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世上有一种被称为“场”的东西, 真是很难捉摸, 如物理学上所讲的电场、磁场。我们明明是既看不见、听不见它, 也摸不着它, 但它分明时时刻刻地充斥于我们周围。
十几年前, 社会上流行气功。气功师每每强调大家要一起练功, 说这样才会形成“气场”, 人在“气场”中练功, 比单独练功会加倍受益。
当年在“气场”中的感觉, 至今令我难忘。
当众多人聚在一起, 跟着气功师作各种吐纳动作的时候, 会有一种发热、眩晕的感觉, 特别是有时候会感觉到有一股风, 一股气, 随着多数人的手势飘过来, 又飘过去。
由此我联想, 当有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其中多数人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意念或举动, 似乎就会形成一个“场”, 一个“气场”。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风气。风气传了代, 就成了传统。身处这样的场中, 人总是会受影响的。但人是以群分的, 有不同的类别和档次。而且我始终认为, 世上的水土、学派、人群、学校、知识人, 都是有贵与贱、雅与俗、生气与死灰、厚重与肤浅的区别的。当他们以类相聚时, 就会形成不同类别和档次的“场”。
多年在民族学系讲授“民族学调查方法”, 为了配合课堂教学, 1997 年和2000 年,我曾两次带学生在校内各系作了少数民族大学生问卷调查。第一次收回问卷470 份, 第二次270 份。在做完所有740 份问卷的统计以后, 答案就变成了写满数字的一张纸。问卷中共向学生们提了三十几个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对自己学校的评价。同学们评价的结果如下:
认为学校是一流大学的, 占8. 5 %;
认为学校是二流、三流大学的, 占75. 1 %;
认为学校不入流的, 占16. 4 %。
同学们给学校打了这么低的分, 自然主要是针对老师和管理者的, 这确实令人汗颜。但我坦然地在其中学习工作了20 年, 也没有感觉到多少不适。细想起来, 尽管是任职于一个二三流的学校, 可我所身处的那个小环境, 那个系、研究所, 或者说我所在的“场”,始终有吸引我之处。这个研究所、这个系的前身就是民族学院的研究部。
古人说: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几十年前, 学校二号楼中的研究部, 曾经是一个名人辈出、灵气缭绕之所。
1952 年, 国务院决定建立中央民族学院, 于是将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单位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和语言等专业研究的一流学者大部分调来民族学院, 集中于研究部。
燕园、清华园, 那是近一百年来中华文化培育出的一方圣土, 中国名声最著的两个人杰地灵之所在, 对中华兴衰始终暗怀重任的最高学府。当其中的一批佼佼者集体来到民族学院, 怎么可能不带来那里的灵气?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立于1922 年。1935 年吴文藻任系主任以后, 他主张西方理论要结合中国实际, 要实现中国化, 并主张从理论和方法上把社会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埋头实干的人。从此, 他竭自己毕生之精力贯彻这两项主张。他派他的学生们去美国和欧洲学习, 学成归来后, 又派他们分别到全国各地去做长期的实地调查。他计划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对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全面的调查与研究。他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的调查, 如派林耀华去四川凉山彝族地区, 派李有义去西藏,派陈永龄去新疆。以后, 这几位学生都成了有关民族和地区的专家。在他的推动下, 燕大社会学系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中心。而70 年来, 他的这两项主张,一直是中国的民族学与社会学界遵循的指针。他一生致力于学科的规划与学生的培养, 自己并没有留下很多著作, 但他确实是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
1951 年, 中国的高等教育因学习苏联而取消社会学系, 燕大社会学系遂分成为民族学系和劳动系。1952 年, 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 燕大与北大合并。以燕大民族学系和清华社会学系部分人员为主, 建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又从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北平研究院史学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等单位调入有关研究人员。
