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Homi K. Bhabha
翻译：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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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起源，和叙事的起点一样，消失在时间的神话里，他们的边界只有通过心灵(而不是理性)才能被感知。这样一种关于民族和叙事的形象，似乎显得过分的浪漫和隐喻化。但是民族能作为一种强大的历史观念出现在西方，正是来自于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的传统。这种观念的文化强制性在于，民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力量被统一起来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不断尝试将民族的概念，阐释成一种民族进步的连续叙事，一种自恋情结，以及人民(the Volk)的原始存在。时至今日，这样的民族政治理念也并未被诸如国际主义、多民族主义、甚至是“晚期资本主义”之类新的观念取代或是超越。这些全球通用的说辞，无非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势力范围里获得了新的形式而已。对于民族的这样一种宏大、线性的形象，我想强调的是其间的一种模糊性，这种模棱两可一直困扰着民族的概念，影响着那些叙写它的语言以及那些活在这种观念之下的人。尽管历史学家带着确定的语气谈论民族的“起源”，并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的“现代性”的标志，但是随着人们意识到民族观念其实是为动荡的社会现实所服务的，人们也同时察觉，那些关于民族起源的说法其实是模糊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为本书的内容做了理论上的准备，他非常清楚地阐述了民族观念的模糊性是如何形成的：
启蒙主义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带来了其现代的黑暗…… [很少]有什么事物(能)比民族的观念更好地为其服务。如果民族国家被广泛认为是'新的'和'历史性的'，他们进行政治描述的民族总是从一个远古的过去中显露出来并...悄悄走向一个无限的未来。我的建议是，要理解民族主义，不能从其自觉主张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看，而是必须同时看它之前的大型文化系统，正是从这些文化系统之中或是为反抗这些系统——它才应运而生。
民族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体系、一种社会生活的代表，而非社会政体的运行规律，“应运而生”了。正因为民族是当时历史的产物，因此它也是不稳定的。例如，关于民族概念最有趣的阐释，无论他们来自保守党右派、自由党的高地，还是新左派，似乎都认同民族和“社会”存在矛盾关系。迈克尔·奥克肖特的《现代欧洲民族性格》，也许是对现代民族模棱两可的本质最精彩的叙述。在他看来，构成民族空间的是由人际交往中相互竞争的特性而形成的社会(societas)(确认道德规则和行为的公约)以及团体(universitas)(确认共同目标和实质性目标)。 它们没有合并成一个新的身份，而是以竞争的教条形式存在——社会与团体——将一种特定的矛盾性“强加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各种制度，并将一种特定的歧义加诸其话语的词汇中。”在汉娜·阿伦特看来，现代世界的民族社会是“那种由私人利益承担公众意义的奇怪的混合领域”，而这两种领域不断地且不确定地朝着对方流去，像“生活本身的永不停歇的河流”中的波浪一般。汤姆·奈恩也同样肯定，他将民族称为“现代雅努斯”(Janus，注：古罗马的两面神)，即资本主义的“失衡发展”记录了民族基因密码中包含的进步和衰退、政治的理性与非理性。这是一个没有例外的结构性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矛盾的，这是一种精确(而非修辞)的论断”。
本书的探索正是这种矛盾在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如果民族的矛盾是来源于其过渡性的历史、其不确定的概念以及摇摆不定的措辞，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矛盾对具有“民族属性感”的叙事和话语造成了什么影响：家园的隐秘乐趣，对异类空间或种族的秘密恐惧;社会归属感的慰藉，阶级的伤害隐患;品味的习俗，政治派别的权力;社会秩序的意识，性欲的敏感性;官僚主义的盲目性，各种制度的洞见;正义的品质，不公正的常识;法律的语言和人民的话语。
《民族与叙事》要探索在构建两面性民族话语过程中，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的矛盾。这会将熟悉的两面神转变为一种惊人的多重形象，它研究了元素表达过程中的民族空间：其中的含义可能是部分的，因为他们正在发展中;历史也可能是半成品，因为它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而文化权威的形象可能是矛盾的，因为它或许正在“创作”其强大的形象时被抓了个现行。如果不这么理解民族叙事中的语言的表演性，那将很难明白为什么爱德华·萨义德将一种“多元分析”规定为关注民族的文化影响的关键形式。作为文化阐述(在葛兰西意义上)的一种形式，民族是矛盾的叙事中介，它确保了文化作为一种“从属、断裂、扩散、复制以及生产、创造、强迫、指导”力量的最富有成效的地位。
