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史中的时代和人物——斯托金《殖民情景：民族志知识情景化论集》读后
将人类学及其学者当作田野对象来考察，研究人类学知识的发展及学者思想的来龙去脉，是人类学史研究的重要责任；启发学者对人类学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修正和更新，是人类学史研究存在的意义。西方人类学各研究领域中，人类学史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初西方人类学史的研究，采用了惯常研究学科史的做法，即客观记录人类学知识间相互吸纳、交锋并积累的过程。二战以后，问题意识更为强烈和明确的人类学史研究出现，人类学史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其中与反思殖民主义的浪潮结合形成的新研究视野是一条重要脉络，研究者认为人类学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它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与殖民主义同谋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为代表。而另一条路径上的学者则认为，尽管人类学身上背负了许多殖民主义的烙印，但是看待这门学科时需要采取一种更为复杂多样的眼光。这本《殖民情景：民族志知识情景化论集》（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1]的主编乔治·斯托金（George W. Stocking, Jr）即是力主此观点的一员干将。
主编乔治·斯托金[2]
乔治·斯托金现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以及科学概念化原理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的荣休教授，曾被授予Stein-Freiler 杰出教授的称号。斯托金早年受教于宾西法尼亚大学，1960年凭借研究19世纪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种族概念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离开费城以后，斯托金先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度过了八年（1960-1968年）时光，之后接受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同时执教于人类学系和历史学系。1974年，当人类学系推荐他作为正教授职称的候选人时，历史系投了反对票。此事成为斯托金离开历史系，到科学概念化原理委员会工作的导火线。除了在委员会工作外，斯托金还兼任人类学系的教职，以后出任该系系主任（chaired professor），并且执教至今。
一直以来，英美两国的人类学史是斯托金用力最勤的领域。作为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史研究者，他还致力于推动美国学界人类学史研究的发展，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下成果即体现了斯托金这些方面的学术关怀。
首先，两部有关博厄斯及美国人类学的著作。《种族、文化和进化论：人类学历史论文集》（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3]1968年出版，1982年修订再版，增加了前言和写作背景的介绍。本书汇集了他早年的论文，重点是博厄斯和美国人类学，议题围绕19世纪种族和进化论范式的命运展开。此外，斯托金主编过论文集《弗兰茨·博厄斯读本：美国人类学的形成（1883-1911）》（A Franz Boas Reader: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4]，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82年和1989年分别再版此书。作为1940年由博厄斯本人编辑论文集《种族、语言和文化》（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的增补本，48篇文章是从已刊文章和未刊信函中精选出来的。斯托金本人专门写了长篇导言“博厄斯式人类学的基本假设”（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Boasian Anthropology）。
其次，两本英国人类学的重要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Victorian Anthropology）[5]是他计划完成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叙述了1850-1879年30年间英国人类学的历史，以John Lubbock，Henry Maine，John McLennan，Herbert Spencer和Edward B. Tylor这些学者的活动以及古典社会进化论为关注对象。书中首次运用他以后的代表性观点——多重情景化（multiple contextualization）原则书写人类学史。之后出版的《泰勒以后：1888年至1951年间的英国社会人类学》（Aft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1951）[6]，是原本打算写的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合编。从爱德华时代到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本书在叙事风格上没有沿用上本书的叙事方式，而改用一种线性的编年体书写。在前言里斯托金指出，这是一本旨在展现爱德华时期人类学内在发展历史的作品。但是从书中暗示了人类学功能论转向与这个时代英国国内诸如工人暴动、妇女运动或爱尔兰战争之间关系看，此书仍延续了他多重情景叙述的风格。
