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近十年来唐代吐蕃民族关系研究评述！
望各位学友，可以给与指教！
国内近十年来唐代吐蕃民族关系研究评述
叶健1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要：吐蕃的兴起、发展、强盛、衰亡各个阶段与其邻近之民族有战争与冲突亦有交流与合作。文章从唐代吐蕃民族关系、他族“吐蕃化”进程等方面，评述国内学术界近十年来研究唐代吐蕃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概况以及观点。不足之处望予以方正。
关键词：唐代、吐蕃、民族关系
研究唐代吐蕃历史作为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更是纷纷涉足。以前世人做吐蕃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主要依靠汉文史籍、以传说为基础的晚期藏文著作，以及零星发现的金石简牍等资料，严重制约了藏族古代史研究。随着1940年巴科、图散和托马斯合作出版了名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它使世人对于吐蕃时代的历史获得崭新的知识，为研究吐蕃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标志着西藏古代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其后西藏古代史研究硕果累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语言、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有关国内吐蕃研究论著，陈寅恪可以说是最早进行探索的学者，他在1930年撰写了《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此后，不少学者开始对吐蕃研究产生兴趣。例如吕思勉、韩儒林、任乃强、王尧、陈践、陈庆英、陈楠等利用自身所长，投身于吐蕃研究，开始进行专门性研究。
新世纪后，国内藏学研究深度不断得到挖掘，尤其在研究唐代吐蕃[1]民族关系史方面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呈现出不少成就。以下结合唐代吐蕃民族关系、他族“吐蕃化”进程等方面，评述国内学术界近十年来研究唐代吐蕃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概况以及观点。
一、唐代吐蕃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
吐蕃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雷雨风雹霰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寒。”[2]兼之本土人口的增长压力，这决定吐蕃采取战争的方式以谋求自身发展。在吐蕃的扩张中，必然和周边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吐蕃的民族关系”。李中和的《吐蕃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认为吐蕃王朝与其周边民族的关系发展史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系统地对吐蕃与唐、吐谷浑、南诏、突厥、突骑施、勃律、回纥、粟特、波斯、泥婆罗、天竺、迦湿弥罗的关系进行探究。[3]
有关唐蕃关系的研究，解占录《唐蕃青海之争》从青海地区之于唐蕃的重要战略地位为切入点，论述了唐蕃双方为了争夺此地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台湾著名藏学家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在“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和“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地区之研究”中，解释了吐蕃扩张的原因、现象、步调和策略，以及客观上给吐蕃周边民族创造了交往的基石，同时阐述了唐蕃青海之争在吐蕃对外扩张中占据主导地位。朱丽双、周保明、王百岁、杨永红、索朗平措、冯智、李宗俊等撰文，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了唐与吐蕃的关系。其中王百岁《唐蕃战争新探——兼论唐蕃关系》较全面地收集了汉、敦煌古藏文关于唐蕃战争的资料，对双方军事冲突胜负原因、正确认识唐蕃战争和消除战争误解、唐蕃战争与唐蕃关系进行论证。索朗平措《略考唐蕃神龙会盟之历史背景》以“神龙会盟”为视角，略论了唐蕃外姓专权、在西域和河源地区的军事争夺、双方内部的权力争夺。冯智《吐蕃东向发展与融合—赤祖德赞研究》，以吐蕃东向发展和融合为历史大背景，探讨和研究对唐蕃关系和汉藏友好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人物—钵阐布、赤祖德赞，以及与其相关的系列若干重大问题。李宗俊《隋唐时期陇右地区疆域的开拓变迁》，考述了在唐对陇右地区的经营过程中，与吐蕃的斗争，双方在该地区所实际控制的地域随双方军事势力的消长而收缩进退。[4]
关于吐蕃与西北民族、西域诸族关系，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和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赋有代表性，前者主要论述了吐蕃对吐谷浑、党项、西域各族的民族统治与民族融合，以及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后者是在业内评价极高的关于唐代吐蕃与西域民族关系研究大著，较前者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吐蕃与吐谷浑、白兰、党项、多弥、突厥、突骑施、鄯善、于阗的冲突与交流。(1)具体到吐蕃与吐谷浑的关系，程起骏《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和杨铭《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两者在吐蕃对吐谷浑上层实行羁縻笼络政策持相同的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属于概述性质，它对吐蕃治下的吐谷浑臣僚与民众的情况没有提及;后者重在小心求证，对吐蕃治下吐谷浑百姓所受的政治经济压迫与不满反抗给予揭示。