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小序
今年已经九十四岁的费孝通先生，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水乡吴江的富家桥弄。费孝通小时候身体异常羸弱，赢得了“小废物”的外号，满腹委屈的费孝通，放学回到家中，就向妈妈询问：我为什么非得姓「费」？言外之意，假如不姓「费」，同学们就不会给自己起“小废物”的外号。费孝通后来成为百年中国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是否对这个社会学问题不断思考的结晶，我们还不得而知。但羸弱的身体，往往挡不住大脑的思考，这倒是一个规律。费孝通作为杰出的学者，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那就是不喜欢书本上的死道理，总愿意从生活当中看出问题。这种学术的作业方式，可以当得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费先生充满传统士人的忧患情怀，但又是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牵引着费孝通的心思。可贵的是，费孝通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行动者」。所以，尽管费孝通参加过政治，包括1949年以前的「民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八十年代以后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首长」，但这都不是费孝通对自己的定位，外物于我何有哉！费孝通可以说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统一体，貌似不可解的背后，其实有费孝通内在的逻辑和心情。
费先生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求学，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斯基，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导师马林诺斯基称为“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1938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划时代大师，《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已是众口皆碑的经典著作。经济思想史家朱绍文先生指出：《国富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资本论》是中国发展近代化的三大思想财富。笔者以为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必是体认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学术经典。费先生在长达七十年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发扬学以致用的学术传统，尽管由于社会学以外的原因被迫中断了学术工作达三十年。但先生踏遍青山，常将民生萦怀；白发皓首，不移少壮之志。愈挫愈奋，至老弥坚。费先生将近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深深地嵌入乡土中国，阅读中国这本无字之书，将文章写入大地，将思考带入世界，将自己的著述化为泥土，沁人心脾，历久弥新。费孝通已经成为一本厚重的大书，每一页都与世道人心息息相关，每一页都记载着中国社会学史的风雨沧桑。阅读这本大书，需要一点力量，人格的力量、学术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实践的力量；需要一点热忱，了解本土的热忱、了解异己文化的热忱；需要一点胸怀，推己及人的胸怀、推人及己的胸怀。我不敢说已经懂得了费孝通的心思，只是五年来翻阅费孝通这本大书，体会其中的四「页」，所写出的旁批，有些也许是一点点心得，不敢藏拙，与同好一起学习、切磋。

第一页——席明纳

费孝通先生的成长路径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费先生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总是喜欢讲述「席明纳」这个名词。

