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

努才促进中国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

——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

徐杰舜/问，陈志明/答

[作者简介]徐杰舜(1943—)，男，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陈志明(1950—)，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

[摘要]香港在中外学术交汇中处于一种特殊的桥梁和枢纽地位。香港人类学系和内地人类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通过很多途径又能很有成效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人类学研究，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

[关键词]香港中丈大学；国际人类学；人类学本土化


徐：这次我们很荣幸得到您和你们系的邀请作学术访问，收获很多，谢谢您!这次到你们系在您的主持下朝气蓬勃。我想请您介绍一下你们系的基本情况。
陈：我们人类学系目前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项目。人类学系是1980年创办的，1987年开始招收硕士班学生，1992年开始招博士生班的学生，日前研究生方面我们有三个项目.一个是M. Phil, M. Phil就是硕士，英文的M. Phil是Master of Philosophy,这个是要写论文的，要上课；另外一个硕士班的(项目)是MA ( Master Arts)，不写论文但是要上课，是自费的，可称为授课硕士班；另外还有博士班的课程，当然是要上课的了，也要写论文。我们学生并不是很多，每年招收19个本科学生而己，木科生加上研究生一年内有70个学生左右。我们老师有7个，负责所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大家工作比较繁忙。其中教授2个，其他4个是副教授，助理教授有1个。但吴燕和教授已经退休了，目前已录取一个新的讲师做助理教授，主要负责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志方面的课程。每个老师有不同的研究范围。我本人主要是研究东南亚、海外华人和少数民族。最近这两三年主要研究福建的永春人，研究族群关系、族群认同、文化变迁与认同这方面。林舟（Josxph Bosco）副教授重点研究台湾，现在他开始有兴趣研究大陆方面了，他主要是从政治方面看人类学的课题，同时他也负责教经济人类学。谭少截副教授主要研究秀港、深圳和广东这一带，主要是有关性别方面的课翅。张展鸿副教授曾在日本深造，他主要研究日本的少数民族“爱努”，回来以后一直对影视人类学有兴趣，另外在旅游人类学方面他也写了一些论文在国际上发表。王鹅林副教授主要研究语言人类学，他负责教中国文化与社会，还有少数民族方面的课题。麦固教副教授(Cordon Mathews)主要负责教理论方面的课，他的研究对象是日木社会，写的著作都是有关日本社会与美国社会的比较这方面。学生大部分是香港人，本科生都是香港的，研究生有一些大陆、日本的。这方面有规定，从大陆招的研究生不超过40%。
徐：陈教授您主要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您不仅英语很好，又能讲流利的普通话，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出身、求学、家庭方面的情况？
陈：我的祖父是从福建永春县移居到马来西亚，我在马来西亚出生，算是第三代了，从小就生长在闽南方言的社会里。在马来西亚社会里是很复杂的，我小学读中文，中学读英文加上一科中文和马来文，大学完全是英文，所以中、马、英三种语言多少都会一些，但没有一门是精通的。我大学本科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理科大学社科院读的，毕业后1974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硕士、博士。在读本科的时候，主要是钻研人类学方面的，开始做一些田野工作，研究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然后又到泰北做了一个月的考察，是关于泰北山地民族瑶苗方面的，之后才到美国去，完全是靠美国的奖学金读下来的，很紧张，所以要拼命读书。1979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推行倾向于马来西亚人的政策，华人人类学家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到新加坡大学去了。一年之后，通过马来西亚大学校长的介绍到马来亚大学教书，教了16年。刚进马大的时候是进中文系，进不了人类学系，主要是教一些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课，最后才到了人类学系。1996年香港中文大学招聘人，我就应聘到了这里，有4年左右。我是1979年开始在大学里教书，但从1972年就开始做一些田野工作，在大学里几乎每个假期都出去搞研究，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地化，还有不同地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变迁与认同的关系，80年代我开始注重研究少数民族，主要是一个叫根亚(Kenyah)的族群，这个族群现在还有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
徐：您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东南亚的华人和少数民族，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做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原因？
