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一)　

　□ 马戎

来源：中国民族报 第06版：理论周刊·前沿 ，4月26日

　　根据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先后生活着无数群体。他们各自以共同的祖先和血缘记忆、语言、宗教信仰、谋生方式、生活习俗等聚合在一起，努力拓展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范围。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迁移，相互征战、贸易、混居和通婚。有时大群体分裂为几个小群体，有时小群体并入大群体。各朝代的文献都记载了当时流行的群体族名，无数群体的原有族名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消失了，有一些群体则勃发兴起并在历史长卷中留下浓重的一笔。经过两千多年来彼此依赖互补、磨合交融的曲折历程，他们逐步演变成一个自在的“中华群体”，并在鸦片战争以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一个自觉的“中华民族”。

　　20世纪曾是中国“民族构建”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先后接受了不同来源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其中既有来自西欧反对封建专制、倡导共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也有来自苏联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理论，这使得中国的民族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变得极为复杂，也使得今天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需要面对许多必须认真思考的研究专题。根据多年来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本文作者提出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发展密切相关的100个思考题，希望关心和长期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一起共同予以关注和思考，并在交流和讨论中逐步深化认识和理解，争取在一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我们刊发此文，也是有理由相信，对这些题目的积极讨论将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编者

　　历史和现实中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与当前各自的现代化之路

　　问题1：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迅速增多。在这些交往和相互比较中，我们是否承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科技创新、经济活动、社会分工的能力、水平与速度方面，在知识体系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方面存在差异?在16至19世纪亚非拉各地政治实体与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进行的贸易和战争中，我们是否承认欧洲国家具有远远超过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是否承认亚非拉国家曾经一度是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承认亚非拉各国为了救亡图存必须在各方面向欧洲文明学习?

　　问题2：“文化相对论”认为地球上所有群体的文明都具有独特的和彼此不可替代的价值，任何文明的消失都是人类文明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一观点已被许多人接受。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承认不同文明在推动科技创新和工业化发展方面具有不同的机制和客观效果?是否承认在不同文化相遇后，发展相对滞后并缺乏竞争能力的群体及其文化在现实竞争中必然衰落?如果我们今天批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近代史上曾长期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在今天的国际交往和国内族际交往中，尽管有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叙事话语和所谓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我们是否仍然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恶性竞争和某种新的“丛林法则”?

　　问题3：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时期，一国内部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及居民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是否需要加入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伦理，各民族对待科技知识和追求物质财富的观念和动力存在差异，但是，我们是否承认当前各族广大民众普遍期望获得并享受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生活消费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福利制度?

　　问题4：今天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为创建和维持现有优质社会服务设施和福利体制所需的财富来自哪里?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进行殖民扩张和财富掠夺，今天仍然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继续垄断前沿科技发明并在高科技产品销售中获取暴利。对此，我们可以在道德上予以谴责，但是必须承认它们在残酷的军事战争和贸易竞争中拥有实力并占有优势。那么，欧美工业化国家拥有实力和优势的源泉是什么?从客观条件来看，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与亚非拉国家相比并没有绝对优势，同时，北美大陆在印第安人占有时期和白人殖民者占有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态势。所以，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社会制度创新，无论是理论思维还是产品加工，工业化国家较高的人口综合素质与能力是否是其创新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问题5：我们是否承认种族、族群成员之间存在先天的智商或能力差异?承认世界上存在“优等种族/民族”或“劣等种族/民族”?假如我们否认这一种族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人类群体具有基本相同的生理基因与智商，人们潜在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后天的学习教育和社会熏陶可以得到发掘和培养，那么，发展滞后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竞争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方面与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否主要源自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和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走过的自强历程，是否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这些差距的逐步理解与认识?

　　问题6：各国、各地区是否只能跟随西方国家走它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今天，各地区、各民族的现代化是否必须参照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来实现?是否需要以西方工业化的一套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和汽车拥有量、人均教育和医疗经费等)来评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并把在这些方面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具有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文化传统的地区和群体，是否可以探索和发展出具有不同特点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路径?在发展模式方面，他们是否拥有自主探索权与选择权?假如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这些权利，但现实中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市场贸易规则是否能够给这些地区和群体提供这样的探索机会和选择空间?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人的5个手指不一般齐，而且各有各的功能，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互补”的功能?

　　对于发展滞后地区与群体而言，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问题7：一国内部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使各地区达到大致相近的发展水平?一些地区之所以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对滞后，通常受到居住地区地理条件(高原、荒漠、山地、海岛等)和资源(适合耕种的土地、淡水、地下资源等)的限制，这些条件今后仍将继续制约当地现代化农业、工商业和城镇的发展。那么，这些受到地理和资源条件限制的地区将通过什么途径、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一个发展滞后地区为了在经济活动和基础设施方面达到发达地区的水平，主导的因素和力量是什么?生产力是由人和人所发明的工具所组成的，生产关系也是在人们实践的推动下不断演进的，一个地区在“硬件”方面的现代化与当地劳动力基本素质和能力的“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问题8：如果想使一些地理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的地区在基础设施(住房、能源、交通、通信、市政公共设施等)、公共服务(包括城镇管理、治安、消防、教育、医疗、住房建设等)和消费模式等方面达到与发达地区同样的水平，必然需要巨额资金的长期投入。况且，在地理条件恶劣和人口密度很低的条件下，建设和维持高水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需的人均支出，要显著地超过地理条件优越、人口密度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这些地区现有经济活动的产出无法提供建设和维持这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消费模式所需的经费(人均产值、税收、居民收入)，那么，这些地区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巨大经费将来自哪里?

　　问题9：第一种可能性，即发展滞后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制度运行所需经费、物资和人才主要来自本国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和人力支援，但这必然发展出该地区在各方面特别是资金方面对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的高度依赖。即使建设和发展资金主要来自境外财团，同样会重复上世纪80年代在拉丁美洲各国出现的“依赖型发展”模式。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发达地区是否愿意长期向发展滞后地区提供巨额资金和人力、物资支持?这种“依赖型”经济关系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关系可持续的条件是什么?