研究部阵容强大。最初由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负责, 原燕京大学代校长翁独健教授任研究部主任兼东北内蒙古研究室主任, 原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冯家升教授任西北研究室主任, 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翦伯赞教授任西南研究室主任, 原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任藏族研究室主任, 原清华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教授任中东南研究室主任, 汪明禹教授任图书资料室主任。以后又建立了国内少数民族情况研究室, 吴文藻教授任主任。民族文物研究室由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教授任主任。这些人物, 几乎个个都是自己研究领域中的首席权威。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和林耀华还将他们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带到了研究部, 其中有陈永龄、宋蜀华、施联珠、吴恒、朱宁、王辅仁、王晓义、陈凤贤、沈家驹等人。
研究部还有傅乐焕、马学良、王钟翰、吴泽霖、李森、程溯洛、贾敬颜等名重一时的学者。这样的阵容, 实际上集中了当时中国大部分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和民族史学领域的权威人物, 真是星光灿烂, 盛况空前。
50 年代的民族学院, 虽然初创不久, 却因为拥有研究部而名声鹊起, 迅速成为全国著名的学府之一。二号楼中所聚集的这批学者, 用他们震动全国的几项调查和研究成果,赢得了研究部在学术界的地位。他们实际上在短短的几年中间, 奠基了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 也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特别是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人才。后来, 中国相继建立的十几所民族学院的第一批教授大部分是他们的学生。
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 他们属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都有在政治上、世界观上接受改造和再学习的任务。而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传统, “得其道, 不敢独善其身, 必以兼济天下”的观念, 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大胆地向政府提出各种建言, 其中多人也因此被定成了“右派”, 研究部遂成了学校中右派最集中之地。
1956 年, 由研究部抽出部分人建立民族学院历史系, 历史系中设民族学专业。1958年, 又抽出部分人员组成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其余人员于1980 年组成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3 年成立民族学系, 1986 年所、系合并。1994 年, 建立民族学研究院,下设民族学系、民族理论教科部、藏学系、民族博物馆和岩画中心共五个单位, 2001 年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四十余年雨打风吹, 研究部所在的二号楼早已物是而人非, 但他们留下的那段历史,难以完全磨灭。
我在儿童时期, 曾住在民族学院附近。记得在外面玩耍时和上学的路上, 常能遇见研究部的那些人物。有的人的子女还是我当时的小学同学, 我有时就去他们家里玩, 留下了许多片断的记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文藻、谢冰心夫妇和潘光旦、费孝通这一对师生。
在我的记忆中, 吴文藻先生与谢冰心女士总是双双出门散步, 潘光旦先生与费孝通先生一直形影不离。记得当时面容清癯的吴先生总是西服革履, 身材挺拔, 谢冰心则常着一身合体的旗袍, 显得十分年轻典雅。记得那时候吴先生夫妇好像只是默默地走路, 不怎么说话, 也较少笑容; 而潘先生和费先生则好像边走路, 边从容谈笑。那时候只是觉得他们有一点与众不同, 有一点另类, 还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几十年过去了, 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道他们几位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中的崇高地位, 才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和坎坷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 才真正明白少儿时的我在路上所看到的, 真是民族学院历史上两道动人的风景。
