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乔 健
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教授
[摘 要] 从人类学在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上进行简要的探讨，从一个比较大的框架上讨论汉族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野。
[关键词] 惯时性研究；更时性研究；底层社会；研究方法
Some of the Issue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about China
QIAO Jian
(Taiwan Do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anthropology to-wards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erspective about the Han nationality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ical synchronic diachronic research, basic society, research method
大家好。我非常荣幸来参加人类学高级论坛，并庆祝广西民族学院成立50周年。首先，我祝贺广西民族学院校运长红，希望早日办成广西民族大学，祝愿各位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广西跟我有很大的缘份，我已经来过广西好几次了。我最近注意到，就在南宁市西郊二十几里的地方，有一个乡，就有我的名字，叫乔健乡，我想这是广西、南宁，跟我有特别的关系。
我今天讲的题目，跟议程上的题目不太一样，因为前几个问题我已经有论文发表了，我想讲另一个问题。我的题目是谈谈在中国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首先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我所谓谈谈，就是表示它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论述，只是把一些片断讲一下，介绍一下。第二，在中国的研究上我自己是个新手，我最初的研究是关于台湾的高山族，后来到美国以后，我主要研究美洲的印第安人，特别是拉美的印第安人，到了香港以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了人类学系，为了配合系里头学生的学习活动，我把我的研究重点又转移到瑶族，那么在这方面，差不多是从1986年开始，多年都是关于瑶族研究，那么对于中国汉族的研究，我想是到1994年才开始，我那时候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山西省东南部，对内地的市区开始作一个相当广泛深入的调查，这个老早就完成了。在这之后我又在华北地区做了接近一年比较研究，一直到现在。那么跟在座的很多中国的研究专家比起来，我实在只能是新手。我这样的背景也许可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中国的研究可能会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但另一方面，我对中国研究里头的一些文献资料可以说是非常不熟悉，所以我想可能会有不少错误、缺漏，或者是我讲的可能别人已经讲过了，那么如果有这些现象，恳切地希望大家给我指正。
这里，我准备好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致中的”或者讲求和谐中的宇宙观的解释，第二个问题，历史深渊的追踪或者是对更时性研究的重视，第三个问题是边缘社会的辩证存在，第四个问题是历史地域的延续性。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原来几位大师提出来的，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其他三个问题都是我在研究中所感悟到的，提出来请大家进行批评。这四个问题与目前大家非常热衷讨论的所谓科学社会研究的中国化，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世界社会科学接轨的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我现在先说第一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三位学科大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位是费孝通先生，费先生是以怎么样能够缓和当今世界种族的冲突为出发点，所以他很强调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他认为包容性是中华文化一个特定因素，由此他导出中国古代学者提倡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点，他认为尊重文化的充分的发展也许可缓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文化冲突。不过，他自己说，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所提出的本质性问题究竟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还没有说得清楚，那么我想等一下这个问题应该会有一个圆满的解答。另外一个是大师张光直，他是国际一致承认的考古学大师，是考古学的冠军，他认为在中国文明是一种连续性或者延续性，而升成的一个整体宇宙观，那么这个宇宙观促成了中国文明，同时他认为也促成了其他一些类西方的观念。比如他点到一个例子就是玛雅人的起源，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跟玛雅文明的起源是延续性的，延续性主要是刚才我说的延续性的宇宙观，不过张先生对这个延续性宇宙观的形成来不及系统讨论就过世了。张先生是2001年1月2号过世的。