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国家—社会”新型关系
杨敏 2012年11月27日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转载自：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作为来自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素材和学术议题，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凝集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知识结晶。回溯这一学术题材的发展，中国社会学在此一领域的耕耘和探索已逾百年。这期间，虽然岁月萧疏、世事坎坷，终未阻隔学术的探索和思想的传递，经历了大尺度的时空跨越，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正在翻开新的一页。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面对一种意外境遇：如果设想从西方社会学中得到相宜的理论解释、现成的答案或对策，甚至对应的范式、语汇、词义，即使不是完全徒劳的，也需要对最初的期望值做相当大的调整。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起点，促使我们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研究中继续探求和积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原创性。这种自觉地“成为自己”是“中国经验”迈向新里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历史拐点上的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逾3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了更为冷峻的反思和审视，对社会进步的质速也抱以更高的要求期待。正是在这种现时视域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之间的实际不平衡性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所有这些都催促着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迈向一个新的时期。目前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处于向新形态过渡的关键期，亦可称为“历史的拐点”。运用社会学的经典范式可以对这种历史拐点和临界状态给予不同层面的剖析，从而使我们探查到这一过程深刻的历史蕴涵。
(一)社会结构的持续转型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一般而言，所谓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可以理解为，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及要素之间持久的、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从其内涵可知，社会结构是“多”与“一”的统一体，多样性与关联性、异质性与整合性都是社会结构的不同侧面，社会结构因而也是一个表达动态性和变迁性的社会学范畴。迄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的持续转变。这一视角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譬如，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组织化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单位制结构。通过“单位”的组织运作，国家可以集中计划、管理的各种社会资源，因而“单位中国”也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标志性特征。研究者指出，单位化程度最高的依次是党政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农村各类集体经济单位。[①] 不难理解，单位制度的转型和解体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伴随“去单位化”而来的大规模结构性变迁，以往的“单位人”变为了“社会人”，最终成为“社区人”沉淀在基层社会，单位制曾经的社会管理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面对如此规模巨大、多元异质、快速流动、在社会中呈点状分布的个人，如何提供直接的、适宜的、人性化的社会服务，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尚无先例可循。
再如社会身份体制的变化。传统上，中国社会身份体制带有封闭和固化的特征，社会成员的身份标识一般而言也是确定的和不变的。在国家以单位为载体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时，人们的阶级身份、户籍身份、就业身份、所有制身份等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社会组织变迁的不断深入，社会身份体制也发生了持续的重构，身份不再是附着于个人的“固态”，而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变态”，需要不断地建构和重新识别，以至于身份更像是一个“问题”，甚至“变成了一种被自由选择的游戏”[②]。与之相应的社会权利、义务和责任体系的模糊性和不规范性，也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过程及结果增添了难以掌控的变数。
社会群体的结构重构也引人关注。由于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分化，一些新利益群体(如私人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三失”群体、城市业主群体、垄断行业利益群体等)随之产生。这些新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不同占有，又形成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差距。[③] 初级群体如家庭、年龄群体等的变化也十分显著。家庭仍然处在核心化、小型化、空心化和非常规化过程中，在流动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等逐渐成为常态的同时，家庭本身变得异常脆弱了。在年龄群体方面，我国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迅速增多，同时，20岁至24岁的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挑战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④]
此外，社会职业结构也持续转型。职业不仅是个人的谋生手段，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角色、表现自我能力进而分享社会成果的资格。多年来，农业和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在持续下降，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则不断增长，新型行业的兴起及职业化速率也在加快，与传统行业的衰落和推出形成了鲜明对照，等等。这些趋势对社会的职业结构、生产体系和劳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行业和职业的多样化、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生产体系的白领化、年轻化、女性化，劳动方式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随意性，既为社会职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注入了勃勃生气，也在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之中添加了更多的不可控因素。