　　问题10：假如发展滞后地区利用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援和资金支持，在一定时期内使本地劳动力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使本地人力资源和本地新兴经济成为财富创造的重要来源，这有可能逐步降低本地区对外部资金和人才的依赖性，并使本地民众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享有自尊和自信。但是，这一过程一般需要多少年?其中需要哪些必备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这种区域间发展水平的相互持平，在社会、文化等层面又意味着什么?

　　问题11：一些地理条件恶劣的地区(沙漠、戈壁、山岭、冰川、冻土地带等)，曾因不适合发展传统农牧业而发展滞后。如果科技知识和工业能力(勘探、开采技术)达到一定程度，这些地区有可能勘探出丰富的地下资源(石油、天然气、矿藏等)。这就是第二种可能性，即发展滞后地区及居民有可能以新发现的地下资源换取财富，从而解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来源。但是，任何地下资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的，这种“资源换财富”的模式能够持续多少年?如果本地人口没有在地下资源枯竭前切实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那么一旦地下资源枯竭后，现有的社会体系与经济运行又将如何维持?

　　问题12：考虑到以上两种可能性，我们能否认为，在近代工业化发展中相对滞后的地区和群体，最终扭转自身不利地位、并使本地区与发达地区具有相同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主要途径，就是努力提高本地区的人口素质和市场竞争力，积极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生产贸易、社会管理技能，参与工业化进程并发展出繁荣并可持续的地方经济，从而在平等交流、相互贸易、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一度发展滞后，但在明治维新后积极学习欧洲文明，培育出本国优秀人力资源，形成了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通过进口资源、本国加工和对外贸易成为先进和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日本的发展经历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目前我国教育体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离大城市越远、生活条件越艰苦地区的学校，教师的收入和福利就越低，这造成了在师资队伍、教学效果方面十分悬殊并仍在不断恶化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现代公民国家，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是公民平等权利的基本内容，为了吸引并留住优秀教师，偏远地区教师通常会享受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教师工资待遇基本格局，那么，边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相对竞争力呈现的是一个不断提高还是持续下降的趋势?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对此负有什么责任?

　　问题13：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极具多样性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发展出不同的经济模式和地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区域间的政治整合和全国性(资金、原材料、能源、技术、劳动力等)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各地区之间必然出现经济整合的发展趋势，孕育和发展出一个新形式的产业布局与功能分工体系。在新经济体系的孕育和发展中，各民族如何发挥各自在传统经济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与优势，通过“优势互补”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与繁荣?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之间的资金、人员、物资交流是否应当被称为“援助”?列宁曾多次提到“大国的好处”和“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同为中国公民，无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在考虑自身的发展模式和生存前景时，是否需要突破本族人口的传统聚居区和本民族利益的局限性?在面对全国性共同市场时，中华各民族应当如何在相互协作中“优势互补”，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推动“多元一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 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13-5-3 15:05 编辑 ]

英古阿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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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启福

　

　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二)

　　□ 马戎

　　中国话语体系中“民族”、“族群”概念的由来

　　问题14：什么是“民族”?这个汉文词汇在西方语言体系里的对应词汇究竟是哪一个?英语中的“nation”、“nationality”这些概念所对应的是一些什么性质的群体?各自具有怎样的政治和文化内涵?这几个词汇和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对应内涵在何时、何种历史条件下出现在西欧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又是在何时、何种关系模式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类似词汇和概念在东欧及斯拉夫语系、阿拉伯语、印地语、日语等语言中是何时出现的?这些词汇的出现对世界各地社会政体构建和群体认同意识演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问题15：在中国，汉语中的“民族”是一个本土自生的概念，还是在近代从西方社会引进的概念?如果是自西方引入的概念，它是在何时、何种情境中进入中国话语体系并逐渐被中国各群体所使用?其他语言(如日语)是否在其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民族”是个政治性的概念，还是一个主要偏重血缘和文化特征的概念?在中国，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实际应用是如何演变的?在传统的汉文、蒙古文、藏文、满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是否有相应的“民族”概念?中国的这些群体在古代和清朝如何在口头和书面文献中称呼中原群体和其他群体?如何称呼中原政权和其他地方性政权?今天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如何翻译汉语的“民族”一词?为什么会发生用词方面的变化——包括出现新词汇或原有词汇的内涵发生变化?谁主导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各群体认同意识的演变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于族际交往又带来哪些社会心理后果?

　　问题16：什么是“族群”?“族群”所对应的英文词汇是否是ethnic group?这个词汇在人类历史上是何时出现的?有人说这一词汇的出现至少要比nation晚200年，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认为有必要发明一个可以区别于nation的新概念?ethnic group与nation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ethnic group最初出现在哪些国家并用来表示哪些类型的群体?它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是什么?这个词汇的历史起源和发展、传播过程是怎样的?这一概念何时进入中国的?这一概念与汉语中常用的“民族”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世界其他国家这一概念主要被应用于哪类群体?这一概念的学术意义、应用性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美国等许多工业化国家把国内属于不同种族、来自不同祖籍国、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各类群体都称作“族群”(ethnic groups)而不称作“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

　　问题17：如何理解起源于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这个概念与欧洲思想界出现的启蒙运动、民主共和思想、“民族主义”思潮和社会上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是什么关系?“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它所对应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原则，还是对应于建构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共和政体?如果一个政治实体承认本国内部存在许多“民族”，并宣称自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能否开展真正具有现代公民社会意义的“民族国家”构建?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原则的“民族国家” ?

　　问题18：近代以来人们追求“民族国家”的政体建构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与这种政治组织方式的变革相呼应的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什么?当代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发达西方社会和发展中非西方社会在这方面有什么异同?为什么有些人提出“后民族国家时代”这一概念?20世纪后期西欧国家组成的欧盟和东欧、苏联的国家分裂分别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哪些发展趋势?各自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今天的人们在国家政体建构进程中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有哪些?处在这种发展趋势中的中国社会各民族应当如何认识这种历史趋势?应如何判断并选择真正符合本民族长远利益的道路?

