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羽

一九三八年迟来的春天肯定让当时的人民感到彷徨无措。新年伊始，中国首都南京便惨遭日本侵略者屠城，全面开战的国土上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民。同时的欧洲也笼罩在大战降临前的阴云中，德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四面推进，英、法、苏几大国都在焦灼地设法避其锋芒。时年二十八岁的费孝通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了他的人类学博士学位。归国的轮船上，广州和武汉沦陷的消息相继传来，忧心的游子选择由越南登陆，经河内来到因战时高校内迁而知识分子云集的昆明。经吴文藻先生的介绍和安排，年轻的费博士在云南大学获得了他的第一份教职。没有经过更久的休养，两个星期之后，他便来到距离昆明约一百公里之遥的禄丰县大北厂村，开始他在伦敦受训后第一次的田野调查。从此，这个普通的村庄注定要为中国农村研究的历史写下不平凡的一页。
　　一九三八年的最后两个月和一九三九年的暑假，费孝通和以他为首的研究团队两次长住禄村开展田野作业。两年之后，研究成果才以油印形式发表在由吴文藻先生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上。一九四三年此书由迁到重庆的商务印刷馆正式出版。在随后访问美国的一年中，费孝通用英文对禄村以及易村、玉村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并以《Earthbound China》之名先后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英国的Kegan Paul书局出版，从而使《云南三村》为国际人类学界所知，并被视为费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费孝通本人对云南三村的经历始终没有淡忘，一九九○年，八十高龄的他曾花费二十天的时间考察了当年的研究地。云南三村在其晚年的思考中也未缺席，它们在费老自己的总结性文章中曾被多次提及。我们可以说禄村研究在其一生学术探索的脉络中拥有不能被替代的位置。在调查过去七十年，后来学者的重访和再研究也有过多次之后，阅读这本著作，于我仍是一个颇为受益的经历。
　　对任何一本人类学作品而言，评价工作都应该从民族志描述提供给读者怎样一个社区图像开始。依照日常生活和阅读的经验，人们总是预设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村庄只可能有三类家庭：地主、自耕农和佃农，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后者尽力生产但难免受到前者的剥削，而自耕农则安分地在自家的土地上进行耕作。残酷的剥削、尖锐的斗争是很长一段时期农村研究的基本假设和常见结论，而费先生的研究多少挑战了这种成规。在禄村，田地的所有人对承租者收取相当于水稻产量60%的地租，表面上看当地的名义地租是非常高的，依此推测禄村的“阶级矛盾”也必然尖锐。但团体地主的存在使这种高昂的地租大打折扣。禄村最富裕的地主家拥有的水田也不过是二十五亩，而势力最大的几个团体拥有的田产要远超过这个数字，不仅宗族拥有的族产很多，宗教和水利团体等也都有自己的公产，全村土地的27%是由团体所有的。团体地主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所谓“剥削”水平，因为私人承租者总会想方设法少交地租，而集体土地的实际经管人也很少会像爱护私人财产一样保全公众利益。在村庄的实际操作中，总地租在总收获物中所占的比例有了明显的下降。禄村的富人并不想当然地要将土地租给穷人耕种，实际上他们更愿意雇工经营。富者同时也放债，穷人可以用劳动力来抵偿。对富人而言，借贷关系的维持有时单为在农事紧张的季节保证有人手来帮忙。费孝通得出的结论是禄村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租佃关系而是雇佣关系。总之，《禄村农田》记录下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七十年前完成的调查对今天的读者重新了解传统时代农村的经济结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等方面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作为一本民族志作品，它基本可以说是不辱使命的。
　　回顾禄村研究很难绕过费孝通出国前在开弦弓的调查。在作者后来的论述中，对东南沿海地区江村的研究是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而《禄村农田》被认为比《江村经济》更加成熟，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禄村这个身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乡村被认为是未被资本主义改造过的农业社会的典型，与现代文明的隔膜使这里显示出与江村截然不同的样态，作为传统经济模式尚未被打破的农村类型的代表，确实堪当作者在写作《江村经济》时就在努力寻找的理想参照物一职。仅凭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对云南三村尤其是禄村研究给与特殊关注。
