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

作者：刘建洲     来源：《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1年6月14日

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基于卡茨尼尔森框架的分析
内容提要:借鉴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本文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考察了三方面的内容: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发声”。本文的研究发现包括:其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导致了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并引发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其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一方面具有遮蔽现实、充当社会水泥的功效,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因不得不以乌托邦为参照系而构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现实的迂回批判,反过来为农民工及其后代对自身的处境予以反思性认识,提供了一面镜子;最后,打工文化的兴起,为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农民工　阶级形成　阶级话语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打工文化
根据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从四个层面展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意识倾向(culture disposition)以及雇佣工人的集体行动。①其中,第一位经济因素指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建立在对生产工具没有控制权的雇佣工人的基础上),与无产阶级化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第二位的社会层次,指向工人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社会结构,它发生在工作与家庭当中;第三位的文化层次,力图把握工人所共享的意识倾向、价值标准;第四位的政治层次,所包含的则是工人集体行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路径。借鉴这一分析框架,本文力图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往往存在着吊诡之处:如果说改革前毛泽东式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引发了“阶级斗争”以及“阶级”的浪潮,那么,改革开放则宣告了阶级的死亡,代之以现代性话语。①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此前风行的“阶级”话语被迅速地侵蚀和消解;②伴随着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地位的失落,工人阶级的话语也处于其它话语的围剿之中。③阶级话语的消逝,对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不过,与新兴产业工人阶级———农民工不同,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们拥有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及共同的集体记忆,他们能够策略性地运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意识状态话语与政治符号,来作为集体行动的文化资源与解释框架;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④尤其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集体记忆,能够帮助工人在面临失业的危险下,克服集体动员的各种障碍。因此,对他们而言,转型期的劳工抗争资源,不仅来自国家,还来自市场。⑤
当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处于“消解”与“再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当阶级话语逐渐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中淡出的时候,一支由涌进新兴工业区和城市的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乡镇企业和世界工厂,成为利用中国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的两个主要基地。但是,农民工作为一种阶级力量的诞生,却遇到重重障碍。尤其是,当自在的阶级正在结构性地萌芽的时候,国家和资本的主导论述,稀释了关于阶级的话语。农民工阶级形成的现实,很难获得应有的表达。这典型表现在: (1)源自上世纪90年代并风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几乎完全取代了阶级概念(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和工会系统),这致关于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去政治过程; (2)在阶级话语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淡出的同时,中产阶级的话语一度流行,工人阶级与其他低收入劳动者(“弱势群体”)作为风险因素进一步边缘化;(3)新自由主义话语在“效率”、“进步”的旗号下,成为新兴社会阶层和各类精英利益博弈的合法化武器,新兴工人阶级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牺牲品; (4)执政党在肯定工人阶级作为自己阶级基础的同时,赋予新社会阶层以“建设者”的政治含义;(5)工会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行动策略,工人阶级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退缩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工人阶级谋求国家权以保障自己阶级利益的合理性,演变为劳动关系中在劳资双方单纯博弈基础上对“劳权”追求的合理性。⑥于是,一个奇怪而又残酷的现实浮现出来: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的阶级经验是如此地鲜活,然而阶级话语却被严重地压抑;农民工在阶级形成中的声音,不仅被国家机器建设现代化的轰鸣声所湮没,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不仅是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有时候甚至包括打工阶级自身)的反感和憎恶;原本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的阶级认同和集体性的阶级话语,被阶级主体自身的自我谴责所窒息。阶级话语的消逝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表现为:
