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乾坤

建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基本模式

叶舒宪，范　可，张应强，等

由人类学高级论坛组织，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宁夏社科院主办的人类学高级论坛20 04年5月29日~31日在银川长相忆宾馆举行。本届论坛聘请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研究员、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南京大学范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博士张应强副教授为观察员，他们在闭幕式上从不同的视角，对本届论坛作了观察述评。
此外李亦园院士，本届论坛峰会上新当选的论坛副秘书长、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教授对论坛作了述评。
一、第二届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评论
叶舒宪教授：经过了两天的会议，我想大家都深有感触。我们就“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伴随着生态人类学这门边缘学科在上个世纪后期的兴起，进入我国人类学界的最近契机是徐杰舜教授在台湾参加的“依山依水族群”问题的研讨会。这本身既是个学术问题，又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经过两天时间研讨，大家在基本的意向上还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看待“发展”的概念这个问题上则有分歧。我们今天的发展观源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往往超越了我们自己传统的价值理念(不崇拜进化与发展，而信奉均衡与循环)，基本上成为现代世界上支配性的文化强项。过去我们一直试图依照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去引导人类未来，而在经历人类学的世纪转折之后，我们今天觉悟到世界未来的方向必须置于人类学的广泛全球视野下，重新加以权衡。除了西方文化以外，人类各个族群的丰富多样的生态经验和生存经验都是值得珍视的。具体来看，西方自身的传统里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制天”思想之外，是不是也有关爱自然的思想呢？这是大家共识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保证。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台湾原住民现在已经重新细分，定为12个族群，按此计算中国远不止56个民族，而是60多个)所孕育的多民族文化数千年来延续到今天，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中华多民族的共存之道就是给人类未来和平共存的巨大启示源泉。也许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自己这样说是不是太自豪了点？但是，我可以借用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他观察和比较了世界上的26种文明之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过去的五百年，是西方人的文化在物质上统一了世界，未来的五百年(从21世纪始)，这个世界将达到精神上的统一，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因自身的衰败无法做到这一点，有谁的文化可以引导人类达到精神上的统一呢？那就是以儒家的中庸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我觉得汤因比不是信口开河，因为事实上只有中华文明这样的一种文明在历史上未曾中断地延续到了今天。
人类学一百多年来已经研究穷尽了地球上所有的原始文化，可对中华文化生命力奥秘的研究却基本上还是空白。如果国际上的人类学家一起研讨这个问题，我觉得会对整个现代性危机中的世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这次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也有特殊意义，意义在哪里呢？不管是对华夏边缘关系进行历史研究，还是对我们华夏文明的起源进行发生学探讨，黄土高原都具有其独特性与典型性。黄土高原和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古文明发生具有不同的生态性质。过去西方学者关于文明起源的主要理论是所谓大河流域的水利说。极为重要代表就是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产生的最古的三个文明。它们都是靠大河之水的灌溉发展规模农业，进而产生高度文明的。关于文明的起源，“水利说”非常流行，原因就在于此。然而仔细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却完全不是如此。只要看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就可以明白：当时根本没有利用黄河的水进行灌溉。水利灌溉催生文明的说法至少在我们的考古发现中无法验证。如果我们忽视了本土文化的特殊生态之根，很可能被水利说所迷惑。没有用黄河水进行灌溉，也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集约农业，那么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性、延续性奥秘在哪呢？
从距离宁夏不远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知道，六千年前的黄土高原没有许多种粮食，只有一种，就是小米，即古人所说的社稷江山的“稷”。原因是小米是耐干旱的作物，不用灌溉，甚至没有降雨，它也能生长!小米这种作物跟气候和黄土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我们也许能从这一点发现中国文明的特点发端于黄土地的特殊生态根源。直到现代时期，我们中国人还是靠“小米加步枪”捍卫了延续六千年的这种生存方式。我们今天在黄土地上的银川开这样的生态人类学会议，可以很好地反思这样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透露的生态经验。我想这个问题对未来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共性。在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可以说依托黄土地而生的中华文明是生态条件最差的一个，可偏偏又是这一个文明的生命力最为持久!人类学如果真正地关注中国问题，把中国多民族文明的历史发生和延续之谜揭开，应该会为人类文明走向的多元选择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这就是我作为观察员的一点想法。