而李文学《吐谷浑研究》系统地对吐谷浑的起源、发展、兴盛、衰落、覆亡各个阶段进行研究，此文之于上述文章对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作了更加细致地论述。(2)吐蕃与突厥、回鹊的关系，也是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薛宗正、陆庆夫、陆离等有不少文章专门探讨。其中，陆庆夫、陆离《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一文通过对吐蕃和突厥各项制度仪规的探讨对比可知：吐蕃王朝的行政建制是效法突厥，而非仿照唐制;吐蕃的十进制编制军队，制定严刑峻法，犯罪必施以重刑等亦是源自突厥;在丧葬仪规中以羊马作为献祭品同样也和突厥有一定关系。霍巍《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一文，对比毗伽可汗王冠与流于海外的吐蕃银质器物残片，追寻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杨铭《吐蕃与突厥、回纥关系考述》一文，讨论了吐蕃与突厥、回鹊及其他民族的多方关系，指出：在吐蕃攻占河陇及西域的过程中，曾与活动于这一地区的突厥、回鹊等西北民族密切交往，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影响，吸取对方民族的文化精华，客观上有益于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鹊之文化关系》，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吐蕃与回鹊的文化关系，探讨了吐蕃与回鹊的两次大规模接触事件，敦煌古藏文写卷对吐蕃与回鹊文化关系的反映，译自古藏文的回鹊文佛经等。(3)吐蕃进出西域的两个重要据点都在南疆，一个是于阗，一个是鄯善。撰文研究唐代吐蕃与于闻的关系有：朗措、丹曲、朱悦梅、杨铭等学者。其中丹曲、朱悦梅发表的《藏文文献中“李域”( 1i-yul，于阗)的不同称谓》一文，则全面检索了藏文文献中关于于阗的记载，指出:在古藏文文献中，于闻被称为“李域”(Ii yul)，且有li yul,klu yul,yul 1i等不同的写法，而历代藏族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又给“李域”以各种不同称谓：于阗(vu tan)、新疆( zhincang)、泥婆罗(bal yul)、瓦洛(bal lho)、杂丹吉域(rtsa ldan gyi yul)、萨勒尼玛之域(sa las nu mavi yul)以及鲁域(klu yul)、域李(yul 1i)等，该文还分析了藏文文献关于于闻的各种写法及称谓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研究吐蕃进出及统治都善的专文不多，杨铭的《吐蕃统治鄯善再探》只是初步的探索，有待深人有待，尤其是从吐蕃简犊及相关的藏、汉文献中进一步挖掘史料，以探寻相关的史实内涵及其成因。[5]
有关吐蕃与西南民族关系，宋蜀华、赵心愚、田峰、李中和等从不同角度作出了研究，其中赵心愚的《南诏告身制度试探》、《吐蕃告身制度的两个问题》、《南诏、吐蕃关系的加强与张虔陀事件的发生》、《南诏吐蕃联盟关系走向破裂的记录——赵昌奏状的研究》，前两者从“告身制度”分析，后面两者以“张虔陀事件”和“赵昌奏状”切入。杨铭的《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从文献学角度，通过对南诏与吐蕃关系的三个阶段的讨论，揭示两个政权之间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及政治、军事联系等。而木丽春《纳西族通史》，讲到吐蕃东进对禾氏、梅氏纳西部落的统治及吐蕃对纳西文化的渗透与影响，还对唐、吐蕃、纳西错综复杂的关系予以分析。它所涉及的吐蕃与纳西关系属于简述性的论证。[6]
具体到吐蕃与中西亚民族的交往，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它是研究外来文明影响吐蕃的代表之作，主要侧重点是波斯文明对吐蕃的作用，落脚点在文化。而杨铭的《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只是论及了吐蕃与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对于探索波斯文明对吐蕃的作用力不够深入。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是业内从政治角度研究唐、吐蕃、大食在西域共同发生关系的集大成。杨作山的《吐蕃与大食早期经济往来》，认为吐蕃不仅积极参与东西方丝路贸易，而且其在西域、中亚的军事活动本身就兼具商业目的。商业贸易促进了吐蕃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强了吐蕃的综合实力，同时也为吐蕃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它是这一时期研究吐蕃时期考古的力作，许多学者无法企及。从考古实物角度分析了吐蕃在服饰、棺板画、棺板装饰、金银器、马具、丝绸等方面接受大量外来元素，例如粟特的联珠文锦图案和“赞丹尼奇”锦、具有中西亚文化色彩(马具革带的蹀躞、杏叶样式，饰片的翼狮、翼马图案)的马具。霍巍系列文章《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吐蕃马具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杨清凡《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上)(下)》，从考古实物的角度证明了唐代吐蕃与粟特、波斯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7]至吐蕃与南亚民族之关系，学术文章甚少，主要是穿插在一些专著或论文中，如李中和的《吐蕃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
二、治下他族的“吐蕃化”进程研究
吐蕃治下他族的“吐蕃化”[8]。吐蕃“作为统治民族的上层在被统治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同化政策，促使这里的民族融合于他族之中。”[9] 周伟洲《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该书上编“吐蕃与吐谷浑”和“吐蕃对河陇的统治及归义军前期的河西诸族”都着眼于他族“吐蕃化”，论述了吐蕃利用军事战争、部落式军事体制、“计口授田”政策、拉拢上层贵族(人士)等手段使其治下民族“吐蕃化”。陆离的专著《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和系列文章《吐蕃统治教煌的基层组织》、《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田与营田》，林冠群《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李智君《唐代吐蕃内侵与河陇语言地理格局的演替》。这几篇文章认为吐蕃治下他族的“蕃化”是吐蕃推行“吐蕃法教”的结果。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推行“五十岗”的行政体制、官府牧人制、“行人”与“行人部落”、土地财产制、军事制度等措施，加速当地民族的“蕃化”。[10]
