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国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
1960年，社会学家怀特(C.Wright Mills)第一次访问南非，在一次工业发展问题的讨论会上，他强调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自己发现自己。认为这些国家和社会，不能以欧洲和北美的发展模式来发展自己，而是要在比较中发现自己。（注：参见Graham Crow,Comparative S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Beyond the Worlds.Macmillan,1997。）这一比较涉及很多领域，较为宏观的领域，一为纵向的比较，一为横向的比较。比较社会学比较的焦点就是“社会”，即在一时空的维度下，把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群体加以比较，以说明他们的相似和差异，进而在此基础上，整合出一套不同社会与文化的共生逻辑和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巨变，科技、交通的发展，已使人类不能像简单社会那样处于相互隔绝的境界之中，人类的空间距离也日渐缩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但一直隐匿起来的来自民族、宗教等文化的冲突越演越烈。有研究者曾作过统计，从1949年到90年代初，因民族冲突而造成的伤亡人数大约为169万，数倍于在国家间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注：参见《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6-2,1999年5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社会的“危机”、文明的“危机”。而作为科学的比较社会学也正在以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技术为基础，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试图探索出解决现代社会诸问题的方法，并从比较社会与文化的视角来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引导人们适应现在和未来变化的轨迹。然而，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寻得深入的进展，就要先回到这一学科的内在领域及其理论基础上来。
一、比较方法与比较研究
从近代开始，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科学的本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较早指出，数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始终认为学科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因此，可以说科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注：参见刘大春：《比较方法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人类的活动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目的，二是前提（条件），三是方法。而方法在这三者中是最为关键的。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
比较方法已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早在古希腊时代一些学者就利用它来比较希腊与波斯的社会与文化。近代的社会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对此方法也大为提倡，并用来比较各个社会的国民性。不过，这一方法的发展则是在19世纪后半叶。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家把比较法用于对自然科学现象的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学的鼻祖孔德，深受这一方法的影响，使用和介绍比较方法，以确定和解释各种社会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孔德极力提倡用比较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认为这种方法为实证科学的基础工具，可用来发现人类最基本的法则——进化法则。当然这种思潮与达尔文学说、比较语言学等的影响也分不开。
早在18世纪，哲学家就认为，欧洲文明是原有蒙昧状态向前发展的结果。他们的思想里已经存在比较方法的萌芽。翻开19世纪社会科学的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有关地理、政治、哲学、语言、文化、法学等的比较研究达到了一个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人类学领域，围绕着有关进化论的著作，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学的主流，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泰勒的《原始文化》和巴霍芬的《母权论》等。这些古典的文化进化论依据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比较方法。这种以欧洲文化为中心，从社会的地理分布、技术和意识的形式来推断出文化的类似与历史的谱系的方法，对于所研究因素的社会和环境功能没有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缺乏一套完整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其结论后来自然引来了很多的争论。
当然，19世纪这种比较研究之所以能蔚然成风，除与进化论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扩张连在一起的。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及一些传教士、政府官员带着好奇的眼光，进入他们所谓的蛮荒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使得比较研究成为19世纪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此后，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韦伯将这种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宗教、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的研究上，但他们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线的进化模式。
二、古典社会学家的遗产：比较方法
自从社会学这一学科产生起，很多社会学的理论来源于对不同社会类别所孕育出的行为类型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古典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所有社会历史时期的研究，迪尔凯姆对人类行为规律性的解释，而韦伯的比较研究更呈现出一种多样性的特点。这三位大师和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们建立了社会学的“单位观念”。这一贡献，成为人们在对社会事项进行解释的基本变量，而比较分析就是对他们观念的发展。
古典社会学家的思想基础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社会学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如社区—社会，权威—权利，身份—阶级，宗教的—世俗的等；一是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对比。迪尔凯姆和韦伯的比较社会学也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升华和发展的。
（一）迪尔凯姆的比较社会学
迪尔凯姆是比较社会学的开山鼻祖，他最先提出了比较社会学这一名称，他的社会学方法的一个核心就是比较方法。