陈：我70年代初开始研究马来西亚原住民，主要是短期研究，那是人类学研究生涯的开始，我写了一个报告，后来又和老师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泰国北部区的研究，也跟老师一起出版了一本书。接下来我做的人类学研究，是撰写我的博士论文，选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课题。我对少数民族有兴趣，对认同有兴趣。当时70年代初，对族群研究、族群认同的研究刚开始，我受这种影响，开始对族群认同有兴趣，马来西亚有一群少数华人，马来语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认同于华人，在宗教方面都是依华人传统，食物受马来人的影响，吃得很辣，这叫“峇峇人”，是讲马来语的华人，我就选这个课题，看这个语言与认同有什么关系，然后看文化的变迁对族群认同有什么影响。我对“峇峇人”做了一年的研究，跟他们住了一年。论文题目叫《马六甲的峇峇》，后来论文修改了，出版了一本书，是1988年出版的。
在研究峇峇的时候，我对宗教也很有兴趣，因为峇峇人的族群认同，他们很强调宗教传统，研究华人的时候，特别强调传统宗教方面。我对华人的民间宗教一直有兴趣，出版了一些论文，还编了书。我对华人社会的研究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华人民间宗教，另一方面是不同地方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变迁和他们的认同。我就发现华人在不同的地方对语言很容易，适应，在不同的地方学习当地人的语言，这方面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我也很早就开始了，在我是本科生的时候已研究了有关原住民问题。原住民属于少数民族，我研究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怎样，经济怎样边缘化。我对少数民族的脱贫问题很有兴趣，我去婆罗州的内陆，跟少数民族住在长屋里，与他们交流，看他们生活的变迁，国家的政策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这些我都很有兴趣。好多年来我一直研究东南亚华人，现在我在香港教书，难得这儿靠近内地，所以我把自己研究东南亚的经验带到闽南一带去，开始研究闽南方面。因为我教书很忙，需要很短的时间跟人家建立关系，我就选择去了永春那地方，因为语言相通，我会讲永春话，就开始做闽南传统文化变迁的课题了。开放以来，闽南这一带经济发展很厉害，又一直受到海外华人的支持，但是在他们的文化传统方面有没有变迁，还没有很多人会去注意，我因而有兴趣去研究。而且海外华人到中国来看他们的祖宗地，他们不是完全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很多人对宗教比较有兴趣，对传统比较有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课题对我很有意思的。另外因为我有两方面的经验，这边在闽南进行研究，然后可以进行比较。因为同样的传统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的影响，可以比较一下传统的变迁是怎样的。同时大陆闽南这一边也有人迁出，他们是怎么样迁出，他们的看法怎么样，可以比较两者的不同。
徐：今后您的研究计划和教学方面有什么新的想法？比如通过教授社会文化的课程，在研究方面的设想。
陈：我们系是小系，人手不多，主要受大学资源分配的限制。4月份我们要召开一个讨论会，探讨系里的发展，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我们打算再讨论。我们已向校方申请在2001年开始办一个华人社会人类学研究硕士生班。华人社会人类学研究班硕士生的课程，我们还要开一两门新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我个人目前负责系里的工作，这边大家很注重教学、研究各方面，我个人希望多招收一些内地的学生，尤其是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读硕士班、博士班，希望他们在这里训练以后，回到内地去对人类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我们这里外文的资料不少，可以提供机会给他们看外文资料。我们系的训练是中英文相配合，国际上最新的理论，我们都教。录取一些内地的学生，可以训练一些，栽培一些，回到内地去推动人类学的前进。海外华人的研究是我的专长，我在闽南研究才开始两年多时间，再下去十年也不是很长时间，一定会继续研究下去。我研究东南亚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对内地的少数民族和地方有机会就去考察考察，看一看。在写论文的时候，假如我写中国国内的，至少可以与东南亚有关的论文比较。
徐：1999年在南宁开的人类学本土化国际研讨会，听到了不少精彩的发言，您对人类学本土化有一些想法，您能不能谈谈？
陈：人类学本土化这个课题，或且说口号，这可以说第三世界发展人类学难免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人类学是从西方发展来的，对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适合性，自然就提出了本土化的课题了。我参加了不少研讨会，我觉得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太过于民族主义的倾向，好像在马来西亚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有些人就比较容易从民族主义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意思是说研究马来西亚就应该由马来西亚人来研究才会比较清楚，外国人研究不适合。研究中国社会的只有中国人才会明白中国社会的情况，假如走进这样一个胡同去，可能对发展中国的人类学不利。人类学作为一种科学性的学科，应尽量避免走向民族主义的路线去。