其一,导致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与传统产业工人阶级不同,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国际劳动分工网络)之际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构成的新兴打工阶级,其阶级形成受到了国家和资本力量的结构性制约。其中,国家法团主义的治理机制及其运作,是农民工的阶级话语被压制,致使阶级失声的最大力量。⑦用汪晖的话来讲,就是在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支配阶级试图用“开放社会”来取代“阶级社会”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开放社会对阶级社会的“取代”,是在国家与资本论述的充分构思和严格管制之下进行的。①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常常被表述为:为了维持沿海区域的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创造廉价劳动力市场;而构筑廉价劳动力市场,又必须改变城乡关系进而迫使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城市;最后,为了让农民工适应新的生产条件,不仅需要让他们学习生产技能,而且还要让他们转化成为遵守现行生产秩序的规范的自由劳动力。在这里,农民工似乎仅仅是再生产的自然要素,而不是为了适应新的再生产条件而发生的整个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这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有关再生产过程的“去政治化”意识形态的特征,确立了掩盖其再生产条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②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阶级”的历史被双重地取代———首先是被国家,然后是被市场。对阶级的双重取代,使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非常具有政治性。
其二,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话语建构中,常常能够看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反映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主体与结构之间的张力。语言与现实建构之间的关联是能动的、辩证的。语言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表达,它还指向对现实的否定与对未来变革的憧憬。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劳工问题的威廉姆H.塞维尔,在其经典之作《法国的工作与革命:从旧体制到1848年的劳工语言》一书中指出:正是新的词汇与概念,使得劳工们得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其经验及所面临的境况。譬如,同样是在工厂中过着不理想的生活,工人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种理由来理解它(浑浑噩噩,根本不去想它便是其中的一种);而一旦他们具备了“阶级”的概念时,便很快地赋予当前处境一种不同的意义及行动。
塞维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及概念在形塑工人的革命意识上具有重要作用;语言与概念不但表达着社会现实,它们其实也在“建构”着社会现实。③从这个角度反观改革时期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失语症”,可以看出:阶级话语的消逝不仅对中国的劳动与人口政策及法规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阻碍了打工阶级自身的形成。④在这一境况下,雇佣劳动、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种种现实,往往被现代化的话语或发展的必要代价一笔带过;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被转化为个体不平等并丧失了原来的阶级意味;社会不平等也不再被作为政治问题而被看成是个人生活的成败问题,从而社会危机以个人生活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乎,打工阶级的个人命运,似乎取决于“素质”的高下或能力的提升,⑤而不是由阶级行动决定的。最发人深省的是,阶级话语的消逝还使打工阶级努力把含有全球资本价值观的“素质”话语内在化,并通过这一话语审视自己,把自己看成亟待改造的对象,自己反倒成为了亟待改造和适应城市的“最大的敌人”。如此一来,他们把能动性的矛头指向自己,要求自我的改造,而不是向外要求社会的改造。⑥
其三,引发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应该说,国家对阶级话语并非是刻意回避。毕竟,农民工的兴起和私营企业主的崛起一样,事关执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出版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一书明确提出:“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也转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2004年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和2006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都明确承认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国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地位,尽管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工人阶级与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此同时,学界似乎也出现了阶级话语的“复归”。②但这些研究所做的,大多是关于农民工的“表达性”现实的建构工作,很少直面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各种“客观性”现实与困境。③毕竟,农民工阶级形成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国家话语对农民工工人阶级地位和权利的承认,而在于这种“表达性”现实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遮蔽与操控。应该看到,一方面,在国家话语得以表达的制度文本中,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得到了极大的承认;另一方面,实践中依旧存在着对农民工权益的漠视与侵犯,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提醒研究者:尽管国家话语体系对农民工的称呼经历了从“盲流”到“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深刻变化,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存在了近二十年的“农民工”一词从话语的边缘转变为话语的中心,毋宁说是又一次的意识形态挪用或遮蔽。农民工阶级形成的“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张力,并未因为话语的掩蔽,就此烟消云散。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
