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08
撰文：李翔
在物质上，会馆安抚那些暂时无处可去的雄心勃勃的外来者;
在精神上，会馆更可以满足外来者对家乡的依恋，
同时像大地之神对安泰提供能量一般，给这些他乡的漂泊者们慰藉和力量。
而这些漂泊者们竟也自觉地按照地域把自身同他者区分开来，至少在会馆中。
因此，即使是显赫如李鸿章、李鸿藻兄弟，也要发起筹建安徽会馆。
人在他乡
会馆起源于什么时候有多种说法。《辞海》的会馆条目引用生活于明朝崇祯年间文人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的说法，认为会馆起源于明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年间。最早研究会馆的日本历史学家和田清、加藤繁采用《帝京景物略》的说法。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会馆诞生年代为1560年，即嘉靖三十九年。这是历史学家杨联升、日本汉学家仁井田升的说法。而历史学家何炳棣在他的著作《中国会馆史论》中则根据考证指出，明朝永乐年间就已经有了芜湖会馆;明武宗年间北京已经有了福州会馆。
会馆的最初功能是本籍京官俱乐部。也就是在北京城做官的官员们的老乡聚会活动以及娱乐场所。明朝中叶之后，会馆的创建人从官员变为商人，比如，嘉靖1560年创办歙县会馆的36个人都是商人，没有一个是官员。在日本学者的会馆研究中，焦点通常集中在商业性质、行会性质的会馆上。而随着科举的深入人心，会馆的主要功能成为来京考试的举子们的旅馆了。一般认为，会馆的兴盛同科举是分不开的。
会馆的管理结构，最初为“馆长制”，就是在众同乡中推举一个德高望重处事公道的京官担任馆长，负责制定管理章程、监督实施章程、召集同乡会议等。会长有一定任期。也有选出好几名馆长，大家轮流，这就是“值年制”。随后出现了“董事会制”。1925年，京师警察厅颁布《会馆管理规则》，“各会馆应由旅京同乡人员就在京同乡中有正当职业而公望素孚者，公举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管理之。”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多数会馆实行董事会制。一般由在京同乡选出董事4人组成董事会，其中1人为董事长，任期一年(后改为二年)。北京沦陷期间，伪市政当局规定，各会馆的管理机构统一称同乡会。由在京同乡组成同乡会，再由同乡会公举董事若干人组成馆产董事会负责会馆的管理，这种以同乡会名义管理的会馆多是省馆。
但无论是馆长制还是董事会制，会馆的日常工作实际是由“长班”来进行的。长班是会馆的实际“中心”人物。长班有的竟是世袭，能达五六代之久。长班必须是一个很好的联系员性质的人物，他要熟悉身处异乡的诸位同乡，从达官贵人、巨商巨富到同乡中的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人，熟悉员警等市政部门。甚至有些馆长、董事等也要受长班的左右。会馆一般都订有住馆的规章制度。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河间会馆的《住会馆客寓规条》明确了会馆的住宿规定：“会馆原为乡、会试寒士及候补、候选职员而设，此外别有事故者概不留寓。”京官未补和己补未任事者，准许住馆，一旦任事，一个月左右即应移出。永远不得携住家眷，并且遇乡试、会试之期，所住补选者均应移让。馆内有厨房六所，分派几房共享一所，不得自设炉灶。馆中设施不得移动，如有损坏照阶赔偿。不许占房，亦不许带亲友住馆。
《规条》还对乡试会试及第、等到分发官职者分别规定不同的捐款数额，“以为寒士卷价及周则同乡忧戚事故之用”。但这些规定到后来也逐渐废弛。会馆同住户终至形成房主同一般的房客的关系。这也正是后来的鲁迅、沈从文们同会馆之间的关系。
会馆的财产包括“主产”和“附产”。“主产”为馆舍，此外还有“附产”，一般都是会馆积累资金另购房产或者或同乡捐献的房地产，这是会馆房租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祠庙、义园(同乡墓地)、学校等附产。会馆的收入主要靠房租，包括主产、附产的房屋租金，义园停枢、安葬也按年收费。
此外，早期北京的许多会馆对本籍在京人员“考试及第、分发候选、捐请封诰、除授官职、荣转升迁以至高校毕业、留洋归国者”，各按不同等级，规定不同数额的“喜金”，作为会馆的经常收入。也就是说，曾经走进会馆，发达之后又走出会馆的同乡，不能忘记会馆曾经给予的好处，要给会馆回报，而这回报，是维系会馆的运行，同时使更多同乡受益。
义园是一些会馆的重要附产。义园的本来目的是：同乡中死后难以归葬原籍的，可殡葬于义园。这可作为会馆的一项义举。有的义园在灵枢运回原籍时，会馆还给予一定的补助。有的义园还可以让死者家属留住，以便于送葬、祭扫。义园有专人管理，由会馆支付各项费用。
为了使同乡的子女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许多会馆都出钱资助教育事业，其中较多的是对同乡子女上学按年龄不同，定期给予补助。有的会馆直接设立学校，如1905的河南会馆设立的豫学堂，1906年安徽会馆设立的皖学堂，四川会馆设立的四川文学堂等。
由此可见，会馆囊括了同乡衣食住行娱乐活动，甚至包括死后“叶落归根”的心愿——安葬于会馆的义园之中，还满足后代受教育的需求。会馆在异乡行使着故乡的职责。因此，何炳棣认为，会馆是重要性仅次于血缘家族的地缘组织制度。
慰藉和力量