我个人认为可能在短期内人家会谈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主要是要探讨人类学比如对中国、对马来西亚有什么贡献，从这个来谈我觉得是好的，尤其是外国的一些理论应用在中国的社会，这样来探讨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怎样做好人类学研究，最好的问题并不是它是本土化或非本土化，无论是外国人做的还是本地人做的，我觉得都是好的。本地化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比如在中国社会，不是所有人都珍惜人类学，而且政府不太重视，以为人类学没有什么贡献。所以我认为在内地做人类学还是要考虑到人类学的应用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作为一个学科，可以从纯科学性来探讨，但是在中国国内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要重视现实的问题，才能使大家明白人类学到底对国家有什么贡献，让政府和人民能够接受人类学。举个例子说，比如旅游人类学，人类学对旅游方面的研究现在做了不少，我们和云南大学合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以旅游作为中心点来讨论。我建议云南方面可以专项发展旅游人类学研究，从旅游人类学看人类学的课题。因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都肯定了旅游的重要性，人类学如果能从这方面去发展就能够使得政府和人民比较明白这个学科，比较能接受人类学的贡献。还有教育人类学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并不是说一个学科一定做应用性的东西，对科学性的学科，可以做一些纯研究方面的东西，并不是马上就做应用性的。但是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人类学目前应该比较重视应用性方面。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徐：谈到应用性的问题，我想您能不能谈谈人类学在香港的应用问题？
陈：在香港，社会上对人类学也不是很明白，我们去推动招生的时候也要解释什么是人类学。在香港本科生的课程，我们强调全面的训练，训练他们分析的能力，主要是促进他们毕业后能适应在不同领域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香港是个小地方，有兴趣读博士的不像内地的学生那么多，因为香港人很现实，读人类学专业，将来能够找到什么工作呵？在香港方面我们的主要贡献并不是栽培香港的人类学家，而主要注重栽培比较有客观性的思想、能客观分析问题的学生。
徐：我想请您讲讲香港人类学家对中国人类学的现状有何评价？
陈：中国人类学在亚洲可以说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开始了，30年代就做了非常好的社区研究，费孝通、林耀华等都做了研究，他们出版的书到现在还是值得看的，做得很好。当然1949年以后就相对没什么新的发展了。开放以后，我觉得发展不错，内地很多年轻的人类学者以及老学者都在推动人类学的研究，虽然内地的学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比较少接触到国外一些先进的理论，但他们有些在田野方面做得不错，尤其在一些民族研究方面从内地的情况来看，要做好人类学研究，还是要做好田野工作，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者更应该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人类学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不一样，假如没有做长期的田野工作，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深度。虽然这方面内地的学者做得不错，但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另外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开放以后，很多年轻学者到国外去了，去留学或者交流，他们可以带回很多国外的资料，还有新的理论。在国内发表论文，发表他们所研究的成果，这样国际理论与国内研究就可以结合起来。例如王铭铭教授就是在英国受教育，对国外的理论相当熟，所以他能够对外国的理论和一些外国人类学家的做法作了评论。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方面，已故的王筑生教授出版的博士论文本，就是把国外的理论和中国国内的资料配  合起来。因为内地学者的一个强项就是中文很好，对历史资料比较熟悉，看得比较多，把历史资料配合在人类学理论方面，这很好，很重要。
徐：这次访问贵系的时间是我来得最长的一次，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贵系一方面与国际人类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一方面又非常关照内地的一些人类学者。我想请您谈一下贵系在促进中国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和发展中有些什么做法和打算。
陈：因为我们是在香港这地方，跟内地的人类学者交流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必要的。香港毕竟是个小地方，它的人类学研究应该跟大陆联系起来。这边的好处是我们看西方资料比较方便一点，我们与大陆的交流，有好几个方面，比如办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也邀请内地的一些学者过来，内地的一些研讨会，好多单位也邀请我们过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交流方法。比如1999年，我跟张展鸿副教授通过大学的学术交流计划，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与他们交流，去那边做两个演讲，跟他们的老师交流。我们经过大学学术交流计划的批准—这个计划最长的时间有两个星期，向校方申请，也邀请内地的学者过来。主要是这一类方法，因为在我们系没有什么资源来推动这方面的交流，主要是依靠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计划来进行。
