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中国社会史研究：下一步怎么走，如何突破？
郝平 韩晓莉



    改革开放以来，以冯尔康、乔志强等前辈学者从事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为起点，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已走过30个春秋。经多年积淀，社会史研究成就不凡，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突破？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必须理性地反思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去年10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研讨会”，专门就此进行了深入研讨，这预示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面貌将出现一些新变化。
　　

鉴往知来才能产生有价值的本土化理论


    细碎化和描述性是社会史研究的两大缺陷，已成为制约社会史发展的瓶颈。应当继续在“综合”、“理论”和“跨学科”三个有效方式上掘进。

    规划未来，离不开回顾与反思。社会史学界都知道，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社会史研究专著，对社会史的学科建设和理论探索具有开创之功。审视新时期社会史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发展趋向，首要之义是切实承继前辈学者的治学传统：理论与史料并重、局部与全局并重、宏观与微观结合、区域与全国结合。
    从社会史发轫之初，对于社会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对社会史自身的学术回顾与总结也从未停止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社会史研究如何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建构“整体社会史”？乔志强先生所提出的以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为基本框架的“乔氏体系”，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价值。
    19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逐步兴起，但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却试图从地域社会的角度实现乔氏体系，以期进一步检验和完善这一体系。同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成为热潮。鲜明的总体性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不变的特色。
    从社会史学科复兴，到研究对象、范畴、性质的争论，再到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水利社会史、医疗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兴盛，史家田居俭曾经借英国一位社会史专家的话说，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从“灰姑娘”变成了“公主”。面对这样的发展契机，承继前辈学者的学术传统，重视社会史的理论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尽管社会史的发展前景令人振奋，目前也仍存在研究者“自说自话”，难以提出可以共同讨论的话题的现象。这种现象，有学者称之为“ 叙事大于逻辑，感性大于理性”。更有学者直言，细碎化和描述性是社会史研究的两大缺陷，已成为制约社会史发展的瓶颈。因此，应当继续在“综合”、“理论” 和“跨学科”三个有效方式上掘进。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团队，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史，就是从经济、社会、文化、地理、民俗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性、长时段的研究，使得山西区域史的诸多课题研究具有整体性、多层面和立体感。这种旨在避免细碎化和描述性弊病的学术努力，应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的一项要义。
    在进行宏观层面理论反思的同时，也要重视从具体的实证研究出发建构和发明“中层理论”，参与时代知识的创新。我们赞同这样的见解，即在当前的社会史研究中，要防止“宏大理论”和“没有理论”两种极端化倾向；研究者对史料和理论都要持有敬畏之心；反对“理论虚无主义”和“工具主义”，要重视对理论本身的渊源性探讨；研究者要注意从中国的具体问题出发，注重“中层理论”的建构，发明出一套有效的分析中国的概念，比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进而产生出一批有价值的本土化理论。


回归整体史是学者的共同心声



    区域社会史研究既要守住疆界，又要跨越疆界。要充分注意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整体大于局部相加之和。
    1990年代以来，尽管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灵活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已被学界接受，但整体史的追求却受到忽视和冷落。“剩余”的历史、“鸡零狗碎”的历史一度成为社会史的代名词。因此，回归整体史成为学者的共同心声。
    有学者提出，中国学者要重视在区域研究中探讨中国史的全球意义。还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开始就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而年鉴学派的学术抱负是重建整体史，注重从生态、地理、社会、文化和心态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这一点应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借鉴。另有学者提出，由于区域社会史研究者过于强调区域的独特结构、独特意义，大量使用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性话语”，从而导致了“碎化”的危险。在很多研究中，虽然符号是跨区域的，可是对意义的解释却是区域性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当将区域性的研究扩大到整个中国的范围。
    那么，“回归”整体史的基本路径在哪里？我们赞同这样的意见，即区域社会史研究既要守住疆界，又要跨越疆界。要充分注意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整体大于局部相加之和。因此，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提炼出来，从局部与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其次，要超越疆界进行有意识的比较研究。每个区域都有特定的集散交往圈和往来互动频繁的相邻区域。只有对各个区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一个区域钻研透，才有可能对各个区域进行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比较研究，整体研究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就当前而言，区域社会史研究仍将保存其研究活力，但要走出单个研究“自弹自唱”、缺乏统一设计和规划的现状，最好选择一些适合的课题进行不同区域间、不同学科间合作与对话式的研究，在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宏观背景关照下，进一步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从而避免碎化倾向。