费孝通作为一个学生，似乎非常幸运，总是能遇到很好的老师。1930——1933年在燕京大学遇到了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先生，1933——193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得到国际体质人类学的名师史禄国先生的倾心指导，1936——193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受到了马林诺斯基主持的「席明纳」的熏陶。这种「席明纳」式的人才培养作业方式，费先生深受其益，刻骨铭心。
费孝通先生思想的发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值得深入思考，仔细体会。在我看来，「席明纳」对费孝通的成长有极大的功用，所以费先生对「席明纳」情有独钟。甚至费先生娓娓而谈的文章趣味，都受到了「席明纳」的深刻影响，体现了「席明纳」的学术精神，通过「席明纳」，进行人文对话、学术切磋、思想操练。从抗战时期的“魁阁”，到1995年开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都有一脉相传的「席明纳」传统在。「席明纳」是英文词seminar 的音译，费孝通在《留英记》中说：“席明纳简单的可以译作讨论会，但是讨论会这个名称还传达不出它的精神，所以用这个英译的名词。”费先生翻译的这个英语单词实在有趣，音、义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席」者，席地而坐也，「明」者，讲明白、听明白、弄明白，「纳」，择善而从也。如此看来，「席明纳」真可称得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精彩注解。「席明纳」倒有点像中国哲学史上经典的学术辩论——“鹅湖之会”，程门立雪的方巾气太重。中国喜欢用心「辨」——「明辨」，西方人倒喜欢言「辩」——辩论。也许真是一字之差，西方人走上了理性思维的路径，中国人敏于行而讷于言。思想交流的前提应该是独立、自由、平等、包容，长期的面对面交流，可以形成一个交流场，在一个良好的交流场所，思想是不存在短路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讲座、学术会议，举凡公共交流空间，很少存在真正的精神交流场，更难以体会「席明纳」的乐趣。倒是古代的书院、诗社、文社还有些平等探讨的例子。“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享有盛名的，朱熹、陆九渊辩难问疑、平等交流的风度，不绝如缕。
马林诺斯基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室，每星期五下午都主持一个「席明纳」。「席明纳」通行的名字是“今天的人类学”，费孝通先生更愿意称之为“人类学的前沿”。这是当时人类学的著名的学术沙龙，德高望重的马林诺斯基先生吸引了众多的参加者。马林诺斯基先生主要进行学术组织工作，每次都提前安排好一两个学生做主题发言。届时发言人宣读一篇调查报告，或者自己的学术论文，大家“疑义相与析”。这个人类学工作作坊有着充分的学术自由，所讨论的问题，差不多都是最具有创造性的，这里是人类学的前沿阵地，难怪许多学者都趋之若鹜。马林诺斯基身体羸弱怕风，但喜爱抽烟，所以工作作坊烟雾缭绕，热气腾腾，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学生在接受着人类学的精神成年礼。费孝通先生幽默地说：“我最初参加这种场合，真是连话都听不懂。听不懂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里的人虽则都是在说英文，但是来自世界各地，澳洲的、加拿大的、美国的、欧洲大陆的之外，还有亚洲的、非洲的，口音各有不同，而且在席明纳里都是即兴发的言，不是文言，而是土话。其次是材料具体，富有地域性，地理不熟，人类学知识不足，常常会听得不知所云。我们这些小伙子就躲在墙角里喷烟，喷喷就慢慢喷得懂了一些，也就觉得它的味道不薄了。”〔1〕
「席明纳」对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学者的成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这样看，一个社会学者对「席明纳」的自觉程度往往决定了这个学者的学术高度。所以王铭铭先生在《人类学者的成年》中写道：“一个好的人类学科系，能提供三个方面的课程：研讨班、讲座和民族志电影。研讨班是一般上课的方法，课程的内容包括人类学史、当代人类学思潮和主题、分支研究领域入门、区域民族志，要求学生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在班里参与讨论。”〔2〕
1938年初冬，费先生学成回国。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北平的学人纷纷内迁，形成一次颇为壮观的「文化移民潮」。吴文藻先生来到云南大学，创设社会学系，费孝通应老师之招，任云南大学教授，主持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费孝通先生自觉发扬导师马林诺斯基的学术精神，由于对「席明纳」体会颇深，于是将「席明纳」式的人才培养作业方式付诸实施，产出可喜的学术成果。这一段时期，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
费先生回忆说：“1939年春季我在西南联大兼课，张之毅同志在我班上听课。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首先报名自愿参加我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他带头陆续有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等同志参加，加上云大的教授许琅光先生和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有义同志，形成了一个研究队伍。”〔3〕1940年，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云大燕京工作站疏散到昆明郊县呈贡的古城村南门外的一个古庙——魁星阁，简称「魁阁」。生活的艰苦并不影响「魁阁」成员对事业的执著，「魁阁」同仁的学术讨论可以说无时不在，张之毅的妻子刘碧莹回忆说，这些人都是书呆子，搞调查，写东西，一天到晚在一起说调查的事，晚上不到十一二点不睡觉。他们这帮人干事业不要命的。定好了就分头去调查，回来见面就争论。〔4〕如果说，十年前恩师吴文藻先生呼唤社会学的中国化，那么，经过十年的培育和开拓，中国的社会学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而成熟的标志，就是以费孝通为核心的「魁阁」。在我看来，「魁阁」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沙龙，围绕在费孝通身边的学人，组成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团队，谢泳先生甚至认为「魁阁」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雏形。
「魁阁」时代的费孝通可以说得上是羽扇纶巾，英姿勃发，谈吐优雅，指挥若定。现在看起来，「魁阁」时期的费孝通先生处于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田野调查方法最成熟、学术切磋最愉快、思想操练最自由，简直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的神仙一般的日子。难怪费先生对这一段生活那么一往情深：“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5〕这样看来，费孝通先生的「魁阁」生活实在是中国社会学史上值得忆念的时刻，实在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如果联系1949年以后社会学学科在中国被取消的悲剧命运和社会学者惨淡的人生际遇，那么，「魁阁」的日子就更加令人神往了。我可以说一句大胆的话，在「魁阁」，中国社会学学者举行了自己的「成丁礼」。费先生的巨著《乡土中国》，其理论框架、文化风格得益于「魁阁」时期的文化沙龙。1946年——1949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工作其实是「魁阁」心血的结晶。那一时期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出现在学术界。