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先行者 ——回忆先父徐益棠的治学之路 □ 徐畅

徐益棠在四川成都与同事和学生合影。前排左起为吕叔湘、徐益棠、李小缘、刘继宣、王绳祖，后排左起为程天赋、刘俊达、汤定宇、张继平。 资料图片 1938年，西康社会考察团抵达康定北门的情景。 徐畅供图 徐益棠在考察中拍摄的藏族妇女跳锅庄的场景。 徐畅供图 徐益棠主编的《边疆研究论丛》。 资料图片

徐益棠（1896年～1953年），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崇福镇）人，中国当代民族学家。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28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深造，师从有“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之称的马塞尔·莫斯，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在金陵大学执教，从事民族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等职。 　　我家到祖父那一辈已家道中落，父亲上小学时曾两度失学，累计读了4年，自学一年后任崇德县立第二小学教员；中学读了4年，后由亲戚陈去病介绍去广州任非常国会参议院一等书记官。工作一年后考上东南大学。1925年自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任江苏第五师范乡村分校、河南开封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8年得徐蕴华、徐自华姑妈的借贷留学法国。虽然父亲在我12岁那年就去世了，但他刻苦学习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却成为我终身的财富。 　　理论关切现实 　　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课题及承担者一览表》中，我查到了先父承担的研究课题，历史学方面有“中国外来民族之文化”、“西南民族史”、“本国历史地理”；考古学方面有“中国考古学史”、“考古学名词辞典（青铜部分）”。当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内以民族学方法从事边疆民族研究的主要是先父，他研究的范围包括历史、文化与考古。起初这些仅仅是书桌上的纯学术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使先父的书桌研究走上了讲坛。 　　上世纪30年代以来，边疆频频发生变故，这引起了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关注，也唤起了国内学界对边疆问题的全新思考。先父认为：“往者，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如今“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 　　1934年秋，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国钧有感于边疆问题的严重性，拟在金陵大学开设边疆史地讲座以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他让先父拟出详细的讲座计划，并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在边疆民族事务的研究机构寥寥无几、人才匮乏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对金陵大学申请设立边疆史地讲座一事极力支持，授先父“教育部边疆问题专任讲座”衔。此后，由先父以民族学、边疆政治史、边区人文地理为内容开设讲座，在全校范围内供学生选修，开创了金陵大学边疆民族教育之先河。这种不间断的讲座也逐渐引起学生们的关注，并成为边疆民族研究在金陵大学深入下去的重要助力之一。 　　注重实地调查 　　1935年夏，中国科学社暨中国地理学会在南宁举行年会，先父赴会并参加了其后历时3个月的大藤峡傜山考察，得民族文物标本百余件，陈列于金陵大学图书馆。他还根据此次调查所获得的材料，耗时一年撰写了《广西象平间傜民之生死习俗》、《广西象平间傜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广西象平间傜民之房屋》等有关广西象县平南一带瑶族文化的系列文章。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至四川成都，在那里先父因“地邻边疆，研究之机会既多，训练之需要亦殷，于是于教授之余，仍努力于调查与考察”。当时，由于战事紧迫，国民政府竭力开发西部各省作为长期抗战的大后方，急需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的情况，边疆诸省亦资助学者进行民族调查。 　　1938年夏天，在西康省政府的资助下，刘国钧组织了西康社会考察团。考察团由先父、柯象峰和两位学生组成。他们从成都乘汽车经双流、新津、名山等地到雅安，换乘滑杆经汉源、泸定，由泸定桥跨过大渡河，再到瓦司沟，最后到达当时的西康首府康定。在康定雇了工人、翻译及必备的交通工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考察团，计划由康定跨越折多山出关，前往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泸定、汉源等地，考察人口、风俗、宗教、教育、经济等多个项目，拟定的考察对象有农牧民、土司、头人和喇嘛等。 　　由于得到西康省的协助，考察团获得很多便利。按照西康建省委员会的要求，沿途各县要派员（翻译、护兵）保护考察团，并负责安全接送。考察团带有建省委公文，每到一县，先见县长，提出调查内容，由县长派人协助，有的项目直接找县政府询问，有的项目到农牧区做实地访问，记录了农耕收获、畜牧、交通、宗教活动、沿途风光、手工业、淘金、文化娱乐、学校等情况，共收集文物标本52件，拍摄照片283张。根据调查情况，考察团为西康建省委员会提供了书面报告材料，建议西康大力普及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积极发展交通，运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振兴工业。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边区施教团，由柯象峰和先父分任正、副团长，率20余人赴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社会调查。此次调查成果编成《雷马屏峨纪略》一书，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考察结束后，先父又考察了雷波小凉山地区，收集了数百件民族学文物。现在，南京大学文物馆内设的“西南少数民族文物专题展”，展出的就是这些文物，主要是彝族和藏族服饰、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具等。 　　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先父完成了多篇关于凉山彝族地区的著作，如《雷波小凉山之民》、《到松潘去》等。1940年，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为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与边疆问题作系统的学术研究，增设了边疆社会研究组及边疆研究室，先父担任边疆社会研究组主任，主要负责实地考察工作。同时，先父也用一部分时间在学校授课。当时教师上课并不刻意准备教案，而是以自己准备的课题及腹稿即席演讲。往往以学生做的较好的笔记为底本，加以修改和补订，辑成本课的讲稿，甚至成为教师的著作。笔者保存的先父未出版的著作《民族学大纲》，应该就是当年金陵大学民族学课程的教材。 　　《民族学大纲》全书共分9章，各章标题分别为绪论、社会形态、民物、美感的意境、初民经济现象、初民之法律与道德、初民之家庭与婚姻、婚姻、原始民族之政治组织。