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族无关”的分离主义
——菲律宾国家整合中的摩洛人问题
□ 于福坚
摩洛人与其他菲律宾人同属马来人种，其中包括诸如苏禄人、萨马尔人、马京达瑙人等民族。所以摩洛人只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他们的共同点仅限于信仰伊斯兰教。
摩洛人分离运动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但是除了少数激进分子以外，多数摩洛人已经将目标集中在建立穆斯林自治区上。菲律宾政府则强调要在宪法框架内解决自治问题。双方矛盾的焦点并不是自治区的设置，而是自治权问题。
打着“反腐、减贫、改革”旗号赢得总统大选的阿基诺三世给菲律宾社会注入新的气象，但是在摩洛人问题上，他所谓上任百天内提出一个全面解决方案的说法恐怕很难实现。一方面双方之间的矛盾分歧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菲律宾政府偏重军事手段的处理方式压制了摩洛人的国家认同。
6月30日，阿基诺三世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菲律宾政局再次进入“阿基诺时代”。能否给饱受政治腐败、经济停滞和恐怖威胁之苦的菲律宾带来新的发展面貌，阿基诺三世被寄予厚望。而能否解决菲律宾南部持续多年的伊斯兰分离主义，也是阿基诺三世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尽管他在竞选中曾表示，要在上任百天内同所有反叛武装进行和平谈判，以期找到一个全面解决方案，但该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菲律宾的国家整合并不是一个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
摩洛人问题：殖民者歧视与同化的产物
菲律宾的分离主义问题主要集中在棉兰老、苏禄和巴拉望等菲南部的穆斯林聚居区。由于菲律宾穆斯林也被称为“摩洛人”，因此，该问题也被称作“摩洛人问题”。
摩洛人的称呼源于西班牙殖民者对北非穆斯林即“摩尔人”的称谓。16世纪，西班牙人抵达菲律宾时发现当地穆斯林和北非穆斯林在文化与习俗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将其称为“摩洛人”。实际上它是对菲律宾穆斯林的蔑称，菲律宾穆斯林也一直反对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称谓。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在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摩解”)领袖密苏阿里试图以摩洛人之名团结各个独立力量和构建菲律宾穆斯林的族裔认同之后，摩洛人之名才被接受。摩洛人与其他菲律宾人同属马来人种，其中包括诸如苏禄人、萨马尔人、马京达瑙人等民族。所以摩洛人只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他们的共同点仅限于信仰伊斯兰教。
摩洛人与其他菲律宾人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期。1578年，西班牙殖民者开始了与菲南部穆斯林长达300余年的“摩洛战争”。直到19世纪末，西班牙才取得了对南部地区的控制权。
由于历史上的长期对抗，西班牙人对穆斯林存在天生的敌意。同化和歧视是西班牙人对摩洛人政策的主要特点，诸如强制改宗、移民等。由于南部地区长期备战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而中北部地区则后来居上迅速发展起来。西班牙人的到来将菲律宾变成南北两个世界——发达的中北部天主教世界和落后的南部伊斯兰世界。
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被割让给美国。在对南部穆斯林地区短暂地采取“间接统治”后，直接统治即“菲律宾化”成为美国对南部穆斯林的主要政策。所谓“菲律宾化”名义上是“把信仰伊斯兰教与信仰天主教的本土居民融合为同一的菲律宾民族”，实际上是用天主教同化伊斯兰教。具体措施如启用天主教徒管理南部地区，给予南部天主教徒移民土地优惠政策等。“菲律宾化”的后果是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格局。到1948年，菲律宾独立初期，棉兰老地区的穆斯林已经成为当地的少数族群。但是上述措施不仅没有创造出同一的菲律宾民族，反而引发南部穆斯林的强烈不满。
分离运动兴起：实质是争权夺利
摩洛人大规模的武装分离运动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二战后推动摩洛人分离运动的兴起除了传统的宗教矛盾以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自治权问题。摩洛人分离运动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但是除了少数激进分子以外，多数摩洛人已经将目标集中在建立穆斯林自治区上。菲律宾政府则强调要在宪法框架内解决自治问题。双方矛盾的焦点并不是自治区的设置，而是自治权问题。早在1976年马科斯军政府时期，菲律宾政府就已经同意在南部13个省设置穆斯林自治区。摩洛人要求建立真正的自治，即穆斯林自己的自决;而菲律宾宪法规定自治区必须经过公投形式获得，这意味着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情况下，穆斯林永远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治。
其次是移民及其相关的土地问题。自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就已开始的由北向南的移民，在菲律宾独立后仍在继续。它除了改变南部地区的人口结构外，还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土地问题。由于菲律宾中北部地区地狭人多，早在独立前就存在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农民运动。为缓解中北部地区的阶级矛盾，菲律宾政府鼓励天主教徒向南部迁移并在土地分配问题上给予便利。土地的大量流失引发穆斯林的强烈不满，成为他们走向分离道路的另外一个动因。
最后是对穆斯林的歧视和同化政策。为推动穆斯林“永久地融入国家政治实体”，菲律宾政府在1957年制定了整合政策。该政策实际上是美国“菲律宾化”政策的继续，目的是同化穆斯林。另外，菲律宾社会对穆斯林还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野蛮、落后是菲律宾穆斯林的代名词。