对社会学，可以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作用力改变学科的格局和学人的生活。如果说，这种改变的前提是以学者的自由选择和独立人格为依据，那么，这原本也是极正常的；不幸的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进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真可谓波澜壮阔、暴风骤雨，按照至尊的说法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一个有自己成熟理念和文化风格的学科，几乎一夜之间突然在中国消失了。现代学科和国家的制度安排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实在值得探讨。社会学在中国的消失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学课题，恐怕需要很大的篇幅，才能说得清楚。1949——1952仅仅三年的时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学术资源、学术精神、学术制度就被格式化了，换上了另外一套难以名之的软件。王铭铭先生说“现代人类学是一门‘善待他人的学问’”，费孝通先生在那一段历史的过渡时期，对待国家的政治安排存有一种特别的善意，加以清华大学民主教授的名声，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费孝通先生成为政治上的红人，1949年就是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九位常委之一，主持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那时的费孝通先生真是有点春风得意。
但是内心深处，费先生又是非常痛苦的，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都是费孝通之所以成为费孝通的根基所在，但政治的安排使他成为一个「政治人」，学术是费孝通的「旧恋」，但社会学家费孝通却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善待他人、极度敏感的费孝通曾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论家，但无论如何在1957年，没有辨别风力和方向，挥笔写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大文，文笔之好，深得毛泽东的赞叹。可惜了，没有懂得毛泽东的心思。几乎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发了一场席卷神州修理知识分子的大风暴——反右运动。被打入另册的费孝通只能作为一个多余人，苟全性命于「治世」。文化大革命的间歇阶段，曾和自己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师母谢冰心先生奉命翻译《世界史纲》，聊算老有所用。先生喜爱读书，偌大的中国，却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热心于田野工作，但用一种强迫的方式进行，类似古代的流放。
费先生劫后余生，欣慰之余，感慨丛生。
重新出山的费孝通先生，再也没有兴味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只是想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民族学的调查。但是中国取消了社会学，并没有避免社会问题，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国，可以说百弊丛生、元气大伤。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能犯错误、亦能改错误的组织，胡乔木出面要费孝通组织恢复社会学，但是，谈何容易？这个时候，所谓的“恢复社会学”，还不如叫“重建社会学”，具有深重使命感的费孝通要为社会学「续命」。坚韧的费孝通依旧没有忘记组织席明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没有很好的学术传统，倒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的学风与所长费孝通所秉持的学术精神很难对接，从培育学术新人、使社会学薪火相传的角度考虑，费孝通先生只好无奈地退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到北京大学组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寻找自己的衣钵传人。但事实令费孝通非常失望，无奈之余，只好策划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先生对这个研讨班，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给予高度的关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为，这里面有费孝通先生的心思。
费孝通先生倡导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意在实现「席明纳」式的作业方式。但是事实上，在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插话、独白比较多，而真正的对话、质疑、辩驳，非常少，令费先生深以为憾。费先生晚岁无论怀念前辈的散文，还是进行学术反思的长篇大论，在看似轻巧的文字背后，似乎有一种寂寞的心境；也许，费先生的心情，没有人认真的体会，也许后辈人不具有费先生那样宽广的学术胸襟和深厚的人文关怀。1999年，2月7日，春节前夕，费先生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学者谈话时，表达了一种急迫的心情：“你们心里都有好东西，但是还没有发挥出来。怎么样才能帮你们发挥出来呢？我想可以用交谈的办法。人在社会里，要有一个‘语境’（discourse），需要与别人交流，不能只靠自己，在人同人的接触里才能生出来新东西。……你们已看到我同李亦园和方李莉的两篇对话，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来个对话？”〔6〕
这个研讨班，其实就是「席明纳」，费先生晚岁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反思，往往在高级研讨班上娓娓而谈，就论文的写作背景、内容、主旨，进行阐释、解说，解说论文的潜台词，也就是旁白。《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年）、《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997年）、《读马老师〈文化动态论〉书后》（1997年）、《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1998年），费先生要进行一个跨越时空的「席明纳」。费先生赋予「席明纳」以文化的意义，在我看来，「席明纳」的有趣之处在于「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反思」，「对话」的目的是「文化自觉」。费先生将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定位在「跨文化的席明纳」，这里的「跨文化」有两层意义：首先是参加人员的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族群和社区；其次是研讨班所讨论的内容应该“无所不言，无所不思”。费先生所谓「跨文化的席明纳」，其实还有一层深意，既然已经变成「地球村」，村东、村西、村南、村北的人跨越自己的族群、社区和文化进行交往，语言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法律的、教育的、艺术的、宗教的……，人类的交往其实就是一种对话，保留自己社区文化的同时，寻找共同的话题。
「席明纳」不仅是费孝通先生的一种学术作业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一个自觉的文化人类学家来说，「席明纳」不会仅仅是学术的沙龙，更是人类不同类型的文明间，通过反思进行对话以达致文化自觉，共同迈进和而不同美好社会的基本路径。

