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王铭铭先生在《关于中国人类学——就几个问题答问者》中说：“197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断断续续地涌现出一些提倡以至推崇人类学学科的学者，这些学者有的本身就是人类学家（其中文化人类学家或自称“民族学家”），有的是其他学科中对人类学有兴趣或贡献的（如比较文化界的乐黛云，法学界的梁治平、朱苏力，历史学界的郑振满、陈春生、刘志伟、赵世瑜等，政治理论界的邓正来，哲学界的赵汀阳）。”（王铭铭：《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第78页）
王铭铭先生眼中的人类学，似乎与这门学科的古老定位存在很大的距离。我们在第八讲《人类学的视野》中曾说过，广义的人类学学科，公认为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也叫文化人类学）这四门。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这三门我们已经论述，此处不论。
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在中国往往被称为“民族学者”。应该说，1949年以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根苗，都已经被铲除尽净，这当然是令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因为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安排，因为要进行民族平等的宣传，所以，要进行民族调查和甄别的工作。这样，差不多所有的人类学学者都被整合进行民族调查的工作。潘光旦先生、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都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加上更年轻一代的陈永龄，可以说，这是的中央民族学院人才济济、盛况空前。但是政治的安排，给这些先生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屈辱和伤害，赖以安身立命的学科已被认定为“伪科学”。原有的学术理念、学术精神、学术体制一夜之间，被格式化了，现在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发挥一点余热吧。这些老先生并不是三心二意，而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热忱的，他们投入到政府组织的民族调查中去。难以想象，右腿严重残疾的潘光旦先生，居然和年轻人一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没有一点对事业的热忱，恐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1949年，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老一代人类学家发挥余热的情况下，慢慢地形成的。所以中国的民族学是一门高度政治化的学科，看似轰轰烈烈的背后，蕴藏着中国人类学家几多艰辛、几多泪水。潘光旦先生没能等到这一天，于1967年死在费孝通的怀里。费孝通燕京大学的恩师吴文藻先生（师母就是那位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常青树冰心老奶奶，因为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四位学生都生于1910年，属狗，可能幽默的师母最先称她们为“吴门四犬”）等到了这一天，但老先生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1978年以后，尽管又活了七年，但老先生感觉没有什么话可说。
林耀华先生劫后余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始了自己新的跋涉。这时候的林先生把自己定位在培养人才上面。中国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中央民族学院居然长期没有民族学系，这也是一个可以奇怪的事情。古稀的林先生费尽千辛万苦，经过多方奔走，才于1983年5月正式成立民族学系。后来又成立系所合一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林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庄孔韶是那里的骨干力量。
中国民俗学的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山东有一份刊物《民俗研究》，品位很纯正，是一份难得的人类学刊物，但是并不称为人类学刊物。中国民俗学的历史比起中国人类学，要长久一些。中国民俗学缘起于北京大学，发达于中山大学。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都是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钟敬文先生可以说是百年中国民俗学的见证人。钟先生又一股罕见的韧劲，在民俗学的园地里，耕耘不辍，至老弥坚。但是，钟敬文先生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持民俗学教研室。王铭铭回到国内进行田野调查，便到了钟先生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俗学教研室，拜访高龄的钟先生。当时，王铭铭并没有决定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以，似乎很有一番抱负到钟先生的研究室。王铭铭毕竟年轻气盛，代钟先生起草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的章程。可见，在王铭铭眼中，民俗学和人类学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他看来，民俗学只是人类学的一个部门之一。只是到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学者，一般并不具有人类学的学科自觉。钟先生于百岁高龄仙逝，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学者留下了不尽的思念，为民俗学这一学科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到底民俗学在人类学学科中占有什么位置，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人文地理学也是人类学的视野之一。王铭铭先生的家乡是福建泉州，所以，他最早的学术工作是研究泉州的区域历史，可以说是区域城市史，最终以《逝去的繁荣》为题发表。这一工作既是地方志的内容，又是人文地理学的内容。所以，区域城市史是人类学的视野之一，中国限定的学科之中，有一门叫做历史地理学。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就是历史地理学的先驱之一。侯先生长期坚持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说是城市历史学的奠基人。但是侯仁之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现在侯先生的学术团队北归入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在北大地学楼有自己的办公室。所以，人类学者如果说，区域城市史属于人类学的视野，那么，人类学的这一只手，是否伸得太长了一些？王铭铭先生觉得人类学不仅包括以上所收的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区域城市史，而且还包括历史学，按照王铭铭先生的说法，人类学所研究的是历史学的垃圾部分。这还不算，王铭铭先生还把研究政治学、法学的邓正来先生、梁治平先生、朱苏力先生，划入自己的学科视野。这样，人类学就被王铭铭先生大大地扩展了，甚至研究哲学的赵汀阳先生也被拉入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哲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可以被说成是人类学，不管这些学者承认不承认。王铭铭将人类学的视野扩展到了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艺术、历史，我想不会是仅仅为了概念游戏。在王铭铭先生的著作中，比如，《漂泊的洞察》，对法学、政治学的关注，似乎更胜于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也就不是偶然的了。难怪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的讨论中，民族学者胡鸿保先生发出这样的疑问：“总的来看，你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人类学（或民族学）传统上较为注重的少数民族问题。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偏向？是不是因为你想把少数民族研究排除在人类学之外？”（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427页）其实，胡鸿保先生并没有懂得王铭铭的心思，王铭铭先生要在传统的人类学之外寻找人类学的精神资源，他的这种做法不仅人类学者不理解，恐怕人类学之外的学者更不理解。这样，王铭铭注定是寂寞的。
照王铭铭先生的理解，人类学恐怕是一门边缘学科。他要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样，传统的人类学就被王铭铭先生解构了，新兴的人类学就被建构了，建构成一门边缘学科。无所不包的人类学还会是一门学问吗？显然，已经不是一门学问，而是理念相近的学人用以表明自己身份的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最近二十五年来，迅速地成长着，尽管这里面的学人被视为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但还是有人类学的整体风格的。比如说，梁治平先生、朱苏力先生、邓正来先生、赵汀阳先生，在我看来，还有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法理学家贺卫方先生、经济理论家汪丁丁先生、戏剧史家徐城北先生、世界史家朱孝远先生、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科学文化人江晓原先生都具有这种质地和风格。
由此看来，人类学这一学科，是撕碎了再粘贴。民族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地方志学，这些成为碎片的学科，能否重新粘贴成为一门统一的人类学学科？这当然是我们的期待，只是它的前景，总让人觉得渺茫。如是观之，人类学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学科，人类学家，其实就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是最后的但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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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老师是个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