开展新革命史研究既必要也有可能


    如何处理社会史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是社会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不应告别革命史，而应实现革命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这是建构整体史的一种努力。
    如何处理社会史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是社会史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近年来，由于社会史强调“自下而上”和“区域史取向”，不免对革命史和政治史研究有所忽视。
    为此，社会史学界已经有学者提出，不应告别革命史，而应实现革命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这是建构整体史的一种努力。于是，新革命史成为一个亮点。
    有学者从社会史与革命史的关系渊源上提出，当前开展一种新革命史研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学者认为，无论是以社会史排斥革命史，还是以革命史排斥社会史，都是不正确的。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关注和解释，我们也应该对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进行再研究。社会史可以丰富革命史的内容，革命史可以凸显社会史的意义。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农民既是革命的主体，又是社会的主体，因此，研究革命传统在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以新革命史的视角，从革命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中来重新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轨迹，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认为，“新革命史”的提法值得重视，将社会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领域对于开展新革命史研究意义尤为重大。自下而上地从社会层面切入中国革命问题，可以充分展现革命与乡村之间的历史内容。例如从当代史就可以看出，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40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走向和实现集体化的过程，这是革命与社会变革不可分割的历史时代。因此，我们完全赞同田居俭先生的呼吁，即未来的社会史研究应当从古代延伸到当代，应当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当代社会史研究。总之，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加细致入微地去建构中国革命的历史图景，叙述革命的艰辛和成功，更好地去理解中国农民在革命过程中的表现，更加科学地评价中国革命与中国乡村的关系。
    同时，我们也赞同这样的看法，新旧范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替代关系，革命史范式和新革命史范式也是如此。对旧有范式既要认识其局限，也要注意挖掘合理部分，充分尊重前人的科研成果。


田野调查成为开展研究的基础


    社会调查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在掌握资料基础上，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探寻历史发展的脉络已具有社会史方法指标的意义。


    社会史复兴以来，走进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搜集民间资料，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视为开展研究的基础。在掌握资料基础上，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探寻历史发展的脉络已具有社会史方法指标的意义。
    这一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做法和成果赢得学界一致称赞。多年来，该中心全体师生不避寒暑，栉风沐雨，坚持田野与社会调查，收集到数千万件散落在基层农村的档案，成立了档案室，还筹办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等展览。这种社会调查的目的，是力图实现区域社会史、整体史与对当代中国社会认识的对接，还原历史现场，增加直观认知。可以这样说，实地调查研究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采用的重要方法。在相关的社会史研讨会上，常有学者现场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与其他影像资料。
    社会调查拓展了史料的范围。恰如倡导新史学的勒高夫所言，新史学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对于图像等非文字史料的利用，已经成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当然，非文字史料与传统的文字史料必须相互结合，不可畸轻畸重。
    获得对所关注区域的“地方感觉”，也是社会史田野调查工作的重要方面。我们对文化现象、社会生活的描述可能因史料的详备而达到最大完善的程度，但对现象、生活背后意义的分析和理解，却不能仅从案头文字中得到，而是需要一种深入观察之后的“同情的了解”。事实上，对于这一观点，近年来已有学者论及，行龙的“ 走向田野与社会”就表达了这方面的学术关怀。
    自1990年代开始，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介入就已对社会史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发展至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不仅成为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史学其他分支学科进行交流对话、扩大视野的首要前提。这其中尤以社会史与文化史关系的讨论引人注目。此外，社会史与经济史、思想史、灾荒史、宗教史等领域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双向的。这些研究和讨论充分展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对社会史及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推动和深化作用。
    总之，今后的社会史研究，应加强唯物史观的理论涵养，锻炼科学的思维方式；注重社会史与文化史、经济史、人类学、政治史的有机结合和渗透；注重田野与社会调查，将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避免细碎化。回归“整体史”、关注“新革命史”、多学科交叉，将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特色。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2-10 10:53:16

