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联结南京、镇江、扬州3个城市的一片狭长的三角地区，被人们称为长江下游的银三角。费孝通教授也看好这一地区，认为南京对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对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当对自己所处的地区乡镇工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犹如两个相对独立的星系，各自产生辐射，照亮星点周围的太空。我曾陪同他考察过扬中，老人家对“散点式的规模经济”十分有兴趣。乡镇企业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在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他概括为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
　　他到淮阴、盐城、徐州等地区都作过调查，十分关心苏北的发展。1986年，他在苏北地区的一次调查就达20多天。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在淮阴总结了“耿车模式”，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都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五、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
　　1990年，费孝通教授听取了江、浙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设想，作为民盟的建议提交中共中央参考。他认为，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系列改革中得到适当的重视与扶持，不仅自身能迅速强盛，而且具有强大的能量，可以拉动广大腹地的发展。这些想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视，并当面同他进行了商讨。他带着这个设想，到南京、杭州、上海与三地领导同志进行意向性探讨。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处游说”，担当了“红娘的角色”。他在浦东开放、沪苏浙联动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费孝通教授对上海浦东开放寄于厚望。他指出，如果上海浦东仍象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近几年来，沪苏浙理论界与政府日益重视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15年前费孝通教授的倡议无疑是其先声。
　　六、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倡导“人民社会学”，是费孝通教授的一个创造。他说：“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人民社会学是人民自己对自己的自觉认识，调查者的利益要与被调查者的利益一致起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利益，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一直用这种理念鼓励江苏的社会学者，并积极推动江苏发展社会学学科。他多次对我说，支持你们建系创业。在他的支持下，江苏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培养点1984年在南京大学诞生，至今已经培养了几百名社会学硕士与博士研究生。
　　他多次谈到自己的学术理想：“志在富民”。并且指出，富则安，安则稳。富民思想是费孝通社会经济理论的中轴，他在江苏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从未离开这个中轴。1957年，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因此，他建议恢复发展农村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希望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实践证明，他的这一主张与苏南20年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是一致的。
　　七、走出江苏，操劳国是
　　1984年以后，他走出江苏，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沿海各省，一路是走边区。沿海的一路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可以说是从江苏向南延伸的。边区这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作为一个学者，他不畏辛苦“行万里路”，是为了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先后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踏遍祖国山山水水，是为了寻求治国之道，提出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这种不尚空谈的优良学风，这种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大力弘扬。
江苏人民的儿子，江苏人民的骄傲――这是7400万江苏百姓给费孝通教授送行时最想说的话。费孝通教授将永远活在江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


陆学艺：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费孝通教授离我们而去了。他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难得的诤友。他的仙逝，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损失，学界的损失，尤其是社会学界的损失。中国社会学界将永远纪念他70多年来为社会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费孝通先生是重建中国社会学之元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创始人。
　　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到错误的对待，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断了近30年。改革开放，百废俱兴，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社会学。1979年春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约请会见费孝通教授，商谈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事宜，请他出山来担当此项重任。费先生顾全大局，虽已年近古稀，仍毅然接受了这个使命，不久就到“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会筹备处”（该处当时设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主持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79年3月15～18日，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乔木到会讲话，代表中央为社会学平反，恢复名誉，并就若干社会理论问题作了澄清。费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3月18日，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选举产生了58名理事，推选费孝通为首任会长。在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同时主持筹建社会学研究所。1980年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院部任命费孝通教授为第一任所长。学会和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和发展的正式开始。