“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以近代观点看来，这种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在传统中国社会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强了小群的观念，削弱了大群的意识，因而延展了我国社会的‘近代化’。”何炳棣在他的《中国会馆史论》中说。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就借用会馆的例子来指责中国人“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他写会馆主席的竞选，“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像宁堪设想?”这种指责可以被视为对中国人狭隘地域观念的一种指责。
“但自历史观点看来，血缘组织如家族制度，地缘组织如会馆制度，皆系应传统社会某些阶段中实际的需要而产生，曾具有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再前此中外学人研究我国行会及会馆制度时，往往仅注意到这种制度如何强化我国小群的观念，延展了大群意识的产生。
这当然时相当正确的……不过地缘组织表面上虽反映强烈的地域观念，但无时不与同一地方的其它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发生关系，谋求共存共荣。几百年中同一地区各种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的结果，也未尝不有助于窄狭畛域观念的融消和大群意识的产生。”何炳棣试图为会馆助长“小群观念”，不利于“大群观念”，即“国家观念”辩护。会馆这个移动的故乡既然是仅次于血缘家族组织的地缘组织，也就成为了中国人秩序观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乡土观念。这个移动的乡土往往又扮演者精英传递器的作用，不出意外的是，在上海和北京的地方会馆内，汇聚着该地区最杰出的人才。
另有一种说法，会馆在中国乡土小说的兴起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在《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中，《洛丽塔》的翻译者彭晓丰写道：“在‘S会馆’——漂泊的依恋里——栖惶的人们抒写着乡愁，这是一种双重的漂泊和依恋。因而，我们可以这么说，‘乡土小说’是纸上的‘S会馆’。”
总而言之，在异乡的会馆，其实扮演着他乡的家乡的角色。在物质上，它安抚那些暂时无处可去的雄心勃勃的外来者;在精神上，它更可以满足外来者对家乡的依恋，同时像大地之神对安泰提供能量一般，给这些他乡的漂泊者们慰藉和力量。而这些漂泊者们竟也自觉地按照地域把自身同他者区分开来，至少在会馆中。因此，即使是显赫如李鸿章、李鸿藻兄弟，也要发起筹建安徽会馆。
而会馆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很深的印记，也跟中国人的这种地域观有关。所有的外乡人，他们总是在走进会馆，继而，走出会馆，无论走出的是谭嗣同、康有为还是鲁迅、沈从文。不幸的是，在会馆云集的北京——在宣武区一区即有将近400家会馆，人们对会馆的保护并不太在意，除了有商业利益在内的湖广会馆之外，大多数会馆不是被市政工程拆毁，就是成为大杂院。这种古老的乡土秩序观，终究没能抵挡得住历次社会运动的冲击和随后的经济建设狂潮。
“谭嗣同住哪里?这是浏阳会馆吗?”推开门，我问道。
木头框架嵌玻璃，这是门。门前有厚重的军绿色的帘子，为的是抵挡北京初冬的寒气。门内坐着这户的主人，老太太正在铁制的火炉前取暖。因为年龄大而视力衰退，她带着一副镜片为椭圆形的眼镜，布满皱纹的脸，像是被揉成一团而后又舒展开来的纸张。“西院。”她吐出两个字，再也不愿多说。我问得孟浪，而老人答得却极其自然。我想，如果把谭嗣同换成“李建国”，这问答的语气神情该不会有任何改变。
谭嗣同当然已经不住这里了。我知道。可这是默契。这种默契是被众多来访的人训练出来的。能够寻到这个地方的，必然是想要来找谭嗣同和浏阳会馆。尽管这并不能带给这院子丝毫好处——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在修建菜市口大街时，拆毁了整条北半截胡同而仍然保留了这家已经成为大杂院的浏阳会馆，这造成了菜市口大街经过此地时稍稍弯曲——仅仅是在院子的门前镶嵌一块牌子，好像给来寻觅古迹的人指路般的标明，这正是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期间住过不到40天的居所。
一百零七年前，谭嗣同正是从南城的浏阳会馆走出来，夜访东城的法华寺。法华寺中住的是袁世凯，开明的新军领袖。距离浏阳会馆仅十分钟路程的南海会馆中，正住着康有为。另有人认为，当时梁启超也寄宿在康有为所在的南海会馆。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事后分别记述了这场会谈。法华寺的袁世凯后来也在上海《申报》上发表的《戊戌日记》中作了另一种不同的记述。无论这三种叙述谁为真实，谭嗣同回浏阳会馆时，脚步必定是轻盈的。“若皇上在仆营，诛荣禄如杀一狗尔。”生性豪侠的谭嗣同必定在这次夜访之后到南海会馆见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不然，康有为和梁启超怎会在日后写出这同一句袁世凯的豪言壮语?