在和这本书各篇文章的作者沟通时，与以往不同，我希望将民族看作“现代性”文化表征中意识形态的矛盾的主要结构之一。我的意图是，我们应该在一种合作的张力下，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关于叙事的一系列解读方式——例如这几种策略：文本性、话语、阐述、书写理论、“无意识作为一种语言”——以引出民族空间其矛盾的边缘。引出这一边缘，首先是为了质疑文化霸权的言论，它们究竟是产生于“旧的”后帝国主义宗主国，还是来源于“新的”这些独立了的民族。“少数民族”本身并不是乌托邦式的、自我边缘化的空间。我同时希望更实质性的讨论那些为现代性辩护的理由—— 进步、同质性、文化有机体、深层民族、久远的过往——这些辩护可以使得独裁合理化，也使各种文化内以民族利益或种族特权为名的趋势“正常化”。理清民族作为一种叙事所包含的模糊和矛盾，将帮助我们建立起民族的文化界限，使我们更容易认定文化生产过程中“包含”哪些必须被删去、清除或转化的意义。
民族文化的“本地性”就其本身而言既不统一，也非单一，而外部的或远方的世界，也不一定仅仅被视作为“他者”。这一界线具有两面性，外部/内部的问题本身就必须总是一个杂糅的过程，纳入了相对有关政治体来说的新的“人民”，产生了其他意义场，并且不可避免地在政治进程中为政治表征制造了政治对立和不可知力量的无人区。将民族作为叙事的这种表述强调了政治权力的坚决主张以及被德里达描述为“语法不可缩减地超越语义”的文化权威。这种“不完全意义”出现的效果就是使界线和限制发生转变，进入介于两者之中的空间，在这中间地带，文化和政治权威的意义得以协商。《民族与叙事》的这种叙述观点正立足于各种文化和民族，理论与文本，政治、诗歌和绘画，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位置，旨在肯定和扩展弗朗茨·法农的革命信条：“民族意识，而非民族主义，是唯一可以给予我们国际视野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力求表达的，就是这种既位于民族空间的边缘、又处在民族和人民界线之间的国际视野。这本书表征的符号可能就是一种文化差异的交叉的“形象”，据此，反民族主义的、矛盾的民族空间变成了一个新的跨民族文化的十字路口。“他者”从来都不是存在与我们的外部或远方;当我们在“自己人中”说着自认为最亲密、最本土的话时，它有力地出现在文化话语中。
正如康拉德的名句所言，只有当西方民族开始被看作是地球的一个黑暗角落，我们才可以开始探索书写人民的历史和构造叙事理论的新土壤。每次文化差异的问题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相对概念发出挑战，都揭示了现代性的边缘。结果，大多数这类文章为却终结于作为其出发点的另一种文化位置——往往是“少数派”的立场。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对“英语伦理学”的利维斯普遍主义的研究促进了对Q. D. 利维斯(Q.D. Leavis)在切尔滕纳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解读，她哀叹了孕育英国古典小说的英格兰岌岌可危的现状; 现在的英格兰意味着议会大厦的成员，未被同化的少数民族和不负责任的性解放。对“英语阅读”的偏执突然间显露出来。詹姆斯·斯尼德以一段对伊什梅尔·里德的解读结束了他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普遍性伦理和美学的探究，里德“正在修改之前对黑人文化的拉拢收买，其运用的这种叙事原则将会破坏引发之前收买行为的那些假设。蒂莫西·布伦南描绘了一个民族观念和叙述形式的西方历史全景，他终于与诸如萨尔曼·拉什迪那样的混血作家站在了同一个荣耀而怪异的立场上，他们一起庆祝英语已经不再作为一个英格兰语言的事实。正如布伦南指出，这使人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处于权威地位的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状况，它们站在这种权威位置上以雅努斯两面性的方式与东西方对话。但是我们所一直探索的这些跨越历史、文化和语言前沿的位置，在必要情况下会成为危险的政治计划。布鲁斯·罗宾斯对狄更斯的解读，通过发展一个在分散的全球系统中起作用的知识优势来平衡了脱离人文体验的“伦理的难堪事实”的风险。他提出，我们对“盲点”的关注必定对应一种被铭刻于岩石上意图 ——实用，技术诀窍——这种意图公开放弃了普遍的理性主义，同时保持了实用性和政治战略，以专业地处理那些被他们自己定义为界限和边缘性的局部情况。
美洲通向了非洲，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不同民族在澳大利亚相遇，一个民族的各种边缘取代了其中心;周边的人民回归改写大都市的历史和小说。岛屿的故事是从飞机的视角来讲述的，飞机则变成了保持大众和私人悬念的“装饰品”。英国性的堡垒一见到移民和工厂工人就开始分崩离析。美国伟大的惠特曼式的感觉机制被替换成了沃霍尔式的爆炸、一个克鲁格装置、或是梅普尔索普的裸体。“魔幻现实主义”在拉丁美洲繁荣之后，成为了新兴的后殖民世界的文学语言。在跨民族维度下的这些民族空间的昂贵图像之中，还存在着那些尚未找到自己民族的人：他们中有巴勒斯坦人和南非黑人。我们未能将他们的呼声加入到自己的这本书中，可谓一大损失。他们坚持的疑问仍然以某种形式或手段提醒大家注意那些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也是真理性的问题：“我们何时变成了‘一个民族’?我们何时不再作为一个民族?或者我们是否正处在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大问题对于我们彼此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又有何影响?”
(本文为《Nation and Narration》一书导言，Psychology Press 1990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