此外，斯托金将自己对英美两国人类学历史的研究综合成集，命名为《人类学史上民族志者的想象和他者论文集》（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7]，文章选自他1968年以来发表过的旧作。斯托金在前言中精当地介绍了各篇内容，并解释了当时写作这些文章的背景及性质。
最后，主编《人类学历史》（History of Anthropology）[8]系列。早在1973年，斯托金就曾召集同仁编过《人类学历史通讯》（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sletter）。之后，他开始筹划编辑一本专门以人类学史研究为主题的年刊性书籍，1983年首本《人类学历史》诞生，该书每次围绕一个主题组织文章。在主编了八辑以后，斯托金将主编之责交给了Richard Handler，自己则继续为该书写稿撰文。2004年为止，该系列的第11辑已经问世，而此书也成为美国人类学史研究重要的言论领地。
在学期间，斯托金就对知识分子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以人物勾连人类学史是他人类学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二战以后的美国人类学是目前斯托金目光所聚之处。
人类学的殖民遭遇
人类学诞生的一百多年前，西方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殖民体系。学科的孕育和成长均受惠于此时代，因而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学者及知识身上的殖民印迹。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自身的殖民性学界尚没有清晰的认识，直到二战结束后，自法国首次发起对人类学背后殖民性的探讨以来，经历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殖民主义反思思潮，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早已为人熟知，而且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此的讨论从未中断过。1991年《人类学历史》年刊出版了第七辑，题名为《殖民情景：民族志知识情景化论集》，探讨主题是权力和知识生产的关系，此书也是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关系的又一本力作。书中的七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不同时空里、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殖民情景（colonial situation）。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开篇，就为人类学阐述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他确信这套理论能让人类学通过冷峻客观的描述，全面准确地展现“他者”文化。然而，斯托金在《马克莱、库贝瑞、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黄金时期的原型》（Maclay, Kubary, Malinowski: Archetypes from the Dreamtime of Anthropology, pp.9～74）[9]一文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与殖民探险时代的人类学家Maclay和Kubary一样，均受制于各自身处的殖民情景。马林诺夫斯基关注特罗布里恩德人的文化因素和经济的功能，建立文化功能论，以后又努力想把人类学变成“实用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这些学术活动背后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科学的民族志研究为殖民当局提供有效的行政管理依据，并且以此为土著人口在殖民管理下适应新生活寻找科学的答案。另一方面，秉承科学实证的思想，他又要求自己建立一套价值中立的客观理论，因此他极力弱化并规避了身上的殖民色彩。总之，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典范理论是殖民场景的产物。斯托金认为，不存在“纯粹”的人类学知识，其中必然隐含着权力的不均衡性。但只要权力和知识生产间仍存在一定的距离，那么人类学家就能为理解“他者”留出一处想象中“纯粹”空间。
同样，拉德克利夫-布朗基于安达曼岛田野调查建立起结构-功能论的过程，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经历几乎同出一辙。《职业的工具：1852-1922年间出品的安达曼岛民族志》（Tools of The Trade: the Production of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on the Andaman Islands, 1858-1922, pp.75～108）讲述了70年里现代英国人类学研究安达曼岛人采用的分析工具的变迁史。英国殖民者为了实现文化涵化，并从行政上有效管理安达曼岛人，1863年在南安达曼岛上建立了第一个 “安达曼人之家”（Andaman Homes）[10]。从此这里就逐渐成了英国人类学学者民族志观察的主要场所，为英国人类学家研究安达曼人提供了稳定的田野工作地。