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民族问题及其影响析论
余建华
1991年苏联"8·19"事变后，其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同年下半年相继宣告独立，成为冷战后欧亚大陆腹地举世瞩目的一批新兴主权独立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十年来，中亚五国为使自己成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历经一番艰辛坎坷的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不可抹煞的重要成就，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就是世纪之交制约这些国家从内政到外交的难以回避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
一、中亚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
独立后中亚五国民族国家建设中凸现的民族问题有其由来已久，盘根错节的历史根源。 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的中亚地区，由于地处欧亚大陆“文明的十字路口”，在历史上同中国、伊朗、印度、西亚、希腊、罗马、西欧以及欧亚草原的各民族关系密切，自古以来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南北农耕与游牧世界碰撞的交汇带。由此，中亚民族的历史进程便是这数千年来川流不息的民族迁徙、五彩斑斓的民族交融以及金戈铁马的民族冲突大背景中发生。 早在青铜时代，就有一部分雅利安人部落在迁徙过程中进入中亚并居住下来，今天塔吉克人的先民就来源于他们之中。在大批操突厥语部族南下前，塔吉克先民是中亚的土著(注：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和第26页。)。以后随着公元7世纪前后开始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操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的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逐渐构成中亚居民的大多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东西南北古代部落、部族碰撞、交融的进程。乌兹别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这些现代中亚突厥语族在形成过程中，除了继承古代突厥、蒙古渊源外，还吸收了各种印欧语族的文化因素。尽管这种多元民族的整合体现了历史的进步，然而与之相伴的征战屠戮的血腥图景无疑给现代中亚民族关系留下难以消弭的历史烙印。
从1731年征服哈萨克计划实施开始到1891年俄军进驻帕米尔，沙俄殖民者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蚕食鲸吞，终以武力将中亚纳入俄罗斯帝国。这对中亚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随之而来的俄罗斯人等来自欧洲的斯拉夫移民又使地区增加了一种基本民族成分。更重要的是，沙俄的这次征服是具有近代殖民主义性质的政治、军事的扩张。殖民主义的民族压迫，使中亚各民族挣扎在水深火热的沙俄“民族监狱”之中，由此激起中亚人民连绵不断的民族解放斗争，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16年由沙俄当局强行征兵而触发的中亚民族大起义。(注：参见帕尔哈提·阿帕尔：《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及其历史意义》，《中亚研究》1996年第3-4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砸烂了沙俄这一民族监狱。随后苏俄政府依照列宁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为实现民族平等、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良好效果。列宁逝世后到30年代中期，斯大林基本上执行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在中亚地区建立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扩大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实行干部民族化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然而不可讳言，由于苏联政府和苏共政策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长达70多年的中亚苏维埃时期的民族关系也存在和潜伏着诸多矛盾和问题。诸如，在30年代初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无视中亚地区民族特点，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在30年代后期肃反扩大化中，中亚大批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因维护民族权益而惨遭迫害乃至屠戮;卫国战争前后实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等迁徙中亚的强制移民政策，造成中亚当地民族关系的复杂化;赫鲁晓夫时期大量关闭清真寺，解散宗教团体，这种对宗教问题的粗暴处理，严重伤害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民宗教感情和民族意识。
不过更需指出的是，对苏维埃时期中亚民族关系至关重要的影响还在于积重难返的大俄罗斯主义和联邦制下掩盖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这两个问题。由此而来的苏联当局大力推广俄语、随意变动加盟共和国边界、推行经济结构单一制、人为加速民族融合等做法，引发中亚各民族不满情绪的不断滋长。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中亚民族问题已从俄罗斯民族能否平等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演变为其他民族是否原意与俄罗斯民族在同一联盟内部共同生活的问题。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所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客观上助长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全盘否定，由此非俄罗斯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长期不满聚合成以苏联为矛头的分离主义，促使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崛起乃至壮大。从1986年12月在哈萨克阿拉木图爆发的哈萨克族学生大规模反俄罗斯民族骚乱，到1991年12月中亚五国同俄罗斯联邦等共同发表废除苏联的《阿拉木图宣言》，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历史轨迹。
二、中亚国家独立后主要的民族问题
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的实现，并没有改变多元民族结构，各国所含民族依然是从80多个到130多个，民族矛盾虽然没有导致大规模民族冲突，但民族问题依然复杂而明显。
中亚五国民族结构(注：资料来源：《世界知识年鉴》(1997/199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况》，第11页。) 附图 将上表所列的1996/1997年中亚五国民族结构与1991年五国独立时状况相比较，明显的差异主要在于：在各国主体民族略有上升的同时，俄罗斯人在各国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下降。