最近四年来他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就是作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理论性的探讨分析，他也通过中央研究院的主体计划，即文化与传统医学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许多实证的资料，张先生延续性的宇宙观以及费先生所谓的包容性、与“和而不同”里头“和”的观念，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叫做“致中和”宇宙观或者叫做“和谐均衡”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里头“和谐均衡”包括了三个层次，一个是个人的层次，一个是自然的层次，另外一个是原质。这个原质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不是人间的关系，它包括超自然的关系，所以是超自然的三个层面的和谐均衡。他认为这正是中国民间的世代的小传统和大传统共同的一个思想体系。那么这个以前所谓的“致中和”或是“均衡三个层面”和一些均衡的观念，我们今天讨论起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道德政治的一种说教或者是一种口号，它是一个已经经过非常严格的科学论证和实验的一个体系。事实上张光直先生跟费孝通先生已经分别运用这个观念，一个是用来解释古代文明发源的一种特别的模式，中国是属于这一模式，或不只是限于中国也包括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南亚问题的一些解释，那么费孝通先生一直到现在他都继续地倡导这种“和而不同”的观念，希望这种东西发扬出来后能够缓和目前世界上所看到的族群、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冲突，所以两位大师所做的，一方面它有它有效的解释作用，另外一方面它有它一个实用的应用的价值。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充分地发挥这个假设、这个论证，获得一个系统，在我们研究中国的时候，怎么样解释各种制度这些行为，怎么样能够运用它来处理种族、民族和族群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重视历史根源的追踪。我举出一个乐户的例子。乐户的社会地位非常非常低。我们在晋东南民间收集到的一些谚语，都表明他们不仅是处于下九流的地位，而且是下九流中最低的一种，排在剃头匠、洗脚工和戏子的后头。那么，让我感到困惑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的经济收入事实上超过了一般农民，但为什么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么低？受人歧视那么严重？被人叫做鳖，或乌龟、王八蛋这些污辱性的名称，即使是走路，他们也走在旁边，见到人都要叫他们大爷，到人家家里只能站在门口与人见面，子女不能上学，不能考科举，不能升官，等等非常严重地被人歧视，比其他的所谓下九流受到社会的歧视更加厉害。第二个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除了吹打以外，还扮演一些非常特别的角色。比如，过春节的时候，有春游这么一种活动，这时候，他们协助县长去组织这种春游活动；还有到人家家里的一个“抓凶”的活动，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到每一户家里登堂入世，吹吹打打，帮人“驱鬼”；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他可以收养农民、地主的儿子作他的义子，他一直把这个义子养到12岁，这里要有个条件，就是他的姓要有一种吉祥的含义，如“王”(旺)、“程”(成)等，但绝对不能有不吉的谐音，如“段”(断)、“史”(死)。这些特别的活动，我觉得用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解释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他们的收入高，而且他有他的专业活动，与别的专业不同，如剃头的、唱戏的不能收养义子，不能打乐鼓等。为什么这样呢？我觉得这里头就牵涉到一个方法上的问题。给我这个灵感的，是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谈话。大家知道，费先生是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他们的传承是从涂尔干过来的，费先生认为涂尔干的理论太平面，社会组织不能只是平面地看待，还要垂直地看待。我受到他这个想法启发，就是我们在研究乐户角色与地位的时候，必须从历史上去追寻，来解释这种特殊的现象。结果我发现，乐户在最早的时候，比如唐朝最有名的乐户施广，施广是瞎子，他除了音乐以外，还编有书，他跟“巫”有关系。乐户最早的形象是“巫”，后来，特别是从北魏开始，乐户变成“罪人”，按照北魏的记载，由卫首掌管，他的家属就成为乐户。明朝的一些政治犯，领头的被杀掉，其他人变为乐户。在清朝，乐户的家属是从事“唱”，乐与“唱”分不开。由于这些种种原因，乐户的社会地位就非常低，同时，他又有一种“巫”的角色，所以他又可以扮演一些与“巫”有关的角色。各位可以看到，八仙过海里的八仙之一蓝采和，蓝采和实际上是乐户，李洞宾把他度化为神仙，度化包含了历史的、道教的因素。我想，只有从历史的因素上，才能解释这些现象。同样，中国社会有很多的现象，都必须从历史中去追踪，要重视历史资料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底边社会的辩证存在。我在研究了乐户之后，我就感觉到乐户存在的时间和农民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乐户有他们的组织和价值观念，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中国在封建时代讲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比如孝节里讲的“孝”，庶人以下的孝没有人再讲。中国这些所谓的礼法，并不包括乐户在内，乐户自己形成一个世界。跟乐户类似的所谓的“下九流”的行业，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是从1999年开始，2001年做完，正式报告还没写出来。