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洲】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 更新日期：2010-02-22]
周伟洲
一 先秦时期西北民族的区域文化
在距今约一万年至六千年，广阔的中国西北地区分布着许多远古人类的居地。近现代考古学家将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远古人类居地，以“石器时代文化”来命名。其中，在考古学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遗址，在西北地区已发现和发掘了上千处。考古学家通过对这些遗址的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时代和性质的文化类型，虽然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逐渐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
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主要有：
(1)黄河中游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中心，包括今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仰韶文化(前期)和龙山文化(后期)。时代约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其文化特征：以磨制石器为主，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铲等。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饲养家畜，有定居的聚落。前期陶器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其特征，后期以灰陶、黑陶为主。
(2)黄河上游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大地湾文化(前期)、马家窑文化(又称为“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晚期)。时代约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文化特征：有磨制、打制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斧、铲、刀等，以农业为主，也有狩猎。陶器以红色、褐色为主，有黑色的纹饰。中后期出现了定居的原始聚落。齐家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少量的铜制工具。
(3)今新疆北部及内蒙古的细石器文化。主要分布于新疆东部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地， 分布范围较广，延续时间很长，大体属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细石器大致与内蒙古细石器相似，其中大量桂叶形尖状器为新疆所独有。有的遗址发现细石器与陶器(红陶)共存。经济以畜牧为主。由于新疆地区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和研究不多，故其文化面貌还不十分清楚。[1]
中国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时期，是以氏族为基础的各种族的共同体(即所谓“原始民族”)发展的历史阶段。由于考古资料的局限，我们也只能大致了解远古时期西北主要有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正是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奠定了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
到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21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包括春秋、战国)三代，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等国家，而古代民族伴随着国家的形成也就产生了。根据中国先秦文献及甲骨文、金文等考古资料，经过中外史学家长期的研究，活动于中国各地的民族及其文化特征也逐渐清晰起来。现综合目前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将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及其相关的区域文化分述如下：
(1)周秦文化区(今陕西、甘肃东部及宁夏南部)。这里地处黄河中游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即有密切的关系，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之一。先后有周人、秦人及诸羌戎、北狄诸族居此。周人曾于此建西周王朝，春秋、战国时，秦人建秦国。周人兴起于今陕西西部，灭商后，承继黄河中下游夏、商的华夏族文化，创造了华夏的礼乐文明，成为华夏文化之主体。秦国继立于陕西，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周秦的文化逐渐影响和融合了周围一些民族，如诸羌戎、白狄、义渠等。秦统一六国后，华夏文化成为中国各族多元文化的主体。
(2)甘青文化区(今甘肃大部及青海东部)。这里主要居住着氐、羌、匈奴(匈奴休屠、浑邪部)诸族，他们主要以游牧经济为主，但有些地区已发展了农业。《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一则有关的传说：秦厉公(公元前476—前444年在位)时，秦国有一个名叫无弋爰剑的奴隶，逃出秦国，历经千辛万苦，到了羌人故地(今青海河湟地区)，把从秦人那里学到的种植和饲养家畜的技术传授与羌人，使羌人的农业和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无弋爰剑因而受到羌人的崇拜，世为酋豪。由于秦朝至西汉武帝时，内地政权未统治到甘青地区，故先秦时甘青文化的面貌还不十分清楚。
(3)新疆北部天山文化区(包括甘肃西部)。这里先后是大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游牧地区。月氏、乌孙，“本居敦煌、祁连间”。[2]敦煌，指汉所设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祁连，应为今新疆东部天山，匈奴称“天”为祁连。只是到西汉初，在匈奴的进攻下，大月氏、乌孙才从原居地先后迁徙。其文化特征为草原游牧文化。