范可教授：徐杰舜教授邀我做观察员，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事，多少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但是，我还是感谢给我这么一个荣誉。下面，我就谈谈我本人对这次会议的一些观感，以行观察员之责。这次论坛对我们来说，有相当大的收获，会议很成功。首先，大家应该感谢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宁夏社科院等单位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所做出的努力。让我们一起再次向所有主办单位表示我们的谢意。
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是结合本地区的特点所进行的宁夏生态问题和内蒙古生态问题的专场会议，这个专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解决一些当地的发展问题。我才回国不久，参加的国内学术会议不多，在其他的会议上是否有这样的活动，我不得而知。但我觉得利用各地专家学者云集的机会来讨论本地区的问题，无疑很有创意。
另一个亮点是有很多的学者进行了很精彩的演讲。李亦园先生的演讲给我们建立一个相当宏观的比较构架，可以使人摆脱一些机械式的思考框架，引人深思。叶舒宪教授的主题演讲，虽然有些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是对会议来说却是很刺激，因为他的看法引起了多次激烈的辩论，效果非常之好，极大地激发了大家参与讨论的热情。如果不是受会议时间的限制，我相信，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讨论也会更加深入。还有就是会议论文的选材广泛，层次不一。既有理论的讨论又有个案的分析，大到全球化，小到槟榔，可以说从各个方面来考虑我们人类的行为和发展可能对生态所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会议上都敢说心里话，矛头指向现实问题，而不是在作为统治力量权威话语影响下“粉饰太平”，或歌功颂德。作为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讲，应该具有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起初，我还是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可以在会议上做到这一点。但事实说明，我们做到了!中国现在是在不断的变化，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环境会越来越变好，人们更有机会直抒己见。知识分子情怀和人文关怀是目前我们的社会所需的。我十分希望我们的学者在今后的学术活动中会尽量畅所欲言。
这里，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今天下午的一组发言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如杨庭硕、孙九霞、阿拉提宝力格、陈华文等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田野实证的基础上，资料翔实，有论有据。人类学之所以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有所不同就在于它强烈的田野工作和理论取向。在这当中，田野工作是最重要的。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与会者都很年轻，这点很是令人欣慰。这一情况似可以反映中国人类学的未来。
下面，我就有些理论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学术界一直关注对东西方文化、文明的比较。就我个人理解，东西方文明本身对自然都有敬畏之感。这点我们可以从两种文明的宇宙观看出来。传统上，西方有一种“生存大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s)，启蒙观念和进化观念的产生都与之有关。这一生存大链如同一美元钞票背面的金字塔图案，塔尖是超自然的存在，之下的宇宙万物分为三六九等。这一结构是永恒的。西方文明给人以对外扩张的印象似乎与西方社会的这种宇宙观没有多大的关系。
当然，西方文明中心观的建立可能与这一传统观念有关。西方人向外扩张的事实本身反映了人类面对自然的心态的变化过程。张光直先生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不同，前者是突破式的，后者是连续式的。这点，李亦园教授的主题演讲已有说明。在我的印象里，张先生讲西方文明是突破式的，主要是强调了世界古史上地中海贸易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换言之，贸易对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历史过程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比较而言，西方人的探险精神较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探险精神完全可以导致对异族的征服和对殖民地的掠夺欲望。而国际强权政治的出现更是助长侵略扩张野心。对中华文明来说，我们的传统宇宙观主张和谐，这就是我们说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等。我们都希望世界能处于平衡与和谐状态之中。但在事实上又是如何呢？很多时候，现实是令人非常沮丧的。在我读本科时，有一位叫陈平的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叫“小农经济是中国长期动乱的根源”。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尽管作者用的全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相当尖刻的，他提出中国生态环境破坏跟小农经济有相当直接的关系。