1858-1922年间，从威廉·弗劳尔（William Flower）到爱德华·贺瑞斯·曼（Edward Horace Man），再到拉德克利夫-布朗，伴随着人类学家不停变化的关注点：从体质和物质品，到语言、文化实践、心理和信仰，再到社会结构、功能，研究安达曼人的手段和分析方法也在变：从头盖骨测量，到语言问卷和实用性手册《人类学的记录与询问》（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11]，再到结构-功能分析法。大卫·托马斯（David Tomas）认为，安达曼人研究工具变迁的历史等同于“安达曼人之家”对当地土著文化改变和破坏的历史。但是借助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者不仅成功过滤掉了“安达曼人之家”在研究中起到的作用，而且还修补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让安达曼人继续在英国人类学者笔下扮演未受污染的“他者”形象。布朗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这个建构工程，并用自己的理论再为殖民情景添了一块遮羞布。
在另一个英国海外殖民的重镇非洲，学科知识更是直接成为政治权力利用的工具。《莫衷一是的历史遗址：非洲南部考古学里的政治》（Contested Monuments: The Politics of Archeology in South Africa, pp.135～169）论证了大津巴布韦遗址（Great Zimbabwe）[12]的考古研究如何成为不同时期政权利用的政治工具。无论是英属殖民时期还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时期，考古学应政治之需对遗址的断代、建筑风格、建造者、文化特征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由此各政权为自己政权统治成立找到了依据。关于遗址的争论主要有两派，一派将遗址视为外来文明殖民于此的产物，另一派认为它是当地非洲人的杰作，具有明显的非洲文化特征。英属殖民时期，英国人为了证明殖民统治的合理性而支持遗址文明外来说，从进化论的角度否认当地黑人具有修造这座古代文明遗址的能力，把英国人解释成是修建遗址的外来文明者的继承者。甚至还结合考古和文献材料把该地区说成《圣经》中所罗门王的金矿所在地，借此为基督教英国在该地区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又一个证据。1920年代该地区成为享有政治自治权的英属殖民地，Carton-Thompson的科考中和了两派意见，在承认遗址的非洲性的基础上部分接受前期外来说的内容。此举同样是出于争取英国人和当地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对现政权支持的考虑。因此，作者Henrika Kuklik总结道：“考古学以其精深的专业知识为天真的看客揭开了不可见的过去，没有了这些‘神圣手段’，殖民者将无法证明非法殖民行为的正当性。”（165页）
知识不仅会被政治所利用，而且有些知识本身就是学者政治实践和学术实践双方的混血儿。美国是世界殖民市场上的新贵，其主要的海外活动均始于二战。然而，美国却很早就有了内部殖民的传统，其对象是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阿尔冈昆人狩猎领地的建构：作为道德训诫、政策宣传和民族志过失的私有财产》（The Construction of Algonquian Hunting Territories: Private Property as Moral Lesson, Policy Advocacy, and Ethnographic Error, pp.109～134）中，Harvey A. Feit以第一个提出家庭狩猎领地（family hunting territory）[13]是阿尔冈昆人（Algonquian）私有财产的美国人类学家Frank G. Speck为对象研究，说明Speck对印第安人的社会实践和政治主张是他提出该观点的基础，只有回到他生活的20世纪初方可理解Speck观点的形成。美国政府为占有印第安人土地，表面上宣称印第安人与白人对森林、原野、土地等享有平等的权利，实则是合法化白人占有印第安人土地的行为。Speck根据自己研究加拿大Temagami印第安人狩猎领地的材料，用强调狩猎领地是印第安人不可剥夺的财产，印第安人对此拥有绝对权力，来批评美国政府的印第安土地政策。同时，为了反对主导美国政策制定的进化论，1915年他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上发表了“作为阿尔冈昆人社会组织基础的家庭狩猎群体”（The Family Hunting Band as the Basis of Algonkian Social Organization）的文章，反驳进化论者Robert Lowie根据亲属制度断定印第安社会是简单社会的论点。尽管Speck并没有在文中强调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但是结合他之前的政治经历和立场，家庭狩猎领地是印第安人不可侵犯的财产已经成为Speck独到的观点了。
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人类学史研究始终关心的话题。研究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首次田野的失败经历的《殖民情景下建立友善关系的力量：大卫·施奈德的Yap田野》（The Dynamics of Rapport in A Colonial Situation: David Schneider’s Fieldwork on the Islands of Yap, pp.170～242）中，Ira Bashkow揭示了二者关系背后的殖民权力。殖民时代人类学家和土著人友善关系背后的推动力不是人类学家天真的“移情法则”，而是无法回避的殖民关系。1946年施奈德跟随哈佛大学参与了乔治·默多克（George Mudock）主持的密克罗尼西亚人类学联合调查项目（CIMA）。[14]施奈德原计划通过调查Yap人的亲属制度来与他们建立友善关系，继而完成有关人格和心理分析的研究。然而，在Rumung的Fal村的田野调查却打乱了他的计划。一方面受项目约束，同时也为了调查方便，他自己无法摆脱与项目资助者——美国海军的联系，另一方面随着友善关系的建立，施奈德自己逐渐卷入了当地人的文化逻辑（既是传统的又是新兴的）。当地人观念里，施奈德变成一个比海军更富有和更有权力的殖民保护者。友善关系非但没有把他与殖民者区分开，反而还提高了他的殖民地位。在此情况下，施奈德很难再按原计划进行调查，只得转向用默多克应用型的研究框架、调查手册去完成海军的任务，并思考和组织他的亲属制度研究[15]。