印象最深的是1957 年。当时反右运动已波及全国, 我还未到上学的年龄, 但懵懵懂懂听说大人中间出现了一些坏人, 一起玩的小朋友告诉我, 其中就有潘光旦、吴文藻和费孝通。我还向他们学会了批判右派分子的顺口溜: “右派分子黑良心, 反苏反共反人民······”当时校园里有很多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 但我不识字, 不知写的是什么, 批判的是谁。记得有一天, 在民族学院校园里看到了一张漫画, 画的是架着拐杖的一个胖老头, 一边走一边扔炸弹。我看不明白, 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炸弹? 又是炸谁? 有人告诉我,那就是攻击党和人民的右派, 于是我似乎明白那就是潘光旦。我曾和别的小朋友一起追在他后边喊着刚学来的顺口溜, 有的小朋友还向他仍小石头。记得他从不回头看我们, 总是很从容地继续向前走, 而费孝通先生也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形影不离。
还记得有一个场面, 那是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潘光旦先生在民族学院的大操场上拔草。当时我已上了初中, 知道他们是“牛鬼蛇神”。记得只有一条腿的潘先生是坐在地上拔草, 还有年轻的红卫兵站在后边监督。
后来读了潘先生老友叶笃义先生和他女儿潘乃穆的回忆文章, 才知道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但他面对各种迫害, 直至临死, 没有任何激烈的言词, 一直平静而乐观。据叶先生回忆, 他死前不久住在医院里,“见了我还是经常那样smiling face (笑脸) ”。当他被医院赶出, 准备回家去死, 女儿潘乃穆用一辆幼儿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时,他明明是去赴死, 却还“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 如同病愈出院一般。” (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 陈理、郭卫平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读到此处, 我心情黯然, 同时也隐隐想起古人所一直推崇的“卒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那么一种“有大勇者”的情怀。有大勇, 是因为“其志甚远也”。
今天读潘先生的文集, 深感他学术研究领域之广阔, 而其中使人特别印象深刻的, 是他关于教育的主张。作为教育家, 他主张教育就是通过学习来更好地展示人性与实现人生。他批判仅“为物”的教育, 认为这仅解决一个“吃饭问题”。他认为: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和造就“人格”。他说, 大学教育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做人”与“做士”。他痛心疾首地指出: 有些人, 一出校门, 一入社会,“就变成了追名逐利、狗苟蝇营之徒。”他认为士的教育第一要立志, 即“士要自觉到他的社会担当与责任”, 第二要学会“忠恕之道”。知道了潘先生的坎坷经历, 再来读他的文集, 深感他作为一个硕学大儒的渊博, 而且他的言与行, 确实体现了中国士子几千年传统的“仁且勇”的思想和人格。
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 他和费孝通先生都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在那种情况下, 多数人对于右派都是避之唯恐不远。右派分子之间, 也都互相回避, 以免罪上加罪。当时, 研究部受迫害最重、处境最悲惨的是潘光旦先生, 他生命垂危, 已无力自理, 而子女又被迫离开他的身边。“士穷乃见节义”, 费孝通先生在自身难保的危难之中, 始终坚持关照自己的老师潘光旦先生。
潘先生死前不久, 家被红卫兵查封, 没有足够的御寒衣被, 费先生就将自家的衣被拿来送给潘先生用, 费先生还亲自给潘先生织了一双毛袜子穿。前几年, 一次在潘乃谷老师家做客, 潘老师给我看一只葫芦。那是潘先生在世时很喜欢、收藏多年的葫芦, 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扔掉。费先生爱屋及乌, 他知道那是老师的心爱之物, 于是冒险悄悄将其捡回收藏起来, 十几年后, 交给了潘乃谷老师。潘先生临死前, 子女都不在身边, 费先生陪着他的老师, 将死前痛苦挣扎的老师拥在怀里, 潘先生是在学生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文化大革命时, 我正在清华附中读书, 不久就上山下乡, 到了陕北, 直到1982 年大学毕业后, 我考上了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 真正来到了儿时曾见到、曾很奇怪的这些人物中间。当时潘先生已去世多年, 而吴文藻先生还在, 费先生虽然已调离民族学院, 但常来研究所里座谈、聊天、下围棋, 林耀华先生是研究所所长。他们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们都成了研究所的骨干。其中, 陈永龄先生任副所长, 宋蜀华先生任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如果从吴先生算起, 当时的研究所里已是五世同堂。