　　问题19：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成员与生活在身边的其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哪些共性和差异?民族差异(语言、宗教、祖先记忆、生活习俗等)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本质性的还是表象性的?每个群体文化的传承是靠群体成员的后天学习来完成，还是因为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先天地遗传了本民族的文化?个体的价值观念、行为特征、生活方式和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还是会因时因地因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民族的文化特征和认同意识是如何在自身与周边人群的交往中凸显出来的?

　　问题20：在一个传统多部族帝国(如沙皇俄国、中国清朝)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共和制国家，在为本国的现代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设定一个总体目标时，应当把内部具有不同族源和历史记忆、语言、宗教、社会组织特征的各群体引导成为各自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民族”(nation)，建设一个以“民族”为单元的多民族(联邦制)国家?还是应当把各群体引导成为保留文化特征和历史记忆的“族群”(ethnic group)，并把国内所有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整合成为一个现代“民族”(nation)?这两种路径各自的利弊是什么?现实发展中的可能性如何?

　　问题21：在对西欧工业化发源地各国和东欧、亚洲传统国家的“民族构建”模式的比较中，安东尼·史密斯提出两个相互对应的“民族”模式：“公民的民族模式”(civic model of nation)和“族群的民族模式”(ethnic model of nation)。菲利克斯·格罗斯提出了“部族国家”和“公民国家”这一组对应的概念，这两种“国家”概念与史密斯提出的两种“民族”模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案例分别演绎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这两组对应的概念和两个理论框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国家构建具有哪些启示?

　　问题22：最早衍生出“公民的民族模式”的西欧国家，它们在转变之前属于世袭多层级封建国家还是属于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它们的发展历程是否能够使用从传统“部族国家”到“公民国家”的演变这一理论框架来加以解释?中国的清朝是否应当被归类为菲利克斯·格罗斯定义的“部族国家”?推翻清朝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否可以被归类为“族群的民族模式”?“公民的民族模式”和“公民国家”是否应当成为中国在民族构建中的目标?中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问题23：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如果存在，它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作为组成部分的各民族之间以及他们各自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模式?今天的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各自具有的政治和文化含义是什么?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是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过程?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多元”和“一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理论、制度与政策

　　问题2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是如何论述“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宣言》为什么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观点?在马恩的著述中，“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马恩为什么把一些民族称为“革命民族”并把另一些民族称为“反革命民族”?他们的理论根据和价值判断的具体标准是什么?马恩如何论述和评价19世纪亚非拉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

　　问题25：列宁曾经表示不赞成联邦制，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为什么又实行了联邦制?列宁是如何论述联邦制的?苏联的100多个“民族”是如何识别出来的?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等组成的联邦体制最终是如何建立的?苏联的联邦制、南斯拉夫的联邦制与美国、瑞士、德国等国家的联邦制之间存在什么本质性的区别?苏联的最终解体与当初国体设计中的“多民族联邦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问题26：应当如何认识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民族”定义?斯大林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下、出于什么考虑提出他的“民族”定义和相应理论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相关的民族理论应当被看作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看作是布尔什维克党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革命形势下，为了特定目标而提出，仅适用于特定时期和特定国情的政治概念和夺权策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否适用于中国?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社会实践对中国的民族理论、对新中国的民族制度、政策的设计制定产生了哪些影响?

　　问题27：当代人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实践应当抱持什么态度?应当如何认识和反思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这一工作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60多年后，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要性、所持的基本理念、国体设计目标以及识别过程中的各种具体情况来看，对于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可以进行哪些历史反思?由“民族识别”工作奠定的中国民族整体框架，在随后几十年引导“民族”关系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实际社会效果，与当初设想的目标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差距?这些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问题28：在一个多民族(多族群)国家内部，应当如何理解和实现各民族(族群)之间的平等?什么是“法律上的平等”?什么是“事实上的平等”?可以使用哪些具体指标来衡量群体之间的平等?在民族之间进行比较时，怎样才能显示出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在群体层面，民族平等是否应当体现在由调查统计数据所反映的群体之间在受教育水平及其结构、宏观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方面的平等?在个体层面，权利的平等应当体现在成员之间在法律权益和竞争机会上的平等，还是体现在成员之间在竞争结果和实际收益方面的平等?假如在经济活动中，个人的贡献与回报之间应当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即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平等交换原则，那么在公民个体间的“法律上的平等”与民族(族群)集体间的“事实上的平等”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差别和矛盾?人类社会对平等和公正的追求，是否最终应当落实为公民个体之间在法定权益和发展机会方面的平等?

　　问题29：在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里，群体性的政治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对于每个具体的群体成员的含义是不是一样的?民族之间政治权利的平等是否意味着两个民族应当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经济领域(劳动力行业、职业结构)方面也趋于相近?人们能否应通过追求群体的平等政治权利来实现群体之间在社会、文化、经济上的平等?一个现代社会首先应当保障的是各民族的群体平等权益还是全体公民的个体平等权益?群体权利能否简单地等同于个体权利?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思考和判定具体案例中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时，是否需要考虑当事人的民族背景、个体地位身份和具体事件的性质?各民族和全体公民是否应当秉持相同的平等观、公平观和正义观?

　　问题30：“自治”是一个相对于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而言的概念?如何理解“区域自治”、“民族自治”、“民族区域自治”这几个概念?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谁应当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一个自治区域内的“自治”群体在本区域内是否享有排他性的“自治”权力?排他性的“自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自治”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领域(政治权利、资源权益、人事任免、文化教育、宗教管理等，以及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中的发言权)?在目前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里，世界各国存在着哪几种“自治”形式?各自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以及实践的社会效果怎样?在不同“自治”制度设计背后，体现的是哪些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逻辑?