对于社会团结的根源、性质和结果的探讨，贯穿于迪尔凯姆的经验研究的始终。他的所有著作强调的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观点，其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就是社会事实。他认为社会事实是控制个人外在行为的外来力量，每当人们违反社会的规则或要求时，此种控制个人行为的力量就会发生作用。如他在《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态》和《论自杀》中都强调了有关社会事实的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比较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在他看来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事实，一是分析其功能，一是讨论其历史。在分析社会事实内在的特点的基础上，注意不同社会之间的社会事实的异同。纵观迪尔凯姆的比较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历史学的比较法：比较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其重点是放在与社会学理论相关的历史研究上，而非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迪尔凯姆认为，历史学只有超越单一历史事件或对个人的描述而上升到比较的层次，才具有解释的能力，也才能算是一门科学，当历史学与社会学运用比较方法时，这两门学问就成为一体了。
2.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历史的比较是时间的比较，而人类学的比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之间的比较，也是空间的比较。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在于描述该民族的每一项特征，而是在解释这些特征存在的原因及其对文化的贡献和功能，进而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的共同特性。如《分工论》中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分析，指出同质性的简单社会与机械团结相对应，异质性的文明社会与有机团结相对应。把劳动的分工、社会的整合从功能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增加，合作就成为必要，如同有机体生物的各分子间相互依赖合作生存一样。社会中个人之所以能分工合作，共同生存的原因完全系于一种超个人的外在约束力量，即社会事实，这也是一种集体意识。
可见，注重社会内部的比较，即对同一社会内部所发生的不同社会事实的比较，是迪尔凯姆比较社会学的重要基础。而迪尔凯姆的这些主张，对于之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他所揭示的功能论的观点，使得人类学对于现实社会现象的分析，从简单化的进化论模式的因果论的藩篱中脱离出来，对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二，功能主义的分析强调社会整体中的部分对于社会整体的维持的功能，即强调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对于构成一个整体的意义。这种视角成为人类学整体论的基础所在。这两种观点与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迪尔凯姆的观点是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直接源泉。
（二）韦伯的比较社会学
与迪尔凯姆运用的比较法不同，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他的社会学的比较观点其实是针对马克思而发的，他并不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可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进行广泛比较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三个，即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注：关于韦伯的观点，详见［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韦伯学术研究的核心是探究了近代资本主义及近代欧洲理性主义的性质。其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欧洲与其他世界的对比，来促进并且深化近代欧洲人的自觉。
韦伯的社会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意识，即用比较史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历史社会。它的学术研究的焦点集中到探讨“近代资本主义为何”或“近代欧洲理性主义为何”等问题上，同时比较近代欧洲及其之外的世界，并确立其研究取向。他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在思考和立论方式上，常常是以现代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把历史事件联系到现在进行探究，这就实现了社会学的实践意义，即将过去和现在相连接，使研究者的研究自觉地进入到对现代具体问题的分析上来，在此基础上探明因果关联。韦伯提到两种因果关系，这就是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因果关系决定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独特环境；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则试图建立两个现象之间的规则性关系，以政治、宗教、人口或其他相关的社会因素来解释两个现象的关联。韦伯处理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会注意到近代欧洲，比较欧洲及欧洲之外的国家，如他对中国的研究等。他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使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学、宗教等各领域彼此关联，进而掌握比较的整体结构。
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的概念作为研究的分析工具，用以探讨个案里的类似点和差异点。这些类型描述了一个社会制度或信仰体系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存在于它的纯形式之中，而不受构成一个唯一的历史综合体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在韦伯的社会学中，理想类型的应用是其比较研究的基础。理想类型所包含的概念就是，由于社会现象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只能根据其特征的最极端的形式来对它进行分析，因为他的纯粹的特征永远不可能被观察到。这就是任何类型只要是抽象的，就是理想的。理想类型所提供的一些假设，用以寻求并联结事件间的相关性。
在比较研究上，韦伯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解释，并没有从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是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宗教伦理中去发掘其根源。他也不是寻求现代化或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是探讨宗教意识与工业化的关联。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才是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渊源。他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是为了旁证他对西方的结论，其中不乏很多主观臆断的东西。
从上看出，韦伯对科学知识的论述与迪尔凯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迪尔凯姆社会学在进行研究时，主张应抛弃一些预想，研究者应该使自己的思想摆脱一切预想的束缚，与社会现实保持一种较为被动的关系，并强调经验性研究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如果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纲领，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是对于社会化较高的人而言，如果完全抛弃其预想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韦伯认为，有限的人类思想可能对无限大的现实进行的一切分析，都要以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为基础：只有这个现实的一个有限的部分，才构成科学研究的对象。韦伯设想研究者的价值预想和它的科学探索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在有关社会学的论题中，迪尔凯姆确立的是有别于心理学标准的社会标准，坚持社会行为的独立性，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不可能用纯心理因素进行解释。而韦伯社会学的出发点显然不同于迪尔凯姆，他把一个明显的心理标准纳入在社会学和社会行动的研究中，他认为在社会行动中，个人是有其动机的。
