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人类学是关乎人类整体的学问
人和宇宙，是偶然性遭遇之后的存在。生死一瞬间，既不可重复，也不可永恒。它有一个明确且尚不为人所知的开始，但却没有一个为人知且并不让人明确的终结。大凡意识清楚之人，都深知有一个向死而生的尽头，但并未因此坐以待毙。人不仅试图去追溯一种自己如何作为人的开始，而且也为自己设定了诸种理想状态，并意图为这种理想状态而活着。因此，人便有了在一起的文化。理想，既是使人能够粘连在一起的观念，同时又是让人行动起来的力量。
这种理想文化的存在是与共同体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非与社会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分”的基础之上的，而文化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建立在“和”与“同”的基础之上。社会之中，个体都有自己的理想，但这并不会妨碍一种基于共同价值的共同理想的形成，其所仰赖的便是信念借助文化而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在此意义上，重建文化更为重要。从社会的本源看，社会的构成往往是建立在构成要素之间不断分化的基础上，但这种分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一种秩序可言，很多的时候高度分化的社会，其社会的秩序似乎更为牢固。西方世界建立在彻底分化基础之上的个体主义的社会，其社会秩序的稳固性也是同样强劲的。相比而言，没有任何分化的社会之中却显得问题重重，缺少行动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或者分化就是一种社会的理想。恰恰相反，社会仰赖某种共同性的理想而相互团结起来，这可能是超越于一般社会秩序的文化意义的秩序，它不仅带来秩序，而且还带来人心的安定和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和谐。在涂尔干的社会中，这便是一种集体表征。
社会的基础如果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互惠，那人性的基础便建立在相互猜疑之上，至少从最为原始的尚不知群居为何物的人类而言，情形大体是这样的。但人却基本上摆脱了这种动物性的人性而选择了社会性的人性，可以说，没有这种社会性的人性，人的生存的安全感无法真正得到保障。为了一种生活不能完全自给的现实处境，人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冲突。作为社会构建的理想状态，人们学会了放低姿态去和原本处在敌意状态之中的陌生人打交道，让出自己之所有，成全他人之所无，在这个过程的延续之中，他也从这份友善的关系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因为对方礼貌的回礼也同样补充了自己之所无，相互之间礼尚往来的互惠关系因此而得到了稳固的确立。这构成了社会共同体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人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去有意识地强化这种互惠的关系，使之成为日常观念中的一部分。他因此被提升至一种理想存在的状态。我们后来之人将其称之为“礼”的文化，其真正的含义便是指互惠的关系成为了社会中差异分疏的每一个人共同去追寻的一份理想。
由此，对于共同意识加以塑造和实践的共同体便得以出现。人们作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选择自身的价值认同，凝聚自身的团结性力量，所有这些都会通过共同体的仪式而彻底地表现出来。它因此是以社会的一体性而呈现出来的，而非体现出社会的多元分化的那一面。社会本身是无法呈现其由文化而倒逼出来的一体性。它自身可谓是一种肉眼即可以辨识出来的差异性的存在。但任何社会都会有文化的存在，因此任何的一个社会也都可能有借助文化而体现出来的一体性符号表征。
人大约是世界万物中能够真切体会到自然一体性存在的唯一物种。它一方面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多样性的生活世界之中，就像原子的存在一般，但却又会向某一个方向去做一种有序的运行，最后与其他数量庞大的原子碰撞出巨大无比的能量。很显然，人是知道自己最后的归处的，这才是人和人之间能够建立起共同意识的基础。即由此能够找寻到逃避生死轮回的最为可能的拯救或救赎之途。在探索宇宙奥秘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在浩瀚的天河星际之中并无法找寻到上帝的身影之时，这并不意味着上帝观念空出来的虚位便可以一直空虚下去，其必然会被新的东西所占据，人必须为自己无法抗拒的命运找寻到一个“命相学家”并给出一种听上去合理的解释。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需要在高位上去思考人类自身的处境，它应当是一门关乎人类整体的学问，而非单单自缚手脚的一种恶俗地称之为是田野方法的提供者而已。无疑，面对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人类学应该成为一门真正有担当，勇于去探索，真正有他者关怀的学问，文化在此意义上就是理想，就是共同体，就是人们心中久已缺位的神灵，就是人和人、人和万物在一起寻求一种永生的状态追溯，这样一种主张和文化价值在倒逼人类学必须走上一种理想人类学的探索和追求之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6-2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