　　问题31：自1921年以来，中国的民族政策演变经历了哪几个历史时期?在每个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民族问题纲领各有什么特点?影响党思考我国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内外因素都有哪些?如何分析党创制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如何回顾和分析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和社会效果?上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合法性前提和制度环境是什么?这一意识形态基础和合法性前提在60多年后的中国有没有发生变化?当初设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在今天有没有发生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是如何建立的?当初建立时是否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及不同的方案?各种不同意见背后的道理和逻辑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了各地的制度选择?

　　问题32：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土司制度是否属于某种“自治制度”?实行土司制度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明清两代的中央政权为什么要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在当时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际交流等方面以及对于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人们分别具有什么意义?“改土归流”这一制度变迁对原来实行土司制的当地民众带来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提高当地民众的社会竞争力起到了什么作用?有人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称为“改流归土”，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问题33：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是否属于一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长期实行“保留地”制度对于北美印第安人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保留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与国内其他高度工业化区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印第安人在这些“保留地”里是否生活得幸福、自信并享有尊严?这种高度自治的“保留地”制度是否真正保护了印第安人的各项权益和传统文化?“保留地”的存在是否能使印地安人的文化免受当地现代化的影响?是否有效地提高了印第安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并使他们逐步成为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当代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社会成员?北美印第安人在近200多年里是否有效地保持自己的文化或出现了实质性的社会发展?他们距离自己的传统有多远?他们距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问题34：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如果采用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那么，一些人口规模较小、居住在边疆地区、没有完整经济体系的群体(如北美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依照其自我意愿是否会长期坚持自己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拒绝与外部社会交流以防止被“同化”?这样是否会导致这些群体和地区被隔绝在本国的现代社会与经济体系之外?这样的生存模式是否有利于这些群体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如果这些群体始终拒绝进入通常观念中的“现代化”轨道，其成员是否能感到生活幸福?如果他们希望享受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和文明成果，但是又不愿意到现代经济体系去就业，那么他们消费的经济来源是什么?这种来源的保障是否能够赋予他们尊严和实力?

　　问题35：取得独立后，印度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具有哪些特征?尼赫鲁为什么提出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的国家目标?独立60多年后，全体印度国民是否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印度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为了构建这样一个“印度民族”，印度社会过去和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印度的“民族构建”进程能够为中国提供哪些启示?

　　问题36：清朝末年，保皇党与革命党在“中国”、“中华”的定义和“中国”的地域、国民范围方面的主要分歧是什么?最早提出“十八行省建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些口号的是些什么人?康有为拥护君主立宪制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等词汇是何时出现在中国的话语体系的?当时的哪些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促成和推动这些概念得以在中国流行?

　　问题37：1939年，顾颉刚为什么坚决反对继续使用“中华本部”这一概念?他为什么同时又公开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一观点表示异议?这两位学者的争论反映出他们在政治和学理上的哪些不同考虑?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费孝通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发生在1939年的这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以及费孝通先生观点的前后变化，对认识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可以带来哪些启示?

　　问题38：总结20世纪的百年中国历史，清末保皇党与革命党、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中国在“民族”概念的定义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施政纲领方面存在哪些主要分歧?对于它们各自在民族问题上推行的具体政策和施政实践，可以进行哪些比较分析和理论反思?

代启福

　　

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三)

　　□ 马戎

　　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问题39：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和保护内部文化多样性之间能否兼顾?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是否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两部分内容?应当以什么标准来分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是应当根据本民族知识精英集团或政府权威机构提出的带有主观价值判别的标准来进行分辨并作出结论，还是应当在岁月流逝中接受现实竞争对各民族文化传统内在生命力的检验?在对民族文化具体内容的价值判断和弃留取舍方面，谁最具有发言权?是政府还是社会?是居于社会上层或生活在其他城市的部分民族精英，还是生活在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普通民众?

　　问题40：经济全球化是否也包含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内涵?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满足“交易”的需要，任何进入“市场”并带有“商品”性质的交换物(有形或无形，物质或非物质)必然趋向于某种程度的度量“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给传统的文化多样性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文化多样性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如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些传统文化(如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地方方言、传统工艺、宗教仪式等)因为践行者越来越少而逐渐消逝，这是否是一个历史演进的必然结局?为了记忆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化，我们是否应该做些什么，应当如何去做?

　　问题41：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的自然资源开发与汉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相比，在形式和政策上是否应当有所差别?少数民族民众对草原、“神山”、“圣湖”等自然地理区域的传统崇拜和相关禁忌，是否与民众在世代经营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得出的生存经验和生态伦理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蕴藏深刻文化内涵的民间生态禁忌?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农业、畜牧业、渔业经济模式，应当如何过渡到现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既吸收保存中国传统的智慧与经验，又能够积极吸收国外现代化的农牧业技术与经营方法?

　　跨区域人口流动

　　问题42：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如何看待近些年从沿海省市和中部地区来到西部地区经商和就业的汉族流动人口?这些汉族流动人口在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哪些行业和哪些职业的工作?他们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带来哪些影响?

　　问题43：应当如何看待近些年从西部地区来到中部和沿海省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部和沿海省市主要在哪些行业从事哪些职业的工作?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个体自发流动到沿海城市的?多少人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劳务输出的?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况(居住、子女入学、就医、社会保障等)如何?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当地基层政府对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等给予了哪些帮助?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给东部、中部和沿海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带来了哪些影响?他们对促进我国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发挥了什么作用?

　　问题44：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远景来看，各民族成员走出传统居住地并逐渐散布到全国各地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全国性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传统居住格局出现的这种调整对中华民族内部的相互交往、相互了解和融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目前这种跨越传统居住地的各民族人口流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近期的发展前景怎样?我国目前各地的劳动力管理制度和人口流动政策对这一流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问题45：应当如何看待在西部民族地区任职的汉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汉族干部在任职、工作安排和族际交往中存在哪些问题?汉族人员对此有些什么反映?他们对西部地区的干部和人才流动提出过哪些建议?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这些汉族人员有什么反映?他们对干部和人才的跨地域交流和流动有什么建议?