(4)新疆南部绿洲文化区。这里主要指新疆南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四周绿洲居住的古代民族的文化。从考古发掘资料及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看，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已有居民聚落，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形成为汉代称之为“西域三十六国”的城郭国家。新疆考古工作者根据在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葬遗址(公元前700年至前400年)、楼兰遗址(在今罗布泊西北，公元前700年至前100年)出土的大批文物及干尸，推测当时塔什库尔干地区有塞种和羌人居住，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射猎则是主要的副业;而楼兰当时的居民，则以畜牧和渔业为主，其人种体质特征具有阿尔卑斯人种(即雅利安人种)的特征[3]。
二 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其间一千余年，上述西北民族区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邻近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
首先，上述的周秦文化区，即华夏文化区，因统一的秦、汉(西汉)、隋、唐诸政权建都于西北关中的长安(今陕西西安)，而不断发展、成熟、壮大，以汉族(即先秦时华夏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藉其政治势力向四周辐射。邻近的西北地区各族深受其影响而日益汉化，使汉族传统文化覆盖西北地区的面日益扩大，影响所及达于今新疆地区。
在秦和西汉初，漠北的游牧民族匈奴强盛，匈奴冒顿单于大约在公元前177年至前176年进攻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迫其西迁至今伊犁河一带。到公元前130年左右，原降于匈奴的乌孙又击月氏，而据有伊犁河一带，月氏被迫迁于今中亚阿姆河北，征服当地(巴克特里亚)的大夏而居之[4]。匈奴遂据有今新疆地区及甘肃河西等地。到西汉武帝时，汉朝为隔绝匈奴与今青海河湟一带羌族的交往，遣张骞出使西域[5]，联络大月氏以抗匈奴，从而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汉武帝又多次出兵漠北及甘肃河西，击败匈奴，并于公元前121年后，先后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6]。此后，西汉经过与匈奴长期对西域的争夺，终于在公元前60年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于该地设置西域都护府，统治了今新疆广大地区。
其后，中国国内历经魏晋南北朝约三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直到唐代，又重新统一河西及西域约一百余年。在这统一和分裂的时期中，汉族传统文化在不断吸取北方胡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等)，西北氐、羌等族的文化，以及中亚、南亚外来文化的成分，而日益发展，从而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特别是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大量内迁至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少数民族，如南匈奴、乌丸、鲜卑、氐、羌、柔然、突厥等族的汉化，致使汉族传统文化地域扩展到今西北陕、甘、宁等地。
第二，与汉族传统文化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扩展的同时，源于印度的佛教及佛教文化经过中亚及7世纪后兴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传入整个西北地区，乃至于全国各地，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佛教及其文化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首先是与中亚的帕提亚(中国史籍称“安息”)和索格底亚那(中国史籍称“粟特”)的传教翻译家有关，特别是后来的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的崇佛与扩张相联系[7]。而最早传入新疆的时间，据汉、藏文献记载，约在公元前1世纪，有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高僧毗卢折那(Vairochana，遍照)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弘法，于阗王建赞摩大寺[8]。此为佛教在新疆传播之始。接着，西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鄯善(今新疆若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等地，均传入佛教，各地并建迦蓝。到公元2—6世纪，西域佛法(主要是大乘)就相当兴盛，崇佛更甚。史称高昌、焉耆等地皆“崇信佛法”，于阗更是“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洒自扫馈食焉。” [9]龟兹“有佛塔千所，僧约万人。” [10]
今甘肃河西及关中等地各族，如氐、羌及西迁的乞伏鲜卑、秃发鲜卑等，他们在十六国时期所建之前秦、后秦、西秦、南凉等政权，均崇奉佛教[11]。甚至由东北迁至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一带建立吐谷浑政权的慕容鲜卑及其统治下的羌族等，也信仰佛教。[12]公元7世纪后，兴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从邻近的佛教国家印度、尼泊尔，甚至中国唐朝，传入佛教，并逐渐传播开来。公元663年，吐蕃势力北上，灭吐谷浑，并征服甘、青一带的羌族(包括党项羌)。安史之乱后，吐蕃相继占据唐朝的河陇地区和西域天山南广大地区，统治达百年之久，致使佛教及其文化在西北广大地区进一步传播，并得到发展[13]。
