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雪

舆论表达——少数人的责任还是多数人的权利？

唐小兵

晚清以降，随着《时务报》、《大公报》等新式传播媒介的兴起，各种政治性报纸此起彼伏，而商业性报纸如《申报》等在剧烈的转型时代逐渐融入了政治的底色。相对于传统社会士大夫的清议、公论等，现代知识精英乃至普通人的表达空间在急剧地扩张，这种扩张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国民表达权利的自觉，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执拗而尖锐的代表性危机：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共舆论能否代表最广泛的民意？被主流社会遗忘甚至背弃的底层社会如何才能被自诩为精英的知识人及其政党所代表？或者一直沉默的大多数有无可能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用被代表？与这种代表性危机伴随始终的，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大众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中的广泛参与，而呈现出的既具有能动性又极易被操控的特质。

　　可以说，相对于知识精英几乎垄断了媒体、教育等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底层民众似乎只有在被动员或自发的政治实践中，才能一定程度地表达其意志与立场。在这既漫长又短暂的20世纪中国，精英主义与大众民主似乎成了政治史上一隐一显的两条线索，就启蒙运动的遗产而言，平等主义、大众民主等确实象征着启蒙时代对普通人政治参与权的承认与尊重，但现代政治的实质又是一种高度现代化和技术化的政治形式，无论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整合与文化的创新等，都离不开精英的广泛参与和指导。这种参与如果没有约束（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省的），就极可能造成精英垄断资源和剥夺民众，就可能形成一个韦伯所言的“纵欲者没有心肝，专家没有灵魂”的遍地精英成蛀虫的可怕局面。因此，理想的状况也许应该是精英主义与大众民主成为相辅相成的历史双轮，前者形成负责任、理性而自省的群体，而非脱离了民众的权贵集团，而后者保持一种制度性的参与空间，给日益钝化和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一种持续的压力，而非蜕化成仇视精英转向非理性的民粹主义。

　　这种精英主义与大众民主的冲突在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中表现得尤其广泛、尖锐和深刻。公共舆论是知识精英的声音就必然理性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服从，还是它根源于民众因此就必然“政治正确”？在这个问题上，公共舆论自始至终就呈现出两极性的紧张。这在当时民国知识精英对于公共舆论的理解之中，已露出端倪。对于舆论价值持正面肯定的知识精英，认为舆论所表达的是理性价值和理智力量，这种理性与理智来自于知识精英的学术训练和研究经验。从这样一种逻辑出发，知识精英理所当然是舆论的宰制者，这种对于舆论的宰制，在当时的学院知识精英看来，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不妥，和道德上的亏欠。公共舆论是需要公共讨论的，而公共讨论是需要必要的逻辑训练和知识资源的，乃至公共讨论所必须的话语伦理和论辩规则，都是知识精英的“专利”。这种少数人的理性的能力，构成了公共舆论最重要的支撑点。

　　而对于舆论的反对，也恰恰从反面论证了理性的必要。反对舆论者，认为舆论是大众的情绪与意志的反映，而大众情绪和意志所叠加的众意，在知识精英看来，是一种虚假的公共性，甚至可能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的多数人意志的暴政，个体的自主性，正表现为对抗这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公共舆论的生产就不能按照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模式进行的，反而必须尊重少数人（即知识精英）的理智与判断，商议性民主就显得特别重要，尊重少数人的自由言说也成为常识。这折射在公共舆论的理解之中，就是大众民主（平等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冲突。

　　从民国时期典范性的公共舆论来看，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为表征的公共舆论，和以上海《申报》“自由谈”为代表的公共舆论，深刻地反映了知识阶层的分裂，以及作为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的精英主义（也即是士大夫政治），在一个民主化时代遭遇的强有力挑战。《大公报》“星期论文”就是北平学院共同体的理性能力的延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院知识分子成为公共舆论当仁不让的宰制者，公共舆论的公共性，并非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众意愿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筑在学院共同体充分发育的基础之上。人民的利益虽然是政治统治应该考虑的议题，但人民未必明白其实际利益所在，尤其是未必明白其长远利益所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并具有讨论能力的知识精英，才可能切实地理解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因此，当知识精英的意见在社会层面遭到强烈的反对的时候，这种反对非但不会削弱知识精英对自身理智能力的自信，反而进一步强化其反抗社会舆论的心志。公共舆论的正当性，不在于其叠加民众的意志（众意可能仅仅是乌合之众的情绪累积，这种情绪来无踪去无影，稍纵即逝而不可捉摸），而在于其根源于少数人的理智乃至人格的力量。这种少数人的理智力量，虽然在比例上不占优势，却是一种更具有客观性的卢梭所推崇的公意，是规约政治引导民众意志的理智能力。

