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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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民 2005年10月6日 11:41 光明日报
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很不幸，它还没有真正长成，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而被扫地出门。历史学则是中国最古老最成熟的学科，中国史书体裁之多样，记载之丰富，在全世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类学成为学术禁区的时候，历史学则一度成为“显学”。可正因为如此，历史学也遭受重创，伤痕累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步入正途以后，人类学重整山河，努力收复失地；历史学则一度陷入迷茫，危机重重，史学家多方寻求突破方向，终于柳暗花明。最可喜者，是历史学与人类学联姻，并生成正果，这就是近年为学术界所关注的历史人类学。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引人注目，一是1999年中山大学成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历史人类学研究实体；二是2003年《历史人类学学刊》出版，这是中国第一份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杂志。
此外，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一些期刊，如《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思想战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等，在倡导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学术界多提倡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似已成为一种趋势。其实任何一项研究单靠本学科的知识是无法完成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要借助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多数情况下的跨学科研究是无意识的。近年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相当突出，而且成为历史学者有意识的追求。历史学最早是向社会学借力，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这就是所谓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仅仅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便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历史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在此期间，也有学者在历史学研究中主动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随着国外历史人类学著作的译介，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逐渐登堂入室，成为继社会史之后对历史学研究触动最大的领域。前面我说到，中国的历史学科最为古老，历史学传统最为悠久。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正是因为历史学科有深厚的积累和学术传统，改变起来也最为困难。社会史尽管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使历史研究的内容看起来不再那么干瘪，但因受文献记载等因素的制约，社会史研究最近几年已显疲惫之态，且有学者批评此类研究过于琐屑。历史人类学的及时引入，使历史学研究重新产生了生机，前景又被看好。
司马迁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读书与实践是他的治学准则，按照现在的话语系统来说，就是文献材料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因此，如果我们非要追寻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起源，我看完全可以追到司马迁那里。司马迁给中国的史学家树立了好的榜样，但后来的史学家大多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去做。直到今天，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梳理文献、辨证考据，如果没有正史、实录、档案、笔记、方志、家谱等等的文献材料，史学研究简直是寸步难行。社会史研究虽然拓展了研究内容，也扩宽了史料运用的范围，然而社会史研究并未对传统史学产生真正的冲击，甚至我们可以说，从研究手段上讲社会史仍未脱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因为社会史研究同传统史学一样基本以文献材料为主，注重历时性研究。人类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去后，才使历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因为人类学除了强调在内容上注重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总之，人类学的方法要求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这与传统史学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因此，我相信人类学有可能帮助历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目前，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开展的华南社会研究，已经显现出历史人类学的诱人之处。这批学者特别重视小社区的研究，他们认为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不能取代的意义。在小社区研究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工作方式，通过实地深入观察（即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体验”）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对于深化整个已显窘态的社会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布罗代尔所揭示的“整体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小社区，大历史”。在田野调查中，他们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家谱、族谱、碑刻等资料，还有婚帖、讣告、账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以前几乎从未被史学家注意和使用过的材料。通过与村民的交谈和接触，他们得到很多口碑资料，这些资料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比如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鉴于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往往增饰虚构，因此他采取人类学的方法，将故事文本放在当地社会历史的背景与发展中加以解读，从而使谱牒祖先世系的资料记载重获生机，揭示出宗族的社会文化意义。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一个叫樟林的乡村，主要研究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发展。他注意挖掘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探讨了地域神三山国王的崇拜问题，对樟林神庙系统表达的信仰空间和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意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对华北社会的研究也是近年的一个学术热点，赵世瑜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娴熟地运用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眼睛向下，于细微处发现真实的历史。比如他对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的解读，从记载民间信仰和祭祀组织的北京碑刻入手研究地域的历史等，皆发前人之所未发。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精英们的理想图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的世界。其代表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中的多篇论文，人类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
在研究中，这批学者充分认识到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并为许多年轻学者效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一取向称为史学的人类学转向。
现在有学者提出历史人类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此学者们颇有争议。客观上分析，这种争论似乎为时过早，因为现在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其影响也还相当有限，似乎尚无资格为自己争得一个地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早早地画地为牢，可能它也没有什么前途。当然可以坦率地讲，我在此文中谈论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是历史学，我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来谈论历史人类学的，因为我不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历史人类学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视角。正如著名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所说，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如果非要分门别类，我看也只能划在历史学科之内。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被历史学“抢注”了。这个观点是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没有较为深厚的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很多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类学研究者多为历史或考古出身，也有部分民族学研究者，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只能依附在历史学的庇护之下。有学者指出，之所以进行田野考察，是为了能更好地解读文献。此一语道破天机。也就是说，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历史学的方法仍是根本，人类学的方法是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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