另一篇讨论人类学者和研究者关系的文章《表达、抵抗、反思：Kayapo文化的历史变迁及人类学的自觉》（Representing, Resisting, Rethinking: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Kayapo Culture and Anthropological Consciousness, pp.285～324）里，当印第安人变成巴西国内的少数族群后，政府就力图把他们改造成符合现代国家标准的公民。此时印第安人如何与国家相处，如何应对强大的国家压力、获得更多的权利，成为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对比了1960年代和1980年代自己对巴西境内Kayapo人的田野考察，Terence Turner发现，正是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兴趣，使Kayapo人逐渐认识到自己文化身上巨大的政治价值。因此与60年代 Kayapo人被迫隐藏或改变原有的文化特征[16]相比，80年代出现了Kayapo文化的复兴。变迁中他们学会了用新的手段，比如媒体、影像技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此时Kayapo人已成为主动应对共存局面的政治家。可以说，在新旧交替的文化和政治变迁中人类学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这个过程使人类学家的角色从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变成了观察式参与（observant participation）。人类学家被自己的观察对象变成一种利用手段的同时，也与他们人共同创造了自己的民族志。
不同于前面单论一国人类学的文章，Oscar Salemink《Mois人和游击队员：从萨巴蒂埃到美国中情局对越南山地民族的发明和占用》（Mois and Maquis: The Inven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Vietnam’s Montagnards from Sabatier to the CIA, pp.243～284）一文证明了法美两国对越南山地民族的经营中，在民族志研究和政策实施上体现出了连贯性。越南中央高地（the central Highlands）对法国和美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诸山地民族（Montagnards）[17]成为两国控制越南，甚至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重要政治筹码。从法属时代到战后美国间接统治时期，两国对山地民族的政策均受身兼殖民者和人类学者双重身份的法国殖民官员利奥波德·萨巴蒂埃（Leopold Sabatier）民族志思想及其行政措施的影响。萨巴蒂埃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承认山地民族文化的价值和独特性，并将山地民族视为和越南人一样平等的人。他的殖民管理措施不仅是让山地民族效忠于法国，而且借强调山地民族与越南人的差异性，来鼓励双方的敌对情绪，以达到把越南势力排挤出该地区的目的。萨巴蒂埃的思想虽然成为影响之后民族志写作的主要力量，但是法国各时期的民族志作品又各自服务于国家政治的不同需要。1954年以后为了冷战之需，美国接受法国经验，利用山地民族打击并消灭越共势力，巩固亲美的南越政府对越南的统治。无论是民族志还是政策实施，法美两国一以贯之的思想是由人类学定下的：强调山地民族的重要性，排挤越南人，并强化二者的对立性。人类学的民族志为殖民当局提供了恰当的意识形态。
殖民情景下的人类学
全书不同的文章共同回应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主题：时代造就了人物，时代决定了知识的生产。阿萨德在书后序《从殖民主义人类学的历史到西方霸权的人类学》（From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Anthropology to the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Hegemony）里点明“欧洲殖民势力扩张的进程占据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人类学记录和分析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均围绕着它进行。人类学试图理解的现实，以及理解现实的方式都有欧洲权力的事实存在，这种权力既是话语也是实践。”（315页）这就是说，被喻为“殖民主义之子”的人类学，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人类学者及其民族志无一例外地沾染上了殖民性。