　　而对于民国《申报》“自由谈”来说，少数人掌握理智的专利权，正反映了公共舆论生产机制里的不平等。少数人宰制了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就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公共舆论，应该代表最广泛的民众意志和公共利益，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劳苦大众才是民众意志的承载者。因此，公共舆论应该尊重这个群体的声音和意愿，应该努力地让这个群体的意见能够得以表达，汇聚成公共意志来构成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公共舆论的公共性根基，应该建立在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底层的表达权之上，而非知识精英的话语特权之上，应该将公共空间里话语权的平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去追求。个体的意志和能力虽然可能微不足道，但没有个体意志参与的公共舆论，却必然是丧失了“公共性”的虚假的“公共舆论”。《申报》“自由谈”里大众语的广泛讨论，所折射的正是如何通过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某些左翼作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的白话文太书卷气了，太知识分子气了，太脱离劳苦大众的日常语言系统了），来实现每个普通中国人都具有言说和书面表达的能力，以便参与公共舆论的建构。代表底层，成为了一个道德商标，也成为了一种强劲的政治诉求甚至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因为它表征着民意和人民主权，而民意应该是公共舆论最应该给予关注的对象。传统政治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天理、天道等神圣的超越世界，民意、苍生只是其载体，星象、灾异等只是其征兆，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却是建立在民意之上（包括人民的同意和人民的意愿），在一个世俗时代，这种民意就是民众通过各种政治集会、日常闲谈以及民意调查等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意志，很显然，这种民意在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性，也常常成为新闻宣传系统操控的对象。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在这个层面上出现了最尖锐的对峙，它究竟应该根源于多数人的民意，还是应该来源于少数人的理性？民意应该服从于理性的导引，还是理性应该以民意为依归？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在传统社会，清议虽然是士大夫这个少数人群体的言说的专利，却在价值上表征着最广泛的民意，而且还表征着充满道德内涵的理性，这种理性与天命、天理等抽象的意义世界扭结在一起而自成其价值系统的自洽。可是，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却似乎从一开始就隐伏了民意与理性分裂的火种。代表民意的舆论，似乎常常与理性相背反，而完全遵循理性的舆论，却又似乎远离了民意。

　　《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批判性，在于其理性对任意性的意志的征服，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横暴与专断，还是社会领域的粗鄙与盲动，都是丧失了对自我意志之驾奴能力的表现。理性成为批判性的价值根源。而《申报》“自由谈”的批判性，却在于其对民意的坚持，民意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一切违背民意的言说与行为，都是在道德上亏损的。“自由谈”的逻辑就是，民意在当时的中国，遭受到了政治的压制，同时也遭到了学院知识精英的漠视，因此，表达民意甚至让民意自身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就成为一个紧要的历史课题。在这个过程中，正因为此，《申报》“自由谈”所形成的舆论空间，呈现出非常尖锐的批判性格。这种批判性，从政府统治未受人民之同意的逻辑起点出发，从根本上质疑当局统治的正当性。这种质疑型的公共舆论，可以将之命名为一种解构性的公共舆论，它是在反抗、拆解和嘲弄主流政治话语的基础上，呈现出自身的开放性和攻击性，这种公共舆论的着力点，在于批判而非建设，或者说以批判寻求建设的新路。“星期论文”同样有着浓厚的批判性格，但是这种批判性，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的支撑，因此往往遵循着理智的指引而着眼于建设之途，因此，可以将它命名为建构式的公共舆论。

　　解构与建构，所表征的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类型上的差异，也不仅仅表征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背离，同时也表征了公共舆论的主体与其自我的历史关联。如何理解自我认同在公共舆论建构中的意义？以胡适为代表的“星期论文”作者群体以重建社会重心为己任，以为理性的能力根源于自我的认同，自我认同并非否定自我反思的必要，而是在自我反思和社会反思的基础上，建筑公共舆论的质地。作为一种类型的公共舆论，“星期论文”是开放性和反思性的舆论话语，弥漫着充沛的思想魅力和道德底气。而以鲁迅为代表的“自由谈”作者群体的“文人无行”、“文人无用”的彻底性的自我否定，似乎已将自我放逐到毁灭的边缘，自我认同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自由谈”的反讽性和游戏性，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虚妄性。