　　问题46：西部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有没有可能以较大规模来到中部和沿海省市任职和工作?这样的少数民族干部流动和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跨区域就业，将给我国的民族交往和社会认同模式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中部和沿海地区的政府和民众对此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政策?中央政府是否需要为此出台某些专项政策?如果在沿海省市出现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如果沿海省市企事业单位拥有更多的少数民族技术人员和职工，如果沿海省市各大学出现更多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校长、教师和研究生，那么，各民族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是否将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问题47：在民族自治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任职安排中，应当如何看待民族身份背景?是否应当考虑逐步增加选拔干部的灵活性，更多考虑每个干部的个人资历、政治文化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

　　问题48：在一个国家中，一个民族(族群)能否获得与其他群体平等或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这个群体中能否产生真正有能力、有权力、有威信的政治领导人、科学家、企业家、军人和知识分子。政府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政府政策予以保障，但是如何涌现一批真正杰出的少数民族企业家，这是政府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在汉族地区相对发达开放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如何创造条件，使少数民族民营企业家能够脱颖而出?是否要在项目竞标、税收、贷款、人员培训等方面制定针对本地少数民族人员的系统性优惠政策?各族党政干部跨地域任职、各族企业家跨地域经营、各族劳动力跨地域就业，是否可以为少数民族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培养与锻炼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问题49：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分析“跨境民族”的提法?这一概念是何时出现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的?“跨境民族”概念是与“公民的民族模式”的基本理念相符合，还是与“族群的民族模式”的基本理念相符合?目前在我国的话语运用中，“跨境民族”这个概念存在哪些问题?我国的邻国是否接受我国关于“跨境民族”的提法和具体应用?

　　问题50：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如青海三江源地区)在迁移后的生计安排、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面临哪些实际问题?目前的政策是如何处理的?各地区的移民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政策?有关生态移民安置项目是否取得了预期的社会和经济效果?如果移民及其子女不能实现有效就业并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样的安置项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应被视为成功的项目?那些脱离了原有生计方式而又没有找到新的生计方式且原有的社会组织体系也面临崩溃的人们该怎么办?

　　问题51：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是否也包括社会组织结构和人们的自我意识、权力观念的变化?少数民族社会能否自外于整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演变?在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民族议题讨论的主体和角色定位是否会发生变化?在进行民族意愿表达、选择民族文化模式、使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时，谁能够真正代表各民族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这一代表权应由广大民众选出还是由政府指定?

　　语言的功能与双语教育

　　问题52：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交往中，语言文字是否具有传统文化载体和交流学习工具的双重性功能?应当如何看待语言文字的应用性功能和文化意义?应当如何认识世界各地语言文字的发展现状及未来演变趋势?在学习并掌握国内外最具学习交流功能的工具性语言来促进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同时，如何继承与发展本民族(族群)语言文字，这二者之间应当是怎样一个关系?在对各种语言的工具性能进行评估时，能否采用一个量化的指标体系进行相互比较?这一体系应当包括哪些具体指标?

　　问题53：应当如何认识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本功能?作为任何人类群体内部信息的交流工具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发展程度(是否发明文字，语言系统的复杂程度，词汇体系的涵盖领域和丰富程度等)是否也是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当不同群体相遇并开展交流时，作为相互沟通信息和相互学习知识的工具，各种语言在使用中是否也存在某种竞争的态势?各群体应当如何客观和理性地认识这种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逐步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法国人和德国人如何看待这一语言学习的发展态势?他们的态度和取舍有哪些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当汉语成为中国的全国通用语言后，中国各少数民族如何认识这一语言发展态势?

　　问题54：应当如何看待当前政府在西部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各级学校提倡的双语教育?政府提倡和推行双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里，双语教育应当如何设计与推行?在两种语言掌握和运用方面应该达到什么目标?为了达到较好的教学和社会效果，学校推行双语教育的顺利实施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教育部门是否应当提供多种不同模式的语言教学体系，使家长和学生有选择教学语言模式的权利?

　　问题55：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教育(如民国时期的蒙藏学校)与1949年以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教育(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大学)之间存在着哪些共性与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设立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体系的历史条件、政治目标和社会效果有什么不同?今天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民族中小学、民族院校)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效果怎样?各级民语学校毕业生(“民考民”)的就业和个人发展空间与普通汉语学校的毕业生(“民考汉”)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差异?

　　问题56：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文和通过汉语学习现代知识体系(数理化及其他专业课)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具有负面影响?对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工业化知识体系和对今后就业有什么影响?目前我国建立了民族教育体系(各科教材使用民族文字并用民语授课)的主要少数民族(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的民族文字现代知识出版体系发展情况如何?在今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民族语文出版事业的发展前景如何?少数民族学生通过阅读本民族文字出版物能够获得哪些自身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中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教育能否脱离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系统的支撑去孤立发展并取得成功?

　　问题57：我国有些少数民族有传统的口头语言，但没有书写文字。这些口头语言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呈现弱化甚至逐步消亡的趋势。作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些口头语言如何能够传承下去?在这些口头语言的学习、传承和研究等方面，国家的语言研究机构和民间文化团体应当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

　　问题58：双语教育除了工具性目的之外，还有影响更为深远的文化价值。应当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双语教材建设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统编汉文教材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没有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在教材内容之中，或者在汉文教材中极少包含介绍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那么这些教材能否真正起到全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汉族极少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状况，对于各民族的文化理解、族际交往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有什么影响?在第二、第三语言的选择方面，是否应当注意到国内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知识二者之间的平衡，并从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培育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问题59：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教育出版体系的建立和维持方面，中央政府一直在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但是，各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语言文字工作的推进和民族语文现代传播事业的发展任务主要是由本民族知识精英来承担的。我国的汉族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一事业?今天是否需要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在这些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走过的弯路?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创建与发展方面，在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方面，我们是否已经达到能够使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眼光、胸怀和专业素养?