我们系都请有一个校外的评鉴人，每个学期考完试后，学生的成绩、试卷、作业、论文要抽样寄给他，好的和不好的都有，由他自己去看去审，然后他会写一个报告给校方。每个学期都这样。评鉴人一任三年，三年他一定要来一次跟我们见面，和我们一起讨论系里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以保证系的发展跟上国际水准。这是大学聘请的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评卷人的待遇是非常高的。除此以外，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我们有邀请访问教授的制度。我们系一般聘请的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类学教授，如哈佛大学的华生教授(James watson)，他研究香港、广东这一带很出名，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持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他做过我们的访问教授，也当过我们的校外评鉴员。另外作为访问教授还有很出名的文思理(Sidney Minty)教授，文思理教授是研究南美洲的，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从蔗糖怎样全球化，怎样从南美传到英国去，而且研究了从早期蔗糖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奢侈的物品到普及化的过程。这本书很出名，文思理是很出名的学者，他也来做过两次访问。最近我们也开始邀请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来教课。所以无论是知名度高的还是比较年轻的学者，只要他们有他们的出版物，有作为，我们都会邀请。这对我们的师生有好处，尤其是学生，能够接触到本系以外的学术界人士。我们认为这个制度很好，但主要考虑到资源问题，只要经济许可，我们要继续下去。另外，我们还有名誉的访问教授或名誉的研究员，目前我们系有三四个。“名誉”是说我们不付钱，由他们自己付钱，但他们附在我们系里，他们可以做研究，可以利用图书馆的资料。对我们的好处就是他们在我们这里跟我们有交流，参加我们星期五的午间研讨会，这个午间研讨会已经成为我们系的一个传统了，这种方式是从美国传过来的，利用这种方式可以一面吃东西，一面听学术演讲。我们邀请国内外学者都来参加，但没有特别的邀请，一般是他们经过香港，我们就邀请他们，如果是特意为我们做的演讲，我们可以安排两三天的住宿作为交换。所以，我们跟国内国外都有交流。另外，我们本系的学者都适当地参加国外的学术研讨会。我个人每年都得到一些邀请，如1999年，内地邀请我参加了不少活动，南宁的、云南的、吴江的，还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几个会议；1998年参加了威廉斯堡大会等会议。1999年我们系搞了两个国际会议，一个是6月初的华南文化认同的研讨会，另外一个是6月底7月初，是中国家庭饮食研讨会，从饮食来看社会变迁，是与哈佛大学合办的。这边对饮食文化有点研究，所以这几年从1996年以来办了两三次的饮食文化研讨会。1996年那一次，我和吴燕和教授编了一本书，就将出版了。我们跟国外交流的形式很多，但人手少，内地不少地方邀请我们去交流，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到各地去，而且老师各有各的计划，但我们跟内地的交流会继续下去。
徐：这样看来，由于香港处在一种中西学术交汇的位子上，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你们香港中大的人类学系在中外学术交流当中处于一种特殊的桥梁和枢纽地位，内地的学界对你们的评价很高。我想您能不能再谈谈今后如何进一步发挥这种桥梁和枢纽作用。
陈：在教课上我们会继续跟世界上的第一流的学科交流，跟上国际水准。人手少，我们要集中一下，我们按照美国人类学的做法把人类学划为四个分科，目前我们注重文化人类学，还介绍一些考古学、生物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如果受经济约束，可能我们会强调文化人类学，加上个考古学，其他两个方面可能不大注重了。’但是本科的课程，仍然会是全面的。文化人类学方面我们一定要加强，因为我们把它看做是最主要的课程，假如人多，可以把各方面办齐，人少就没办法了。我们只能强调全面发展文化人类学，再加上考占学方面。考占学在香港人看来很有吸引力，目前香港政府、香港机构、博物馆对考古学都很有兴趣，因为香港人对自己的历史很看重。考古学方面我们要强调，但还是以文化人类学为主，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继续跟内地保持交流，对我们是非常必要的，录取内地优秀的学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在香港也争取录取更好的学生。我们的录取方法在香港是很有竞争性的。学生申请时有第一、第二、第三选择，目前我们只取第一选择的。因为我们的学生很少，第一选择中有些学生成绩好，有些是中等的，我们要跟其他系竞争。人类学像历史学这些学科一样，社会人士一般认为这是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学科，这需要我们去推动、宣传人类学，这对我们很有用，是有适用性的，这是我们在香港面临的问题，在内地可能也有这个问题。以我在马来西亚工作的经验，内地在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中国这么大的土地很多问题如现代化的问题，脱贫的问题，都是本科生毕业后可以涉及的领域。