在书中，先父十分强调实地调查在民族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研究民族学要具备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与史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与心理学、语言学、动植物学、物理学与化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宗教学、艺术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对调查者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较高要求。 　　作为一门向学生讲授的课程，先父还在书中详细地指出了民族学材料收集的方法，提出做实地调查要范围小，时间长，不能走马观花；要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特别是专有名词；要掌握问答技术，避免使用有一定诱导性的反问句；要以科学的方法训练翻译，避免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过度加入自己的理解；要注意保留摄影资料，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记录对话要详细而迅速。搜集材料时要“愈多愈好，愈全愈好，愈分析愈好”，但是不能只注重文字的修饰而忽略了事实的真相。 　　先父在书中将民族艺术分为形象的艺术、音乐的艺术、游艺的艺术，体现出对少数民族艺术的重视。他说：“事实上，这里的游艺已经脱离了原本的娱乐内涵，是一个广泛的社会交往概念，实质是主张通过观察民族群体的社会交往形态来进行民族学研究。” 　　形成研究合力 　　我国民族学研究兴起的标志是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1934年夏，先父与凌纯声、邱长康、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人发起召开了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为半年后中国民族学会正式成立做准备。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在拟定的简章草案中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同时还规定了学会的5项任务：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编辑刊物与丛书。 　　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召开了成立大会。1936年，先父被选为理事。同年，先父还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全国风俗普查委员会委员，拟定了详细的全国风俗普查计划，负责宗教、迷信、巫术、禁忌组的筹备与训练指导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学会成员离散，先父在成都主办《西南边疆》（月刊），任社长兼主编，使得成员间“渐通声气”，于是“会员颇有主张重复旧规，继承前业者”。1941年秋，中国民族学会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设通信处于西迁的金陵大学，由先父任书记一职。由于条件艰苦，中国民族学会通信处甚至设在了我们家中。当时，我家在成都寓所的门口挂了两块招牌：“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杂志社”。 　　1942年1月18日，在蓉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召开座谈会，商讨中国民族学会复兴一事。在先父和诸多学者的努力之下，中国民族学学会迅速发展壮大，1942年中国民族学会共有会员33人，据1946年以后的会员录显示，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已经增至91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民族学、历史学两学科中所有知名学者。 　　在蓉期间，先父还与柯象峰、刘铭恕等人参与发起了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以研究边疆文化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实际问题，期以学术地位增进边民福利，协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办理边疆应行兴革事业，解决边疆问题为宗旨，总会设于成都，陆续出版了《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边疆政教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等中国边疆学会丛书。 　　1941年9月，中国边政学会成立，该学会隶属于蒙藏委员会，以“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义务”为目的，虽然与官方联系较为密切，但是亦有一部分民族学家参与进来，先父曾任理事。1941年，中国边政学会发行了机关刊物《边政公论》，该刊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民族学刊物，先父在这份刊物上共发表了13篇文章，这些文章成为研究先父民族学思想的重要资料。除了在《边政公论》上发表文章以外，先父的边疆民族研究论文还见于《斯文》、《金陵学报》、《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边疆研究论丛》等期刊。 　　1941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了《边疆研究论丛》，先父担任主编，以哈佛燕京社经费印行。除刊校内外学者关于边疆问题研究的著作外，该刊还在每期附上金陵大学收藏的边疆民族研究刊物目录，从中可以看出金陵大学学者的研究旨趣和学术视野。经过先父和诸位研究人员的努力，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民族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国内学界赢得了较高声誉。1941年，先父被教育部授予教授资格，这是对他民族学研究成果与水平的肯定。 　　先父的边疆民族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描述与研究，另一方面加入了新的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他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以实地调查为基础，主张田野工作“事实第一，理论第二”。他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关注历史发展中的族群生态，并尝试将其融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因此在写作时更加注重体验式的描写及对日常生活的细微观察，以期为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资料性的说明和指导。 　　先父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此，他还编著《台湾高山族开发史料辑要》，并发表了《台湾番族研究资料》、《台湾高山族之文化》、《外蒙古地理简说》、《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民族学上的新疆民族问题》、《新疆问题之地理观察》、《边疆问题之地理研究之必要》、《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等论文，总计近70篇。是则可知先父涉猎的范围广泛，视野宽阔，也有相当的学术深度。

陶立璠

愿我同志，共起图之
——徐益棠与金陵大学的民族与边疆研究



1938年，西康社会考察团成员合影，右二为徐益棠。徐畅供图

　　以服务国家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这是近代民族学者的共同选择，也是金陵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的重要价值体现。回顾金陵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段历史与徐益棠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开启民族与边疆研究的序幕