代启福

　

　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四)

　　□ 马戎

　　如何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

　　问题60：当前我国一些边疆地区和山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教育、医疗、通信、交通、文化事业、社会保障等)也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这一现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哪些后果?今后应当如何加以改善和提高?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收入较低，他们的脱贫致富问题应当通过哪些渠道和方法予以改善和解决?脱贫的主要思路应当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在各种“对口支援”项目中，对当地教育事业的投入和对当地人员就业能力的培训应当占据怎样一个位置，目前这些项目在总投入中的比例是多少?在对各种“对口支援”项目的评估中，除了GDP、税收和资金投入总额这些指标外，是否应当增加当地劳动力就业增长率和当地民众收入增长率这两个指标?

　　问题61：在某一个民族的人口、经济发展等占有巨大优势并成为“主流群体”的多民族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其他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权利、文化权益、经济利益等如何才能得到公平对待和保障?国家需要设计出台怎样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来切实保障这些权益?少数民族公民在这样的国家框架内如何保障自身的发展权?作为“主流群体”成员的公民个人应当为国家建构做出何种努力?

　　问题62：应当如何认识国家出台的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各种优惠政策?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这些优惠政策发挥了哪些作用?现在我国不同省区实行不同内容的优惠政策，对于这些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各族民众存在不同的反映。我国今后是否需要对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思路和幅度进行调整?在高考中针对少数民族城镇考生的优惠幅度是否应该与农村考生的优惠幅度有所差别?沿海城市对本地世居少数民族(回族、满族)考生是否还需要在高考中继续实行加分优惠政策?考虑到“民考民”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在硕士生、博士生录取中是否应当对“民考民”学生在外语成绩上适当降低标准，以便把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吸收进国家一流大学进行培养?

　　问题63：如果把我国目前实行的“少数民族群体优惠政策”(即不考虑其城乡居住地、家庭收入等因素，只依据户籍“民族身份”)调整为“欠发达地区及公民个人发展优惠与扶助政策”(即主要考虑其居住地的城乡差异、地区发展水平及家庭的收入情况)，我国少数民族成员的实际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如果这一政策调整得以实践，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具体是哪部分成员的利益有可能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同时又是哪部分成员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仍然可以得到保障甚至进一步加强?这样的政策调整是否仍然能够保持甚至可能明显推进各民族成员在发展机会方面的公平和公正?

　　问题64：目前我国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优惠政策在执行中仅以降分录取为主，且各地区降分幅度不同。由于大学期间的授课内容和进度需要参照学生的接受程度和学习效果，毕业考试的方式比较灵活，所以高考降分录取导致的结果是“低分进，低能出”。这一政策既影响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在校学习成绩，也使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实际竞争力，并进而导致其就业困难。面对少数民族学生普遍面对的就业困局，各级各地政府是否需要调整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优惠政策的基本思路?能否通过加强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教育、视学习效果适当延长高中学制、增加高考复读项目、加强预科教育、加强民族地区的师范教育等方法保证少数民族学生以合格成绩进入大学，以保证大学的教育质量，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难题?

　　如何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

　　问题65：应当如何认识“少数民族干部”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是何时出现在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的?在北美、欧洲的话语体系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相应概念?如果不存在，原因是什么?当前国家应当以什么样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来培养少数民族官员和知识分子?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通常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精英人士?这些国家中的出身少数族裔家庭的杰出政治家(如美国的奥巴马总统)、杰出企业家和科技精英是如何培养的?

　　问题66：当前我国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少数民族干部?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来培养?我国的少数民族精英群体主要是通过各地区的民族学校(从民族小学到民族大学、大学里的民族院系)来培养的。这种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物的定位和角色预期，其基本思路上是什么?这种思路对少数民族精英的培养效果、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民族关系的未来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问题67：美国等西方国家通常以“校园多元化”的名义吸收少数族裔优秀学生，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国家精英”。这种思路和社会效果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曾出现风起云涌并几乎撕裂美国社会的黑人运动，在民权运动中通过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也译做“肯定性行动”)明确废除学校种族隔离，著名大学开始持续招收黑人优秀学生后，今天的美国是否还存在有影响的黑人运动?

　　问题68：少数民族干部是否只有在民族地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东部沿海省市任职与工作，这对于当地汉族干部民众了解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习俗是否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否有助于构建东部和西部之间共享的文化平台?对于东部沿海省市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是否会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在东部沿海省市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会向他们的家乡民众传递哪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我国各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及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和人才队伍结构?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结构的现状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这一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个人发展、群体发展和地区发展三者的关系状况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有什么样的具体差异?少数民族自身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发展观”、“职业观”和“就业观”?

　　如何理解宗教信仰和宪法保障的公民信仰自由

　　问题69：宗教信仰与民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有些宣传中出现的关于某些民族“全民信教”的提法是否客观和准确?在广大民众的日常活动当中，哪些明确属于宗教信仰活动，哪些只是与宗教教义相关的生活习俗?普通民众(特别是文盲)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实践与知识阶层、社会上层人士、宗教职业者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实践之间存在什么差别?

　　问题70：在实行“政教分离”的现代世俗国家，国家通过宪法和其他法律来限定行政权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者不得介入任何性质的政治活动，也绝对不能介入司法和公共教育，只允许在宗教场所内宣讲宗教教义和举办社会慈善公益活动。同时，只要不触犯法律，政府机构也不能动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宗教团体内部的人事安排和合法传教活动。国民向政府缴纳的税收，政府既不能用来资助任何宗教团体的运行，也不能用来给任何宗教团体的神职人员发放津贴。这样一种“政教分离”的制度性安排和对宗教团体的法治性管理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这样是否可以形成一种政府在社会事务方面发挥的行政司法功能与宗教组织在私人信仰和社会公益领域发挥的育德行善功能之间的某种良性的“互补关系”，从而避免由于政府介入私人信仰领域和宗教介入世俗行政司法领域而带来的恶性冲突?