徐：您已经提出准备增加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课程，实际上也是在进一步发挥你们的桥梁和枢纽作用的一个措施。因为香港所处的地位，你们研究本土的东西，也必然和内地人类学界的人士加强联系，同时你们又能很好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研究，我觉得这是很，要的。
陈：是的。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很多书不仅是在中国出版的，还有很多很多是国外出版的，我们可以把中文的外文的都介绍给学生，我们是设想尽量利用我们的资源。像欧美人类学系都会有人去钻某一个地方，在香港我们资源不是很多，我们是这样看的，从地区来研究，注重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包括台湾这一带“两岸三地”的研究。第二是海外华人。海外华人由我负责，研究海外华人的文化与世界的关系。这两方面相互配合， 2001年我准备开一个新的课—海外华人课，是给本科生上的。海外华人在国际上有很多大学已开始注重开这门课了。这是第一条线，就是研究“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我们有两个学者张展鸿教授和麦固敦教授都是研究日本的专家，所以我们也注意东亚这些地方，人类学不应该只研究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第二条线强调地域性研究日本和韩国，开这些国家的课。再一条线就是研究东南亚地区。2000年我就开了东南亚人民与文化的课。当然欧美文化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麦固敦教授教日本文化也和美国文化相比较。非洲、印度这些地方我们没办法了，没有那么多人手，我们觉得还是专业些好，太过分散了的反而没有强点。这是我们今后要走的路。第一条线我们肯定加强，我们要开设华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生硕士班课程，这是在欧美外第一个大学开设这样一个授课硕士班课程，这是自费的，我们希望能吸引一些日本和欧美的学生来这边读。自费生一般都是香港这边的，内地由于经费的原因，他们一般选写论文的那种，赞助比较方便。所以我们这个班开始要吸引一些香港、日本、美国这些学生。这些学生一般对研究中国社会有兴趣，他们还没有读博士的时候，先来读一个硕士，一年或两年，读完以后回去读博士，这对他们很有好处，又由于是收费的，对我们系也有一些帮助。我们系人手少，但只要大家分工协作，还是能够办一个好系。
徐：我刚才听您讲了你们系在促进中国和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方面有很多方法，比如召开国际人类学的会议，参加内地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类学会议，还聘请西方的访问教授，邀请国际方面的学者来演讲，这些方法作用都很大，像我自己多年以前就得到你们邀请，这对我有很多启发。我曾经讲过我的《雪球》那本书，就是1993年访问贵系时跟乔健教授谈，跟谢剑教授谈，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启发了我的思路。所以我觉得你们系有这么好的一个促进内地和国际交流的传统，而且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上，这是内地别的地方的学校所没有的。
陈：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计划可以跟内地的学者或单位一起来做一些研究计划，在这边申请研究资金，使内地一两个学者能够参与进来，这也是一个办法。还有做博士后也是一个办法，博士后也要有一个研究计划，可以让香港或内地哪个学校的博士后的学生来申请博士后研究计划。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各位老师研究计划的权利来促进交流，如上次林舟教授跟您谈的合作的事，就是他在设想申请研究计划，想要跟内地的学者合作申请研究资金，成功的话就可以正式合作了。如王鹏林教授是研究语言学的，他把北京的朝克教授—也是研究语言的列人计划里面，朝克教授就可以来这边合作研究，前后有两个月左右。
徐：这说明方法很多，比如今天中午林舟教授跟我谈，他说计划讨论后再修改，如果这个合作能成功，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帮助。这么多年来，我们广西的学者不断得到你们的激请，包括乔健教授邀请的。这种交流对我们广西民族学院来说也是很大的促进。我自己就有这种体会，在写《雪球》之前，我刚完成了《汉民族发展史》，再进一步怎么研究我还不知道，结果到这里来，乔教授、谢教授等都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这么多年来就是顺粉他们指的方向，把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到汉民族研究中来，做新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种合作交流确实是双向的，对我们很有好处，我希望今后能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尽量在做，我们这几年来，台湾的李亦园、庄英章、乔健教授，包括你们系的吴燕和教授等都在我们学报的封面上做了宣传，这个效果很好。2000年我们把我们学报封面印在一起来看，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大陆最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等也上了封面，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想请您对我们学报给一个评价。