费先生自接受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使命以后，就全力以赴地工作起来。开始是很艰难的，真可说是白手起家，荜路蓝缕。先是说服动员已经改行多年的老社会学工作者归队，接着开办讲习班，培养中青年学者，邀请国内外专家讲授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他亲自讲课，亲自主持编写《社会学概论》等教材，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争取社会的支持；并运用他的声誉与智慧，到各省及多所著名大学去动员他们成立社会学学会、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系。那几年，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社会学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适应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社会大发展的需要。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是费先生在1993年写的一首诗，也是费先生对自己一生精辟的总结。他18岁进东吴大学医预科，受进步思想影响，觉得治病人得先治社会，治社会先得学习社会原理，于是转学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毕业后，曾到山东邹平参加梁漱溟先生主持的乡村建设。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广西瑶山和吴江开弦弓村做农村社会调查，目睹了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从此立下了为改变这个使人民陷于苦难的社会而奋斗的宏愿。他说：“我从早年立志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一生的心思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农民。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费先生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费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回到抗日烽火连天的祖国，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不久就主动请缨到呈贡农村调查，在魁星阁建立了工作站，进行内地农村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写出了《禄村农田》等一系列农村问题的论著，培养了一批社会学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抗战胜利后，他到清华大学任教授，陆续写出了《内地农村》（1946）、《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等论著。读费先生这些著作，可以洞察到他对中国农村调查研究之深入，对农村问题剖析之透彻，而那时，他还不到40岁。
　　新中国成立后，费先生继续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过民委副主任、国家专家局副局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过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在繁忙的公务、教务情况下，费先生还是通过民族调查等活动经常到农村去。1957年春，他重返开弦弓村，在村里调查了20天，写出了“重访江村”，全面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后农村的变化和问题，提出了多条很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但是这些文章发表不久，反右运动开始，费先生被错划为右派，这篇文章也成为一个罪状，从此中断了社会调查和学术工作，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前后长达20余年。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费先生重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先生后来对此有个解释：“我在第二次生命里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其实还是早年走过而被迫中断的老路。……我在这15年中继续采取这个实地观察的方法到各地农村去调查，然后‘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各地的农民脱贫致富。”
　　费先生从开始学习社会学，目的就很明确：“志在富民”。他研究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到后来支持领导重建中国社会学，目标始终定在“志在富民”上。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把学习研究社会学作为一种武器、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用以实现改造社会、服务国家、富裕民众的目的。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理想，宏大的志愿，所以能始终积极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晚年身居高位，仍每年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南闯北，东西穿梭，几乎走遍全中国，到农村去，到边区去，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去调查研究，探索强国之道，富民之途。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费先生90岁高龄的老人做到了。重建中国社会学不久，费先生就提出：“我们要发展社会学，也要走自己的路，搞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学要面向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研究如何使我们的国家一步一步地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标。”要“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费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民社会学家。
　　费孝通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楷模，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榜样
　　1987年春，我奉调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因为我也是从事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的，读过费先生的多本著作，近几年又多次读过“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对费先生仰慕已久。到社会学所工作后，知道了许多关于费先生创建社会学所的业绩，以后又有了较多的会面机会，认知了他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风格，使我获益匪浅。1988年6月，我接替何建章研究员，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不久，费先生就约我到北大参加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沈关宝同志的论文答辩。答辩会设在北京大学勺园一楼的会议室，我到会时，费先生、袁方先生已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费先生在一起开会，那时他已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一点儿没有领导人的架子，邀我坐到他的身边。因为都是调研农村问题的，开谈几句，就很投机了。答辩会中间休息和会后，我向他汇报了社会学研究所和各地社会学发展的情况，他很注意听。从言谈中得知，不少情况他是知道的，他那时公务繁忙，但仍十分关注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工作。