　　问题71：应当如何理解我国宪法中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公民个人宗教信仰以及他们在私人自由支配时间(工作时间之外)和空间(个人居所和非公共空间)进行宗教活动，是否与其履行公职之间存在矛盾?两者之间能否进行某种协调，以便使彼此之间不发生冲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在世俗社会中的行为之间是否可以存在某种区隔?在一个真正“世俗化”的社会，宗教信仰与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之间，是否可以构建一个具有共性的价值观基础，从而避免信徒的人格分裂和保证信徒的行为符合世俗法律?宗教信仰自由是不是仅仅是国家的宗教管理层面与宗教组织之间的问题?公民个体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各种宗教、各个教派的合法自由活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保障公民个体的宗教信仰自由?

　　问题72：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信徒和宗教职业者之间存在哪些本质上的区别?对于宗教职业者而言，他们在专业宗教知识素养、宗教修行、职业操守、日常职能、收入来源、生活消费模式等方面，与普通信众之间有什么不同?社会民众对宗教机构和宗教职业者的捐赠和赞助是为了养人还是为了实现宗教积德行善救人治世的理想?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者应当如何对待来自教众的捐献?

　　问题73：在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社会和公民国家，宗教职业者和宗教组织与政治体制、行政权力机构之间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宗教职业者群体在总人口中通常占一个怎样的比例?为什么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宗教职业者人数整体很少，同时社区教堂能否维持几乎完全取决于本地教众的捐赠?在那些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的世俗国家，政府是否有权利把纳税人的钱用于支付任何一个宗教组织的运行开支和宗教职业者的报酬?如果一个宗教组织或一位宗教职业者没有违反正式颁布的各项法律，政府的行政司法机构是否有权干预他们的正常宗教活动?

　　问题74：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主要是政治和文化认同问题，宗教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有时也的确涉及到基本教义和个别教派排斥异己的价值观问题。在涉及到民族和宗教关系时，从历史经验和当代世界各国的实践情况来看，金钱(经济援助、福利、物质利益等)和武力(警察和军队的高压管理与镇压)是否能够真正起到缓解民族矛盾、维持宗教和谐的作用?这两种手段和措施能否彻底解决民族认同意识和宗教宽容方面的问题?人的精神需求能否简单化为对物质和权力的欲望?民族隔阂和宗教冲突能否简单地通过物质的和权力干预的方式来得到解决?

　　问题75：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主要宗教，都主张仁爱宽容、行善积德。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冲突?各种宗教乃至各种信仰之间有没有共同的价值基础?有没有一种可以凌驾于其他价值或者信仰之上的价值观或者信仰?在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方面能否判定彼此之间的对错优劣?中国举办奥运会时，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五教教长曾经一起举行仪式为中国奥运会祈福，中国的各教各派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种类似东南亚华人的包含各种宗教、教派的“德教”那样的关系框架以及在国家层面的宗教包容心态?

张润平

期待——

张多

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做出博士论文了。

朱卿

希望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能够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案，在思考中前行。期待更新！！！

代启福

　　

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100个思考题(五)

　　□ 马戎

　　如何看待“民族-族群”关系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

　　问题76：以政治的方式(如实行群体或区域自治、由本族精英来领导等等)能否有效解决各族民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文化差异以及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服务品质均等、社会经济适应和发展、基础设施利用和基础服务共享等问题?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才能在现阶段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和发展机会?

　　问题77：哪些原因导致各地区出现的经济问题(如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社会问题(如就业、社会福利和保障)、文化问题(如学校教学语言、公共场域的民族语言使用)、行政管理问题(如行政区划调整、县改市、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宗教问题(如寺庙、清真寺和民众宗教活动的管理)、治安司法问题(如个体公民之间的冲突、社会治安事件)等时常被人们解读为“民族”之间的问题?政治认同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在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政策导向和行政效率状况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问题78：把发生在民族之间的一些社会问题、民生问题、文化问题等解读为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民族问题”，是把民族和民族互动“政治化”的思路。与此同时，是否也存在把民众传统和朴素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政治化”的思路?对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这种“政治化”倾向是不是社会生活中广为人们所采用的方式?

　　问题79：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身份体系和个体的身份结构有什么特点?在每个国民都具有官方认定的“民族身份”的国家，族际通婚夫妇在为子女选择“民族成分”时，主要考虑因素有哪些?是政府各项“民族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实际利益，还是通婚其中一方对文化传统、民族意识的传承?正式申报的“民族身份”对族际通婚子女成长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会带来哪些影响?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空间会带来什么影响?

　　问题80：在我国公共文化事业中应当如何体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级以及首都和东部省、市、地区的传媒是否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和吸收藏、维吾尔、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从业人员?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少数民族时，在处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章、出版物时，是否比汉族记者对采访、编辑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心理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能更全面、更客观地进行报道?少数民族的新闻采编人员增多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加多元和深入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化、价值以及行为方式，促进我们的文化自觉和反省?

　　如何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共同文化

　　问题81：为了加强各族公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否需要建设一个包括13亿国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中华文化”是不是全体国民共同从历史上继承下来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各种文化的总合?“多元一体格局”是否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内部结构?几千年来把中华各群体由“多元”凝聚为“一体”的那个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是什么?

　　问题82：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进程中，必须承认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对语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央政府和主流群体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项具体问题。如果忽视了“多元”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感受，还能否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的巩固的“一体”?如果不能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如何能够真正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又如何发展各民族共赢的共同国内市场?

　　问题83：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中，如果只强调“多元”而忽视“一体”，看不到多元之间的相互有机联系而把各民族的文化彼此割裂开来，对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会否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思路对于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有利还是有弊?

　　问题84：近些年，一些政府部门和文艺界试图用“炎黄子孙”、“华夏子孙”及“龙的传人”这些文化符号作为加强国人认同的工具。我国各主要少数民族是否认同这些文化符号?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今天，是否还需要借用“炎黄子孙”、“华夏子孙”、“龙的传人”等带有特殊历史标记的文化符号来表达国家层面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这种宣传在少数民族中带来的效果如何?