在所有变化中，也许社会关系体系的动态重组更为深刻。中国向以农耕为业、农业立国著称，独特的“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⑤]乡土社会也由此而来，家庭、家族和宗族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稳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也为其提供了屏障，这些都构成了“人情社会”、“礼治社会”、“伦理本位社会”的根基。然而，几十年规模性和高速率的社会流动，在“熟人社会”中兴起了一个“陌生人世界”，这两个不同类型社会世界交织成极为复杂的关系状态：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各种基础性要素的分离和抽除，“熟人社会”变得空心化和沙化而日渐冷漠和陌生;在较发达地区，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涌入造成了“陌生人世界”的扩展，不断引发当地“熟人社会”边界(户籍、身份、权利以及心理和认同)的重新辨认[⑥]，使得两个世界既高度依存、难以分离也相互冲突、彼此排斥。无论哪一种情形，促成两个世界之间各种治理资源(行政的、法治的、礼治的、社会的等)相互契合与流畅运作，显然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社会行动秩序的双面特性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从社会学视角看，一切社会事实、现象和过程不外是由社会行动来表现，并在社会行动的关系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同时，就任何一个社会共同生活的维续而言，社会行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也是必须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说，社会是一个具有特定行动准则和规范秩序的体系。
在当代中国社会向市场化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社会行动及其规范秩序体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场历史性“大转型”贯穿着“解放”与“束缚”的双面悖谬：市场从传统习俗经济的约束下获得了解放，竞争取代了互惠成为了社会行动的根本法则，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不再是集体目标而是个人利益。按照卡尔·波兰尼的理解，“市场经济只有存在于市场社会中”[⑦]。因此，必须创造出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体系，使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的安排，才能确立起市场的统治地位。正是市场的解放和社会的束缚，使传统上社会与市场的地位发生了彻底互换，社会成为了市场经济的附庸。
在市场统领社会的时代，社会行动的方式、过程及其规范秩序体系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做出重新调整。如果说，非市场化社会是亲缘和情感维系的共同体，道德伦理和文化价值自行发挥着粘性调节的机制，自给自足、互利互惠的行动准则也使人们之间更倾向于相互协调、彼此合作;那么，市场化社会则是陌生人组成的法理社会，理性权衡下的交易和竞争具有了绝对的支配性，个人、群体、组织成为了博弈论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在自我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尽可能地赢得利润和攫取剩余。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非市场化社会与市场化社会这两种迥然相异的状态兼而有之，社会行动及其规范秩序体系也带有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模糊特征。在基层熟人社会和乡土场景中，非市场化社会的传统制度如风俗、习惯、礼仪、乡规、民约等仍然是社会行动的重要调节机制;在城市化社会的陌生人世界中，这类非正式制度的调节功能则明显式微，同时，许多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规则章程以及契约、合同等的运行也常常面对现实困境。如何使社会秩序规则体系中的柔性与刚性、弹性与约束、适应与引领能够相互兼容并济，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过程有待破解的新课题。
(三)社会心态与文化价值的深刻转变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社会心态与文化价值观是从更高层面的社会学范式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进行思考。社会心态反映了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处在奋发向上与浮躁不安的双重引力之下，目前我国社会心态的内在冲突十分明显。
一方面，中国民众对社会发展的期待指数持续走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参照指向主要是前进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如拉美诸国)，90年代则指向了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至21世纪初则直指亚洲“雁阵”的领头国日本。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参照目标已经超越了欧洲发达国家甚至美国。随着中国民众对本国发展期待指数的不断刷新，人们已不再仅仅从纵向上与自己的过去、与前30年、与改革开放初期进行比较，而是更注重从横向上与当今最发达的国家进行比较。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品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大背景下，社会发展期待指数的走高趋势折射了积极、乐观、向上的主导性社会心态。另一方面，目前社会心态也表露出明显的负面倾向。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是一个世俗时代，社会心态受到市场交易法则的消极影响，更多表现出负面形态，并指出了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装穷、暴戾、冷漠。[⑧] 也有学者通过对暴力伤害事件以及其他社会性事件的分析，认为心态失衡、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宣泄、悲观厌世、进而产生报复社会，是这类事件的共同特点。[⑨]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社会根本体制和制度规范的基石。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实践具有强烈的建构功能，一个社会持有的价值理念和意义指向往往预示着自我的未来。正因如此，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功能一直深受关注，许多社会学家倾注了大量心力进行研究。在我们目睹的社会巨变中，最为深刻的也许莫过于文化领域的变化。现代性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轨道。总体上说，从原本以崇高的精神追求、理想信念、道德和美感为目标的创造性、人文性、价值性文化形态，日益转向以满足物质需求、本能欲望为目的的经营性、商业性、产业性文化形态，是现代性变迁的一个基本趋势。文化领域的这场巨变意味复杂而深远。随着宏伟意义、深邃意境和价值追求的不断颓落，文化的神圣性和崇高性光环也逐渐消散。与此同时，摆脱了传统义务的文化经营也一再冲击着价值和道德的底线，在各种不断翻新的新奇、时尚和怪诞的尝试中，谋求利润和攫取剩余成为了始终不变的目标。
负面社会心态往往警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实际矛盾和冲突已经十分严峻;在社会的快速转变时期，文化价值轨道的倾斜则是最具实质意义的挑战。如何促成社会心态的和谐机制、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社会心理的健康机制，如何重建和确立中国文化的理想、信仰、真知和道义维度，是安然渡过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历史拐点的一项重要标识。
二、作为本土社会学知识结晶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作为来自于中国现实生活的实际素材和学术议题，体现了中国本土社会学的知识结晶。面对前所未遇的实际情形，试想从西方社会学中获得相宜的理论解释、现成的答案或对策，甚至对应的范式、术语甚至词汇，即使不是完全徒劳的，也与最初的预期会有很大距离。这也意味着，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望为中国社会学提供具有原创性价值的贡献。
(一)深度纠结：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重建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或“共同体”集中了许多深度纠结。“走向现代”过程终结了以往自然形成的人类生活共同体，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不断取而代之，伴随市场化经济而来的制度变迁导致了社会规范秩序的“大转型”。类似“社会何以可能?”的疑问、“无可挽回的断裂”(吉登斯)的喟叹，表达了社会学家对人类共同生活如何持续的关切和忧虑。也因如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的来临也开启了对这个全新社会进行构建、经营和治理的历史时期，西方社会学也致力于寻求可行的方案。当然，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探索——这两个术语含有中国社会学的本土语义，但我们可以从中透视如何构建、经营和治理现代社会的基本理义。