　　1990年3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召开建所十周年纪念会。为了更好地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学要补课的指示，纪念会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开得比较隆重。会前我清宋家鼎同志专门向费先生作了汇报，请他拨冗莅会，费先生欣然答应。3月18日，费先生到会，并作了长篇讲话，满怀深情地回顾了重建中国社会学、创建社会学学会、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他说：“10年前，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找我谈，要搞社会学……我只有勉为其难。”“我想的问题是怎样把一个已经停了的学科重新建立起来，这是我的任务。当然，一门学科挥之可以即去，招之不一定就来，要打断一门学科很容易，这个学科在人们脑海里消失就不存在了，可是要长出一个学科，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要有条件，要有一套机构，一个社会组织。学科的机构是什么呢？我当时说，‘五脏’、‘六腑’。‘五脏’是说：要成立一个学科，至少要有个学会，第二要有专门研究发展这门学科的机构???研究所；第三要培养人才，大学要有学系；第四要有一个图书馆；第五要向社会发表研究成果，要有刊物、出版社。这五脏全了，学科成了。”又说：“现在戏台已经搭好了，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唱了！……现在社会学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丰富和提高它的内容，要靠大家去创造。从我自己讲，我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在做学术方面的工作。”费先生是1985年离开社会学研究所的。后来，我们就是按照他提出建设一个学科必须具备“五脏六腑”的规划进行工作的，是在他已经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充实和完善，也就是在费先生已经搭好的戏台上继续做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能有今天的发展，和费先生当年打下的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纪念会上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会前有人提出关于社会学的性质问题。费老说：不必去管它什么学，只要能解决问题，使老百姓富起来，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就是好学问。这同他一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的学风是一致的，表现了一个人民社会学家的风范。
　　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向费先生请示和商量后，中国社会学学会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推选费孝通教授和雷洁琼教授为名誉会长。新的理事会成立后，中国社会学学会的活动多了，同费先生联系和往来也就多了。学会每年要开一次学术年会（在各省市轮流开）。会前一般都去向名誉会长汇报，听取他对会议的意见，每次他都向大会发出贺信，同时表达他对会议主题的看法和意见。自1991年以后，学会和社会学研究所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每年春节（一般是年初三）都要集体去费先生家拜年，向他问好，同时汇报一年来社会学会、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界的情况。遇有重大活动（如1995年第6次亚洲社会学家大会，2003年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则详细向他报告会议的准备进展情况。费先生一直很关心社会学界的发展，对社会学方面的信息是很重视的，常给我们一些具体指点。费先生一般是在客厅里接见我们，同我们亲切交谈。有时，他的秘书先见我们，然后送我们上楼到书房里谈。有好几次，我们进屋，他从书桌旁站起来，桌上还摊着稿纸和刚放下的笔。一个90多岁的老人，节假日里还在伏案写作，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
费孝通教授早年立志富民强国，虽历经磨难坎坷，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毕生为之奋斗。他胸怀大志，学识渊博，执着勤奋，荣膺国际国内的多项奖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他一生有许多桂冠，但最重要的也是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学贯中西，在解放前就已是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他继承他的导师吴文藻先生的事业，较早地提倡社会学本土化，把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诸如“差序格局”等新的概念和理论。而费孝通教授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则是主持重建了中国社会学，培养了大批社会学人才，并且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做实地调查研究，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风。中国社会学有今天的初步繁荣和发展，这是费孝通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艰苦创业、辛勤耕耘的成果。我们这些后继者，要珍惜这份重要的遗产，要以费孝通教授为榜样，继承他的遗志，把中国社会学的事业办好。


张冠生，桂杰：行走是他的生命方式



著名学者费孝通的去世牵动了很多普通百姓的心，江苏南部开弦弓村的一位老人回忆费孝通时，深情地说：“我感到像失去了亲人！”
　　的确，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费孝通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使他成为在我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有人评价说，“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
　　从1988年民盟中央进行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考察开始，张冠生参与了费孝通先生的实地调查课题，到世纪之交，前后十多年。在跟随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费孝通先生田野工作的丰富资料。2000年，他撰写的《费孝通传》出版。该书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生动细节，为读者了解费孝通提供了特殊的视角。
　　费老是个大记者，大时代的大记者。他很用心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历史风云