总之，自公元前1世纪后，佛教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沿着丝绸之路，在西北各民族中广为传播，使西北少数民族原有的本土文化受到冲击和影响，即是说佛教及佛教文化在西北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最终使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异[14]，佛教文化逐渐渗透于西北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之中，使之从内容、结构、模式、风格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而逐渐形成为具有佛教文化内涵的多元文化。如在原新疆绿洲地域文化区内，出现了于阗文化、楼兰鄯善文化、龟兹文化、焉耆文化、疏勒文化、高昌文化等多元文化等，他们莫不是佛教文化与本土原有文化交融后的产物[15]。而在原甘青地域文化区内形成的西羌文化(佛教未传入前)、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也皆浸润着佛教文化的色彩。这一文化变异的过程前后经历了大约数百年的时间，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此外，从波斯和中亚还传入了有特色的其它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等。这些宗教大都为移居于西北或内地的中亚粟特等胡人所信仰。其中摩尼教则一度成为游牧于漠北的回鹘汗国的国教。但是，在当时西北的少数民族中，以上宗教文化影响较弱。
第三，是漠北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后期的突厥、回鹘文化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影响和交融。从秦汉至于隋唐，在漠北地区先后有强大的游牧民族建立政权，与内地政权相抗衡。自西汉武帝逐匈奴势力出河西走廊、宁夏北部及新疆地区后，漠北兴起的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族均不同程度地统治过新疆地区各族。因此，他们带有崇拜山川、日月、河流及英雄祖先的原始萨满教之游牧文化，不仅影响了内地汉族传统文化，而且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影响亦至为深远。如曾长期统治过西域的匈奴及其文化，还有受匈奴文化影响至深的新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文化;一度统治西域东部的柔然文化、高车(或名敕勒、铁勒)文化、突厥文化、回鹘文化等。其中铁勒、突厥、回鹘各族均系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之游牧民族，其文化有更多的一致性。公元840年，漠北强大的回鹘汗国灭亡后，部众分数支西迁至今河西走廊、新疆和中亚地区，以后相继与其它民族一起建立西州回鹘(又称“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和喀拉汗王朝等政权，使突厥语族的回鹘诸族与新疆及河西当地民族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为今天的维吾尔族、裕固族等。也即是说，漠北的突厥、回鹘文化与原新疆诸族、河西诸族文化，经过长期的交融而形成新的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
由此可见，从秦汉至隋唐约一千余年，西北各民族及其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一些民族保存下来，不断发展;一些民族衰亡后，融入了其他民族;还有的民族迁入西北地区，与当地民族融合为新的民族。在这漫长的千余年间，各民族的多元地域文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异，而推动、促进这一变异的动力，除各族文化自身的发展之外，主要是来自东面的汉族传统文化，西边的印度、中亚的佛教文化，以及来自北边的游牧文化。其中，尤以佛教文化为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变异的主因及形成新的多元文化的主要因素。
三 西北少数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其多元文化的再次变异
公元10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即中国五代至明朝中叶约六百年间，随着国内政治局势和社会的变迁，西北少数民族分布格局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唐朝灭亡后，历经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朝统一，直到明朝中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割据之中，西北民族成分及分布格局相继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公元11世纪初，以党项族拓跋氏为首的势力统一了今宁夏、甘肃河西等地，建立西夏政权(1037年—1227年)。西夏统治者创制文字(即“西夏文”)，广泛吸取内地汉族传统文化和南边吐蕃的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特色的西夏文化[16]。
至13世纪，兴起于漠北蒙古草原的蒙古族“西征”和南下，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分布格局更是有巨大的影响。首先是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中亚和欧洲的三次大的“西征”，其结果之一就是使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中亚及阿拉伯的士兵、工匠和被俘虏妇孺迁徙到中国西北及全国各地。当时，这批人被称为“回回”。在西北的回回最后因军屯、经商等原因，定居于今陕、甘、宁、青等地，与当地的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共同生产、生活，到后来形成为西北的回族。
其次，蒙古于公元1227年灭西夏后，不久即统治了整个西北地区，蒙古军士及其家属遂大量迁居于此，以后大多与当地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为新的西北民族，如今日西北的土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形成过程中，皆含有蒙古族的成分在内。元朝灭亡后，至明正德年间，东蒙古亦卜剌与满都赉·阿固勒呼(《明史》作阿尔秃斯)率部一万余众，迁居于青海湖地区。1559年(明嘉靖十八年)，又有东蒙古达延汗孙阿勒坦汗(《明史》作俺答汗)又率部迁徙至青海湖一带游牧。1636年(明崇祯九年)，还有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的西蒙古(卫拉特)和硕特部固始汗部也迁至青海游牧。以上这些蒙古族部落即是今日青海蒙古族之前身。
第三，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于漠北，其中一支原居于今蒙古色楞格河北一带的“林木中百姓”，内有名斡亦剌惕部，即后之西蒙古(卫拉特)之前身。后此部因蒙古各部的激烈斗争而向西北迁徙，到今叶尼塞河上源之一的锡什锡德河一带[17]。到明代，中国史籍称之为“瓦剌”，势力强大，其游牧之地已达今新疆北部;清初称之为卫拉特、厄鲁特。上述诸名，应是不同历史时期“Oyirad”一词的音译和异译。明末清初，西蒙古卫拉特主要分为四部，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部。其中和硕特部，如上述，于明末已迁徙至青海游牧。而准噶尔部日益强大，建立政权，盛时曾统治今新疆及漠北喀尔喀蒙古之地，最后为清朝乾隆帝所击灭。今天居于新疆的蒙古族则大部分即源于西蒙古卫拉特各部。