早期西方社会学更多地沿着一条主脉——从传统转向现代引发的时代困惑——展开有关重建社会的探讨。譬如，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关系论，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按照这一思想，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也是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阶级阶层关系等等)的彻底变革。在生活共同体论方面，滕尼斯的观点是开创性的，他以“社区”走向“社会”的历史趋势，阐述了生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对立冲突的思考，也留下了如何重建社会的大疑问。这一思想脉络在舒茨、哈贝马斯等学者的后续讨论中反复呈现。迪尔凯姆以社会团结论阐释了，从传统时代的机械团结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现代社会必须形成新的整合机制，而集体意识(也称“集体良心”)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系统论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著称。这一理论从社会系统性的预设前提，阐释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子系统如何实现结构与功能的整合，现代社会的自我整合、协调、均衡等机理。
与早期理论相比，当代西方社会学更多地对社会体制和制度的重建给予思考。在现代社会的结构框架逐渐成型过程中，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碎片化和无中心化。面对个人与社会、市场与国家、社会与政府之间呈现出较强烈的互斥关系，特别是个体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文化信念，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立场的平衡与周全势必愈加困难。其中两种理论倾向引人关注：
其一是以强调个体主义、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多元主义理论。在这一视角中，“社会”是各个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群体以自我利益为目标，展示自身力量、扩大社会影响、施加政治压力的竞争场所。多元主义反对公共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监管与干预，认为社会应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作为自主、自治、能动主体与之博弈和制衡。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公共社会学等都带有明显的多元主义理论倾向。后现代主义者致力于论证社会甚至社会学的终结，已经完全取消了对重建社会的讨论;公共社会学则要求社会“拒绝与市场和国家的共谋”，其最终逻辑势必将社会建设和治理逼向绝境。
其二是主张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进行合作的欧洲“第三条道路”理论。大约20世纪最后20年，西方社会高昂的福利开支越来越难以为继，已有的“福利共识”出现了瓦解，社会再次面对新的冲突和动荡。左翼和右翼发出的截然相反的批评，又让福利国家的任何改革尝试都左右为难。这一复杂的变化唤起了持中间道路的改革声音。如吉登斯主张必须超越左派与右派，因为前者“认国家为答案”而后者则“把国家当敌人”。[11] 其他如“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性福利主义”等，在中间道路主张中也是有代表性的。相对于多元主义理论，“第三条道路”重视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调和，视此为社会重建的重要途径。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第三条道路”理论上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实质上也是“第三条道路”的危机。[12]
应当看到，这种将个人与社会、市场与国家、社会与政府理解为互斥关系的理论倾向，及其在文化信念、社会心态、个人行为等方面的制度化表现，是对社会建设和治理造成严重困扰的重要根源。
(二)链接今昔：本土社会学理论的回访与新旅
在中国社会学中，社会建设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术语，而是一个历史的概念。[13] 20世纪初期及30—40年代，“社会建设”曾经是一个研究热点，受到当时社会学界著名学者的关注。素称中国社会学第一人的严复将“社会学”(sociology)译为“群学”，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学应秉执“求治去乱”的追求，实现“正德”、“利用”、“厚生”的社会治理目标。[14] 应当说，严复已探查到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对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意义。早期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等人，则以中国农村社会的重建和复兴作为入手点，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进行了尝试。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孙本文在其《社会学原理》(1935)中，对“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1936)做了专题讨论，并于40年代主持了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194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如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广泛涉及了人口、劳工、农民、妇女、贫困、宗教、自杀、社会伦理及土地等社会问题，对实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和振兴中国给予了深入探讨。此前更早，孙中山于20世纪初即以社会建设作为政治设计和建国方略的基础，论述了对地方自治和社会事业建设(1904)的思考。在《建国方略》(1917年)中，他进一步从政治的基层建设阐述了“社会建设”思想。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注重政治革命，而忽视政治的社会基础，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教训。[15]
早期中国学者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为本土社会学积累了一笔珍贵的学术资源，这一贡献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同时亦应看到，由于旧中国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限，这一时期并不具备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政府对各个领域实行严格的行政治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在实践意义上也不具有充分的理由。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我国向市场化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社会结构体系、社会规范秩序体系、社会心理以及文化的重大转变，使得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凸显出来。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阐述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等做了重大部署。[16] 中国社会学界也重新启动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研究和探索。从目前看，我国社会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探讨不断扩展和深入，现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社会学研究者认为，社会建设是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建立起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等，都涉及到包括改善民生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任务(郑杭生)。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李培林)。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财政的钱，要更多地花在老百姓的身上，这样这个社会的建设才是实的(景天魁)。并强调，经济的坎儿已经过了，中国未来30年的主题是社会建设(陆学艺)。[17]