无论他讲的对与错，对今天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对生态的破坏原因的追溯是否能想到一些更具体的层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东西方，当权者的意志直接影响到生态与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思考政治和体制的因素。不说远的，就从1949年以后说起吧。“超英赶美”这一“大跃进”时期的方针口号直接引起所谓的“大炼钢铁”，乱砍乱伐，植被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以后又有“以粮为纲”，“深挖洞，广积粮”，似乎农业唯有种植水稻小麦一途。而且还强调“人定胜天”，人们大肆地开荒造田、开山造田、围海造田、兴修水利，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危害巨大。还有大型水电站，我们都知道有些当年作为政绩的大型水库基本上已经报废，而且还加剧了黄河流域生态的恶化。所以说生态问题最关键的是生态安全。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政府的行政意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在赶赴南京机场途中，感受到一桩怪事。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区办公大楼是模仿美国白宫大楼建造的，规模相当宏大，比美国许多州政府的行政大楼都大。对一个区政府来说有这个必要吗？还有，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大搞所谓“形象工程”，有的地方处理得好，有些则不然。更多的情况是弄得到处是“千人一面”，城市都失去自身的特点。难道这也有必要吗？这些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为许多过去错误政策在不断付出。很多当前政策与项目的结果并不是能够立刻显现的，有些可能要过许多代人才能够看到。因此，这就要求学者们去深入研究，去不断提供咨询和建议，我们作为学者应该像爱德华·萨衣德(Edward Said)所倡导的那样，敢于“向权力吐真言”，给当权者进言，以尽学人和知识分子之责。
张应强博士：我想就两天的会谈我的一点感想，其实我们这次论坛的特点是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议大论，同时也有很多小的脚踏实地的个案分析。我觉得在宏观的层面，都注意到文化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所造成今天环境问题中所起到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谈到了从文化生态入手去思考和处理生态环境的问题。今天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人类学的历史或者传统的主题上，我们似乎可以就此得心应手地去做一些工作了。情况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这次论坛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可以聚为一堂，也已经有了一些回答。这次的高级论坛可以说在微观的层面上谈了很多个案研究，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全部相关的文章，我对他们的问题把握得还不够，但是从发言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不少田野调查是比较深入而且精细的。
那么可不可以说，我的关注点既然落到了一个传统的人类学视点上，我们还是把我们工作的重点放在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之上。如果说关于“自然、人、生态”的“华夏经验”可以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微观的个案，对于我们思考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这一问题，是否也应该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这样来说，我想我应该多说一句，我们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们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上应该说工作是在做，但是还是很模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只是做了比较粗浅的调查，还有一些是思考之后的说明，只是在对一些大的问题进行说明。应该说这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大忌。
今天我们很多的学者提到田野调查，我想特别强调，田野中大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对时间、对历史的敏感性的问题。我想在微观的个案调查研究中，对时间的忽略和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不到位、仅仅具备地方性知识是历史长期积淀的认识还是不够的，还可以对关于人和生态的知识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梳理。对生态关系和机制形成的过程，是不是也应该通过我们深入的田野调查去有所发现或者是有所发掘，我想这是一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另外，在微观层面上，王建民教授谈到了对本体性的关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几位老师的研究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明、清、民国这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除了文献中相关事件的记载之外，还有没有能够反映具体的人群活动的文献，特别是民间文献。再具体点，就是关注不同时期向塞外迁移开垦草原的人群，他们迁移的动因是什么，他们怎样认识他们的活动，等等。这是我听了两天会议之后自己的总结。对于会议争论的发展问题，我感觉到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这个问题或许只是在我们头脑里面，或者是我们学术环境、学术话语中建立起来的问题。我也在想，这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要争论下去？因为，或者当一些新的观点、新的理念、新的概念产生出来的时候，这可能就不再是问题了。我听了两天的会议之后想了这样的问题。谢谢大家!
