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传统
钱斯蕴
一、 前提：作为过程的全球化
全球化如今已然成为了全世界的共同话题，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包容性和内在矛盾性使得人们对它的讨论日益激烈。而将地方文化和传统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讨论，我认为首先需要明确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认为全球化乃是一个历史过程。与之相对的两种理论流派分别被赫尔德归纳为极端的全球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戴维·赫尔德，2001）。
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市场的扩散将最终在世界范围内迎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普遍化，民族国家面临终结（Fukuyama
，1989；Wolf，2004，等），表现出一种进化论的思路；而怀疑论者则认为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Hirst，1997），全球文明是虚幻的想象或话语，相反，世界经济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将导致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和种族飞地（Huntington，1996）。这两种论调显然都忽略了全球化的其他面向，仅仅着重经济全球化的角度，预示的结局虽然是截然相对的两个极端，但都是单一走向的，它们使得对地方文化转型的讨论完全丧失了趣味和意义，因为结局早已被设计成确定无疑的了。因而我认为汉纳兹（Hannerz，1987）所提出的“混合的视角（a creolist point of view）”显然更适宜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的分析角度。通过描述尼日利亚与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的互动，他看到的地方文化是在不断混同与变化的，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过程。在我们今天研究地方文化的田野中，这种更开放的视角也更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发挥人类学和社会学想象力的空间。
二、 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去传统化？
吉登斯也是将全球化看作动态的变革过程的代表学者之一。在他看来，全球化的核心和关键是，不仅公共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而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正变得非传统化（detraditionalized）（安东尼·吉登斯，2001：40）。伯杰在区分全球化的四个方面时也指出，无论是在精英层次还是在大众层次上，文化全球化不同领域之间的共同主题就是个人化，个人变得更加独立于传统和集体性（彼得·伯杰，2004：8）。在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下，地方文化的转型是否同时伴随着传统文化、习俗的失落，这是许多学者都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一些经典的对地方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案例都对这一话题做出了探讨。然而，大量的地方研究都表明，“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像启蒙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的传统消失。相反，传统以不同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但是以传统方式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吉登斯，2001：40）”
例如，屈顺天（Watson，1997）等人对麦当劳的研究就发现，麦当劳全球的成功不仅在于提供稳定、卫生的食物，更重要的是美式文化与在地经验所交融生产的特殊全球在地经验（glocal experiences），因此麦当劳虽然一定程度地改变了地方的饮食传统（如改变了日本餐桌上不可用手、不可站食的传统习惯；曾经给繁忙的香港居民提供早餐的茶室和街的拐角处廉价餐馆消失了），但却呈现出多样化的地方特色：作为美国便捷快餐店象征的麦当劳，在北京是闲聊、聚会、读书写作的场所；在台北是邻里互动的场域；在香港因殖民文化影响，受到中产阶级的青睐。在各地不同的经营风格中，地方的历史和传统依然清晰可感。作者明确指出：“普通居民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被剥夺，也没有变成被跨国企业愚弄的傻瓜。”
这是文化自西向东扩散的案例，而贝斯特（Bestor，2000）的研究展示了另一个相反方向的文化流动，结果亦是如此。通过对日本筑地渔场的田野调查，他分析了日本金枪鱼寿司在全世界，尤其是北美地区广泛流行的整个过程，指出寿司的全球化不仅没有消除其地方特色，反而还更加强化了寿司所代表的日本文化的特权和威望，例如，人们会更加看重日本人包装、切割寿司的传统手艺。
贝斯特还发现，技术和资本的全球流动给区域经济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变化，大西洋上抓捕金枪鱼的日本制造的船只可以同时搭载着西班牙的船手、日本的队长、挪威和荷兰鱼饵以及美国的研究者。然而即使是科技高度发达和流通的今天，起源于16世纪古老的西班牙传统捕鱼技术“Almadraba”仍然没有被抛弃，传统实践和高科技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看待传统？
尽管我们也应该承认，“全球同合”（global ecumene）并不是地方应对全球化唯一可能的结果，也完全可能会有激烈的抵抗或是全盘接受的反应，但以上两个案例都力图从不同的角度证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全球化一样，具有强大的变革力量。然而紧接着，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传统何以能够具有这样不断被重塑和再生的力量？
遗憾的是，贝斯特在文章中虽然明确地看到了日本传统文化面对全球化时表现出的生命力，却没有将之作为文章的重点加以分析。而且根据作者的观点，寿司成为全球流行时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在70年代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日本传统表现出的强大的影响力和变革力，与国家的经济水平密不可分。因此他在文末描述的另一种以东方为“核心”、西方为“边缘”的“世界体系”似乎并不具有普遍的说服力。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在面对全球流动时是否可能、又应该如何维护自身的传统不受侵蚀呢？我们无法从这个案例中找到答案。
