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带忧郁”到中国社会的当下“忧郁”
□ 刘柳
列维-施特劳斯是20世纪的思想伟人，在那个社会进化论和存在主义盛行的年代，在现代化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业障中，他以其社会学年刊学派的功底，在热带之旅和流亡美国的难得经历中接触到现代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并由此感悟到人类不同社会经验深层的共同思维结构，从而在纷纭复杂的自然与文化关系中找到了联结人性、人的能力、潜力和需求的共同基础，革新了西方社会科学自文艺复兴以来重分析轻综合、重自我轻他者的研究范式。
《忧郁的热带》是列维-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书中记载了作者探访巴西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原始部落的历程与思考。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反思了风景的自然状态、旅行的观念、现代性、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透显出由西方中心主义所导致的霸权主义、单边政策、双重标准等危害世界、扰乱社会的恶疾。
战后至今，列维-施特劳斯思想背后一直隐藏着“热带忧郁”，这种忧郁没有随着他的逝去而消失，而是追随着全球化的季风在世界形成燎原之势。
中国的“忧郁”始于近代。其根源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下，在积贫积弱和救亡图存中接受的西方社会发展史观即古典进化论。那是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社会进步观。它把世界上共时的类型差别解释成历时的发展阶段差别，认为遵循单一发展路径的人类有着共同的宿命。它把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差别说成是时间上的先进与落后，从而把不同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关系变成了文化上的师生关系，又把虽有数理却无道理的GDP当成追求先进、摆脱落后，或用先进代替落后的不二法门。其结果是使包括汉族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各民族文化受到冲击，社会忧郁升级。
从中国当下的话语排行榜上看，民族问题的背后总是蕴藏着一套速热逻辑，即由东部“热社会”对西部“冷社会”进行经济加热，形成文化高压。中国西部和民族地区不是贫困和欠发达的代名词，发展也不应仅以GDP为指标。国家对发展的需求并不仅仅来自西部，还来自东部。因此，主流社会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基于共同需求的互惠关系，与西部交往的原则应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相互尊重和理解。
当我们试图用发展来解决中国社会当下的“忧郁”时，要从人心人性出发，认识到人类普同的心性和共同的价值需求，通过倡导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范式转型，来追求费孝通先生生前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发展目标。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