二、第二届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嘉宾评论
徐新建教授：先说点对“论坛”的看法。论坛是民间性的，没有过多的陈规和框套。昨天我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吃了一惊，但转过来想，还是高兴。会议主持人强制性的让人“打工”，虽然“霸道”一点，却包含着信任和友情。今后能够加入其中为大家服务是一种光荣，只是不知能否称职。希望和朋友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一十分可贵的学术平台和民间传统。
两天的会议下来，留下了很多的记忆和遗憾。本次论坛是在很多人默默贡献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在座的孙振玉教授。从机场、火车站到宾馆，细到坐出租车花多少钱……他们都一直在费心。除此之外，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对于大多数参加会议的青年朋友，由于时间的限制，使人们没有很好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愿论坛的存在，会在今后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空间。作为主持人，我在圆桌讨论中说了不少话，目的是想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其实我自己也为会议提供了一篇文章，内容与论坛将要发表的《宣言》有关，所以得借此机会提前简述一下，免得以后被说是“马后炮”。
“环境”、“生态”和“文化”，可以说是人类学关心的基本问题。我的观点与李亦园先生的主题演讲比较相似，也把人类的“发展”及其与生态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自然生态”。其中，人类顺从自然，自然满足人类;彼此大体平衡。接下来进入的是“文明生态”阶段。这时，人类变了，开始以自己为中心，迷信文明的力量，不断征服和改造自然，滋生出以“文明”为世界目的的生态观，打破既有的平衡，要生态为文明服务，创造出使自然系统大为改观的牧业文明、农业文明，直至发展出威胁生态环境的工业文明。
如今，在经过了从自然生态到文明生态的“发展”之后，面对全球性的各种灾变，人类还有没有出路呢？我想是有的，那就是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内涵可以包含多个层面，从根本上讲，最重要的是回归人与自然的平衡;也就是回归人对生态的敬重，使人重新成为自然的一员，而不是它的天敌。为了加深这样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揭示“文明生态”所造成的病态后果，即：无限的人欲、有限的资源，外加毁灭性的开发和不公平的占有。
此外，我认为关心人与生态的关系，还可使我们回到人类学的另一基本命题，即：人是什么？也就是回到论坛上被大家关注的“本体论”问题。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中国学者来说，还得超越学科分工和格局上的局限。经过近百年的演变，作为同样由西方传入的学科，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形成了特定的二元对应。在我看来，二者相互依存，各有侧重：民族学关注中国，人类学面对世界;前者联系族群局部，后者关涉人类整体。如今，面对全球的共同危机，需要彼此携起手来，以具体的族群关怀为基础，面向更为宏观也更为根本的人类问题。只有这样，无论侧重民族学还是人类学，对于世界范围的研讨来说，中国学者的加入才会形成自己的声音和贡献。但是为此就需要汇入到全球性的思考之中。
就“人”的本体论话题而言，我们至少需要与《圣经·创世纪》对话。因为人类学是在对《圣经》的反叛中建立起来的。依照《圣经》的观点，上帝造就万物;人在第七天被造出来。这是一种神学的解释：人被上帝安排来管理世界，也就是说可以利用和支配自然。如今来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脉络的人类学其实也并没有背离这种基督教传统。这个是大问题。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本土的儒、道和诸子百家思想，源自南亚的佛教传统以及世界各地原著民族群中的多样传统，才有可能对弥补并超越西方“人观”的缺陷，提供更为广阔的不同起点。正因如此，我认为李亦园先生在本次论坛演讲中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的重提，体现出人类学者的跨文化比较和全球关怀。
最后我想把话题回到“论坛”。大家明天、后天就要各自返乡，但是论坛的印象会长久留下。论坛形式的存在，完成着我们的一种生存，一种知识化的存在。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重要的。学者的使命，我想不全是为了外在地改造社会，而更是为了内在地使人的生存具有意义。希望民间友情性的“中国人类学论坛”在经过了第一、二、三届之后，能够至少持续到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会议”在昆明召开。那时，中国的人类学者将有机会向世界的同行们进行对话，展示自己。当然其间还有路要走，有事要做……我愿跟大家一起努力。
李亦园院士：各位同仁，两天的相聚，我相信我们已经建立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基本模式。我们通过相互交流，交换己见，在讨论中慢慢形成共识，这是本届论坛非常成功、非常圆满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中国人类学会议。我也感受到了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宁夏社科院共同参与的周到安排，在这里要表示特别的感谢。最后我要说的是人类学高级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大家在论坛中对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交流、讨论，这对人类学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最后我想大家对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永续发展一定是会赞成的吧!