　　记者：上世纪30年代末期，费孝通以江苏南部的开弦弓村为蓝本，写下其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之作《江村经济》，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费老还20多次重访“江村”，搜集大量实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晚年还旧地重游，以《三访江村》等作品为自己的田野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您对费老多年坚持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这一举动本身有着怎样的理解？


　　张冠生（ 《费孝通传》作者，以下简称张）：费老是个大记者，大时代的大记者。他很用心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历史风云。第一层是事件的外貌和性质，第二层是事件的过程，第三层是事件背后的动因。费老经常要求自己和学生“看到事情背后的东西”，而且不满足于“那个东西”的结果，要看出过程。“背后”、“过程”应该是体会费老治学风格和方法的关键词中少不了的两个词。比如，他到农村调查，听农民说收成、讲收入，有的人满足于数字，费老作为学者，留意的是过程，是数字背后的内容。他会细细地问收成是怎么来的，逐层“剥笋”。
　　费老自己不愿意写自传，他说，把我的一生写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更真实、更完整的自传
　　记者：您最初为费老做助手的时候，当时有没有想过写费老的传记？您写这本传记的出发点又是什么？
　　张：一直都没有想过。我只是感觉，费老的实地调查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流动课堂。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我留心他的研究方法，尽力记录他在路上的所思所讲，算是记课堂笔记。我争取多保留点图片、文字、录音资料，想的就是保留。费老自己不愿意写自传，他说，把我的一生写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更真实、更完整的自传。他也表示，没有找人写传记的打算。他说：“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看他的文章，听他说话，有时候会意识到他有一种很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可能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在学术上，缺少在同一水准、同一境界上对话的人。这一点，他很少讲。再一个是在做人标准上，这一点，他在许多文章里都表达过。我在写他的传记时注意写进去了。写这本传记，不是费老找的，也不是我找的，是事情到了那一步。不能说“水到渠成”，却可以说是“无心插柳”。
　　写《费孝通传》，是一项带有学术内涵的工作，我用十多年的积累，述而不作，用几十万字记录费老其人
　　记者：60年前中国的史学、哲学、美学、政治学、人口学，都有着骄人的业绩。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赵元任、冯友兰、贺麟、金岳霖、朱光潜、钱端升、马寅初，都是60年前光照天宇的巨星。我们都能感觉到埋头苦干、为国为民、不求人知是费老那一代学人共同的精神特征，这样的一种学术态度和精神在现在社会也是十分需要的，对此，费老自己怎么看？
　　张：费老在讲一代学人的精神特征的时候，常说上一代，不说自己。在为潘光旦的译作《人类的由来》写后记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感慨，他说，从1957年开始，潘光旦用他的才能和韧性费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达尔文的这本书，现在还有多少学者能为一项学术工作坚持不懈达10年之久呢？我认为费老的问题是问了整整一代人，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发问。我属于费老问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我愿意对费老的提问作出回应，无声的回应，用做事来回应。写《费孝通传》，是一项带有学术内涵的工作，我用十多年的积累，述而不作，用几十万字记录费老其人。对费老来说，这几十万字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后人中还有愿意学着前辈那样用心做事的。我希望能在精神上给费老一丝暖意。
　　记者：对于您要写他的传记，费老的态度如何？
　　张：费老当时对我说，我不会帮助你，也不会干涉你，我就想看看你们这一代人怎么看我，骂我都行，只要骂得有道理。你看，他不在意你是毁是誉，却在意你毁誉的依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是文化的水土，这一方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人。
　　记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有一个名叫戴维?阿古什的学生，他写了一篇题为《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于1981年正式出版，封面右角印着“费孝通传”四个中文字。阿古什当时没有条件来中国内地访问有关人士和搜集资料。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进行的。从资料的丰富性和对于费孝通本人的了解来看，您写《费孝通传》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您在写作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写作方法？
　　张：《费孝通传》的写作方法，是“自然史”的方法，那就是高度忠实于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就怎么写，尽量去还原历史。这是费老对我写这本书惟一的点拨。当时他正读他的美国老师帕克先生的传记，那本书就是自然史写法。除了真实性以外，“一个人、一个学科、一段历史”是我在写费孝通先生的时候想要展现的。一个学者的个人历史，有一层层背景。学科史、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自然史，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尽我自己的力量去理解他作为一个文化生命的出现和成长。有句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是文化的水土，这一方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人。费孝通成长的文化环境是滋养他的文化生命的深厚营养。
　　社会学要到社会中去学，这比光掌握研究方法更重要，因为社会学的本源不是在社会学概论中，而是在社会里
　　记者：您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行行重行行，已是费孝通的生命方式”，很多人感佩费老的一个地方就是，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带学生、下乡调查、写书。2003年，93岁高龄的他还坚持下基层去做调查研究，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早年是否受到过什么人的重要影响？
　　张：费孝通青年时期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大师帕克曾经来华，给费老讲过课。当时帕克经常把他们领出课堂，到北京的大街小巷、监狱、天桥，甚至到八大胡同这样的地方去认识社会。帕克认为，社会学要到社会中去学，这比光掌握研究方法更重要，因为社会学的本源不是在社会学概论中，而是在社会里。这对后来费孝通的学术道路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是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的，他总是在尽量避免感情因素对于观察和表述的影响
　　记者：对于费老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学者认为，过分强调实证研究并非没有缺点，最重要的缺点就是看问题比较偶然和孤立。费孝通先生偶然地选择了经济历来富庶、商品交换历来发达的苏南的开弦弓村作为其一生的研究重点，如果他当年碰巧选择的是一个中西部的贫穷小村，实证研究也许还会继续，但是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对此，您怎么看？