　　问题85：在思考对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时，各地区的汉语方言(粤语、闽南话、苏州话、客家话、四川话等)也拥有悠久历史，而且与地方歌曲、传统戏剧(粤剧、昆曲、越剧、川剧等)密切结合在一起，深受当地民众喜爱。那么，在推广汉语普通话时，这些方言的使用和传承是否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也存在本民族的多种地域方言(如藏语中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区方言等)，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地域方言同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内容。当政府在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和电视广播中推广某种“标准语”时，这些方言是否也会被弱化以致逐渐消失?这是否也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时应当思考的问题?

　　问题86：文化是由人“做”出来的，文化是为人的。在各民族思考自己的传统文化议题时，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是否应当首先回答：我们所要保护和发展的是“谁的文化”和“为谁的文化”?在讨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时，是不是也要考虑人的处境和选择问题?究竟如何处理这些文化议题才真正符合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因地制宜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问题87：现代化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人口密集的城市、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等)在西部地区是否同样适用?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系统能否承载这样的发展模式?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发展出多种发展模式，我国西部地区是否也应当根据本地的地理条件、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人口密度、文化传统等特点，探索和演变出具有不同产业结构、文化特色的多种发展模式?

　　问题88：自鸦片战争至今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学习和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化”的进程，还是一个“汉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同样，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琉球人和阿依努人的发展是否是“大和民族化”的过程?沙皇和苏联治理下中亚等国的发展过程是否是“俄罗斯化”的过程?英属印度时期的印度上层人士是否也经历了一个“不列颠化”的过程?今天能从这些“大和民族化”、“俄罗斯化”、“不列颠化”的主动施与者和被动承受者两个方面的历史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问题89：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的传统文化和各国内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将在本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在各国关于“本土化”、“民族化”和“全球化”、“国际化”的讨论中，这两种发展导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国家能不能做到既大量吸收欧美工业文明的知识成果并以此建立一个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又能够比较系统地继承和发展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问题90：现代民族国家通常建立统一立法、政治制度高度整合、行政管理体制同质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但是一国(特别是领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内部各地区在历史上的发展很可能并不同步。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从传统部族国家、专制国家演变到一个政治、法律、经济、文化高度整合的现代国家，无疑需要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那么，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是否需要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区实施与核心地区有所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并使一些地区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些政策是出于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实事求是且仅适用于过渡时期的权宜之策，还是永久性的基本原则?如果是属于过渡时期的制度和政策，那么，把这些制度和政策固定化、不断强化甚至上升到国家基本价值理念高度，对于过渡期的整体发展方向和国家的统一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何坚持与完善现行民族理论和政策

　　问题91：有学者认为，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制度是导致苏联以“民族共和国”为单元发生解体的主要原因。因此，解体后重组的俄罗斯在重新界定“民族”术语、取消身份证“民族”身份等方面已经作出重要政策调整。俄罗斯在民族理论和制度、政策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可以为中国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提供哪些启示?

　　问题92：我国在学校教育和文化宣传中应怎样培养公众理解和处理多元文化的基本素养，并以此来思考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哪些是使我们容易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语言、宗教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以及缺乏尊重多样性的文化伦理?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应如何在自己的工作或职业活动中反省自己，理清楚自己的价值追求、立场、情感和目标?

　　问题93：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应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民族工作中的实践过程和社会效果?如果坚持与时俱进，努力跟上时代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结历史经验，是否可以使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走得更加平稳?

　　问题94：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推翻了三座大山，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我国民族关系进入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回顾各民族共同走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时期时，各民族是不是都应当在忠实于历史的前提下各自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应当把自己也作为参与者和行动的主体来反省自己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其中是否也存在某种为了回避现实而将过去理想化的心态?

　　问题95：在计划经济时代，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发展领域里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各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密切合作的状态下完成的，其中，汉族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职工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应当如何评估汉族对于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影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站在为本民族文化和未来发展的角度着想，站在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出发点上来考虑如何以更加自信、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对待愿意加入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各项事业中的汉族人员?

　　问题9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叙述都是以本民族的意愿为基础的，各民族都根据自己的历史理解和现实追求书写着自己的历史，有的民族建构了与汉族历史同构的本族几千年的“民族史”，有的民族一直沉浸在祖先的某个辉煌时代而忽视了此后复杂的社会演变和族群交往史。对于历史的叙述向来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追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思考本民族的历史观和历史教育?是否应当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来思考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

　　问题97：能否参照上世纪80年代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的做法，在西部选择一个县(自治县)或地区(自治州)作为“民族发展试验特区”，试行一些具有新思路的做法，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成功先例可循的，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时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逐步探索的做法是否也可运用于我国的民族工作当中?

　　问题98：宪法中明确提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什么特别强调“主要是大汉族主义”?进行“中华民族构建”的关键，是否就在于汉族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能否在内心真正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于他们是否虚心学习、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于他们是否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在于他们在涉及到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各项事务中是否认真倾听当地民族干部群众的意见?是否把少数民族群众真正看做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关心他们的疾苦?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中有多少人做到了这一点?今天西部民族地区的各级汉族干部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目前汉族群众中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和行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其危害是什么?

　　问题99：近几十年来，欧洲出现了强劲的一体化趋势，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现挫折，且前途未卜，但欧洲民众对于一体化的认同度依然很高。美国已经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但它仍在不遗余力地关注和捍卫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影响力。苏联曾经是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强国，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政治遗产和大部分国土，但其实力至今仍然没有恢复到俄罗斯民众期望的那种状态。这些发生在我们生命周期内的世界大事反映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趋势?维持一个具有多样性和宏大规模的统一国家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

　　问题10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兴起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追求国内各个种族(族群、部落)的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清晰化，并将其视为实现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首选手段和必要条件。但是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是否就能确保这些国家的各族民众获得社会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富强?这些清晰化了的族际边界对各族民众的相互交往和互助合作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他们获得社会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富强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在今天的文明程度下，欧洲的前南斯拉夫和非洲的肯尼亚等国还会发生大规模的族群清洗事件?这些族群清洗血案和宗教冲突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警示?

代启福

感谢马戎教授的100问，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学生都看完啦， 现在各位老师可以展开讨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