第二页——乡土中国

近代哲学名家冯友兰先生关于城乡有过有趣的比较，大意是说：上海人觉得自己是在城里，而其他地方的人则是在乡里；美国人又觉得自己是城里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则是典型的乡里人了。
人类是一个讲究群体的动物，他们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城市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她的文化意义，还有待我们深入体会。城市是人类能够更好地凝结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体育的力量，人类体现自己力量的事件、人物、建筑，更多地存在于城市之中。现代城市，是与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相伴生的。现代城市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这种规则，往往是全世界的城市所通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一体化，更多地体现在城市，村庄是多元的所在，城市则是一体。乡村和城市的互动，成为世界格局的多元一体。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最大的财富是土地，所以费孝通先生将自己解释中国社会文化品格的著作称为《乡土中国》，将怎样建设的著作称为《乡土重建》。费先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加以出色的文笔，中国乡土社会的性格简直可以说是活灵活现，韵味悠长：“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7〕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理解、体会是独到而深刻的。费孝通对乡土中的农夫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其实是一个士大夫的情感。费孝通觉得，只有改变乡土中国的现状，才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提出「工业下乡」。1949——1978年，三十年间，中国走上了一条奇特的工业化路径，在城乡之间修筑了坚实的藩篱——户籍制度。中国选择工业化的路径，却排斥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最后经济都走到崩溃的边缘。1978年以后，邓小平在政治上重新出山，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立志改变中国贫困的状况，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贫苦的凤阳农民吹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号角，邓小平将它推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农民获得了实惠，乡村经济活跃起来。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城乡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限制、阻碍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广阔天地」可以解决农民的民生，但是，仅仅依赖「广阔天地」，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发挥的功用，大体上已达极限。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没有足够的力量通盘考虑城市和农村，所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策的倾斜，城市迅速发挥出活力，城市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农村经济改革而有所缩小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落差，又迅速拉大了。农民出路何在，农业出路何在，农村出路何在？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出现在农村改革十多年之后，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仅仅是城市现代化，而不是城乡一体化，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不是农村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恰恰相反，有人不愿意推进城市化向前发展，致使中国产生了大批的没有品位的城市，导致城市的吸纳能力严重不足。中国城市的门槛本来就高，加上不发展大城市的政治安排，使很多农民来到城市以后，甚至没有立足的空间。城市的交通月票是对城市人服务的，城市的公园月票也是为城市人服务的，有些农民进入大城市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依然被认定为是「外地人」，依然被认定为「农民工」，「农民工」这一词语是对文明的亵渎。这一词汇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城市拜物教」。我们在大城市的电视上，主持人的这种语言，相信是不会陌生的：今日本市某商场发生一起抢劫事件，据知情人报告，犯罪嫌疑人是两个「外地人」，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媒体作为现代公共空间的力量，居然如此轻蔑「外地人」，「外地人」在现代城市的处境可见一斑。其实，具有现代品格的城市，构成城市居民的主体恰恰应该是「外地人」，真正没有「外地人」的地方应该是乡村。
费孝通先生曾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但是1957年被至尊钦定为右派，被迫向人民认罪。应该说，从1957年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费孝通也不例外。从此以后，费孝通先生只能躲避政治的干预，不愿意和政治上的势力再绞在一起。但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57年谈政治使费先生遭受了灭顶之灾，从这时起，费先生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但既然作了过河卒子，也就只能拼命向前了，费先生和政治有着剪不断的血肉联系。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1978年以后，邓小平为表示开明，强迫费孝通出面参加政治活动，费孝通做到了人大副委员长。但是，对这个政治强加给他的这一定位，费孝通是并不满意的。费先生又很清醒地看到，这个官位对自己也许不无好处，通过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的视察，费先生可以玉成自己的「乡土中国」和「多元一体」的田野调查工作。我们可以说，近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能够像费孝通如此方便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田野工作。所以，除了西藏和台湾，费先生踏遍青山。也没有一位「政治家」，如此勤奋地视察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费先生的心思，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定位上。
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就有「工业下乡」的想法，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可谓「行行重行行」，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用自己的学理给农民帮忙，给政治帮忙，费先生的心态是复杂的。这一段的工作被费先生总结为“志在富民”，费先生强调，这是一生的追求。望着费先生老迈而忙碌的身影，我们怎么忍心非议费先生的工作。应该说，费先生的田野调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 但是费先生一向喜爱「席明纳」，我这个坐在边缘的晚辈，以诚相见，才是真正爱护费先生。
在我看来，费先生提出的「小城镇 大问题」，只是四十年代「工业下乡」的旧梦重温。加以费先生原本就具有的民粹主义倾向，致使八十年代费先生的乡村理论没有在四十年代的基础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费先生八十年代关于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思路，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就业和致富问题，通过具有国际声誉的社会学家费先生出面论证“小城镇理论”，有关方面原本就不希望农村人口来到大城市，邓小平就说过，“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是有限度的，并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况且小城镇的乡镇企业水准很低，制造了大量的污染，给民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可以发展乡镇企业的，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昆山，之所以乡镇企业发展的这么好，很大一个因素是依托上海这个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不发展大城市，中小城市也难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乡镇企业更是前路茫茫。费先生所寄望的苏南、温州，都是历史上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具有发展乡镇企业的传统资源。而中国其他地方，哪怕是江苏北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都不是很理想，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上海经济难以辐射到那个地方。
农民跑到城市，是为了做事情，真正不往城市跑的，一种是乡镇企业的老板，还有一种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一点想法的农民，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是不甘心在农村就守着那可怜的一点地的。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经常在地摊上吃小吃，卖牛肉板面的大部分是安徽人，卖刀削面的是山西人，卖兰州拉面的大部分是新疆人。走在街头，收破烂的大部分是河南人。有时候，我在想，从新疆那么遥远的地方，坐火车来到石家庄，卖羊肉串，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没有政府官员组织，依靠自发的力量，在城市里面立足，站稳脚跟是非常不易的，城市不相信眼泪，城市只肯定成功。在城市里面不能立足的，往往只能回到老家，他们是竞争的失败者，但是在城市见过世面，在老家，往往可以有较富裕的家底，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把城市的信息带回老家，丰富了农民关于城市的想象。中国移民史学者葛剑雄先生曾指出：上海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商埠，移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人人生而自由，中国人却在户籍的枷锁之中。石家庄成为一个重要的小商品集散地，关键是有南三条和湾里庙两个市场，而这两个市场的商户，大部分来自温州市乐清县。在石家庄，可以说是小商品大问题，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商埠，是石家庄的发展方向之一。乐清农民对石家庄的成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事实上，二十五年来中国农民已经越过那道高高的藩篱——户籍制度，从乡土中国来到城市。有些所谓「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了二十多年，甚至他们的子女都是在城市出生的，但还要在万水千山之外的老家申报户口，还有比这更让人徒生浩叹的事情吗？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小保姆、清洁工、送水工、送牛奶的、卖菜的、开饭馆的、卖服装的、美容美发的、高楼大厦的脚手架上的建筑工人、新房的装饰工、保洁员、摆书摊的……，当然还有乞讨的、卖假证的、卖黄碟的、城市角落里的风尘女子。他们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异乡，是在寻找自己的梦想，还是生存的保障？
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落后的城市化反过来又迟延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现在看起来，不能不承认，费先生的“小城镇理论”确实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民粹主义色彩。有一位学人说得好：解决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出路是减少农民。现在，中国需要发展大城市，使农民变市民。我们急需的学问是城市社会学，但并不是说农村社会学过时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共同构成一个大的文化格局。

