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之悟与中国社会学之机遇
时间:2010-06-24 来源:天睿网
作者:周晓虹
所有的变迁不是齐头并进的。像邓小平当年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导致相当多已经变化了的人没有感受到幸福，而没有变的人则因为相对剥夺而感觉到更不幸福，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里做一个简短发言。对这个问题考虑的也不是非常深入，因为让我做一个关于社会变迁方面的发言，我就想到了这个题目。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这三十年来的变迁，速度之快，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必需的，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这个变化使我们心里发毛。去年9月我和卢汉龙教授一起去美国开会，去了哈佛，与我上次去美国正好相距十年。我去了美国以后，一个最大的感觉是那里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时候我才觉得没有任何变化的地方也挺好，因为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心里有一种稳定感，你知道未来是怎么回事。但是再回想一下从1999年到现在，或者从1979年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迁确实是太快了。所以，我在想变迁对社会学的意义。大家都知道，社会学之所以诞生在19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变迁，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当时，有两个作为现代性的很重要的现象，一个是工业革命，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今天我们和他们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唯独就是我们的变化比别人晚了150-200年。其他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超越的?现在想来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超越的，基本上走人家走过的路，我们一直都在一步步地这样走。当然，有一样也有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的变化速度比别人当年的速度更快，如城市化的速度。我们大家知道，像深圳这样的城市，1988年是它建立特区十周年，已经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看到的标语;到2004年，深圳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079万人，它在十年间从百万人口的城市发展到了千万人口的城市。美国的纽约和日本东京经历这样的变迁所需要的时间都是一百年，所以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发展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那么，这样的快，一定会使我们对三十年前的社会和今天社会的差异以及今天这个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提出很多问题，同时也会给我们提供思考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不把中国三十年巨大变迁的经验转化为理论，不仅对中国，对世界也是损失。所以，我觉得，社会学本身是因社会变迁而生的，在今天中国社会这样快速变迁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把握好了，中国社会学一定能够获得很好的发展机遇。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我觉得，社会变迁为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的路径。昨晚我与〔李〕培林聊天，培林说他们在早两年编了一本《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在书中他们一直想谈一个问题，即“中国经验”问题，后来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我对〔李〕培林说，这半年多我一直在考虑，除了中国经验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所得到的东西，我现在称之为“中国体验”。所谓中国体验，就是三十年社会变迁过程中，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上留下的这种不一样的感受，这种特定的变化的感受。我想，这个感受现在也是全世界中很少有人能够感获得的。所以，我上课时会对学生说，有时候我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很幸福，有时候又感觉到你们那一代人很幸福。学生就问我们的幸福是什么，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唯一的幸福是看到了中国从头到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变迁，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中可能都没有比这更快更大的变迁，而我们恰好是对这三十年的变迁从头看到尾，现在还能再看二三十年。这个感受是意义深远的资源和财富。现在我在想，在我们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如果学生不能理解变迁的意义和社会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不理解今天的中国，而是他们的心里没有一个过去的中国作为参照。而我们这一代以上的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所受的教育相对来说并不是最好，但是我们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对中国的东西有一点理解，不仅是对今天的中国有所领悟，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对过去的中国也有一种很好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把这个可能与中国经验相关的中国体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切入视角来研究。
第三，我对刚才讲到的这些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幸福观的问题，有一些零星的思考。前段时间，江苏电视台做幸福大调查，他们拉我做他们的顾问。在做幸福调查的时候，江苏电视台和零点公司请我给他们做了一次关于幸福感的报告，为了做这个报告，我读了一些书，不能讲读全了，但是读了很多与幸福有关的书，我越读就越觉得奇怪。比如我去读孔子、孟子，一直读到林语堂，他们基本上都讲中国人的幸福感中有一点很重要，即“知足常乐”，特别是林语堂先生的书一直都讲中国人是“知足常乐”的。可是，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中，有一个中国人是知足的吗?更不要说是常乐了。今天为什么中国人不知足呢?有一天我突然读到斯汤达尔1860年时写的一篇文字，大概的意思是说，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因为一个中尉一下子变成了皇帝，把两三百个原先收入不多的人也弄到了社会上层，导致整个社会中向上爬的风气也特别高。于是导致了18岁的少年也不想玩了，也要当议员，这种到四五十岁才应该想的事情被人提前想了。所以，中国人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人出了问题，而是当一个社会出现急速的社会变迁时都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包括刚才我讲的不知足不常乐的原因，我觉得很可能是变迁引起的。
第一个原因是变迁带动了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值的提高，因为变化得很快。比如讲房子，我们从住50平米到住100平米、150平米、200平米，如果住这样几个层次的房子是在三四代人之间完成的，每一代人对房子的压力感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大，但我们是在半代人中就完成了这种飞跃，所以现在住100平米的人一定会想什么时候能够住上两百平米的。而你到了日本，就可以发现，日本的教授就是住70-100平米的房子，没有人想怎么把房子变大，但是中国人都在想。所以是中国变迁太快了，并且在满足了人们一定的期待以后，又使他们希望这种变迁更快。
第二个原因是，所有的变迁不是齐头并进的。像邓小平当年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导致相当多已经变化了的人没有感受到幸福，而没有变的人则因为相对剥夺而感觉到更不幸福，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类似的问题有很多，包括代际关系问题。我自己在做文化反哺问题研究的时候，就认为这个问题是变迁太大引起的。2005年我在北京做访谈的时候，工厂里有40多位工人，都只读过初高中，但很有意思的是，40多个工人当中有30个工人的孩子在念大学，就在一代人中间，子女和父母的差异就非常大，这就导致了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类似的问题包括消费、性观念、商业精神等方面的变化，我想，如果韦伯今天还在世，他就会去研究温州人，温州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东西，绝对不是当年中国人身上存在的那种东西。
我想我们应该感谢这种变迁的机遇，为社会学家带来了很多观察的机会;所以，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将会更加的成熟和发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