　　张：实际上，费孝通先生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是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的。他的文章里说过，他总是在尽量避免感情因素对观察和表述的影响。费老的同行也曾经问过他，能否把开弦弓这么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和“中国农村生活”画等号？费老是遵循实证调查方法的。实证调查只能这么做。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不等于中国农村生活，但它毕竟属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要具体了解中国农村生活，你只能先到一个小村去看、去记录，做个案研究。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村庄构成的，其中必然有共通之处，尤其是在文化上。费老并没有跑遍中国农村。可是你看他写的《乡土中国》，说明他真正懂得中国农民的生活。
　　他们那一代学人总体上做人的标准很高，个人的功利心极淡。他们想的是大问题，想的是民生。
　　记者：费孝通先生的离去带走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张：费老那一代学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现在越来越稀缺了。他们那一代学人总体上做人的标准很高，个人的功利心极淡，他们想的是大问题，想的是民生。他写的文章中，提到过“人生的天平”。他真心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付出的太少，不平衡。所以在不停地走，不停地出主意，为社会做事情。他说，自己的这些想法，这些主张，这些学术成果，来得不容易，是社会花了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总要把这些东西再还给社会。这样，人我之间才有了平衡。这样想，这样做，更主要的不是对得起别人，而是对得起自己，这样自己才会安心。


丁元竹：一个探索美好社会的学者费孝通??悼念费孝通教授



费孝通先生说：“我们不妨‘各美其美’，我们更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是容忍不同的价值标准体系并存不悖。这就要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坚持多元并存的观点。”
　　４月２４日上午，我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赴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接到费孝通教授家人打来的电话，要我们尽快赶到医院。我当时心里一沉，不祥的预感马上笼罩心头。我与爱人匆匆驾车赶到北京医院。费孝通先生住院已经一年有余，一年来，我自己在国内外穿梭，一直想去看看先生，有时是医院不允许，有时是自己的时间错不开，所以一直没有如愿。赶到医院，先生的秘书张荣华老师先把我们叫到隔壁的房间，介绍了先生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到病房。先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摸着先生的手，手指肿得很厉害，指尖很凉。我们心里企盼先生能够很快恢复过来。与先生匆匆一面，我便驱车从医院直奔首都机场，从北京到纽约，一路上一直惦记着先生。从纽约转机到波士顿，住进旅馆即开始与国内联系，得知先生已经在我离开北京医院１２小时后去世。社会学的一代大师离开了我们。
　　费孝通教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也是一位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和历史高度洞察社会发展趋势的社会学者。１９７９年，６９岁高龄的费先生受命恢复中断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开启中国社会学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作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的领衔人，费先生不仅为恢复社会学奔走，同时也身体力行，深入开展社会学研究。他不仅深入实地研究，观察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也站在历史和全球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若干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社会发展命题，“美好社会”就是其中之一。“美好社会”体现了一个学者，一个社会学者崇高的认识境界。社会学不仅需要理论和方法，不仅需要对实地的考察和对理论构建的思考，也需要崇高的境界。费孝通教授就是一位拥有崇高境界的学者，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宗师的根本所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我有幸在费先生指导下攻读社会学。那时，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一个惯例，就是，费先生每写一篇文总是要拿到北京大学，在有关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传阅、学习、研讨，大家也可以提出意见。有时，费先生不顾年迈，亲自到北大与研究人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
　　这个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一文，那是费先生对他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学Ｓｉｒ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博士写的《社会人类学》（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２）的回应。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中，针对不同环境下文化的差异，针对当时世界文化在现实和学术领域的冲突，费先生提出“我们不仅能容忍而且能够相互欣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的思想。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思想之一，那是１９９０年夏季。
　　这个思想体现了费先生从文化角度考虑人类不同文化的和平相处，文化之间的平等问题。文化平等是社会平等的重要内容。进入２１世纪，各国人民要求尊重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呼声不断高涨，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从文化制度入手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已经提到全球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保证人类拥有一个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制度。目前看来，仅仅从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角度已经不足以解释恐怖主义在世界上的蔓延，恐怖主义可根植于文化歧视和文化冲突之中。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工作，经常随费先生出差。１９９２年春，我随费先生到山东曲阜，费先生访问了三孔??孔林、孔庙和孔府。那天，他在孔林坐了很久。看得出，他当时是思绪万千。回到北京后，费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１０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谈了他访问孔林时的思考，后来形成了著名的“孔林片思”。