第三页——文化自觉

人类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者研究奇风异俗而产生的。那个时候，人类学是有严重的文野之别的，所研究的都是所谓化外、荒蛮、原始、野性的族群。但费孝通先生却轻轻地越过了文野之别，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许是中国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一夜之间由“文明”变成“野蛮”之故。这个故事的确有趣。费先生最早进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这是一趟荡气回肠的死亡之旅，费先生的爱人同志王同惠女士——中国最早进行民族学调查的女学者，为营救费孝通，不幸跌落山崖，殒身山涧中。那一天是1935年12月16日，距新婚仅仅108天。中国现代最具规模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以一死一伤的感伤故事而开始，似乎在预示着中国文化人类学家独特而悲怆的命运。每当读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但历史在每次巨大的灾难面前总是有所补偿。回到梦里水乡，费先生在姐姐费达生主持蚕业改良的开弦弓村，修养身心。这位东瞅瞅、西看看的「小先生」执著地观察着水乡的一切。江村水乡的温情滋润着费孝通先生的心田，开弦弓村不经意间养育了人类社会学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位人物1938年于二战的硝烟弥漫之前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对开弦弓村的描绘便是经典著作——《江村经济》。费孝通先生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深受吴文藻先生、派克先生的影响。吴文藻先生教给了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的中国心。派克先生曾在讲课时指出： “所谓科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是能讲得出来，讲了人家懂得，可以试试的一种个人经验罢了。”〔8〕费孝通这一粒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种子，在老师吴文藻先生、派克先生、史禄国先生的浇灌之下，其实已经有了初步的文化自觉，但是费孝通本人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在马林诺斯基先生席明纳的熏陶下，迅速站到了国际人类学的前沿阵地。晚岁的费孝通先生能够进行新的学术冲刺，提出文化自觉的课题，这里面有费孝通与时俱进的时代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费孝通早年所受的教育背景。费孝通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四所大学学习，深受吴文藻先生、派克先生、史禄国先生、马林诺斯基先生的器重，派克先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名教授，1932年68岁高龄的老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带领燕京大学的学生到北平天桥、监狱，领略广阔的社会生活；史禄国先生作为国际杰出的体质人类学家，是研究斯古通人的权威，很早就从俄国来到中国，给费孝通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马林诺斯基原籍波兰，长期在英国讲学任教，费孝通是老先生的关门弟子。费先生受惠于四位先生的教导和栽培，四位先生分别是中国、美国、俄国、波兰人，单是费孝通的这四位老师，就可以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席明纳。费孝通和几位外国先生相处愉快，请益、对话、辩难、问疑，这给费孝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种深厚的人生经验对善于阐释人生经验的费孝通先生来说，是一笔不能轻估的思想资源。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费孝通先生，是一个真诚的民族平等主义者，费先生八十年代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得出了与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相似的结论。由此出发，在谢幕之前，一边进行学术反思，一边提出文化自觉。「反思」可以达到的高度是「自觉」，「自觉」的基础是「反思」。费先生认为人类社会可以达到和而不同的美好境界。「和」是一体，「不同」是多元。费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既有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思，又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扩展和延伸。「和而不同」就是世界范围的多元一体。一体化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在欧洲的步子要快一些。大家已经认为我们是「地球村」了，看起来，人类的一体化，并不能消灭「田野」。「田野」作为人类学的视阈，永远不会消失。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村规民约」的制定，美国一心当「地球村」的「村长」，中国似乎有意担任「地球村」的「党支部书记」。
费先生认为：“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我想，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自由要承认竞争为主，竞争就是有优势劣势之分，就形成了过去的格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靠社会控制的强加式的外力，还要有自我控制的内力。世界各国既然现在都属于一个地球村，这个“村”里就应该有一套“乡规民约”，大家认同，自觉遵守，否则就要乱套。“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是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适应社会的自我控制，是一种内力。中国老话里讲“克己复礼”，这个“礼”是更高境界的乡规民约。〔9〕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转型，世界经济政治的新秩序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每个大国喜欢用自己的尺度衡量别人。从生态上，大家共处地球村，日益接近；可是从心态上看，却南辕北辙。可以说，世界处于一个新型的“战国时代”。反思百年世界历史，强国对世界的争夺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政治全球化的可怕后果是对弱国的侵略和占领，当代政治强国对其他国家的干预，往往体现为“人权与主权”的复杂问题。大国、强国在百年历史上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争雄世界，结果使世界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当前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工厂」的出现，使各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分工合作的一个「车间」，在经济方面，人类的合作更多地体现出「地球村」的一体化特色。全球的「一体化」，现在更多落实在经济上面；人文世界的「多元」，体现在具有不同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族群上面。现在世界是否存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方面呢？一个中心是经济，两个基本点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三个方面指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中心」似乎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主旋律，两个基本点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但是，民主、自由成为各国的实践或奋斗目标；最让人头痛的就是三个方面，所以亨廷顿先生曾指出「文明的冲突」，确是一针见血。怎么解决文明间的冲突？这是个巨型课题，恐怕需要全球共同攻关。