三、在滚动中建构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基本模式
徐杰舜教授：李先生的评论既概括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基本模式，就是相互交流、交换己见，在讨论中慢慢形成共识，又指出了人类学高级论坛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特别感谢李先生作为论坛的顾问出席会议，并先后作了三次发言。
人类学高级论坛，从2002年由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发起，海峡两岸23家学术单位组成后于2002年5月在南宁广西民族学院举办了中国第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以“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为主题进行了对话和交流。2003年，由于非典的影响，到10月份才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一个特别论坛，以“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为主题，进行了对话和交流。这次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宁夏社科院的支持下，在银川召开，两天的讨论，显示出了这届论坛的成功。这个成功首先就表现在李亦园院士所作的主题讲演：《生态环境、文化理念和人类永续发展》非常重要，他的讲演关注的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人类。这是中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声音。
这个成功还表现在海峡两岸圆桌论坛的开放性。在今天上午的圆桌讨论中，不仅海峡两岸的8位人类学者各抒己见地对论坛主题作了“核心”发言，而且与会的学者不分地域、不分学科、不分大小也都积极参与了讨论和辩论，在激烈的争辩中使论坛讨论的主题聚焦到了“‘发展’与反‘发展’”上，形成了观点鲜明的两种观点，讨论的时间一再推迟，而最后“抢”到话筒的是参加论坛最年轻的代表，西北二民院大三的学生，充分凸现了论坛的开放性，使论坛的讨论达到了高潮。
这个成功还表现在高峰论坛的举行。参加这届论坛的各学术单位的领导或代表就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进行了交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应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李吉和、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周建新分别介绍了他们进行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情况。吉首大学校长游毅教授则从学校一级领导如何加强人类学学科建设介绍了经验和体会，对大家极富启发。这个成功还表现在《生态宣言》的形成上。李先生主题讲演后，徐新建马上对我说：李先生的讲演宏大精深，不仅是对中国人类学的关怀，更是对全人类的关怀。建议以李先生讲演的内容发表一个生态宣言。这个点子很好，我与有关学者商量后，认为这是一个金点子。于是就有了今天在闭幕式上原则通过的《生态宣言》。这是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从成立以来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文件。
最后，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成功表现在论坛成员滚动式的发展。在开幕式上，本届组委会主席乔健先生介绍了第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23家学术单位。按照本论坛民间学术沙龙的性质，凡参加论坛的学术单位自动成为论坛成员。这一届论坛新增加的成员有(排名不分先后)：
宁夏大学民族学研究所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研究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北部边疆研究中心
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学研究所
四川凉山民族研究所
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系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重庆邮电学院法学院
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文化研究所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文化旅游系
广西工学院社科部
福建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这样，银川会议后，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发展到42家学术单位。我们相信，按照李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将永续发展下去。
在本届论坛上，中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湖北民族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都表示要申办2005年举办的人类学高级论坛。吉首大学的校长游毅教授、中南民族大学的副校长雷振阳教授专程出席了论坛会议，我们十分感谢。经过协商决定2005年10月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是“人类学与乡土中国”。欢迎大家撰写论文参加。
人类学高级论坛在滚动中发展，在滚动中也建构了自己的基本模式。李先生对此已有论及，我想在此作一点发挥。由广西民族学院发起建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经过三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
1.民间学术沙龙的性质;
2.论坛成员滚动发展;
3.论坛举办年会和出版论文集的经费由承办单位筹集;
4.论坛年会的议程是主题讲演+专题论坛+圆桌论坛+峰会+观察员评论;
5.论坛成员轮流担任年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
6.论坛的运作由秘书处负责。
在这样开放式的框架下，与会代表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跨学科的互动，对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以此来推动人类学的本土化，及人类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