历史上西北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正如笔者的导师马长寿教授多次所说，是“吐蕃的北上”和“蒙古的南下”的结果。特别是后者，如上所述，是奠定今日西北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蒙古族的西征与南下对西北少数民族分布格局有重大影响的话，那么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之浸润西北各族，则是促使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再次变异的主因。众所周知，公元7世纪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兴起后，迅速向四周扩展。阿拉伯人先后征服了波斯、埃及;公元661年，穆阿威叶建立了阿拉伯大帝国，史称倭马亚王朝(中国史籍称“白衣大食”)，不久即占据了中亚地区。公元851年，唐朝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队激战于怛逻斯(今中亚江布尔)，唐军大败，从此唐朝势力退出中亚。也就在此前一年(850年)，倭马亚王朝为阿拔斯王朝(中国史籍称“黑衣大食”)所替代。此后，阿拉伯帝国在阿拔斯王朝时达极盛时期，中亚各族也逐渐伊斯兰化。到公元9世纪中叶后，阿拔斯王朝逐渐衰弱，内部分裂，直到1258年为蒙古西征军所灭。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西北新疆呢?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0世纪下半期。如前所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一部分部众西迁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一带，公元9世纪中，西迁回鹘与中亚一些突厥部落(如葛罗禄、样麽等)建立了喀喇汗王朝[18]。约10世纪下半叶，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在其境内大力推行，其都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一带开始有伊斯兰教的传播。956年左右，萨图克·布格拉汗卒于喀什噶尔，葬于阿图什(今新疆喀什北阿图什)，至今其麻札(伊斯兰教圣地、圣徒墓)尚存。其长子穆萨·阿尔斯兰汗继位后，更是用武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并攻占王朝大汗所居八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962年，穆萨在“圣战”的旗帜下，向南疆的佛教大国于阗发动了进攻[19]，经过大约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才终于完全占领了于阗地区，伊斯兰教也逐渐取代了一千余年来佛教的地位。从此，喀什噶尔、于阗也成为伊斯兰教继续向东扩展的基地。
此后，在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疆伊斯兰教及其文化进一步传播，对原当地民族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语言文字、历史传说，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心理特征等各方面，均受到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产生了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的哲理性长诗《福乐智慧》和马赫穆德·喀什噶尔撰写的《突厥语大辞典》的伊斯兰文化的伟大优秀著作。
13世纪蒙古族兴起后，多次“西征”，中亚、波斯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军士、工匠、商人等大量迁入中国西北各地，使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上述在西北的回回及其活动即是最好的例证。从14世纪至16世纪中(元代至明中叶)，蒙古贵族在今新疆地区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早已突厥化并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统治者，仍然大力推行伊斯兰教，致使新疆的库车、高昌、哈密等地也先后伊斯兰化[20]。
总之，从公元10世纪后半期到16世纪中期，统治今新疆的各政权统治者，通过“圣战”和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使该地区原有佛教文化特征的各族文化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变异，从而奠定了近现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
此外，由于唐代吐蕃的北上，今甘青一带原有的民族(如吐谷浑、白兰、党项等)与入戍和迁入的吐蕃军队和奴隶逐渐融合，逐渐形成为今日甘青一带的藏族。公元9世纪初吐蕃王朝瓦解后，佛教再次弘传于青藏高原，形成为带有藏族色彩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族南下，统一青藏高原，于今西藏地区设置十三万户府。元世祖忽必烈还尊藏族佛教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统天下释教。而迁入青海一带的各蒙古部落也逐渐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在西北甘青一带的藏族、蒙古族等原有的文化，也逐渐形成为以藏传佛教为特色的多元文化。综上所述，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及其多元文化，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而基本定型。
其间，吐蕃的北上和蒙古的西征及南下，奠定了近现代西北少数民族分布格局。而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浸润着、影响着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促使其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异，而最终定型。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