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我所认识的费孝通

王铭铭

费孝通这个名字，我上大学时已从书本里认识了。24年前，我上大学，当时中国学术正在重建，而费先生也刚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他在“旧社会”发表的许多旧作，陆续得到重版，新作也不断面世。我喜欢逛书店，一见他的书就买，现在家里珍藏的几本费著都是那时买的。我对他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及许多涉及社会学的书，都极其喜欢，对他的社会关怀，对他那深入浅出的文风，更是欣赏备至。费先生成为我的崇拜对象。

1987年，我去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的是社会人类学，而在那以前50年，费先生也在同所大学读同一学科，他的英文著述，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仍被英国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列为主要教学参考书。读他的书，我对他的学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眼睛总是看着世界和中国，对百姓的生活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我当时想，要是毕业后能继续得到费先生的指导那该有多好？

为 人

　　1989年9月，怀着敬仰之心，我借回国探亲之机，到中央民族学院的费先生家去拜访。那时，他家小五居，书籍太多，空间不宽。费先生见到我显得特别高兴，知道我在英国学人类学，他便问长问短，对我的学习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时他身体已发胖，行动不很方便，但眼神特好。我是闽南人，他是江苏人，我们的普通话都不好，记得他常打断我的话，说“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刚才的话？你的地方腔调很重，我听不大明白”。实际费先生的吴江腔也很重，我从头到尾只能听懂他的一小部分话。毕业后，我于1994年10月回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费先生创办的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在过去的11年中，我与他的接触多了起来，能够时常听到他的教导并协助他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他的话我听得多了，腔调也变得熟悉而容易理会起来。

　　费先生一生保留的最后公职，是北京大学教授。他于1985年创办了我所在的研究所，而且一直任这个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和教授。他公务繁忙，又喜欢到全国各地做调查研究，所以在北大并没有正式开课。不过，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还是有许多其他机会聆听费先生讲课。

　　1995年以来，我们所主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前后办了6届，前5届费先生都亲自参与讲习活动。他习惯在讲课前写出讲稿，每篇讲稿印刷后长达数十页，涉及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很广泛。研讨班的前两三届，费先生用了大量时间反思自己的研究，经常引用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对他的期待来说事儿。他常说，自己耗费了许多“纸字”，却没有做到他的老师希望他做到的。讲课时，他一面引经据典，一面说自己的研究经历，学术观点与人生故事经历，以生动的方式解释社会科学当今面临的任务及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拓深的课题。他的嗓子不好，话讲多了，对他那个年龄的老人负担巨大，但他每次讲课都很兴奋，非得等待张荣华老师（费先生的专职秘书）前来制止才停止。

　　除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机会之外，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会上，我们也有机会聆听费先生讲课。1981年，费先生与两岸三地几位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倡议召集“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到今年已开了8届。我参加过后期几届，除了个别例外，在这几届研讨会上，费先生总是按照学术会议的规范提交论文，还在会上亲自宣读。除了发表自己的论文外，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条件下，他还时常到会去听取其他学者的发言，别人发言后，他还总是要做学术性的评论，从来不“倚老卖老”。

为 学

　　费先生是一代学术大师。1949年以前，他在社会学、人类学上的建树，已获得国际承认。从史禄国、吴文藻、马林诺斯基这几位血统和国籍都不同的老师里，费先生学习到不同的学问，他在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中运用所学，提出一套综合以至超越不同知识门类的看法。费先生最广为人知的论述，集中在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上，他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分别从实地调查和理论概括两个不同方面，诠释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基础上，费先生还从制度和知识社会学角度，延伸出有关家族和士大夫的独到见解。早在青年时期他已对“差序格局”、实践、文化翻译、社会结构进行历史和现实的诠释，所抵达的深度在西方学界及至数十年之后才触及。