学者们亦对社会管理做了深入探讨，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急需解决社会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社会管理与其他领域管理的关系、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关系，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根源及其化解途径等的研究(郑杭生)。构建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要解决好三大问题：科学认识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的主体目标，改革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大力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李培林、陈光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改变改变以往社会管理偏重管控的思路，在战略上应该把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密切结合起来，用现代思维即管理和服务相结合的思维来理解社会管理(王思斌)。应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要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切实加强社会组织自身的建设(关信平)。社会管理，就是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丁元竹)。为了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必须建立一种复合式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包括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使法律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形成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机制，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危机应对机制建设(钟涨宝、狄金华)。[18]
回溯以往，中国社会学对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的思考和构想已逾百年。这期间，尽管岁月苍凉、时局跌宕，知识的积淀和学术的传递毕竟在顽强持续。经历约一个世纪的大尺度时空跨越，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在新的历史舞台上重新绽放异彩。这一时间垒成的本土知识高地，为当代后学的遐思、探索和前行注入了原动力。在全新的时代起点上，中国社会学对此议题的研究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三、“中国成为自己”：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既是本土社会学的知识结晶，也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在这一极富中国本土特色的现实素材和学术议题之中，显示了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一种政治理想和思想遗产，笔者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同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进行较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经验”的成长清晰可见，当前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也在展开“中国经验”的新阶段和新侧面。随着中国社会持续的巨变和进步，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将化为一页重要史章沉淀在“中国成为自己”的独特经历中。
(一)“中国理念”：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思想宏脉
在中国社会的长期进程和现实探索之中，能够感受到一个深沉的思想宏脉：“在历史过程和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大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合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也蕴含了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我们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19] 面对当代中国超速的前进步伐和多变的复杂现象，这笔珍贵遗产仍以跨越时空的思想力量，启迪着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创新智慧，也传递了“中国成为自己”的重大理由。
面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轫型构乃至更为久远的社会历程、文化脉络、学术传统，如果扣住“中国理念”的巨型宏脉，在宏大结构性和过程性与微观日常生活与散碎情节之间，轻便穿凿和自如游走并非是无法达到的思想境界。中国史名家中不乏此类典范。如钱穆先生上世纪60年代有关中国传统上“四民社会”及其政治社会“上下一体”结合力的精湛分析，直接启发了对于中国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20] 黄仁宇先生稍后则从“大历史”视野，关注中国宏大历史过程的基层原因，他尤其强调，如果对基层之情形失去掌握，“缺乏上下侧面的支持，无法造成体系，不能持久”。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治理走向失败的征兆。[21] 他认为，中国百年变革是一场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划时代巨变;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不仅在提高人民生活，也要在政府与人民及人民与人民打交道的时候，确实决定各人之权益，才能造成永久之体制。”[22] 在这一力透时空、贯通今古的睿智眼界和思想力量中，我们能够体悟到一种告诫：追求和坚守上下融贯、整合一体的意志与能力，仍然是当代中国进行成功的社会改革、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要诀。
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力避“国家—社会”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已是明显的学术主调。如研究者对华北地区“龙牌盛会”的秩序巡礼，其蕴涵的“万邦朝奉”、“万民仰首”的“中华古老的理想秩序”做了深入思考。[23] 亦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最主要的议题即在于地方社会“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强调是否会利用国家的制度资源是地方社会发展的关键，地方社会对此的不同答案使之呈现出多元发展脉络。[24] 在政治人类学题材上，学者们重视对地方精英在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双向作用的分析和解释。[25] 在关于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倡导从“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洞察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质。[26]
当代民俗学中的案例更是瑰丽纷繁。如流行于陕西华阴等地区的“老腔”，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其内容多取材于历史战争，汇集了国家拓展、民族融合、人生悲壮的丰富题材，以草根式艺术呈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传统。又如贵州安顺屯堡文化，本源于明朱元璋大军征南及随后的调北填南，屯堡居民在融入当地、亦兵亦民的生存过程中，恪守世代相承的生活习俗，汇成了绚丽多彩的汉族文化现象，以集体记忆叙述了地方与国家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的复杂互动关系。更为典型的是流行于岭南地区的军坡节与冼夫人崇拜习俗，迄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冼夫人于梁朝大同初年“请命于朝，置崖州”，结束了海南自汉元帝以来近六个世纪“域外之地”、“久乱不统”历史。周恩来曾誉冼夫人为“中国历史上巾帼英雄第一人”，亦称之为“我辈和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可以说，民间信仰中的每一部家国传奇既是对“中国理念”的历史记述，也蕴含了中国社会建设和治理的经验总结。