古人韩愈在论述不同代学者之间的关系时, 曾有这样一段议论: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 莫不有先达之士, 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 亦莫不有后进之士, 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 莫为之后, 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 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与于襄阳书》)
这就是说, 再优秀的年轻学者, 如无有名望的老师向世人推荐, 也难以成名; 而再杰出的建树和思想, 如无优秀学生的继承, 也无法传播下去。这种老师和学生相得益彰的情况,千百年才会一遇。
80 年代初, 研究所几代师生同堂, 朝夕相处, 切磋交流, 真是实现了负天下望的先达与后进之士难得地汇于一堂的盛况。
50 年代初的那种浓浓的士子之气, 又回到了研究所, 回到了二号楼。身处其中, 耳濡目染, 我常常感到那里有一股悠悠缭绕的灵气, 一种场, 一种中国士子之气的场。记得当时每走进二号楼, 似乎就有一种感觉, 深感其不同一般的气氛, 就像后来学气功时进入了气场, 而且那是一种“不依形而立, 不恃力而行”的场。
在那个场里, 我分明感受到了士人特立而独行的自由气息, 耿介拔俗的清高与执著,特别是学术研究所依仗的科学与民主之精神。
不久, 研究所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 建立了第一个博士点, 第一个博士后站。
在研究部这些学者之间, 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 他们个人, 也并非圣贤, 并非没有缺点。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他们的缺点和各种毛病都有一个底线, 道德的底线, 那就是在中国历代文人中传承了几千年的礼义廉耻信念。如果没有这个底线, 这个信念, 他们之中的多数又怎么可能抵御各种干扰和诱惑, 潜心于学问? 又怎么可能对所研究的社会现象作出公平的判断和分析, 从而留下有价值的作品?
有时会听到一些人对他们之间的矛盾的议论, 有的人甚至津津乐道, 把它写进书中,大肆渲染。我在美国几所大学的人类学系访问时, 一些自称熟悉中国同行的美国学者也依据一点道听途说, 向我大谈研究部的学者们之间的矛盾。照他们的说法, 那似乎是极为严重, 水火不容。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追随于导师林耀华先生左右五年, 使我得以进一步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他们可以有学术上的失误, 政治判断上的错误, 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真诚的, 都是为了信仰, 为了真理, 为了求真, 为了事业的追求。他们绝非蝇营狗苟之徒,没有阴谋诡计之辈的勾心斗角, 追逐名利的争斗。他们之间有矛盾, 甚至有斗争, 但那完全是君子之争。有一些外人, 他们的解释往往从自己庸人的角度、龌龊的心理出发, 往往是夸张的、可笑的、庸俗的, 甚至是卑琐的。
1987 年, 研究所搬到了主北楼六层, 似乎那股气、那个场也就随之转移。
现在, 研究部的先生们绝大多数已经故去或退休了, 那个场似乎也在削弱。但无论如何, 我还是能感到它的存在。那是一股灵气, 一股不绝如缕的灵气, “不待生而存, 不随死而亡”的灵气。我相信, 那些故去的先生们, 他们“生而为英, 死而为灵”, 他们的灵气并未散去, 还时常萦绕在我们周围,“灵之来兮如云”(《楚辞·九歌·湘夫人》) 。
也许在二号楼前散发着氤氲香气的草坪树下, 也许在主北楼六层的走廊中, 也许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 或在熹微晨曦之中, 他们会在校园里漂游徘徊, 搜寻那些有感性的学子。在他们读书时, 沉思时, 甚或是睡梦中, 仅仅是在一瞬之间, 将这股灵气注入他们的心灵。
于是, 研究部的灵气, 那种科学的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不慕名利特立独行的士子之气, 得以在这个校园里找到一块土壤, 得以继续。
学生们给学校打了很低的分, 但校园里还是有一些角落, 有一些环境, 漂游着研究部的灵气, 时时熏吹, 给人以灵感和激励。这也许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 却始终还有几个全国都承认的一流的专业, 有时还能够做出一流成果、培养出少数一流学生的原因吧。愿研究部之灵永存。
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杨圣敏    原文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 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