这样冲突下去怎么得了。怎样才能在人类间得道呢？费孝通先生用“文化自觉”来概括。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0〕
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合发展的共处守则。1990年11月2日费先生在东京度过了八十岁生日，展望人类学的前途，费先生说出了十六字方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和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席明纳’，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11〕
人类学既然是“善待他人的学问”，在文明、种族、宗教冲突的时代，可以养成体谅他人的品格，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代社会，物质给人类带来的方便和益处，已经成为常识；法律和政治的安排，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操作模式，但是，民主和自由已经成为地球村人的普遍追求；比较麻烦的事就是民族的信仰和语言文字。「文化自觉」倡导在地球村人之间进行对话，但是，宗教信仰往往很难进行对话和交流，因为宗教所秉持的并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所以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间的对话，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恐怕中国文化要发挥更大的担当，因为在宗教和信仰方面，的确兼容并包。这个世界，恐怕不能用「武化」，「武化」只能使人类走向死亡，最终只能用「文」来「化」之。中华历史上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中国也有很好的传统。在我看来，汉民族宗教精神淡薄，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有极大的副作用；但是，宗教意识淡薄，却又可以成为一件好事。汉民族不信奉宗教，所以可以容忍各种宗教，这真是一个极大的优点。这是否可算费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一个例证？
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有四位文化老人值得关注，他们是：费孝通、金克木、于光远、王元化。学思并重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在九十年代渐入佳境，分别在“文化自觉”、“文化比较”、“文化方法”、“文化反思”方面有所贡献。在百年中国文化史上，费孝通、金克木先生属于第三代学人，于光远、王元化先生属于第四代学人。
费孝通关注民族间的接触。费孝通作为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已然很难具有四十年代的风采，我们对此只能抱有同情的了解。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新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应该诞生新型的孔子，新型的孔子应该具有文化自觉的理念。我体会这个时代，依然应该继承并弘扬蔡元培先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公民的自由』、『国家的民主』、『地球村村民间风俗习惯的容忍』是我们这个新春秋战国时代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我们应坚持“新三民主义”的立场：公民的权利、民族的位序、『村民』的文化。
郑也夫先生在《大学与知识分子》中指出：“我们没有盲目乐观的理由。在这个商战的世界上，民族主义的思潮仍在涌动。固然这一思潮的代言人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但大学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社区，应当成为这一思潮的解毒剂，应该成为超越民族利益纷争，融汇多种文化，孕育新文明的园地。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社区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冲突，追求一种更博大的文明，那么这一社区只能是大学的校园。大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专门致力于交流与理解的园地——不同思想与学说的交流，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流，在全球化的时代又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间加强交流，同时它还致力于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间的交流。”〔12〕当然，郑也夫先生仅仅是指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但并不是一种现实。费孝通先生希望培养新时代的孔子，这个孔子不仅懂得科学，而且懂得人文；不仅懂得历史，而且正视现实；不仅懂得西方，而且懂得东方；不仅尊重自自己，而且能够推己及人。这种新型的孔子，看起来不可能出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只能出现在文化领域。这样大学在培养新型孔子方面，就会有非常大的担当。遗憾的是，无论是西方的大学，还是东方的大学，并没有这样一种文化自觉。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大学是否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社区，都是很大的疑问。包容的理念、民主的体制、自由的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大学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品格，这样，培养新型孔子的任务岂不落空？所以，我们呼唤大学的自觉。实现“新三民主义”，中国的大学必然有重大的担当，因为中国出生的『村民』最多。当代中国大学有三种层次的「普通话」：老家话、普通话、英语。如果一个农夫，一辈子不离开家乡，那么，它的老家——小山村的语言，便是他的「普通话」，他没有必要学习中国普通话，在小山寨终老一生，悠哉游哉，快乐无比；如果考上大学，那么，他就有学习普通话的必要了，在大学里，班主任要求同学们学习普通话，否则，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这个同学若研究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学习经济管理，教授要求同学们学好英语这种「学术界普通话」。
中华文化可以为人类三大文明的对话、交流、融合做出怎样的贡献呢？这是费孝通先生谢幕之前，一日未尝忘怀的心思，为此，费先生神游冥想，精进不已。恰如王铭铭先生所言“中国人类学家，还有很多理想需要去实现。”〔13〕