民政学中富含着更为深刻的启发。民政作为中国独有的社会行政管理，源远流长。自周朝始“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周礼·大司徒》)，后历朝历代均有对鳏、寡、孤、独者的基本生活的安置政策。历史上，民政往往与大规模生计潦倒的民众同忍煎熬、与颠沛流离的贫民相依相伴，一部民政史见证了国家统制与社会治理的艰辛经历。当代民政学关于“民政是指以基层社会为中心，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以基层社会保障和社会行政事务为主要内容，以稳定社会、稳定统治秩序、稳定政权为目的的一种社会行政管理”[27]的界定清晰透露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也是深含其中的积蕴和脉理。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极大地丰富、凝练和升华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譬如，我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建设”给予了新的阐释：社会建设从正向说，就是要在社会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就是要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28] 社会管理是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其主体包括执政党和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其作用在于推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29]
关于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上述解释有两点十分显要：其一，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由“执政党和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组成的多元主体，这意味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责任主体，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其二，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关键即在于推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更为公平而合理的配置。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到“社会学的核心命题”[30]，中国社会转型变迁过程的社会利益调整，最终都将归结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及其优化配置。这两个方面都凸显了，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国家—社会”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实质性问题，而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则是这一关系的内核。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过程也是当代中国对“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探索。
(二)“中国经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当代新章
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当代中国的社会巨变不仅规模空前而且质性独特，使得“国家—社会”关系面对从未有过的实践背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问题也更为尖锐。因此，“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是应对现实考量的郑重选择，而如何回应这些前所未遇的现实考量也不断激发了“中国经验”的实践活力。
譬如，初级发展方式的困境日趋严峻。“发展的初级性归根到底也是获取资源和配置资源的初级性。”[31]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高速发展主要是依赖初级资源或低质资源来维持的，现已成为许多现实困扰如土地纠纷、集体经济纠纷、环境问题等及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成因。又如，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较为突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导致了经济成本内部化与国内福利外部化的矛盾趋势;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在现有产业结构中远高于服务业，也造成了资本的优势地位与劳动的弱势地位，收入分配过程的两极化也就难以避免。再有，新一轮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难题。据相关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会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0%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约1000万至12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随着我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问题亦将日益严峻。此外，公共服务的供给滞后与配置失调也值得关注。尽管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已有快速发展，但无论是在基本民生、人的发展方面以及安全方面，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能很好的适应和满足社会需要。公共物品在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配置也需进一步合理化。其他方面，如社会风险和灾害现象的常态化、生活化和深层化，各种公共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对社会稳定和运行安全构成了威胁。
可见，如何从初级性发展转向品质性发展，如何让民生保障和福利释放出“倒逼效应”促成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如何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民生领域的直接配置，如何以新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应对社会风险和灾害现象等等，都是“中国经验”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一情势也提醒我们，历史的经验毕竟已成既往，简单移植或复制其他社会的发展模式也难以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因如此，在独特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过程回应“中国如何成为自己”的现实提问，为凝练“中国理念”、丰富“中国经验”[32]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时机。
在“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深邃而开阔的视野中，不同的地方、部门和基层社区通过积极的实践创新，尝试更好的选择，寻求更新的途径，促进党组织、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协作。譬如，在杭州市，由政府、企业、社会的各种组织、群体及个人构成的多元复合主体，为“国家—社会”的上下联通、融合一体提供了灵活的组织构架、作用模式和运行机制，也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开辟了现实途径。在该市上城区，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优质服务落实到社区一线，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探索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积极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社会服务和基层治理，努力实现从新型社区治理迈向创新社会管理的跨越。来自佛山市南海区的现时改革尤为引人关注。在这个典型的“先富”地区，经济发展快、村集体经济收入高、“小福利”资源丰富，农民群体的利益分化和多元诉求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征地拆迁补偿等而来的侵权、维权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又往往激化了不同群体间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外来人口的涌入导致了熟人社会中陌生人世界的兴起，这两大群体是共同生存还是彼此排斥，以及要不要成为“新南海人”和怎样成为“新南海人”，都是十分纠结的选择。同时，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的相对滞后，也提出了如何将体制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推向社会末端与基层治理的新课题。这一新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探索和实验，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反思和预警意义。
