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记图经：对“娲皇宫”的民族志探索
□鲍江
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丰富的地方志文献是一项宝贵的学术资源，该如何使用这项资源？直到今天，人类学界给出的答案并不尽如人意，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即局限于把地方志当做一种史料来源，鲜见人类学与地方志这两种知识形态在知识本体论层面形成对话、交相辉映的作品。而新修的地方志著述似乎也看不到人类学民族志的影响，延续着就地方说地方的文本风格。
图经与符记
地方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本体裁。按谭其骧先生的观点，地方志著作大体起源于汉朝，现在所知道的最早作品产生于东汉。从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地方志的滥觞。东汉以后，从隋唐到北宋，“图经”大盛，到南宋以后，才改称为“志”。当时朝廷责成地方官编写地方志，每州或郡都要编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据朱士嘉先生统计，有八千多部。方志著述繁多，前后不绝，体例自然不能划一。
符记这个词对应英文Symbol一词，Symbol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一般译为“象征”或“符号”。沿着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拓展思路，经以英国学者道格拉斯、美国学者特纳等为代表的许多人类学家的努力，沉淀为“符记论”（Symbolism）的人类学理论流派。基于此丰厚的学术积淀，笔者曾在《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一书中，依托民族志经验材料，对符记理论作了新的阐发：符记呈现为特定的物质形式，但它的价值却在别处，不在物自身。所谓符记，即指承载特定意义的物质形式。譬如，一摞印有墨迹的纸张，它自身不成为符记，而一进入各种价值系统，它就可能变成“著作”、“商品”、“礼物”、“收藏”、“纪念物”、“摆设”、“神圣物”、“法律材料”、“机构文件”、“可循环利用的废品”等等，转化为承载特定意义的物质形式，即符记。在这样的学术视野下，就民族志与地方志即可引申出具备逻辑连贯性的理解维度，即它们分别为基于“民族”与“地方”这两个符记的文本体裁。同时，一种新型的文本体裁——符记图经就此延展开，即一种旨在探求围绕特定符记的诸价值系统的文本体裁。
符记“娲皇宫”
本文所获田野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河北省涉县娲皇宫信仰调查”，笔者于2008—2009年访问娲皇宫三次，田野调查时间总计为8个星期。
娲皇宫坐落在河北省涉县近郊。撇开“娲皇宫”这个名号的价值隐喻，娲皇宫只是一个建筑群落。但作为承载意义的符记，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维度，即地方性信仰系统、佛教、道教、神话系统以及现代性知识系统。
首先，这个建筑群与当地信仰系统里的超越存在——“奶奶”密切相关。“奶奶”是参与娲皇宫庙会的香客对其信仰对象的普遍称谓，他们将娲皇宫所在的山称为“奶奶顶”；每年春季，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四方信徒从各地赶来，“朝顶”拜会奶奶。对于香客而言，朝奶奶顶、拜奶奶是他们参与庙会的主要内容。按香客的说法，“娲皇宫奶奶可灵了”。奶奶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具有影响个人生活境遇的力量，是解决不确定性的力量源泉。在实践的层面，“许愿—还愿—许愿”构成香客与奶奶之间的循环。
其次，这个建筑群落与佛教、道教有关联，佛与道是这个空间里最为彰显的宗教符记。奶奶顶崖壁以及琢壁而建的两个石窟内墙体上刻有规模宏大的佛经。据张总先生的研究，字数达13.7万。书法有三种字体，在隶楷间变化，均很有功力。经文内容为《思益梵天所问经》、《十地经》、《佛遗教经》、《盂兰盆经》、《解深密经》和《观音经》。据当地学者马乃廷先生考证，此文化遗迹的制作年代为北魏时期，下限为公元497年。石窟里面及入口两侧有石刻造像数尊。这些石像头部，人为损毁痕迹明显。从形体姿势和服饰判断，造像之初它们当出自佛教意趣。今天，这两个石窟外的崖壁上各挂有一面金属质地的示意牌，名曰：蚕姑洞、眼光洞。洞窟符记的意义诠释已发生从佛教到道教的转换。
再次，从这个建筑群落里众多的牌匾、碑铭所著录的文本看，它与中国古代神话系统里的“女娲”密切相关，大约有“女娲之住所”的意味。从娲皇宫这个名号中的“娲皇”以及香客祭颂辞里频繁出现的“娲皇圣母”来看，这个建筑群落曾经与道教有过联系。根据娲皇宫附近村落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娲皇宫实际上是由数户居住在那里的道士管理的，年度性的庙会也由他们组织。查考娲皇宫古代碑铭，山腰娲皇阁附近总计有20余面，山脚停骖宫8面、广生宫9面、朝元宫3面、吕仙祠2面。在时间跨度方面，万历三十七年（1609）始，民国二十一年（1932）止。修缮碑文的落款均见“住持道人某某”字样，始自徐真介，止于郭明善、关理安、董诚山。
与古籍文献里的女娲叙述相呼应，刻于不同历史朝代的铭文中女娲的功德一再被书写、歌颂。女娲的功德主要涉及这四大主题：抟土造人、补天立极、规范婚姻、制笙簧。
娲皇宫遭遇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y）发轫于欧洲，是影响世界近代史进程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物理学领域里的单向度时间观，二是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进化观。进化观之下，落后与进步、原始与文明、传统与现代等等，诸多的对立获得建构，并被附会为高级与低级对立的价值判断。在20世纪，凭借坚船利炮的胁迫，这个知识体系隐喻性地取得了全球性的霸权地位。也就是说，坚船利炮这一工具性的发明被建构为这一知识体系的逻辑必然，于是，器物的优越性被“野性地”思维以证明这一知识体系本身的优越性。中国近代史在“国破家亡”的语境里展开，斯“文”扫地，现代性知识体系全面登陆国人的知识空间，并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在这样的宏观知识格局下，围绕娲皇宫这一建筑群落的社会文化形态被归类为“传统”，在“现代”话语体系中等而下之，娲皇宫一度遭遇被现代性病诟的命运。
作为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现代性知识体系，反思性的知识活动也或明或暗地共生其中。“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这两个概念即为现代性在其反思维度上的体现，前者属于单向度时间轴上的回望，后者是对进化观的等级秩序的反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娲皇宫被赋予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