放牛班的课堂

历史研究不应当碎片化
靳延史


■历史研究要求真，更要求善、求美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当然离不开精细的考据和细微的具体研究。在反对碎片化倾向时，笔者绝对无意“将小孩与脏水一起泼掉”，但是，碎片化不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因为碎片化没有完整地反映出历史学的功能。
　　近几年来，史学碎片化的倾向引起学者们关注。在一次关于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史学碎片化（或曰细碎化）的倾向确实存在，只是有学者认为碎片化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碎化得还不够，中国史学要与世界接轨，就应当进一步碎化。（《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韩毅文）
　　  笔者赞成碎片化不可取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不应当碎片化。
　　  什么是碎片化？我们不妨透过钱锺书先生1978年在意大利的一次演讲来予以揭示。
　　  钱先生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的《长恨歌》时，曾经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他认为，这种研究风气，主要是由于清代“朴学”传统与从欧美“进口”的实证主义相互配合而形成的。其基本特征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使得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在这种风气下，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研究。因此，“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实证主义的考据里”。
　　  与上述特质相适应，这些学者大都轻视或者瞧不起理论。即便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也偏重资料的搜讨，而把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钱锺书说：“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因为，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根本算不上“研究”。“虽然他们没有像贝尔凯说：让诗学理论那一派胡言见鬼去罢，或像格立尔巴泽说：愿魔鬼把一切理论拿走！他们至少以为让研究西洋文学的人去讲什么玄虚抽象的理论罢。”（《钱锺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钱先生批评的是古典文学研究，而且没有采用“碎片化”的提法，但他的批评显然适合史学碎片化现象，因为后者的基本特征，恰如一位学者所概括的那样，正是“ 缺乏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力”，“缺乏对史学研究的终结目的、人类命运的终结关怀，以烦琐考辨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珠玑，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
　　  应该指出，碎片化并非一无是处。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个人兴趣以及学科对象的差异等原因，碎片化研究在某些领域不但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应该予以支持和鼓励。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更不等于否定具体的微观研究。对此，钱锺书同样作过明确阐述。他说，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反对的目的，不是为了“减退严谨性”，而是为了“增添思想性”。因为，“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当然离不开精细的考据和细微的具体研究。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有明确论断，而且以《资本论》等著作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因此，在反对碎片化倾向时，笔者绝对无意“将小孩与脏水一起泼掉”。我要说的是，碎片化不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因为碎片化没有完整地反映出历史学的功能。
　　  历史学的功能，各类史学理论著作均有详细揭示，无须赘述。撮其旨归，无非两点，即再现与表现，或曰还原与重构。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多年以来，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历史学的价值全在表现与重构，经验事实完全不重要。这等于在根本特性上取消了历史学的存在。而坚守碎片化的学者则有意无意地将研究局限于经验事实，而且是断片化的、本身就很细碎的经验事实之内。这两者均割裂了、压缩了历史学的功能，是对史学功能的矮化或弱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在成功的历史著作中，“清晰的理论分析”与“错综复杂的事实”是缺一不可的。缺了前者，历史编纂学判别假貌与真相的本领，就有可能连一个小店主都不如。一味沉溺于后者，更可能成为一个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只会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根本不会深入问题的本质。因此，作为史学工作者，尽管有权利将自己局限于细碎的研究领域，但应该认识到，历史学的根本价值，乃在于从“错综复杂的事实”出发，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类社会的奥秘。用史学家钱乘旦的话说，就是在求真的基础之上，更要求善、求美。
　　  说到底，史学工作者还是应该多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钱锺书先生说过，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改变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可怜的、缺乏思想的 ”状态。同样，一部现代史学发展史表明，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研究，不是减退了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而是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思想性。而史学碎片化的效果，不管信守者有意还是无意，其客观效果都只能是从思想性上后退，最终将所谓“宏大叙事”消弭掉。
　　  还必须指出，国际上为碎片化提出一套完整理论的，是英国的思想家波普尔。在其著名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总体论意义上的”或“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世界上所存在的，只能是所谓“零碎技术学”、“零碎修补学”、“零敲碎打的工艺学”、“零碎的试验”等等。他表示，他“ 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然而，波普尔的最终结局，是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这一点，值得信守碎片化研究的学者们深思。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1-6 12:0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