　　费博士师从功能主义的大师，但禄村农田甚至都很难看到对日常生活的功能主义解释。相反，作为实证研究的典范，禄村农田研究中实际已经具有了从布迪厄起才一直强调的实践论观点，人类学研究应该考虑到人们在处理民间事务时表现出的弹性，而不是单纯关注只有在理想状态发挥作用的所谓文化规则。在这本著作中，费孝通对禄村经济进行了大致的变量分析，利用一种类似经济学模型的方法对当时人民的收支进行了动态描述和分析，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也是不常见的。出身于当时还是如日中天的功能学派门下，禄村研究却未明显采用功能主义解释体系，费先生的理论勇气和探索决心在七十年后仍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当下人类学界显然太热衷于用中国的个案检验最新的西方理论，让我们惭愧的是在学科中国化和本土化口号喊响很多年之后，中西理论对话基本上仍停留在我方“随声附和”的阶段。
　　在可能是中国最西化学科的人类学领域，很多人相信如果一项研究没有证明或证伪某种时兴的舶来理论则是不可原谅的。对今天本学科的师生们来说，《云南三村》可能没什么理论可言，但它在当时却是有十足的理论开创意义的。学成归来的费孝通无疑把禄村研究当成了一项伟大的实验，他希望用一种新的方法更深刻地理解农村社会的结构。针对传统问卷调查的不足，费先生提出一种“解释和叙事并重的社区研究方法”，这就是后来虽然很受争议，但确实也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和特色之一的“微型社区研究法”。禄丰县的大北厂村就是这种方法的诞生和最初实践地，开创了“魁阁时代”的辉煌。
　　由于特别关注农村发展，作者并未着力探究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运行规则，而是急切地去发现那些需要被改造的问题，禄村研究明显表现出为将来的“进步”做准备的倾向，与传统人类学的样态相比，存在一定的偏离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知道在云南期间，费博士是所谓“魁阁”研究团队的核心，而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成了几乎所有魁阁系著作的共同特征。他们的研究分别是关于农业、手工业、商业或者工业的，但学者们最终关注的不是这些产业本身，而是依靠这些行业为生的人们，或者说他们着眼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的人类学研究多是整体性的，包含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诸方面，专注于经济和发展问题的作品并不多见。我们尽可以拿人类学在不断反思中产生的各种新的和已经不再新的思想对这批作品进行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关注穷人的经济学自有它出现的时代背景和意义。
　　为了表现自己不卷入纠纷的中立态度并捍卫道德上的某种优越感，大多数的民族志作者会对当地存在的一些很严重的问题视而不见。这种情形的广泛存在给人类学研究带来某种伦理困境，学科内外的反思经常会停在人类学研究究竟能给当地人带来什么益处的问题上。在费先生看来这似乎并不构成什么困扰。他将注意力放在了如何改善农民生活处境的问题上，并把自己的思考结果用学术语言慎重地表达出来。费孝通和他的同事们希望从这样的社区研究中发现并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现代人类学十分讲究的理论提炼并未显出多少迫切性。禄村研究还非正式地确立了一个传统，从此，中国农人的生计和日常生活开支问题总要被置于国家发展的大叙事中讨论。
　　与重估其学术价值相比，对于人类学学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由《云南三村》所代表和生发出的一部分研究传统。通过那一代知识分子们的共同努力，云南三村代表当时中国乡村研究的最高水准。当代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触角似乎早已自觉收缩回来，逐渐放弃了对农村社会进行独立研究的传统。这一情形的出现与国内人类学更多去关注文化结构而逐步放弃研究农村日常经济生活的学科发展趋势也有很大关系。对于农村新生的种种现象，人类学已经多少表现出有些无所适从，在相关热点问题的讨论中，有人类学家参与的并能代表学科立场的事例少之又少。可以说在参与解决中国广大农村面临的实际问题上本学科的贡献绝不突出。使中国人类学获得最初的国际声誉的正是对农村社区的研究，这样光荣的传统似乎不应随便抛弃。
当时的费先生似乎并未提及应用人类学的话，但他确确实实把人类学理解为一门致用的学问。不过费博士始终没有忘记把田野调查和材料收集的工作做好是人类学的第一要务，单就农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调查而言，禄村研究提供了一个几乎无可挑剔的范本。在此基础上费博士探讨了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方式来实现“富民之志”的问题，他的著作也讨论到提升农业生产的设想，但他只是提到这种可能，而没有积极运作去将想法付诸实践，更未激进到要求政府立即依计而行。眼见国土沦丧的他求变的愿望是如此直接和强烈，但始终没有开具什么具体的“药方”。费先生热情精神和冷静态度尤其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我们理解今天很多学者面对中国变迁的洪流同样不想袖手旁观，至于参与的尺度方面自然也可以见仁见智。承担一些顾问工作没什么不对，人类学家直接主持规划项目也不是什么错，毕竟人类学对现实工作的参与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这个以田野为根基的学科彻底书斋化，在一个强调学以致用传统的国家其边缘危机便只能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直接参与到盈利性的活动中确实很容易使这个本来根基就不够深厚的学科庸俗化，作为利益相关者，学者们应该如何保持价值中立？至于更深一步的设计发展路线则是一件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并非单靠人类学家单枪匹马红口白牙就能解决的了，可以而且必须和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来完成，何况这个学科始终坚信只有当地人才有权力决定他们的未来。