　　公共舆论的生产者已经意识到舆论远离社会和人民，但却仍旧以固有的模式在制造舆论，这些被制造出来的舆论进一步强化其对舆论功能的疑虑与否定。心灵生活与公共舆论之间呈现出了某种隐秘的相关性，自我否定的心灵生活，自然会生产出反叛性的、虚无性的公共舆论，而自我认同的心灵生活，则生产出批判性的、建构性的公共舆论。这种关系，正如学术共同体与公共舆论的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一样。学术共同体的发达，未必一定会推促公共舆论的强劲，但若没有学术共同体的支撑，尤其是知识资源上的贡献，公共舆论往往容易陷溺在单一性话语的自我循环之中，而无法开创出新的认知视野与批判能量。公共舆论就可能贬值为一种公共表演。

　　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从原则上来说，政治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应该表征人民意愿与利益。但是，在现代中国，这三者之间的衔接链条，却似乎出现了断裂。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不再来源于具有超越性的天理和天命，而必须从世俗世界获得其支撑，这个支撑点之一就是民意，也就说所谓人民的同意。公共舆论成为了民意最重要的载体。但是，由于报刊出版的自由并没有获得根本保障，人民也没有充分的表达自由和渠道，民意如何被表达成为一个难题。在这种境况之下，统治者往往会通过制造舆论的方式，来制造民意，然后自我证成其统治的正当。尤其当政党性的力量与意识形态式的主义结合，通过各种社会资源来挤压舆论的自主性表达，公共舆论便面临着强大的挑战。政治权力试图规训公共舆论，而公共舆论力争规约政治权力，两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暧昧。就民国时期的公共舆论史而言，无论是《大公报》还是《申报》，都面临着争取表达空间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与当局博弈的挑战。

　　从1930年代公共舆论这两种形态可见，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社会声望和象征资本的来源，已经二元化了，知识与理性可以成为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而“反智”与民意也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公共舆论的价值基础。这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可以为知识分子积聚社会声望，并与两个不同的政党发生关联。在不同的文化场域，公共舆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逻辑与话语惯性，公共舆论在展开其批判性的力量的同时，却极可能陷溺在另外一种被操纵性之中。回首近代中国以知识精英为主体形成的公共舆论和启蒙文化，虽然在传播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正义等西方启蒙运动形成的普世价值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启蒙文化也有其内在的症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苍生，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傲视底层，以一种真理在握的气势蔑视常识，本来应该是引导民众获得“敢于公开运用理性的勇气”的启蒙，却似乎走向了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灌输和宣传，本来是一种在表达权上打造平等机会的启蒙运动，却似乎走向了最不具有平等感和平等意识的启蒙心态，毫无疑问，这种反启蒙的启蒙文化最后吞咽了它自己的苦果。以底层人民为依托的政党羞辱了自居先知先觉地位的启蒙知识精英。

　　没有公众参与，何来公共舆论？公共舆论的生产机制一旦形成并固定化，将会形成自身的强大逻辑，而湮没知识精英的理性与判断力。胡适、鲁迅等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公共舆论的话语霸权，有着一份清醒的辨析和自觉的抵抗，他们既是舆论的制造者，同时又试图在舆论面前保持某种自主性与独立性。但对于其他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未必如此冷静。人是跟着话语走的，尤其是当这种话语背后还站着一个巨人，而知识分子又隐隐然地觉得他们的话语与真实的民众隔膜得太深太远的时候。虽千万人吾往矣，谈何容易？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左翼知识分子一边感慨着文人无用，一边向延安的阴影投去真诚的微笑，当内心无比空洞的时候，主义的幽灵便会趁虚而入，给人以意义感和存在感。而北平知识分子的一些核心成员，也纷纷入阁去直接“干政治”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了。即此而言，心态人格上的自足与公共舆论上的独立，有着隐秘的关联。（本文以《精英与大众的舆论分裂》为题刊于《南风窗》2012年第20期，更详尽的讨论请读者参阅拙作《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


来源: [url=" target=_blank]共识网[/url] | 责任编辑：邵梓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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