　　金陵大学的民族与边疆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民族学在中国刚刚兴起，研究中国民族边疆问题的学术机构寥寥无几。1933年，徐益棠结束了在法国跟随民族学大师马萨尔·莫斯的学习生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民族研究，拉开了金陵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的序幕。同年，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开设了与民族研究相关的选修课。据金陵大学秘书处编辑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一书记载，当时开设的《宗教社会学》课程是以社会学的眼光研究宗教的起源及其在近代社会中的势力，并对各种宗教进行比较；《种族问题》课程主要讲授不同种族在生理上和文化上的区别，以及种族接触后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人类与文化》课程则讲授人类及其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利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文化。自此，中国文化研究所与社会学系成为金陵大学两支推动民族研究快速发展的主力。

　　1934年，金陵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设置边疆史地讲座（其性质类似于今天大学的选修科目）得到批准，并获得每年1.2万元的补助。此后，由徐益棠以民族学、边疆政治史、边区人文地理为内容开设讲座，在全校范围内供学生选修。金陵大学的民族与边疆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有研究者称，金陵大学是抗战前国内大学中开设民族学专门课程最多的校系之一。

　　追随赴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的风潮

　　随着时局的发展，国民政府政治中心向西南移动，拟大力开发民族边疆地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并试图将边疆地区与人群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之内。中国学术界赴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风潮随之兴起，以徐益棠为代表的金陵大学学者抓住机会，积极参与了民族国家建设计划，并在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研究。

　　1935年至1940年，徐益棠参加了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的大藤峡傜山考察、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与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共同组织了西康社会考察团赴西南民族地区进行考察，搜集了数百件民族学文物，拍摄了许多珍贵的资料照片。通过多次考察，徐益棠逐渐走向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巅峰，他的多篇代表作皆在这一时期完成，如《雷波小凉山之倮民》、《小凉山倮民政治的组织》、《雷马行记》、《康藏一妻多夫制又一解释》、《打冤家——倮倮氏族间之战争》等。

　　建设学术交流的平台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金陵大学的学者逐渐成为民族学学术圈中的活跃分子。1934年起，徐益棠与多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在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发展过程中，以徐益棠为代表的金陵大学学者作为重要的组织者，始终参与了学会的工作，并对学会产生了较多的实际影响，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大大提高了金陵大学在民族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1935年，徐益棠加入中国地理学会，同年又加入了中国社会学社。1941年2月，徐益棠与柯象峰等人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他还加入了中国边政学会，并任理事。同年，徐益棠主编了《边疆研究论丛》、参与编辑了《西南边疆》（自第十三期起）和《民族学研究集刊》。1942年1月，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编印了《边疆研究通讯》，柯象峰在发刊词中写道：“我国边疆范围至广，事态至□□（材料中字迹模糊，这两个字已难以辨认——笔者注），断非一人力财力有限之研究机构所能胜任，势必集合各方面人士之贡献以完成之。而多方面之消息或资料，又或需一刊物作交换之工具，是则本通讯之问世，或亦不为无故欤？”经过几年的努力，金陵大学在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努力已经得到学术同仁的认可，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其所主办的刊物成为主流学术研究的信息交换平台。

　　为建设较为系统和完整的民族与边疆研究学科，1940年，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增设了边疆社会研究组及边疆研究室，由徐益棠担任边疆社会研究组主任，主要负责实地考察工作。在日常教学中，金陵大学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徐益棠在《民族学大纲》一书中指出：“念民族学并非只靠学问，还要多看，要经验。”书中所有章节均列出了详细的观察方法与原则，不仅使教学内容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在今天看来，这一做法依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徐益棠强调细致的实地观察的重要性，他的著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人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细致的描述，且这种描述并非简单的罗列。在《打冤家——倮倮氏族间之战争》和《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两文中，他多次提到彝族的宗教信仰及其与彝族社会组织的关系。徐益棠认为，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彝族社会，宗教是超越了家支和血缘的关系纽带，集中了彝族人群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在某种层面上超越了社会等级制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信奉和支持，宗教人物毕摩身份的双重性正是这种脱离个体崇拜的集体意识存在的标志。这种观点带有“总体性社会事实”的风格，明显受到了其导师马塞尔·莫斯的影响。在《巫术的一般理论》一书中，莫斯认为巫术是一种集体现象，巫术得到大规模群体、整个社会和各种文化的支持，暗含巫术是整个社会各种关系的纽带之意。而彝族社会生活中的宗教信仰正符合这种特性。

　　金陵大学的民族学研究注重关注现实应用，这与金陵大学研究者积极跟随民族国家构建的取向有关。在《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徐益棠提出“学术与政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不能联系与调整，其他尚复何望”的观点，呼吁“处此重要世代，边民生活亟待改进，边疆富源亟待开发，而建设边疆政治、提高边疆文化又刻不容缓，凡此种种，均须应用民族学之知识与方法以解决之。吾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风雨晦明，愿我同志，共起图之”。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后溪男孩

大家在年会之前都在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