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不仅是一个自发的、主动的阶级“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打造和被建构的阶级“被形成”的过程。这典型地体现在以传媒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上:“农民工”得以再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被不同取向和立场的传媒所叙述,获得了不同的指认方式。无论是“盲流”、“外来工(外来妹)”,抑或是“打工族”、“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表述,都体现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在特定时期的社会修辞,体现为对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等阶级话语的再整合和再命名。④农民工与工薪阶层、中产阶级、新富阶层等并存,一种新的阶级(阶层)命名法逐渐取代了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等昔日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词汇。⑤在这些话语建构中,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并不表现为现实生产关系(及其衍生的其它关系),而是表现个体与生产关系及其衍生的那些关系的(想象的)关系状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被建构出来的农民工群体,似乎并非处于左右个体生存的现实关系系统之中,而是处于这些个体与他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关系的想象关系之中。⑥在这种建构中,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具备意识形态一般理论的特点: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⑦张鹏曾综合农民工集中地、报纸类型和报纸发行量三种因素,以《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和《羊城晚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上述五家报纸2005年1月至12月全年的报道,归纳出国内媒体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四种再现模式:①(1)在沐恩模式中,媒体和中央政府充当着“英雄”、“救世主”的角色。农民工成为需要帮助和被拯救的“对象”,是需要召唤而成某种类型的主体,是话语和权利的“他者”,而不是权利的主体。在这种模式中,再现农民工的能指符号尽管千变万化,但掩盖不了所指的单一性,农民工存在的社会关系及其自身的感受,转化为“意识形态的碎片”。从阿尔都塞的关于“传唤”主体的理论来看,媒体建构模式化的沐恩者形象所召唤的,是使饱受苦难的农民工个体成为感恩的主体,从而乐天知命、踏踏实实工作最后“融入到”城市之中。(2)在遭遇不幸的报道模式中,媒体并不追问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及处理结果。农民工的利益和社会的责任在报道中被隐匿、淡化甚至删除了,突出、放大的仅仅是供欣赏的“不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农民工是没有“生命”的,是被置换成“类”的农民工整体,是一群与其它社会群体没有任何关系的“他者”。在这类报道中,似乎造成女工中毒住院的罪魁祸首是四季豆,而不是该玩具厂食堂恶劣的食品卫生条件;造成农民工扒车四处流浪的原因,是他想攒足了钱有脸面地回家,而不是户籍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总之,媒体报道有意将农民工个体的不幸从历史与社会中分离,把制造个体不幸的社会背景隐藏起来,似乎其在阶级形成过程中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仅仅是个体的原因或某种不可抗力的结果,而并非一种亟待关注和改变的“社会疾苦”。②(3)在失范违法的报道模式中,媒体对农民工的再现有明显的简单化、脸谱化倾向。媒体截取农民工的“丑行”或“恶行”的片段,进行放大处理,结果的意义被强调。个别农民工的负面品质,被随意拿来“代表”农民工总体,并经过媒体的重复与强化,成为牢牢贴在农民工身上的“污名”标签。③(4)在进取向上的报道模式中,农民工从打工开始,通过自学知识技术或善举、义举,获得改变现状的能力或城市社会的道德认可,成为创业成功者或道德模范。显然,媒体是在昭示一种道理:知识改变命运,拼搏成就事业;风雨之后总能见彩虹;广大农民工拼搏进取、奋发图强,一定能够用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番新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将个别农民工的向上的阶级流动过程或期待,描述成了一种似乎人人可以效仿的典范。在这里,农民工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再生产以及社会结构的固化、所遭遇到的社会排斥等,都被悬置并让位于一个个的成功典范。④从话语与权力的角度来看,这些媒体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主要是通过政府、经济实体、社会精英的权力支配来进行的。出于特定场域内这三股力量对比的差异,或是基于各个媒体对这三股力量自主选择的结果,不同的传媒场域在建构“农民工”的话语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话语形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话语、市场逻辑引导下的多元话语与“为农民工立言”的“社会精英话语”。⑤尽管存在话语形态上的差异,但各报在农民工议题的缺失及其话语本体的缺位等方面,显示出某种默契;同时,各报关于主要话语主题的选择与政府议题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实际上反映出目前媒体对于“农民工”话语的建构,乃是出自一场不自觉的“共谋”,这从侧面提示了政府力量在该话语生产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强大导向力量。⑥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建构,由王宝强———这一来自民工也最像民工的明星———在2008年除夕之夜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领唱的《农民工之歌》中,达到了巅峰。①在这种建构中,农民工作为阶级形成主体中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②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错位。对“未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表述,一方面映射着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同时,也使得“未来”成为一个得以忍耐和掩饰自身现状和现实问题的乌托邦想象(“城市的新主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我们的人生一样好年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建构中,农民工作为阶级形成主体的过去与当下两个维度中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关系(如来自农村,意味着城市化;出身农民,意味着职业的非农化),这些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联,他们自身的奋斗历程、抗争过程以及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事件等,都被遮蔽了。于是乎,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高度同构中,在充满诗意的豪言壮语中,农民工个体和群体所面临的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被悬置和交付给遥远的未来。这种关于农民工的主流叙事和建构方式,和2007年春晚上朗诵的农民工子弟之歌《心里话》的表述,可谓异曲同工。③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於这个阶级的。”④这段话为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失语作出了很好的注解,也为理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群体的话语建构,提供了理论透镜。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阶级,“农民工”这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充满着话语与权力的争夺;农民工群体本身处于深刻的分化状态之中的事实,也为这种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应当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建构,确乎具有掩饰现实、充当社会水泥的功效;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往往也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遮蔽之时,也是解蔽之际;任何意识形态的建构都将最终不得不以乌托邦为参照系。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群体(及其后代)命运改变的乌托邦方式的强调(如“相信未来,我们的人生一样好年华”、“别人和我们比父母,我们要和别人比明天”),本身就折射着其所处现实的各种不公正之处,这构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现实的迂回式批判,反过来为农民工及其后代对自身的处境予以反思性认识,提供了一面镜子;为基于共同命运的初步的阶级体验的形成,提供了另类的文化资源。⑤