　　费先生自称为“一匹野马”，并时常谦逊地对着“专家”说自己的学术跳跃太大，没有形成学术体系。费先生说自己的思想没有形成体系，那是出于谦逊，而他自称的“一匹野马”则很能说明他的学术性格。费先生涉猎的面极广，不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专业。他不仅注重研究中国社会，而且在《初访英伦》、《美国与美国人》等书中，为现代中国学术开拓了海外文化研究的视野。他的实地考察始于广西花篮瑶，继之以江苏开弦弓村田野工作，在“西南联大”时期，拓展到“内地农村”（特别是云南三村）。他在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跳跃”，在《中国绅士》、《皇权与绅权》等著述中又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史的浓厚兴趣。上个世纪50年代初，费先生参与主持国家“民族识别工作”，在西部许多少数民族当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带动和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学研究者，自己则在少数民族实地调查经验中摸索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尽管对于这个理论海内外并非不存在争议，但它的提出解决了许多学术和现实问题，它的思路闪烁着一种足以覆盖现在时髦的众多“族群理论”的光芒。而在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20多年间，费先生重新恢复了实地调查的实力，并时不时从学术和社会评论的角度，对中国以至全球的时代问题提出评论。

　　在与费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我发觉他最近几年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这个提法。“文化自觉”最初是由费先生提出来激励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它的意思是，知识分子要承担起认识自己的文化及其在世界中的位子的历史使命。过去几年间，费先生发表了不少论文来阐述“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他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有幸协助他做一点资料准备的工作。那段时间国际社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变化，“911”事件特别引起费先生的严重关注，他多次与我们谈起这个事件所应引起的反思。为此，他写了“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等论文。他谦逊地说，这些文字都是初步的，“说得清楚不清楚自己不知道”，他之所以要说，无非是要我们年轻一代多关注、讨论、研究和解决当代问题。

为 世

　　有位同事跟我嘀咕说，“费老长得真像佛爷”。费先生年轻时英俊的脸庞随着岁月的洗礼和经验的积累，到老年时确实变得圆润而丰厚了。我在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已是他张圆实的脸。有不少学生在听费先生讲课时则对我嘀咕说，“费老长得真像一个慈祥的老人。”费先生的形象确是慈祥，但这个慈祥的形象背后是一种别致的综合人格，费先生有中庸的人生态度，但这种态度是由敏锐的社会观察力支撑着的。“文如其人”。费先生的文字优美，像具有文学式的感性和表现力。有位英国教授读了不少费先生的书，用“light weight”一词来形容它们，“light weight”的意思相当于“轻描淡写”。是啊，费先生的书读起来总像是轻描淡写。然而，这种轻描淡写隐藏着一双总是注视着社会现实的眼睛，这双眼睛的存在，使费先生的叙事充满着一种“柔中有刚”的冲击力。

　　相比于他的年龄和资历，作为北大教授，费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为数甚少。但学生少不一定表明费先生不关心培养青年学者。过去五六年来，我特别关注费先生的“魁阁时代”，这个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时期，是费先生“抗战”期间从英伦回国后创立的。这个时代的社会学调查，起初是由费先生用马林诺斯基赠送给他的50英镑推动起来的。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集合了一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青年。费先生与他们形成某种师徒关系，引导这个学术团队的讨论和调查工作。最让我感动的是，费先生经常用蜡纸替他的徒弟刻写调查报告。他没有要求他们称“老师”，其实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他们的导师。10余年来，我多次参加费先生应北大研究生邀请开办的讲座。每次讲座，已是德高望重的费先生，都循循善诱，总是从自己的青年时代谈起，说一些青年学生可以理解的事，平缓地过度到学术讨论，他对学生的提问，也让我觉得他“过度耐心”。

　　从1996年开始，费先生和研究所安排我配合指导了几位博士研究生。这几位博士生大多是研究乡土中国的，他们的实地调查地点分布在华北和西南。费先生对这几位博士生的研究十分关注，有时要我带他们去家中谈话，鼓励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放眼世界，大胆实践，敦促他们不要拘泥于现存的学术框套。对他指导的博士生的论文，费先生更加关注。到了90高龄，学生有论文提交给他审读，他退给学生时，我们总会在看到稿子上有大量费先生用铅笔写下的修改意见。临答辩，费先生还会将他们召集到家中讨论。对于我们研究所包括我在内的青年教师，费先生也时常要我们去他家谈天。我发觉他年龄越大，与年轻一代的对话越充满激情。我几次与同事去他家，他都十分兴奋，让家人端上茶水，一聊就半天，对于当下的学术状况，费先生充满着孩童般的好奇心。费先生的开明，也是别致的。有次我们所几个同事去他那，他跟我们谈起怎样把学问做好。他说读了我们写的一些书，觉得没有到位。他认为，真正的学问要有“思想的神游”，他建议我们不要受一些学术框套局限，要多想，多写，使自己成为社会中的“符号行动者”。