首先，人类学者思想和行为中的殖民性。进化论为西方殖民者提供了一套合理解释世界文明体系的思想逻辑，它成为殖民扩张的坚强后盾。根据进化论的模式，人类种族和文化统统被排列进一个以西方文明社会为终极阶段的时间谱系中。进化论也是现代人类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石，因此它成为一代人类学者思想深处的印记。不但“Maclay男爵”（Baron de Maclay）对巴布亚人采取家长式的保护，反映了把土著人看作是弱势的、被保护的种族的进化观。而且无论是考古界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内外学说之间的摆动，还是马林诺夫斯基为殖民管理出谋划策，均用实际研究论证了土著人是低等的、需要改造的进化观。进化思想被付诸于实践后，不仅产生了一大批像Kubary一样直接参与殖民管理的业余人类学者，而且以默多克为代表的众多职业人类学者也同样自觉地加入进了殖民主义实践的队伍中。而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尽力拉开人类学研究与殖民现实的距离，但无可否认，他诸项“实用人类学”实践的背后，直接为殖民建设服务是一个重要目的。
其次，民族志知识中的殖民性。斯托金在前言《殖民情景》（Colonial Situation）中有语：“无论是进化论时期，还是结构-功能主义时期，人类学不是提供证据证明文野之分的文明进程的合理性，就是为殖民当局的行政统治提供详实的‘他者’材料，甚至在人类学的萌芽期以及后殖民时期，人类学背后殖民权力的影子同样挥之不散。”（5页）人类学民族志既受殖民形势的制约，反过来又为殖民进程所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人类学发展的早期，研究体质人类学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是因为体质人类学的“科学”证据证明了“野蛮”的非欧洲人代表了人类种族进化谱系的底端，而“文明”的欧洲人代表了最先进的进化种类。体质人类学的“发现”为欧洲殖民扩张寻找到了合理的行动依据。而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安达曼岛上从体质测量、到语言调查，再到设问访谈一路变化，也说明了知识的更新在为不断向前推进的殖民形势服务。
当然后殖民时期，西方霸权和知识之间的互动也显著的事实。民族志的生产与前期一样，往往随着政治的走向而变动。二战结束以后，伴随着法国力挽行将失去的殖民权力，越南山地民族的民族志里充满了法国对山地民族文化贡献的描述。此外，为了配合战后法国国内的需求，这时的民族志研究转向了对涵化、教育、经济发展等问题的探讨。到了美国越战时期，本来就为美国军方所用的山地民族研究转向了为反暴乱服务（counterinsurgency）（274页）。而施奈德1946年参加的那次密克罗尼西亚人类学调查行动，形式和内容均操控在美国海军手里。因此，贯穿这本论文集的一个观点可以说是，没有所谓“纯粹”的学术存在，政治权力决定了学术的走向。看似学术争辩的话题实际上也受着殖民政治权力的左右，大津巴布韦遗址争论背后体现出的政治意愿即属于这样的例子。此外，正如阿萨德所看到的，不仅民族志的内容中包含了殖民权力的影子，就连描述民族志的语言中也充斥着相当多的西方话语霸权[18]。
最后，被研究对象的殖民性[19]。自欧洲殖民兴起以来，土著群体就从未停止过与外来殖民势力的互动往来，在此过程里他们的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人类学不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安放在时间的他处，就是将他们制造成静止不变的他者，人类学的解释力量面对诸如社会变迁的问题一度显得无能为力。以往人类学家尽力屏蔽掉土著人身上的殖民性，是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民族志里表露出的殖民性前文已经谈过，那么被研究对象身上的殖民性又如何体现的？一方面许多被人类学者研究的所谓“传统”文化不过是为殖民所用的新传统，比如萨巴蒂埃在当地原有政治系统内创造了由法国人任命的中层官员chefs du canton，或是改造了palabre du serment仪式，将它变成土著首领宣誓效忠法国的仪式。另一方面，殖民性还通过土著人应对外界殖民挑战表现出来。Yap人深知与殖民者沟通的重要性，所以要求施耐德以教授他们英语来换取Yap的文化细节。同样，Kayapo人先是通过改变传统，后来又借复兴并表达传统来反抗权力间的不平衡。而告诉Speck印第安狩猎领地的Temagami首领Aleck Paul则用理想型的狩猎领地概念和诸如“法律”、“权利”等外来概念来维护日益受威胁的印第安领地。不仅如此，土著人被殖民势力塑造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施耐德低估了Yap人对殖民权力的认知，未能有效处理他们夸大其（施耐德）身上殖民权力的举动，最终导致田野调查以失败告终。而特纳本人却在田野过程中成为了Kayapo人记录的对象。Speck得出印第安人狩猎领地为私有财产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受Aleck Paul的引导而生。总之，漠视被研究对象的殖民性是殖民情景下民族志的普遍现象和缺失所在。
在诸多决定知识产生的时代因素中，政治经济权力量是决定性的因素。本书通过对殖民时代政治经济力量和人类学之间关系的梳理，亦是对这种决定论的承认和强调，揭露他们之间的关系正是这本论文集最重要的意义所在。然而，除此之外，难道其他力量对知识出品的影响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吗？
多重情景下的人类学
将历史置身于多重情景化（multiple contextualization）的语境中分析，是斯托金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就一向倡导的研究路径，这也是斯托金编辑这本论文集的一个旨趣。他说“如果从人类学历史的维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单纯用政治、文化霸权对学科影响不能解释全面。我关心的是在特定的民族志场景（ethnographic locales）下，不同人类学家各具特色的活动。这些面向需要用一种复线性的‘殖民情景’概念（pluralization of the ‘colonial situation’ concept）方能全面地解释。而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为宽广的画面中，不同的个人与群体色彩纷呈的活动。特定的人类学知识正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相互往来里塑造的。（5页）”