1968年的“雅比达事件”是菲律宾政府漠视穆斯林群体利益的极端体现。该事件成为摩洛人分离运动的转折点，导致摩洛人走上了有组织表达独立诉求的道路。
“雅比达事件”后建立的“棉兰老独立运动”由于未能摆脱伊斯兰贵族的掌控，加上力量薄弱，很快就被马科斯政府取缔。但是该组织中的激进力量在密苏阿里领导下于1971年成立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迅速发展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分离组织。1976年，摩解与马科斯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宣布放弃独立建国目标，成为摩洛分离组织中的温和力量。由于不满密苏阿里的世俗化倾向和与政府妥协，摩解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导人萨尔马特脱离摩解，于1984年建立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摩伊”)。摩伊更为强调摩洛人的宗教因素，坚持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1996年菲律宾政府与摩解重新签订停火协议之后，摩伊逐渐发展成为目前最大的武装分离组织。
成立于1989年的“阿布沙耶夫”是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分离组织。其自身实力并不强，但是由于坚持极端倾向，采用绑架、暗杀和暴力袭击等恐怖手段，因而在短期内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
菲律宾政府的对策：军事打击兼和平谈判
针对摩洛人的分离运动，菲律宾政府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但是其中的“大棒”成分要远多于“胡萝卜”。军事手段是马科斯政府时期处理摩洛人问题的主要方式。1972年马科斯军政府颁布军事管制法，要求南部穆斯林上缴武器，结果引发更大规模的反抗。到1975年，菲律宾政府在南部地区部署军队达25万人之多。尽管1976年马科斯政府与摩解签订停火协议，并于次年成立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但是由于协议未能满足摩洛人的自决要求，双方很快再次陷入战火。马科斯政府也曾探索摩洛人问题的其它解决方式，比如在南部地区建立穆斯林银行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通过拉拢穆斯林领袖来削弱分离主义势力。然而分离主义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地区局势的不断恶化表明，独裁的马科斯政府未能提供摩洛人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1986年阿基诺夫人的上台开启了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也为摩洛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转机。阿基诺夫人甫一上台就与密苏阿里会谈，同意授予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四个区以自治地位。1987年菲律宾通过新宪法，强调了地区自治的重要性，并承认阿拉伯语为菲律宾官方语言，体现出阿基诺政府处理摩洛人问题的多元文化主义倾向。1989年阿基诺夫人签署《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基本法》，该法详细规定了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权限。然而由于阿基诺政府“夹在宪法所规定的民主程序——公投与密苏阿里欲以行政命令改变现状的坚持中间”，所以她的缓和政策仅是将马科斯时期的军事对抗发展为不战不和的僵持。
1996年签订的和平协议是拉莫斯政府在摩洛人问题上取得的最大成果。拉莫斯政府为此做出重大让步，即绕过自治区成立所需的公投程序，通过建立所谓“南部和平发展理事会”的过渡性机构来满足穆斯林的自决要求。1997年密苏阿里成为自治区的首任主席。然而与摩解的和解并没有给菲律宾带来和平与稳定，因为拉莫斯政府忽视了另外一支重要的分离力量即摩伊。1999年受东帝汶独立鼓舞，摩伊在与埃斯特拉达政府谈判时提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要求。面对日趋严峻的分离问题，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再次采取“大棒”政策。2000年2月政府军进攻摩伊营地，双方重燃战火，4月埃斯特拉达宣布与摩伊的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
2001年上台的阿罗约政府对分离主义再次采取强硬态度，不仅延续了埃斯特拉达时期与摩伊的战争，而且还将战争扩大到所有分离势力，包括已经放弃独立目标的摩解。首先，借着“9·11”事件之后美国全力反恐之机，阿罗约政府加强了对极端分离势力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打击力度，与美国举行多次联合反恐演习，甚至邀请美国军队进驻。其次，由于密苏阿里不满在自治区主席选举中，菲律宾政府支持与其对立的萨迪克，因而煽动武装叛乱，尽管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但是双方已经失去了相互信任。一些摩解成员甚至与阿布沙耶夫组织纠结在一起。最后，虽然阿罗约上台之初曾抛出全面和平政策，并与摩伊进行多次和平谈判，并在2003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但是小规模的冲突一直存在。2008年8月阿罗约政府突然对摩伊展开大规模进攻，提出清剿摩伊力量，捍卫每一寸国土。尽管2009年双方再次签订停火协议，但是棉兰老地区局势依然紧张，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打着“反腐、减贫、改革”旗号赢得总统大选的阿基诺三世给菲律宾社会注入新的气象，但是在摩洛人问题上，他所谓上任百天内提出一个全面解决方案的说法恐怕很难实现。一方面双方之间的矛盾分歧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菲律宾政府偏重军事手段的处理方式压制了摩洛人的国家认同。因此短期内摩洛人问题依然是菲律宾国家整合的最大威胁。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