迪尔凯姆偏重于把一系列统计资料看作是一定“事物”的标准化表现形式，它们不同于个人附加于这些事物的任何意义；在韦伯看来一种统计资料是一个行动者的主观含义的反映。
然而，社会学的这种比较研究，并没有随着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研究被引向深入。在美国的社会学里，这种方法在早期并未受到重视，对这一方法得以充分应用和发挥的是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受迪尔凯姆的理论影响颇深的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把古典社会学领域中的“比较社会学”的概念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得以在社会人类学领域不断地升华和发展。他指出：“如果要获得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这也只能通过对一些不同类型的社会进行系统考察和比较才能获得。像这种比较研究我们称之为‘比较社会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学中，社会人类学能够被称其为一部分。如果或当比较社会学成为一个确定的学科时，社会人类学就会被合并到这个学科里。”（注：［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因形势所需，一些社会学者才和人类学者一道，进入异文化、异民族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三、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的比较研究
最初，人类学的研究是将简单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比较也是在简单社会之间进行的。随着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进入对文明社会的研究，其比较研究的视野，也扩展到对文明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领域。正如人类学家福斯特(M.Foster)和堪普(V.Kemper)所指出的，历史上人类学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只研究无文字记载的原始民族（简单社会）；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以库珀(Daniel Kulp)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1925年）、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len Lynd)的中镇调查（1920年）以及费孝通教授的江村调查（1936年）等为代表进行的乡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次是以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对非洲城镇的调查为标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现代都市社会的开始。（注：参见尹建中：《研究都市人类学的若干问题》，李亦园编：《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出版社1980年版。）事实上，人类学家由于巧妙地结合了整体的、跨文化的与进化的研究，创造了人类学研究当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模式。
社会人类学以各个社会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社会的比较，阐明人类社会普遍的和基本的性质。可以说其研究的核心就是“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社会结构是指在社会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或规范，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包括当地人民组成的各种群体和他们所参加的各种制度。我们所说的制度，是指一套社会关系，这套关系是由一群人为了要达到一个社会目的而共同生活所引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群体和制度的社会结构都是以一定的原则为基础的。性别、年龄、地域、亲属，是一切人类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原则。（注：参见［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马凌诺夫斯基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而同时代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创造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社会比较的方法。可以说，现代社会人类学是由他俩确立的，这一学科的基础就是田野调查与社会比较。布朗主张：“社会人类学应采用比较方法，这种方法是新社会人类学区别于旧社会人类学的主要特征。所谓比较方法，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方法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社会人类学基本上是对社会生活的不同形式、原始社会相互之间、原始社会与那些我们没有历史资料的古代社会之间、原始社会与今天的发达社会之间的比较。”（注：［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第3-4、137页。）
在对这些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中，尤以牢固地奠定社会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独立地位的著名论著——1940年出版的《非洲的政治制度》和1950年出版的《非洲的亲属与婚姻制度》两书最为突出。（注：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ed.by M.fortes and E.E.Evans-Pritchar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African System of Kinship and Marriage,ed. by A.R.Radcliffe-Brown and Daryll Ford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两书中都写有序文，前者较为简短，后者长达85页。后书序文可以说是布朗关于血缘、婚姻组织比较方法的集大成者。这两本书所收的各篇论文的作者，大都受到了马凌诺夫斯基的熏陶，后来又成为布朗的弟子，他们都是调查非洲部族社会的优秀人类学家，如理查德、弗特思、埃文思·普理查德等。普理查德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中指出，即使在同一语言、文化的地域中，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常有的；另一方面，即使同一政治结构，也常常出现在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又如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中，尽管社会制度中的某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类似性，然而在其他方面未必相同。在比较社会时，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亲族制度等，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里，这些社会人类学家，通过对非洲8个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非洲社会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s)和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y)。而《非洲的亲属与婚姻制度》一书，不管是在田野调查的方法上还是对于社会人类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建树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城
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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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10-6-12 20:34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