第四页——文体大家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别具一种神采。
费孝通和冯友兰先生一样，都可以称得上文体大家。我们翻阅《三松堂全集》和《费孝通文集》，不论多么复杂的哲学难题和社会问题，都能引发我们无限的兴味，文章所阐释的意境，令人神往。

在百年中国学术史上，1949年以前的学者写文章，文风朴实、深入浅出、行文优美。1949年以后，中国近代形成的学术传统，很快被格式化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新文风」伴随着「新学统」粉墨登场。学术文章似乎必须写成一种老调子、新八股。近年中国第五代学人讨论学术规范，种种陋规真让人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读书》上的文章，其实有些是出类拔萃的学术文章，但多数大学的科研处长不齿这样的看法。学术文章越发让人看不懂，不能不使人深思。《读书》的新任主编，想法就更加有趣，结果《读书》上发表的很多文章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文章让人看不懂，其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文章实在是深邃、深刻，一般人理解不了，这时候需要耐心；第二种情况是文章的内容是全新的、引进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概念、新名词，本国历史传统中没有对应的词汇，这时候需要「格义」；第三种情况是最糟糕的，作者没有深刻的洞见，没有弄明白这种理论，这时候需要学术的鉴别力，在印刷的垃圾中寻找学术的金子。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所具有的神采，最大的特点是不端着架子，决不会面容严肃，也没有难懂的术语和莫名其妙的句子。费先生的学术论著可以作为文章来读，是否包含着燕京大学老师吴文藻先生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号召，是否有费孝通实践社会学中国化的高度自觉？《行行重行行》序言中说：“我所看到的是人人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而且，又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下笔很快，不多修饰，从小老师就说我这样毛毛草草，成不了大器。”〔14〕文章朴素平实，是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的一种整体性的特色，我阅读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郑也夫先生的著作，都有这种风味，就像绍兴黄酒，韵味悠长。平实的文章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费先生的文章真正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芳草天涯，来源于充满诗意的田野，文章中总能见出费先生的心情和思绪，费先生真是一个忠实的田野的守夜人。也许是寂寞的人类学生涯，使得费孝通这样喜欢倾诉。在我看来，人类学进行的工作就是真情旋律，需要倾听与倾诉，真情是无须雕琢的。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先生那里深受「席明纳」的熏陶，加上费孝通又是出色的教授和写家，所以形成了娓娓而谈的文章风格，费孝通的文章是「谈」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所以，可以认为，费先生的文章是一种「对话」，具有丰富的潜台词，别看费先生的文章清浅轻巧，其实，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思熟虑，如此轻巧的文章，恐怕是花了苦功夫的结果。心中有什么就说出来、写出来，看似简单，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笔者在北京南郊一所大学任教，曾讲授文化史、大学史和百年中国人物。喜爱讲课的我，总想说出自己的体会，但事实上，只是偶尔能够做到，大部分时间做不到。自己以为已经弄明白的思想，就是不能如意地写出来，更不能痛快地讲出来。把自己的思考写明白、说明白，真是一件大功夫。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例证。笔者于2004年春参加「清华大学与中国科技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发现，台湾来的学者，比如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先生、台湾大学的刘广定先生，发表学术演讲时，都不念稿子，将自己的观点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地讲出来；大陆大学者，除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先生之外，都是拿着自己的稿子念，这一现象引人深思。我就此问题向一位学者请教，这位学者倒也爽快：台湾学者学问做得实在认真，大陆的学者学问做得稀松平庸。由此看来，文章的平实清通，其实反映了一种朴实的学风。
曹聚仁先生是百年中国学术史上一位具有通识的史家，臧否人物，常能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他老先生纵谈文坛，往往把学问家的论文作为文章看，这样曹先生的《文坛五十年》格外地惹人喜爱，讨论现代散文家之外的散文时，指出：“如潘光旦之谈优生学，何永佶之谈现实政治，冯友兰之谈人生哲学，费孝通之谈社会问题，也都走的是闲话的路，和当时‘标语口号式’大文章异趋的。”〔15〕
“若以内容为主，而采取散文小品形式来写成的，则有王昆仑（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冯友兰的《新世训》，和费孝通的《民主、宪法、人权》，从内容说，这都是传世之作，从形式说，也可说是有了蒙旦散文的风格。其间，我们可以说，冯氏的散文谨严，王氏的散文畅达，费氏的散文‘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都为其他文艺作家所不能及的，虽说他们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16〕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非常推崇费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中，李亦园先生强调说：“您的文笔实在是漂亮”。

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文笔确实好。不论散文、政论、随笔，还是学术著作，似乎都是娓娓而谈。所以，我说，费先生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溢出来的，有来自芳草茵茵的田野的清新，有来自学术的理性，有来自人类学视野的将心比心，有相会于心的自由和惬意，有爱书者的痴情。费孝通其实在读两本大书：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重视理论和实践，观察与思考。有人说，费先生的学问是走出来的，费先生也一再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和必要。但费先生从没有偏废读书。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仔细想想，未必如此。

李国涛先生说：“费老是把他的杂文、小品、学术随笔当作文学作品来写的。”显然是不错的，但我在这里还要加一句话，其实，费孝通先生是打通了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所以，他的文字才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费先生的学术著作都是经营的文章。往往率先在报章发表。1957年，执掌《光明日报》的储安平甚至有调费孝通调入该报的打算。费孝通自成一家的文字得益于两种训练：一是国学，二是西学。当然费孝通的国学训练根基比起钱穆、顾颉刚先生相差甚远。但并不是说，费先生就一点国学根底也没有。费先生的父亲就曾引领费孝通在乡贤金松岑先生门下，拜师学文，在金先生的指导下，少年费孝通圈点了《庄子》、《史记》两部古籍。幼年的费孝通对文学有很高的兴味和偏好。费先生在《〈工党一年〉译者序》中说：“英国的巴力门又不是个墨匣纷飞，喧嚣漫骂的场合。议员们在这里面不但做到了彬彬有礼的态度，而且多以文采风流互相竞耀。我以前在英国读书时，每天早上总要费半个钟头读《泰晤士报》的巴力门辩论节略，我的目的不在政治，而在学英文。这里面有着最漂亮、最动人的现代文学。”〔17〕据张冠生先生的《费孝通传》记载：50年代初，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一事，乔冠华曾找到费孝通，请他主持其事。费孝通表示担心自己的英译水平不足以胜任如此大事，就推荐钱钟书担当此事。〔18〕由此可以看出，才子乔冠华对费孝通的推重。

费孝通一生都保持一种温润的性情。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费孝通一生，尽管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学人，但经历过狂风巨浪。1935年12月在广西考察时，费孝通落入瑶族捕猎的陷阱，一可死也；1946年，费孝通与潘光旦先生、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二可死也；1957年，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至尊钦定为右派，三可死也。但天公仁慈，使费孝通躲过劫难，能够在风雨之后见到彩虹。如此经历，在百年中国学术史上，不多见也。暴风骤雨，都被费先生化为笔底烟云。费先生读书不倦，行走不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行重行行，写写复写写。