民族迁徙造成各民族错居杂处的局面，不论是迁徙民族因自然条件或其它原因自动进行的，还是统治阶级强迫实行的，这都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11]刘建丽《唐代吐蕃的民族统治与民族融合》，李吉和《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王继光《青海境内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几个问题》，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赵心愚《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任树民《唐代吐蕃与西部民族大迁徙》，黄兆宏《8~9世纪吐蕃入迁河西及其影响》。这些文章认为吐蕃军事扩张致使周边民族迁徙流动。随着吐蕃疆土的扩大，吐蕃统治者将一些上层贵族迁至占领之地便于管理治下之民;为了加速治下他族的“蕃化”，遂将吐蕃本土居民迁往占领之地。[12]
“吐蕃化”对藏族民族形成的作用。杨铭发表的《唐代西北民族的“吐蕃化”及其对藏族形成的作用》、《试论唐代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及其历史影响》从吐蕃治下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制度及其特点入手，分析了西北诸族“吐蕃化”对藏族形成的影响。曾现江《吐蕃东渐与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及族群分布格局演变》从藏彝走廊的族群格局出发，对吐蕃控制的岷江上游及大渡河一线以西的众多部落发生“蕃化”、藏彝走廊西部以藏族为主的族群分布格局的形成进行研究。[13]
三、研究特点与研究拙见
回顾上述吐蕃民族关系史的学术成就，不难发现涉足唐蕃关系、吐蕃与吐谷浑关系、吐蕃治下他族的“吐蕃化”等问题的学者居多;涉及政治、军事问题的较多，有关吐蕃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吐蕃与西北民族、西域民族、中亚民族的研究，限于文献资料缺乏，只能通过考古实物角度入手，代表人物有霍巍、杨铭、张云、陆离等;对吐蕃与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研究，赵心愚是研究吐蕃与南诏关系的旗帜性人物。不过，学术成果主要是学术论文，代表性专著较少。
就上述情况，文章对今后研究唐代吐蕃民族关系史给出以下拙见：首先，加强对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若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的整理翻译编辑出版工作顺利，则能够为吐蕃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资源，将进一步促使吐蕃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次，共性与个性研究相结合。研究吐蕃民族关系史时，倡导全面搜集各方面资料包括敦煌汉、藏文文献以及汉、藏文史籍融会贯通，避免得出片面的观点或结论。同时，兼顾专题研究，例如从某个角度考证吐蕃与周边民族的渊源。再次，加强吐蕃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目前研究涉及政治、战争、经济以及吐蕃治下他族的“吐蕃化” 较多，对宗教、艺术、史学、社会生活等方面研究不够。比如吐蕃服饰、吐蕃壁画、出土的吐蕃文物、波斯宗教对吐蕃宗教的影响、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艺术研究等有待深度挖掘。此外，加强藏学科研队伍的培养，尤其是语言文字人才。要想做好吐蕃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语言文字是基础。要想吐蕃研究成果遍地开花，培养精通藏语文、古藏文、梵文等方面的人才势在必行。像谢国安、刘立千、王尧、陈践、陈庆英等，都通晓古藏文，在古籍翻译方面作出杰出贡献，为吐蕃历史与文化研究、及其他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最后，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和西方最新的研究历史与文化的理论，进行吐蕃民族关系史研究。如果仅依靠历史学知识进行研究，研究视野不能开阔、受到局限。只有将吐蕃历史与文化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结合起来，才能有新颖的研究思路，才能出现研究的新突破。
The title of the paper: Summary on the researches about the Tubo ethnic relations in about one decade.
(Ye Jian，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Rise,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ubo Dynasty, it is for Tubo to be war and conflict with neighboring nations, their relationgships includ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From the the Tubo ethnic relations, other ethnic relations’"Tubo" process, commentary the domestic academic stud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views of the Tubo and around the nation.The shortcoming of the atical will be given correction.