三、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发声”
当前,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之所以表现为一种地火式的运行,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表述政治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文化之中,表述场域构成了各种力量汇集交锋的竞技场———国家、资本、知识分子、传媒以及最后却非最小的一种力量———打工者自身,都将纷纷进入这个场域,试图询唤出打工阶级的形态和本质。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打工阶级进行叙事和建构的同时,打工者正在以用切身体验和打工经历中形成的打工文化(本文仅选择经典的打工诗歌、打工歌曲),①来对这种建构进行“解构”。用“打工诗人”安石榴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位置,我们就坐自己的位置,没有历史,让我们自己书写历史……”;②用创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打工者孙恒的话来讲,则是:“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③
如上文所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赋予打工者们的是一种消极的遗产。这种遗产反映在“打工仔”和“打工妹”之类的标签中。突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自身的建构,构成了打工文化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打工诗人刘虹的一首题为《打工的名字》的诗歌,描述了打工者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场域中所被赋予的各种标签:“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打工妹/学名进城务工者/别名三无人员/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临时户口名社会不定因素/永久宪法名公民/家族封号主人/时髦称呼弱势群体……/此外,它总是和鱼建立借代关系———/车厢里的沙丁鱼,老板嘴边的炒鱿鱼/信访办缘木求鱼,医疗社保的漏网之鱼/还有美梦中总想翻身的咸鱼……”通过将各种不同的打工者意象(实际上是对从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乡村人口进行再分类),④置于到同一场域之下———尤其是置于觉醒的打工者主体的阶级体验中,作者揭露了现实中对打工者身份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荒谬的一面。正是各种标签的并列与同时再现,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符号的策略性使用被揭示出来,打工者自身的主体性也因此而获得解放,他们得以在身份的被错置中,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意识到不同的建构话语背后的权力操控,以及某种具有文化霸权性质的“共识”力量对其命运的影响。
以打工诗歌、打工小说等为载体的打工文化的兴起,意味着一些觉醒的、从打工群体中涌现出来的代言者(或曰“有机知识分子”),开始突破意识形态的话语,寻求用自己的语言来对自身和“我群”的命运进行审视。由于其语言源自于打工者对生活的感同身受与熟悉,所写的是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发现,是自己的苦痛与忧伤,它们揭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实———具体而具象的现实,而不是抽象、想象与写意的现实。⑤罗德远的《刘晃祺,我苦难的打工兄弟》,写的是广东美而进毛织厂打工仔刘晃祺因厂内日复一日的加班,身体极度虚弱,最后吐血昏迷,命殒异乡,再也分不清“自己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打工诗歌的这种纪实风格的诗,“像地火一样,喷发出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刘晃祺,我同在天涯的打工兄弟/在工厂流水线/为命运加班的你/超负荷劳作日复一日/在那个/让你二十三岁亮丽生命/走完人生最后一个驿站的/那个黑色的7月13日/……你,摇摇晃晃/离开了无限眷恋的土地/消化道出血呼吸系统衰竭/生命已快走到终极/昏迷后醒来的你却说:“别拦我,我要打卡/迟到了要罚款……”/哦兄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畏惧胆怯/我们不是现代包身工我们不是奴隶/为什么不说一声‘不’! /为什么不把抗争的拳头高高举起? !”⑥
除却打工诗歌,打工歌曲构成了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重要维度。其中的典型者,当属以孙恒为首的新工人艺术团所创作的系列原创作品。①该团是一支由打工者自己发起创办的、以文艺的方式为打工群体提供文化教育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民间文化团体。其宗旨是:“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目前,艺术团已出版4张原创歌曲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为劳动者歌唱》、《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放进我们的手掌》),②排演两部原创戏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城市的村庄》),拍摄多部影像作品,成功举办三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③自成立以来,艺术团多次奔赴各建工地、工厂、高校、企业、打工子弟学校及打工者社区,坚持为工友们做义务演出三百多场次,直接受众超过十万余人次。在这些打工歌曲中,有的反映了作为建筑工人的打工者艰辛的劳作和“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的朴素阶级意识的萌生。这典型地体现在歌曲《彪哥》中:……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他们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 \他们总是弄不清,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除却表达朴素的阶级意识之外,一些打工歌曲还展现了打工者对辛勤劳动的崇尚,对作为劳动者的自豪,以及“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共同命运的呐喊。歌曲《打工、打工、最光荣!》便这样唱道:……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 \脏苦累活儿是我们来干,堂堂正正做人———凭力气来吃饭!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打工、打工、最光荣!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 \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顶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打工号子》,则直接发出如是的宣告: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凭着良心来打工,堂堂正正地做人\谁也别想欺负咱,咱们有咱们的尊严……