总的说来，对“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继续探索，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协作的不断创新，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优化合理配置，通过这一过程凝练“中国理念”、丰富“中国经验”，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精要所在。
三、重描前景：“中国成为自己”仍然未有穷期
中国现已进入了以“自觉”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化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等等。这种持续的“自觉”追求和坚持，将不断展开“中国成为自己”的新里程。“自觉”时代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也将成为凝练“中国理念”、丰富“中国经验”的生动记述。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论”，可以视为“中国成为自己”的价值和理念基石。费老倡导“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33] 在他看来，“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34] 郑杭生教授进一步阐述的“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铸就了“中国成为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基础。郑氏指出，“文化自觉”是费老多次论述、不断强调，“在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理论自觉”很重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不能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35] 郑氏拓开了“文化自觉”的学科、学理和知识视野，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这一命题放置于了一个宽阔而深厚的思想境界之中。笔者以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过程的“行动自觉”。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一段经历中，我们曾经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自然得到化解。于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丰富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单化约了，导致了以经济增长为目的、为经济而发展经济的战略性偏差，带来了许多负面的社会后果。今天，目睹了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所有曲折和教训，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然以“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使“中国成为自己”。
“中国成为自己”仍将遭遇各种隐而不见的思想符咒和精神制约，这使得“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及“行动自觉”有更为深层的意涵。费老曾评论西方人类学家“都将西方当成是全体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就是将西方放在文明阶梯的最顶端”[36]。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告诫：在文明的西方与野蛮的非西方之间划下“文野之别”，是一部西方人类学史的基本概貌和思想实质。我国人类学家亦指明了在西方人类学中，“这种对文化的价值评判戴着‘科学革命’的面具，显得十分具有说服力。”[37] “中国成为自己”的过程必然将反复直面“文野之别”及其不同的变形。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野之别”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母题，作为一种元符号和元象征构成的隐喻，其中寓有的隐蔽性、全息性的学术机理，可形成超常的自我再生产机制。而且，由这一母题的复制、变形和衍化，不断再生出了社会科学中“文野之别”的种种新形态。譬如，在社会学中，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等二元划分，并将一些社会归入前者，另一些社会则归入后者。在法学中，对情理与法理、人治礼治与法治的划分，前者反映了具体语境的特殊规范，后者则体现了人类普遍的秩序准则，因而现代化也是具有普适性的西方法律不断移植到非西方社会并替代其特殊规范的进程。此外，政治学中的朝代国家或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化分，历史学中的历史世界与后历史世界的划分，等等。其表达、话语、命题采用的形式可能不乏多元多样，但唯一不变的是内含其中的价值评判，反复申明的是“文野之别”以及其间难以逾越的沟壑。百多年来，追随和依循这类重重叠叠的“新文野之别”，中国学人试图“以野逐文”并“化野为文”，这一过程留下了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的重重曲折。这也许意味着，如果“文野之别”和各种“新文野之别”尚未破解，社会科学就很难称得上实质性的进步。
无论如何，“自觉”时代的中国正在重描自己的前景，这一结果也许会超越以往的构想和设计。推进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侧面。或可借用黄仁宇先生的这一信念：“我不相信历史的终结”，中国大历史“在继续成长，而且从无后退”。[38] 在此种境界中用心体悟中国社会的未来里程，“中国成为自己”及其独具一格的特质、气韵和风范，值得期待。
* [作者简介]杨敏，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
[①] 郑杭生：《总论：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新中国60年社会发展与建设成就》，参见郑杭生等：《学界回眸：新中国60年的社会发展与建设》，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 [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第8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③] 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社会矛盾》，载《探索与争鸣》2006第10期。
[④]《专家建言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新华网，2010-09-21，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0314.htm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⑥] 目前，我国人户分离现象已十分普遍。六普数据显示，全国2010年人户不一致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138万人，这就是说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在流动。参见乔晓春：《中国人口布局的现实特征与未来展望：来自六普数据的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⑦]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经济与政治起源》，第6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⑧] 夏学銮：《当前中国八种不良社会心态》，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4-21/2988727.shtml