　　和资本主义世界鼓励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模式相比，禄村或者说它所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地区表现出不同的面貌。人民过着悠闲和相对节制的生活，至少一些富裕阶层如此。费孝通基本相信这是和不够勤劳的生产态度连在一起并以减少消费为代价实现的。西方教育使费博士多少接受了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原则，他希望以通行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精神为标准改造国人的生活。他认为禄村人民没有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有些地主脱离生产，而他们本来是可以亲自下田干活，从而节约生产成本的，总之，懒惰和缺乏规划导致他们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在随后提出的对未来的有关设想中，费氏把土地和生活其上的人民都当成了一种单纯的生产资源，他计划着更好地挖掘人们的劳动潜力，从而使他们在面积一定的农田中获取最大收益。当时的费孝通显然认为农民们应该更积极地投身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享受更优越的物质生活。这样的改良建议显然受了当时西方流行的一些社会思想的影响，并不能因为英国的人民在拼命干活就要求禄村的小地主们也同样这么做。吸食鸦片当然要受到指责，但费氏无法理解有人家办丧事连请六天客，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位王姓男子整天忙着在洞经会里弹奏音乐。诚然，婚丧嫁娶的花费本可以更节俭一些，这位民间音乐家也可以放下乐器去田里劳动，但对他们来说生活并非只有生产才有意义，不下田并不全都因为这些富人不能忍受身体上的折磨，在当时的禄村，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对那些小地主来说是有失体面的，颜面扫地可能意味着他从掌握公众事业的村落上层人士的名单中除名，有时候这也意味着直接的经济损失。富裕人士不够辛勤恰恰可能是传统中国乡绅社会运行的一种规则。费氏尤其希望农闲时的农民也投入到各种其他产业中去，但闲暇时光对文化的生成和延续实在有很关键的作用，浪费时间在烟榻和赌桌上确实不好，但街头闲谈或者在茶馆中消磨时间都是传统社会重要的整合手段，这样的场合往往也是舆论发挥社区控制作用的地点，它们构成所谓的“公共空间”。毋庸讳言，禄村研究中基于乡村立场的解释是明显不足的。相对来说，《江村经济》才更像是一本民族志作品，它抓住了很多关键性的细节，经济之外的但也与生产和消费活动有关的其他许多内容都得到了恰当的反映。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这些肯定也很重要。
　　人类学在中国目前貌似很热门，表面上看其火爆程度甚至超越了其诞生的国外。借用人类学的名义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宣称自己采用了某种人类学方法的研究层出不穷。在“人类学”三字前加上研究角度或对象的限定词，一门新学问便摇身而成。但在不断涌现的新门类背后，人类学仍给人越走越窄的感觉。虽然有了很多活跃的名学者，这个学科每年培养的研究生的数量也已十分巨大，但我们能见到的堪称优秀民族志的作品仍可说是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检视，禄村农田研究也是有明显不足的，作者宣称相关研究属于“微型社会学”，可促使村庄成为一个共同体或者“微型社会”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至少不会只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禄村研究充分注意到村民是生活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时代场景中的，但村庄内部居民之间的合作与矛盾交织的关系，甚至现在已被赋予太多暴力色彩的阶级、冲突等问题也是应该被考虑的。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也确实到了重新评价当年的工作以及它所代表的研究思想的时候。能够更好理解这本著作所包含的微言大义的学者肯定大有人在，作为一个普通后学或许没有什么资格对这本划时代的名著评头论足，乱放厥词实属大不敬。但把它从书架中抽出，认真阅读并试着把所思与所得说出来或许才能算是最大的尊敬。大师有很多方面比今天的我们做得更出色，这当然要很好地继承，至于那些他当年未能做到的，我们又该怎样去努力完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