应该指出,这里所描述的以打工诗歌为代表的打工文化,尚处于初生阶段,还带有“平民文化”的色彩,带有强烈的“道德经济学”的意味。④这些打工诗歌的诉求,还没有脱离生存文化的逻辑。⑤尽管如此,它们依然能够为农民工阶级体验的转化和阶级意识的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毕竟:人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他们的物质条件,如何对这种物质条件做出反应,受到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理念和制度形态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用汤普森的话来讲,就是:“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⑥
四、简短的结语
借鉴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本文力图探讨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了三个初步的研究结论:
其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导致了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并引发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其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的建构,一方面具有掩蔽现实、充当社会水泥的功效,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因不得不以乌托邦为参照系,从而构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现实的迂回批判,反过来为农民工及其后代对自身的处境予以反思性认识,提供了一面镜子;其三,打工文化的兴起,为农民工阶级意识的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具海根曾指出,使韩国工人区别于其19世纪的欧洲工人前辈的,并不仅仅在于韩国工人的个体特征,更在于其所拥有的文化传统不同。在欧洲,手工业工人及其行会组织在形塑工人对于无产阶级化的反应方面,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手工业工人及其行会组织,为新生的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各种主要的议题、语言以及领导。手工业工人们对于无产阶级化的反应,更多的是出于社会的和道义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他们所关注乃是独立、对技艺的自豪以及被道德所调解的各种工作关系。正是从自身的各种职业共同体中,手工业工人们获得了各种物质的、社会的以及私人的资源,来对无产阶级化过程作出强烈的集体响应。①韩国的工业化,则是在缺乏任何类似的手工业工人文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新一代的韩国工人在经历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并不拥有任何令人自豪的工人阶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任何的工人阶级组织或文化资源,新的、被无产阶级化的韩国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孤立的个体去适应其所面临的处境。如果说,手工业工人文化与组织的缺失,深刻地影响着韩国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的反应;那么,强大的、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则影响着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形式。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和韩国工人的阶级形成,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阶级形成,都是在缺乏手工业文化遗产和阶级语言贫乏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没有文化传统和职业共同体的资源可以凭借,他们如同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农民,像一袋袋马铃薯直接从乡村来到城市和工厂。在这样一种处境下,其阶级形成注定将经历更为漫长的历程。而打工文化的兴起,尽管其中的很多抒发的都是“个人”意义上的自我情感(如思念家乡的情绪,在外漂泊的孤独、工厂生活的艰苦以及个人奋斗成功的渴望等),其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对打工生活的现实感受以及一种道德的义愤。或许,在市场、竞争与“个人奋斗”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下,仅仅是打工文化的勃发,并不能够帮助农民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处境与命运。但是,随着社会分层的凝固化和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被市场和行政的门槛所抬高(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民工就业难的并列,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随着打工者草根组织的发育与整体社会结构的演变,③随着重大的劳工事件的渐次浮现(典型者如不久前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和新生代工人的罢工浪潮),他们将越来越更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命运。这也意味着在经历了漫长的打工岁月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有可能突破一种前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的存在,④迈向文化层面的阶级形成。到那时,该群体或许会在阶级形成的更高层面,通过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本论文是笔者主持的上海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课题批准号2010BSH002)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参考文献
张亮:《E. P.汤普森的平民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东岳论丛》2009年第1期。
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的生活》,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英]E. 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第1-2页
具海根:《从农场到工厂:韩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
刘建洲译,《开放时代》2009年第10期;亦可参见[韩]具海根: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绪论:韩国工人的形成”。
黄岩:《外来工组织与跨国劳工团结网络———以华南地区为例》,《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亦可参见和经纬、黄培茹、黄慧:《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社会》2009年第6期。
李洁:《前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结构下的工人阶级———查克里巴蒂: <工人阶级历史的再思考:孟加拉1890—1940>》,载《社会理论》第1辑, 2006年,第249-259页。


本文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