费先生文字中，我最喜爱《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先生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稿。1947年应张纯明先生之邀，发表在《世纪评论》。《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都是费孝通先生学术工作的第二期，注重对文化类型的分析，第一期工作是给费先生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江村经济》。一部理论性的讲稿，费先生却写成可圈可点的文章。大家都异口同声称赞费先生的《江村经济》，王小波先生甚至认定该书是中国人笔下最值得一读的科学著作。我有自己的偏爱，《乡土中国》实在写得生动活泼，在此书中，费先生提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理论，我读来读去，总觉得这是一篇绝妙的小品文。按照当今中国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如此宏大的主题，怎么也得写出三十万字的专著，引述古今中外的引文无数，著作的难读倒还在其次。每个学人都有自己的著述风格，每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著述风格。我倾向于认为：作者文字的风格往往体现思想的特色，真正的大手笔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深刻的思想用清通的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之间的确有一种微妙的互动。思想当然是先于文字的，但是，人类文明史、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字来承载的。用文字来记载的可以说是大传统，生活之中存在的可以说是小传统。费孝通先生其实是在沟通大传统与小传统。其实，也许在文字之中，还存留着不为人所知的小传统吧。
2001年10月，费孝通先生前往香港参加第七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九十一岁高龄的费先生发表了题为《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的学术讲话，依然是娓娓而谈，但是，这回并不是那样轻巧，可以说有些感伤了，费先生开宗明义：我很高兴能在有生之年来到这里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参加“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了。费先生在回忆「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缘起后，接着讲到：“转眼之间，18年匆匆过去。在各位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把那个良好的开端延续到了今天。当年参加研讨会的陈岱孙先生、梁漱溟先生、梁钊韬先生等老朋友都已经过世了。我自己日渐衰老，进入老而未死的这段时间。我要求自己做一点文化反思。我愿意相信，先我们而去的陈岱孙先生、梁漱溟先生、梁钊韬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是带着对这个人文世界的思考告别这个世界的，是带着希望后人把人文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的心情告别我们的。”〔19〕
费孝通先生回顾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展望人类将会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的建立，也许需要几代人前仆后继。学术讲话的结语，有一种悲壮的色彩：“最后，让我用‘和而不同会有日’这句话来表达我一向的信念——在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参加这个系列讲座的时候，再次表达出这一信念应该是适宜的；同时，我再借用一句‘家祭毋忘告乃翁’来表达我在此时此地的心情——在我这次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想到将来两岸统一时的‘家祭’，我想也是适宜的。我们在文化上毕竟是同宗同祖、同根同源一家人。”〔20〕
这两段话，可以看作是费孝通先生的文化遗嘱。梁漱溟先生、陈岱孙先生是带着对这个人文世界的思考告别这个世界的，是带着希望后人把人文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的心情告别我们的。其实，晚岁的费孝通先生把文化反思和创建美好社会，作为自己的谢幕内容的。费孝通先生已经超越了小我，而将自己定位在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会于久远文化之中。也可以说，这时的费孝通先生已经超越了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达到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张冠生先生在《费孝通传》最后一章的标题为：“山中岁月 海上心情”，的确非常贴切和传神。作为生物体的费孝通，历经坎坷、屡遭磨难，经过九十多年的生命历程，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是费先生怀着对喧嚣人世的深情眷恋和对美好世界的乐观展望，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文世界的大海之中。
费孝通先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人的一生也是散文，每个人都是一篇散文。费孝通这篇散文写得实在是「妙」啊！

费先生这一生走得实在不易，所以，用一种轻巧潇洒的文笔作为一种平衡。费孝通喜谈「定位」，社会学讲究「圈子」，费先生并没有将自己定位在书斋型的知识分子，所以，才有对自己的学术评价不高之语，这一评价，看似谦逊，实则志不在此。所以本文的题目，笔者大费踌躇，最初叫《体会费孝通》；后来称为《阅读费孝通札记》；也曾想过用《和而不同费孝通》、《文化自觉费孝通》、《踏遍青山——费孝通》，但是都有些不妥当，《踏遍青山——费孝通》曾是张冠生先生为山东画报出版社所写费孝通画传的书名，不敢掠人之美。透过北窗，我所居住的小城，万籁俱静，冬夜凄迷。冬天既来，春天不会远了，于是将题目定为《开满鲜花的田野——播种者费孝通》，费先生看到这一个题目，也许欣然会心吧。

注释：

〔1〕
费孝通：《芳草天涯》，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2〕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90页。
〔3〕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35页。
〔4〕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85、186页。
〔5〕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34页。
〔6〕
费孝通：《参与超越 神游冥想》，《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7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319页。
〔8〕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71、72页。
〔9〕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328页。
〔10〕
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95、196页。
〔11〕
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96页。
〔12〕
郑也夫：《大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3〕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16页。
〔14〕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前言》，《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234页。
〔15〕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第1版，1998年1月第2次印刷，第365页。
〔16〕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第1版，1998年1月第2次印刷，第367页。

〔17〕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447页。

〔18〕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605页。

〔19〕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399页。
〔20〕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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