人的一生固然受制于时代，然而人生经历也会成就一个人。萨巴蒂埃生长于法国南部山区，又不甘于之前受人驱使的公务员生活，因此自愿申请到当时法国殖民势力尚未深入的越南中央高地地区任职，这样的决定才使他有了以后被众人效仿和推崇的民族志描述和殖民行政管理政策。（248页）。少年时代Speck因家人迁居外地，自己又体弱多病，于是7岁到15岁他被父母委托给朋友Fidelia A. Fielding夫人照料。与这位传统保守的莫希干女性生活的几年间，Speck不仅学会了莫希干语，而且养成挑战常规和反叛的个性。Speck的密友兼同事John Witthoft 谈到这位女性时称“Speck一生受其影响最深”（114页）。出于对印第安人的感情，以及敢于挑战权势的性格，使他在政治上成了为印第安人的权益呼吁的“印第安之声”（native voice），同时这两个因素也成就他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族志的底蕴。可以说，Speck政治经历和学术思想的确定都能够从他早年的这段经历中找到雏形。
在一定程度上，生活经历塑造了人的行为，同时也形成了人的思想观念。Maclay和马林诺夫斯一样，早年的生活经历让他们的思想上都带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Maclay因母亲的影响而推崇俄国十二月党人，并深信他们的革命理想，而少年马林诺夫斯基在母亲的教养下多次游历欧洲各地。（14页，34页）浪漫主义思想让二人不仅迷恋异国文化，而且都认为这些异文化的“他者”应该是一直不受污染的人群。因此面对殖民入侵，才会有Maclay天真的行为——不断在各国殖民者中寻找支持者去建立巴布亚自治区；也才会有马林诺夫斯用无时间性的功能论来回避殖民入侵给土著带来的变化，并认为功能主义不仅可以保护土著生活，而且按功能主义的建议行事才是更有益的殖民管理方式。尽管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仍跳不出殖民时代的大框架，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举措让他们有别于其他殖民者，分隔开了自己与殖民主义的距离。
此外，人生经历中的一些偶发事件也会影响人类学者的创造，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各自提出参与观察法和结构-功能论均属于这种情况。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期间与当地白人殖民者来往频繁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在Mailu初期的调查得益于传教士Saville，他是马林诺夫斯基田野调查的向导。但是马林诺夫斯很快发现Saville随时表现出的强烈欧洲优越感，以及传教士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任意毁坏土著原有的生活，再加上Sabille不断对调查指手画脚，这些都让马林诺夫斯基感到Saville已经成为自己调查的绊脚石，他的在场和询问让马林诺夫斯基无法真正与土著人相处并了解他们。此后借Saville外出几周之机，马林诺夫斯基独立调查获得的成果让他更强烈的意识到，远离白人和白人定居点，并且与土著生活在一起，是比任何之前诸如测量、拍照和询问的方法更能理解异文化的调查方法。在Mailu的田野经历对马林诺夫斯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从此他的人类学方法逐步走向成熟，这就是参与观察法。（40页）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是，布朗抵达安达曼岛时，那里已经有稳定的田野调查场所——安达曼人之家，然而布朗首次不成功的田野却归因于安达曼之家已经改变了安达曼人原初的模样。他们不再是森林里一群采集狩猎的民族，而早已习惯了安达曼之家的生活。非但如此，由于安达曼人对过去生活的印象已日渐模糊，加之语言障碍难以克服，因此先前通过询问去研究他们的方法显然已经不太有效了。然而，布朗安达曼之行的首战受挫却标志着英国人类学田野观察实践转折。接受涂尔干认为社会的各部分都为维护社会整体起着作用、而社会中的信仰和仪式在其中又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布朗废弃了前期用问卷调查研究安达曼人的做法并指出，问卷得出的所谓当地人对自己的解释不是科学的，它们只不过为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家提供了真正的解释材料。（102页）从此，他转而开始研究以往不可研究的信仰、仪式、神话，并寻找它们在安达曼社会中的功能，最终写出了日后被誉为研究安达曼人最好的作品《安达曼岛民》。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正是田野偶然经历的事情成就了他们以后各自在这门学科历史上的地位，他们经典民族志成为奠基现代人类学的知识基石。