Keywords:Tang Dynasty, Tubo, the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ity
作者：叶 健(1985—)，四川德阳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羌族历史与文化)。,
联系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文汇东路6号院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邮编：712082
联系电话：18990289814 QQ：371680490 E-mail：
yejian987@126.com
1作者：叶健(1985—)，四川德阳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羌族历史与文化)。
[1] 引自才让的《吐蕃史稿》中关于“吐蕃时期”的界定，“吐蕃时期”指的是从部落时期吐蕃至朗达玛吐蕃王朝崩溃止。
[2] 《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
[3] 参见张云：《吐蕃王朝扩张策略之分析》，《中国藏学》2007年03期;李中和博士论文：《吐蕃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5月。
[4] 参见朱丽双：《8世纪前后吐蕃势力入西洱河地区问题研究》，《中国藏学》2003年03期;周保明硕士论文：《大食东扩与唐前期西北边防研究》，西北师大2003年5月;王百岁硕士论文：《唐蕃战争新探—兼论唐蕃关系》，兰州大学2006年5月;杨永红：《使者往来与唐蕃军事》，《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02期;索朗平措：《略考唐蕃神龙会盟之历史背景》，《西藏研究》2009年06期;冯智博士论文：《吐蕃东向发展与融合—赤祖德赞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3月;李宗俊：《隋唐时期陇右地区疆域的开拓变迁》(唐史论丛(第十四辑)--“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2011/09/02。
[5] 参见程起骏：《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中国藏学》2003年03期;杨铭：《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02期;李文学博士论文：《吐谷浑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5月;薛宗正：《吐蕃、回鹊、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03期;《噶尔家族与附蕃西突厥诸政权—兼论唐与吐蕃间的西域角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04期;陆庆夫、陆离：《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第33卷第04期;杨铭：《“大事纪年”中所记突厥与吐蕃关系考实》，《中亚学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21页;杨铭：《吐蕃与突厥、回绝关系考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06期;杨铭：《“大事纪年”中所记突厥与吐蕃关系考实》，《中亚学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21页;杨富学：《教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鸽之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01期;霍巍：《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05期;朗措：《吐蕃与于阂关系考述—于阂和都善地区吐蕃部落的族属及特点》，《西藏研究》2005年第04期;丹曲、朱悦梅：《藏文文献中“李域”(li-yin，于阗)的不同称谓》，《中国藏学》2007年第02期;杨铭：《唐代吐蕃与于阗交通路线考》，《中国藏学》2012年02期;杨铭：《吐蕃统治鄯善再探》，《西域研究》2005年第02期。
[6] 参见宋蜀华：《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05期;赵心愚：《南诏告身制度试探》，《民族研究》2002年04期;《吐蕃告身制度的两个问题》，《西藏研究》2002年01期;《南诏、吐蕃关系的加强与张虔陀事件的发生》，《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06期;《南诏吐蕃联盟关系走向破裂的记录——赵昌奏状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10期;田峰：《吐蕃与南诏交往略考》，《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1期;李中和：《唐朝、吐蕃及南诏在西南地区的角逐》，《惠州学院学报》2011年01期;杨铭：《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敦煌研究》2008年02期。
[7] 参见杨作山：《吐蕃与大食早期经济往来》，《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01期;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01期;《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1期;《吐蕃马具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考古》2009年11期;杨清凡：《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上)(下)》，《西藏研究》2001年03/04期。
[8] 参见杨铭：《唐代西北民族的“吐蕃化”及其对藏族形成的作用》，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5/28：“吐蕃化”最早是汤开建、马明达提出，他们认为五代、宋初当时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河陇汉民族“吐蕃化”。而周伟洲提出“隋唐时期整个西北民族都有一个吐蕃化的趋势，不只是河陇汉民族的吐蕃化”的观点。其后李智君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大量的吐蕃移民迁入使河陇语言地图发生了变化，即汉语有向吐蕃语言转化的趋向，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均不例外。
[9]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7页。
[10] 参见陆离：《吐蕃统治教煌的基层组织》，《西藏研究》2006年01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西藏研究》2006年04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民族研究》2009年04期;《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田与营田》，《南京师大学报》2009年03期;林冠群：《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04期;李智君：《唐代吐蕃内侵与河陇语言地理格局的演替》，《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04期。
[11]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6页。
[12] 参见刘建丽：《唐代吐蕃的民族统治与民族融合》，《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03期;李吉和：《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西藏研究》2003年04期;王继光：《青海境内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几个问题》，《青海师范大学报》2004年02期;赵心愚：《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出自袁晓文、李锦《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上)第67—82页;任树民：《唐代吐蕃与西部民族大迁徙》，《青海师专学报》2008年04期;黄兆宏：《8~9世纪吐蕃入迁河西及其影响》，《西藏研究》2008年06期。
[13] 参见杨铭的《唐代西北民族的“吐蕃化”及其对藏族形成的作用》，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5月28日;《试论唐代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及其历史影响》，《民族研究》2010年04期;曾现江：《吐蕃东渐与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及族群分布格局演变》，《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