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说：“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能够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觉醒。”这时，费先生已经从对文化的思考进入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思考，从社会发展这个更广泛的视角透视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考虑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费先生从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考虑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２１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２０世纪９０年初，我国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费先生在“孔林片思”中把他的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小康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而到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他把这种相处称为人的心态关系，“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
　　１９９３年７月，他在印度新德里参加“英迪拉? 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演讲，将其以往文化平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思想升华，形成美好社会的思想，这就是??“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多年所发生的这些新事物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理解，其中是否得出一种看法，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和其他群体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思想在这里得到更进一步的体现，成为他关于美好社会思想的核心。
　　１９７９年，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费先生领衔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至今已经２６年有余。在恢复社会学初期，费先生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费先生把为现代化服务作为社会学建设的宗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社会学在过去的２５年有了巨大的发展，发展出了若干新的学科分支，拓展出了若干研究领域，培养出了若干在发展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参与了若干重大决策研究。实践证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学还要与时俱进，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美好社会的学问。
　　费先生从他的文化概念和社会学理念得出了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这是社会学在过去２５年发展中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成果，是社会学发展的崇高境界。这些思想的提出与他能够站在历史和世界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不无关系，也说明社会学有能力，也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发展的学问。正如费先生自己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说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社会学是有用的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要与时俱进，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同时也要避免空谈，要把崇高的理念变成积极的社会行动。
　　正如费先生说的，“我们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是容忍不同的价值标准体系并存不悖。这就要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坚持多元并存的观点。应用到经济上，是不要阻障有利于双方的竞争，不采取只图单方面的短期利益的保护主义，而坚持相互开放和机会平等；应用到政治上，首先是要不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不以力服人，而以对话代替对抗，平等协商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是在人类的各个群体还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政治和经济已经密切联系的现阶段，也可能就是即将来临的２１世纪，我们可以力求做到的现实态度。‘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是相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更上一个层次，大家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完全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共同合作。”
　　“和谐社会”，“美好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自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领袖和社会精英为人类在２１世纪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已经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所以，我们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美好社会体现了我国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可以相信，随着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进程，我国的软实力必将得到大大提高，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取得世界的认同，也需要通过发展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对的世界吸引力。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否有理由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想法，２１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所以，和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各种现存的矛盾，而且包括心理层次的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
　　先生已经去世，愿他一生追求的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最终能在中国实现。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