如前所述，人类学家书写民族志的过程离不开其生活的殖民时代，他们在思想上很容易受到代表殖民主义主流思潮的进化论的影响。但是Feit关于Speck的论述，以及Salemink关于萨巴蒂埃的论文均指出，这两位学者反进化论的思想是影响他们研究和行动的主因。进化论是当时美国社会思想的主流，是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思想，而Speck却为印第安人争取土地所有权而反对政府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政策，反进化论的态度已很明显。学术上Speck受博厄斯学派的影响，同时又有其政治立场的推动，他反对进化论把印第安人视为低等的和需要改造的种族，也反对用摩尔根式的亲属制度类型将印第安社会排列成简单的初级社会的观点。于是那篇发表在1915年《美国人类学家》上，确立他学术观点的文章，旨在通过阿尔冈昆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狩猎领地中表现出的家庭群体，来驳斥进化论主张的印第安狩猎社会结构的论点。另一个例子中，萨巴蒂埃用文化相对论的民族志反驳进化论对山地民族的污蔑。在他创造的民族志图景里，他承认每个社会都会创造价值去引导自己的生活，每个风俗内都有令人尊敬的内在连贯性。此外，Bashcow对施耐德的研究以及特纳的自述中也可以看到，尽管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瓦解，然而西方的权力霸权仍然没有被消解，依旧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后殖民主义时期，反思殖民主义的思潮成为西方霸权话语以外的一个重要声音，施耐德和特纳的反思言行也说明了，人类学者观点的前后转变是不同思想共同塑造的结果。
除了受各种思想影响外，对自身学术旨趣的坚持同样也证明知识是不同声音制造出的结果。罗得西亚英属殖民时期，整个考古学界的主流是从学理上为英国殖民的合法性寻找根据。然而，1905年英国的专业考古学者David Randall-MacIver提出了与主流不同的异论。他否认先前学者的论断，认为他们故意抬高大津巴布韦遗址的文明程度，并从风格、用途等方面认定大津巴布韦遗址不是外来者而是当地非洲人修建的，这是首次向学界揭示了该遗址非洲本土性。Randall-MacIve的行为证明，意见相左的学术研究不会因政治权力的压迫而消失。尽管这种观点很快又被新的政权所利用，但是它开启了关于大津巴布韦遗址的长久论战起码让学术讨论不会只是一家之言了。
学者能动地参与了学科历史的塑造，这是斯托金借助多重情景化的学科史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当然，这种能动性仍然受到人物生活的社会历史时代约束，则是这本书要表达的根本思想。透过七位作者笔下不同时空中学者的不同学术人生经历，知识与权力、知识人与知识、知识人与权力等错综复杂关系下复调的人类学史得到了复原。
结语
多重情景下人类学殖民遭遇的阐释对中国人类学史有何借鉴意义吗？20世纪是中国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土壤。如何书写中国人类学史是研究者一直探索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用史实展现了人类学知识积累的过程，代表作如《中国民族学史》[20]。然而斯托金主编的这本书及其提倡的多重情景人类学史研究法，或许还能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其一，人类学的历史如何回应剧烈变迁的中国社会，学科的发展与哪些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因素有关；其二，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复杂性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多重的思想空间，如何在东西方、传统现代、主流边缘的现代中国思想体系中发掘学科思想的脉络应该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三，如何处理学者人生经历和知识生产的关系，以及学者学术思想的多重来源，从中去看多样的人物经历与线性学科历史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是否存在偶发性事件的影响也是研究中值得留意的层面。对诸如这些问题的解答势必将让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呈现出一幅立体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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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rge W. Stocking, ed.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Vol. 7,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2] 此部分写作参阅芝加哥大学网站
http://anthropology.uchicago.edu/faculty/faculty_stocking.shtml 以及耶鲁大学网站
http://classes.yale.edu/03-04/an ... tes/BB_Stocking.htm
[3] George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4] George Stocking, ed. A Franz Boas Reader: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5] George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6] George Stocking: Aft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1951, Madi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7] George Stocking, ed.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
[8] George Stocking, ed.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Vol.1-8, Madi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1989, 1991, 1996.