而屈顺天在这一点上的阐述则更富有洞见。他将麦当劳本土化经营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归之于一个关键因素：时机。企业的领导者只不过是及时发现和利用了本土家庭关系发生变革的有利时机，而麦当劳本身并不创造什么文化机制。在这里，传统的变革是源于整个社会的人口、家庭结构，消费者经验变迁等众多综合性的因素。因此，全球化与地方传统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是完全偶然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结果。
多琳·玛西（Massey，1993）在批判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时提出了一种“进步的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类似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对于地方传统也需要有更进步的眼光。
首先，传统不应该是静止的，而是在各种社会互动中被创造的，和全球化一样，它们是过程。这一点在霍布斯鲍姆关于传统的经典论著中已被提出。书中，作者以翔实的材料和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陈迹，而是当代人的创造物，许多表面上自古流传、十分久远的传统很可能只有短暂的历史（霍布斯鲍姆，2004）。而全球化正在使这种创造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那种以历史的长度定义传统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人们愿意不断实践和重复的才被称之为传统。当今社会我们不时看到人们以各种方法捍卫传统，掀起了如汉服热、国学热等阵阵潮流，然而这些热潮除了能够勾起人们一时对怀旧感的沉迷外，其经济和商业意义恐怕远大于文化意义，这也是它们总是受到争议的地方。试图“还原”原本就并非静态的传统必然是徒劳的，由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等构建的传统一旦已被人们重新改造和发明，再去争当它的护卫士就未免过于天真，反倒要使他们的受保护者愈发显得脆弱。
其次，传统与全球文化互动时表现出的影响力涉及诸多因素，并不单一地由经济资本所决定。从麦当劳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本土文化本身复杂的社会因素，除此以外，阎云翔（Yan，2007）的研究还发现，在中国，党和政府对市场资源的密切注视和严格控制带来了“受管理的全球化进程”，这解释了达沃斯文化在中国为何表现为“儒商”：他们既做生意，又在行为中保持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儒学规范，与政治精英保持密切联系，这是由中国市场资源双轨制的特殊商业环境所决定的。
最后，尤其需注意的是权力与不平等的问题。例如，寿司的流行使作为寿司料理师的日本人更具有职业优势和威望，但另外还有一些社会群体却无法得到流动性变化的任何好处，他们为全球化所禁锢。玛西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了里约热内卢法维拉贫民区的人，他们为世界足球培养了许多一流球员，他们创造了巴黎和伦敦俱乐部里人人喜爱的桑巴，但他们却几乎从没到过里约热内卢的市中心。
一方面，并非所有地方的传统都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毫发无损地“混合”，用亨廷顿的说法，文化有“强”、“弱”之分，东亚和东南亚，尤其是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明显是“强”的，而非洲各国文化和欧洲某些地方的文化则比较“弱”。另一方面，即使地方传统最终令人愉悦地走向了世界，也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自己的传统拥有更高的权力。
参考文献：
1. Bestor, Theodore, 2000, “How sushi went global?”, Foreign Policy, No.121. Nov.-Dec.: 54-63.
2.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3. Hannerz, Ulf, 1987, 'The world in creolization', Africa, 57(4): 546–59.
4. Hirst, P, 1997, ‘The global economy: myths and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3.
5.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6. Massey, D.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J. Bird, B. Curtis, T. Putnam, G. Robertson and L. Tickner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59–69.
7. Watson, James L., ed., 1997.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 Wolf, Martin, 2004,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London 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9. Yan, Yunxiang, 2007, ‘Managing cultural conflicts: State Power and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in China’, in Y. Raj Isar and Helmut K. Anheier (eds.), World Cultures Yearbook 2007: Cultures, Conflict and Globalization, forthcoming
10. （英）安东尼·吉登斯，2001，《失控的世界》，周云红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1. （美）彼得·伯杰，2004，《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主编，康敬贻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2. （英）戴维·赫尔德，2001，《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 （英）霍布斯鲍姆，2004，《传统的发明》，（英）兰格编，顾航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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