“谭嗣同住哪里?”那个清晨来捉谭嗣同的清兵是否也问过这个问题?浏阳会馆所在之处并不好找，除了谭嗣同的浏阳老乡和经常出入谭宅的变法志士，谁会留意这个位于南城一个小胡同内的会馆?
变法失败，自然无话可说。选择留下，谭嗣同也不会多言。他只是早早起床，煮茶读书，开门迎宾而已。“谭大人，上面奉旨，拟请大人到部里走动一下。”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中，前来缉捕谭嗣同的清兵对正在品茶的谭嗣同如此说。一声谭大人，却不知后世读史者有多少人慨然泪下。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而谭嗣同的举动却是同时具备了慷慨赴死的豪气与从容就义的风度。
浏阳会馆莽苍苍斋内住着的谭嗣同、南海会馆七树堂内住着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三人当是变法的核心之人。从莽苍苍斋内捕走了谭嗣同，可从南海会馆却只捉到了康广仁。谭嗣同是留者，留必死，但是“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康有为和梁启超是行者，走掉的人要承受的是后世的诽谤，然“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性格中有侠义之风的谭嗣同，把去和留的理由，都说得明明白白。
而距离浏阳会馆不过数百米的菜市口，正是谭嗣同的死所。死所比邻生地，倒方便了浏阳会馆中老家人为自己收尸。谭嗣同面对这种巧合，当淡然一笑。谭嗣同当日回到浏阳会馆，这所父亲调任湖广总督时捐献出的旧宅，当是怀有何等的鸿鹄之志。可转眼之间，所有的雄心壮志和这会馆内的旧物，都将幻化成不可及的记忆。
菜市口大街两侧相距很近的两家会馆，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而说到会馆，多少人又是从会馆起步而最终名震京华?道光年间，一位名叫曾子城的湖南同乡踏进了同一条胡同中的另一所会馆长沙会馆。他只是一名进京赶考的举子而已。可忽而20余年过去之后，曾子城以“曾国藩”之名闻名于世。他是中兴重臣，又是理学名家，自然名扬后世。而谭嗣同呢?《仁学》传于何人?变法有何成效?那个同乡后人李泽厚，真的解读了谭嗣同在会馆中的思想吗?
“谭嗣同大概是中国近代最富哲学气质的思想家之一。他企图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观，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谭在中国近代应是激进派和激进思想的最早代表，他才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真正先驱。”李泽厚在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解读谭嗣同思想时这样写道。
谭嗣同却无暇顾及这些，他怎能预料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怎能预料热诚想要帮助维新人士的日本后来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怎能预料后来的一切。“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所能做的，只是这般慷慨赴死。据谭嗣同的老家人说，谭嗣同死状惨烈。
数十年后。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之后的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内。一位身材低矮，神情严肃的绍兴人写下了这样的文字：“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来，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
绍兴会馆和浏阳会馆，相距仅仅数十米。鲁迅和谭嗣同先后客居两会馆的时间，相距不出30年。纵马江湖快意恩仇的谭嗣同的生命，断不会“暗暗的消去”。往昔在绍兴会馆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而往昔在院子前的浏阳会馆内，慷慨悲歌过一位男人呢!
这慷慨悲歌与鲁迅和钱玄同在绍兴会馆内进行的铁屋的谈话有何关联?只是这铁屋的谈话却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其中就包括《狂人日记》，“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以为自己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那缢死过的女人所住的屋子，也就是鲁迅居住八年的屋子，早已坍塌。从绍兴会馆和坍塌的屋子走出来的，是那个以鲁迅之名闻名于世的绍兴人周树人。初来北京，以外乡人的身份客居京城，自然就选择了会馆。因为会馆是起飞的场所，是精英的传递器，是他们移动的故乡。等到羽翼丰满，想要一举成名天下知，又要走出会馆。
这三家相邻的会馆，浏阳会馆内走出了谭嗣同，慷慨赴死;南海会馆内走出了康有为，狼狈渡洋;绍兴会馆内走出了鲁迅，扬名后世。他们分别居住在以自己家乡的名字命名的会馆之中。而北京进400家的会馆中，走出了多少这般的人物。比如说，初到北京，想要靠写点子来谋生的沈从文是住在家乡会馆的，因为无需掏钱，这对一个刚到北京的乡下少年，该是多大的诱惑。不经意间，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会馆成为广袤国土上，连接“故乡”与“异乡”的螺丝，它是移动的故乡，是会随人漂泊的故土。
(本文原载《生活》杂志，《东方历史评论》独家受权转载)
http://history.orientalpatek.com/newsdetail.aspx?id=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