[9] 以下凡只标出页码处，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殖民情景》一书。
[10] 19世纪末，南岛的安达曼人、大部分北岛和中部岛屿的安达曼人全住进了“安达曼人之家”。安达曼人习惯这里生活的一个重要代价是，自己的文化在与殖民者的接触过程中被逐步侵蚀掉。（77-83页）
[11] 为了帮助即将进入田野的业余人类学者在短时间内掌握科学的分类体系，以实现田野工作的科学化，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编写了该手册。（87页）
[12] 在今天津巴布韦境内。本文讨论的地区，19世纪以来已是英国殖民地，更名为罗得西亚（Rhodesia）；1914年自治；1923年拒绝并入南非而作为英属殖民地享有政治自治；1953-1964年，南罗得西亚加入中非联邦；1964-1979 年，脱离中非联邦，当地白人建立罗得西亚国；1980年并入津巴布韦。
[13] 狩猎领地指：“印第安人和他的家人通常沿着一条河或是在一个湖泊的周边展开自己的行踪，他们把这个范围叫做狩猎范围（hunting ground），这是祖先留给子孙的财产。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法则去维护这个范围内的生态。”（转引自Feit：116页）Speck的观点早已被推翻，因为印第安的狩猎领地虽然看似属于家庭个人，但是总体上它仍归属于整个部落。
[14] 出于军事战略考虑，美国海军二战时已加强控制该地区。为帮助军方制定战后该地区政治发展政策，大批学者参与了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研究。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默多克是军方最积极的响应者。1946年随着美国决定对此地实施（海）军政府管理，默多克集合美国各大学的人力再次对当地进行应用性科考。调查一切与土著社区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关的内容，比如该政府、土地占用。从服务于海军在当地的管制。
[15] 按照默多克的理论，施奈德将Yap的亲属体系解释成双边继嗣，由父系主导土地继嗣的特征；多年后他反思了自己的早期研究，并让学生重回Yap调查亲属制度，得出其亲属体系应该是以母系群，母系主导土地继承为特征。
[16] 比如衣着的改变。暗中举行仪式；SPI要求他们在SPI 营地里按一街两边的形制建筑村庄，而废除原有的村庄建制：围成圈建房，中央是男人屋（men’s house）。但是Kayapo人虽然遵照了这些规定，却按自己的方式修改了它，他们不在街道的中央建男人屋，而是到街道的尽头，两边房屋的中间建。
[17] 诸山地民族在越南语中被叫做Mois，意思是野蛮人，法国人占领越南以后沿用这个词语。萨巴蒂埃将其更名为Montagnard，但直到二战时期，这个名字才被使用开。
[18] 对此阿萨德在后序《从殖民主义人类学的历史到西方霸权的人类学》里有详细论述，参见Talal Asad: “From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Anthropology to the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Hegemony”, pp.318～321.
[19] 这里被研究对象的“殖民性”是指，他们遭遇殖民并和殖民力量互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特征或创造。
[20] 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2001年。人类学和民族学此处含义相同，关于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名称上的辨析，非本文涉及内容，文中不作辨析。
原文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