　　我认为费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在50多年前获得的学术成就，已为我们这些“后文革人”所难以企及，但费先生本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反思。对于过去25年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建，费先生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费先生的最后几年，却没有满足于学科的现状，而是时常担忧学科因知识基础扎实而出现问题。世纪之交，他反复提到他的“补课”一说。他以身作则，写文章，开讲座，将自己当成批评的靶子，说自己的学术研究停顿了几十年，对外界的思想变化知道甚少，甚至对老师辈的东西也懂得不多。他要我们从图书馆帮他借学术经典和其他基础读物，没几天读完一本，还写了不少读书札记。对于自己的学术，他公开发表了大量反思性文章，说自己的研究有缺陷，需要“补课”。反思自己的学术，费先生说自己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文化史懂得太少，他还鼓励我们与他一起读钱穆等文化史学家的论著。

　　这几天有记者问我费老为人为学的品格有怎样的特点，我说，比较感人的是他晚年政务繁忙，但还保存一种‘秀才’的感觉。他在七八十岁高龄时有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很珍惜时间，不断耕耘，有更多成就。我觉得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为人为学的态度。他为人随和而敏锐，文笔清新，是我们这一代人望而不及的。他对社会科学的看法很独到，没有学匠气，他的每篇文章都有他的特点，谈起问题很随意，但是经常有闪光点。他的眼睛总是看着世界和中国，对百姓的生活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

　　费先生刚去世。此时此刻我有许多话要说，又好像说不出太多……

　　费老在90岁高龄还写文章提出“文化自觉”之说，敦促知识分子承担起历史重托，对我们的文化和世界关系的处理作出解释，对影响人类生活的自然与人二分论进行反思，对历史和社会的逻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感于此，我于两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提到一个私下里常想的观点：“费孝通”这三个字意味着我这代人中的有良知者需要承担一种特殊的历史重量。我一直还是这么看的。


资料来源：王铭铭教授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e490680100a5k1.html
文章链接：人类学在线http://www.anthropology.net.cn/?action-viewnews-itemid-754

覃和平

费孝通与他的右派朋友
　　1957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同样也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与家人、学生的合影费孝通一生，都曾与另外四个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有着特殊的关系。费孝通写过一篇《纪念吴泽霖先生》的文章，说明他与吴先生相识于西南联大，1950年的中央访问团,民族识别，1956年的民族调查，费孝通与吴泽霖都在一起共事或保持工作联系。1952年-1956年两人又同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共事四年； 潘光旦与费孝通是师友关系，自然特别亲密,互相搀扶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潘光旦寂寞的晚年,曾在在病床前陪伴潘光旦一年，潘光旦咽气前，费孝通把老师拥抱在怀中，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费孝通与黄现璠相识于1951年的中央访问团，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任广西分团团长，黄现璠任广西分团副团长。1956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与黄现璠都是调查组的负责人。费孝通与黄现璠又同是全国人大民委委员。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1980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十一个顾问中有四个大右派：分别是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费孝通与吴文藻也是师友关系。被打成右派后，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总能看见这四个人分成两组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费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费先生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之后，费先生曾被调离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过，平反以前连一张书桌都没有。改革开放时期，有人曾建议费先生回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大学）担任院长，遭到学院那些左派人士的反对，就是他们把费孝通打成右派的，害怕费先生回来清算旧账。忆往昔，潘先生在1967年逝世，黄先生在1982年逝世，吴文藻在1985年逝世，吴泽霖在1990年逝世，费先生在2005年逝世。二十世纪,这些硕学大师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随着他们的相继去世,当今中国人类、民族学界还有“大师”否? 当温家宝总理感叹四周无人可用而发出“大学要出大师”的呼唤时，足知其微言责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