[⑨] 李有发：《专家谈当前中国社会心态演变趋向：哪些问题需深切关注》，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7/c_12188648.htm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英]帕特里克·戴蒙德、安东尼·吉登斯：《新平等主义：英国的经济不平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12] [英]马格努斯·莱纳：《“第三条道路”的讣告：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5期。
[13] 郑杭生：《社会建设：改善民生与公平正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1月15日);郑杭生：《抓住改善民生不放，推进和谐社会构建》，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4]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45—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59—6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5] 孙中山: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4—211、4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 参见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 19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4年10月11日。
[17] 郑杭生：《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社会建设：改善民生与公平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1月16日。李培林：《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景天魁：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24期
http://theory.southcn.com/llzhua ... ntent_4313335_2.htm。陆学艺：《中国未来30年的主题是社会建设》，载《绿叶》2010年第1期。
[18] 郑杭生：《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载《人民日报》2011-04-21);李培林、陈光金：《中国当前社会建设的框架设计》，中国社会学网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137244.htm;王思斌：《妇联参与社会管理重在强组织 抓服务》，参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专家访谈录》，载《中国妇女报》2011年7月6日，
http://acwf.people.com.cn/GB/15088192.html;关信平：《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建设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丁元竹：《中国社会管理的理论建构》，《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9] 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20] 对钱穆“四民社会”等观点的分析，参见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21]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39—4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2]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3] 参见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载《读书》1998年第2期。
[24] 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载《清代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5] 杜赞奇、罗红光：《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载《社会学研究》2001第1期。
[26] 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载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7] 金双秋总主编：《民政概论》，第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8] 参见郑杭生：《社会建设：改善民生与公平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11-15;郑杭生：《抓住改善民生不放，推进和谐社会构建》，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9] 郑杭生：《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载《人民日报》，2011-04-21，第7版。
[30] 郑杭生教授对此做了多次论述：“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和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是新中国60年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社会建设的实质是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社区建设，也跟社会建设一样，又是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这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参见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一种社会学解读》(2008年12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学界回眸：新中国60年的社会发展与建设<导论>》;《共建共享，把我国社区建设推向新水平》(2009年5月30日在上海潍坊街道举行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城区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首届社区共建共享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兼论当前社会建设的时代内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8——走向更讲创新是社会：社区建设与制度创新<总论>》。载《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第85、105、118、497、533、6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1] 郑杭生：《总论：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新中国60年社会发展和建设成就》，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法则研究报告2010走向更加合理的社会：社会资源及其合理配置》，第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2] 这里“凝练‘中国理念’、丰富‘中国经验’”来自于郑杭生教授的观点：“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参见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33]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34] 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5]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6] 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37] 参见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第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8]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26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