我这里的研究包括了三袭长子、剃头匠这些人，跟乐户有关的还有一种叫“红衣行”，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不展开解释了。剃头匠、长子、红衣行合为古桥的杂技艺人，和乐户这些说唱艺人一起，我把他们叫做“底边界区”，“底”，指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社会的底层，“边”就是指社会的边缘，在农、工、商等传统的市民之外，一般指巫系、娱乐群体里的人，我把他们叫做底边阶级，底边阶级形成的社会，叫底边社会，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介绍了。我自己认为，底边社会与主流社会不是一种对抗，这种底边社会，就像当代人类学大师Victor Turner所谓的“社狱”(communitas)。“社狱”没有显著的地位和财产。这种现象跟Victor Turner所说的“越陷”时期相一致。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最好的一个例子就像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那些台湾的大官们都下台了，完全没有地位了，就是这样一种现象，这当然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但是Turner认为，社狱可以永久性地存在，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我觉得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底边”社会，是一个特纳所说的“社狱”，相对于主体社会来讲，叫“仿结构”。底边社会跟主体社会的一个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互补互赖的关系。没有主体社会，就没有底边社会，底边社会的存在在大部分的传统社会中都有。我想这是一种新的观点，我们再重新看待中国社会时，不是从最高的阶级，从天子到百官，到庶人，到奴隶，即特纳所谓的结构。另外有个“仿结构”存在，对这个“仿结构”，最好的一个描述就是《水浒传》。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社会，看待中国社会不要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还要看到上、下结构之外底边社会的存在，这个底边社会有自己的社会功能，在结构上、功能上，有固定的主体社会存在的作用。
第四个问题，也跟我的研究有关系。最近我在台湾大学写了一篇论文，报告了我对底边社会的研究，题目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底边阶级》。有一位评论员就给我提出一个建议，他说我现在的研究主要在华北地区，不应用“中国”，而应用“中国华北”。我思考了一下，觉得他说的不太适当。由此，提出我的第四个问题：历史地域的延续性。
我先从历史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知道，像费先生、张光直先生一直强调中国文化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国这样延续五六千年。那么，文化的延续，并不是因为朝代的改变而有所改变。莱温斯琼斯有一个观念叫做“文化的直径”，文化的直径并不因为朝代的变化而变化，研究中国的文化应该有这个观念。所以我早期研究中国计策行为的时候，有人问我，究竟是研究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觉得，特别是计策行为，很难区分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比如说是明朝的吗？还是明清的？或且说中古时代的，近代的？没有。我今天看到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像毛泽东、邓小平与过去的一些帝王将相的行为非常一致，他们用的计策非常相像，延续性很强。我在一篇有关计策行为的论文里，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战斗正未有群时，老谱将不断地被袭”。鲁迅对中国社会有很深的认识，他就说了这个话。所以我想计策行为没有时间上的延续性，这是在空间上。我现在提出来是在地域上。现在大家受到西方的一些影响，认为中国太大，要把中国分成几个区域来研究。李亦园先生刚才在贺电中也提到，地方性的小传统确确实实存在，福建有福建的传统，广西有广西的传统，但是无可否认，有些现象是整个中国都具有的。我如果把我的题目改成“华北传统社会中的底边阶级”，反而是被误导了。因为这个现象不仅是存在于华北，还在其他地区存在，比如浙江、江苏等很多地区。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过去我在美国的时候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作为中国学者，我教过“美洲一天”的课程，“美洲一天”提出了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区域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是很有名的，因为北美印第安人有二百多种。我常常想，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延续性的国家，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的不变的制度、观念、现象，很难受到一个地域性的局限。我们以地域来划分中国，是不是妥当？应该怎么样分，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
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前一个是有人讲过的，后三个是我感受到的，是在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时候，所碰到的几个方法论上的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24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