陈：我看你们这个学报是办得很好，应该继续办下去。我认为无论是内地还是国外，用中文出版的人类学的学报中，你们这份学报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而且是普及到各地的。对人类学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对人类学的发展，这个学报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像我也是通过看这份学报，才知道其他地方人类学者的研究情况。我认为你们办得很好，将来有可能还可以再加一个版，是专门给人类学交流和交换意见的，把人类学最新的动态、最新的研究计划都列人里面，大家一看都知道了。我看这个学报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学报性质不大一样，各有各的好处，那个是很专人类学的，稿子都是专门的人类学稿件。你们有一些不是人类学的文章也放在里面，是比较普及性的，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学报。假如您把它改成人类学学报的话，太专业化了，就不一定普及了，只有少数专业人员看。所以我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好处就在于这点—不是太专业化，但又有人类学的课题。还有相片，很多学报是没有照片的，你们学报放照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看了有比较好的感觉，比较亲切。
徐：这次我想把你们系全体老师的照片放上去。今天我们也拜访了你们图书馆的馆长李先生，还有邱女士，邱女士说星期五拿到我们的学报第2期，她以前没看到，她说非常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口气，用一天半的休息时间看完了，她认为我们的学报很有水准，建议我们的院长跟她们建立交换关系。馆长对我们很客气，说要跟我们学院图书馆建立交换关系。最后想再问一个问题。上次我们在威廉斯堡开了一次第十四届人类学世界大会，大会提出21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但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一种说法，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陈：21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当然是一个口号。19世纪也是人类学的世纪，每个世纪对人类学都有新的挑战，问题是21世纪是什么挑战。以往人类学比较偏重传统的社会，比较偏僻的社会、小社会，现在在前进的过程中，人类学讲究适应，讲究怎样去看问题。比如以往有人问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汉民族文化？以前的人比较容易回答，现在回答什么是汉民族文化，好像不容易了。什么是香港文化？香港文化有传统的华人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语一言也混合得很厉害。所以，21世纪给了我们新的挑战，我们人类学需要去应付新的挑战。有什么新的研究方法？有些人类学者提出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强调在一个小地方做研究。我们要同时研究几个点，比如研究中国一个社区的有很多人可能也到外地去了，所以研究时可能你还需要到外地去研究，做比较，就是要多地点研究。一个大型国际会议需要一个标题,21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是很好听的标题嘛。当然详细讨论起来就是一个口号，每一个学科都可以这样讲，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们要讨论的是怎样应付21世纪的事情。我们人类学不仅是研究文化、文化变迁、传统，归根到底是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人类学脱离不了比如探讨脱贫的问题、平等的问题、和平的问题等等。21世纪虽然人与人之间加强了沟通，但冲突也是越来越多，没有减少。还有大国小国的竞争，也影响到每个社区的人群。所以，人类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研究社会现实的问题，这个才有意义，才是为人类做出了贡献。以前人类学的目标是要分析、描述不同地方文化的不同，那时人们对非洲，对很多国家的文化不大认识，现在我们对世界各地文化几乎都有认识，录像带也很多。我们进一步研究在全球化的课题下是不是人类学也能探讨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这对人类会有很大的贡献。
徐：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更提高了，因为有些人研究人类学只是限于某个区域，某个小的社区、小的村子，没有站得那么高来看21世纪面临的问题，例如贫困、平等、和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人类学界能够对这些问题提出理论和方法上的看法就是对人类的贡献，这也如刚才您讲的社会的现实问题。
陈：是的。我鼓励袁同凯做关于瑶族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我的目的并不是只停在广西的两个点，而是要把研究的经验再推广出去，看这个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教育的问题等等可以做出怎样的贡献。为什么在不同的点，有的教育程度那么低，有的又那么高，为什么在一个村有的比较有信心做教育方面的工作，有的比较没有，我们都要做比较。还有国家教育与族群文化、族群认同以及族群关系有什么关系？在广西做了瑶族的研究以后，他要跟云南各地的研究做比较，可能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以及族群研究有一些贡献，应该是这样。
徐：非常感谢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