1.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的关系 的确，十年来中亚五国民族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各国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的关系问题。而这又与中亚五国独立后普遍推行的“主体民族化”政策密切相关。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政府纷纷有意识地提高各自主体民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各国不仅在宪法中把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确定为国语，还都规定只有熟练掌握国语的公民才有资格担任总统。五国国家机关各部门重要职务基本上由主体民族担任。这种“主体民族化”政策自然引起其他民族的普遍不满，其中对原先在中亚占据国家和社会生活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人触动更大。
前已述及，俄罗斯人是一个多世纪以前沙俄征服中亚以来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移民及其后裔。俄罗斯人在中亚的人口1959年为621.5万，1979年达931.3万，1991年苏联解体时近1000万，占中亚地区总人口的20%和俄罗斯联邦境外俄罗斯人的40%。(注：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况》，第12页。)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后，这些原来享有众多特权的“老大哥”迅然演变为“外来的二等公民”，从而引发了他们对居住国政府的不满以及与当地主体民族的矛盾。其焦点集中在语言和国籍问题。 语言问题。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政府确定哈萨克语为“国语”，是否掌握哈语关系到国民任职、就业、升学等一系列问题。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学习哈语并不热衷，要求将俄语与哈语一起并列为“国语”。1995年哈宪法除继续规定哈语为国语外，还明确规定：“在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俄语和哈萨克语一样，平等正式使用。”(注：郝文明主编：《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1996年哈政府发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政策构想》，要求在一切正式场合都要使用哈语，要求采用行政手段推广哈语。这一至今未解决的政治化的语言问题，自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哈萨克族与俄罗斯等俄语民族之间的关系。与哈萨克斯坦相似，其他中亚独立国家也在相继通过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出台了富有政治色彩的语言政策，从而使语言问题成为中亚各国独立后最敏感的民族政治化问题之一。
国籍问题。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各国境内俄罗斯人为维护自己的民族权益，提出同时拥有中亚居住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国籍，并得到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支持。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防止俄罗斯人才流出本国，在1993年12月同意本国俄罗斯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哈萨克斯坦政府起初明确拒绝接受俄罗斯人双重国籍方案，可在俄罗斯政府压力下，又不能无视这一问题。经过哈俄两国多次谈判，1995年1月两国签定《哈俄关于哈常住俄罗斯的公民和俄常住哈的公民的法律地位条约》和《哈俄关于申请到对方常住手续的协议》，基本解决了俄、哈两族向对方移民的国籍问题，即居住在俄境内的哈萨克人和居住在哈境内的俄罗斯人可自由向对方国家迁徙，并应顺利得到对方的国籍，从而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缓和了这一问题。(注：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况》，第60页。)不过，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俄罗斯人双重国籍要求。
2.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由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政府通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中亚重新划分民族边界和行政区划，同时鼓励各族自由迁徙，导致中亚许多民族跨境而居。例如，乌兹别克人作为中亚最大民族，除大多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外，还有2000多万居住在其他四国及阿富汗。其他四国主体民族也有许多生活在别的国家。由此在今天的中亚错综复杂的跨界民族问题依然存在。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有150万哈萨克人，他们被要求更改民族身份，否则领不到通行证，在求职和获取社会福利方面遇到困难。此外处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居住着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由于人口日益增多，劳动力过剩，耕地和水资源明显短缺，民族冲突时常发生。
另外，中亚民族矛盾还与发端于苏联时期的领土争端相纠缠。1924年苏联对中亚实施民族国家划界时，将乌兹别克人较多的锡尔河省卡扎林等几个县划归哈萨克斯坦，而1925-1930年隶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自治州后又划归乌兹别克斯坦。结果产生具有复杂的民族问题背景的领土争端，至今仍然不时冲击着哈、乌两国的正常关系。2000年1月在哈萨克斯坦的南哈萨克斯坦州发生的哈乌边界纠纷就是一次集中暴露。而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地(当地居民大部分为塔吉克人)的归属上始终存在分歧。
3.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问题的演变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等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为一体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和势力。(注：关于泛突厥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可参见掘著：《民族主义》，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345页。) 中亚五国除塔吉克斯坦外，其余四国主体民族均属突厥语族，而塔吉克国内也有众多突厥语族，鉴于与土耳其人在血缘、地缘、宗教、文化和习俗上的密切联系，苏联解体后，他们纷纷寻祖觅根，民族认同感越发强烈。哈萨克斯坦三大民族主义组织之一的阿拉什持有明显极端的泛突厥主义观点，宣称其宗旨是建立“伟大的突厥斯坦”，“成立独立的突厥国家联邦”。而独立伊始、正处转轨时期的中亚国家领导人也对土耳其的民主政治、政教分离和市场经济这套发展模式极感兴趣，一度实施积极向土耳其靠拢的政策。这与土耳其“希望利用苏联解体机会发挥地区性大国的作用”，将中亚纳入其势力范围的雄心不谋而合。在1992年第一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上，土耳其厄扎尔总统说：“我们有共同的根，是同一颗大树上的枝叉，是同一个家族的分支”，强调要“使21世纪变成突厥人的世纪”。(注：路透社安卡拉1992年10月30日电。)土耳其不仅积极宣扬突厥语国家联盟的构想，大力支持各种泛突厥语组织及以“泛突厥”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而且努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渠道，扩展其在中亚的利益影响。但是很快冷静下来的中亚各国从自身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对泛突厥主义兴趣越来越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表示，决不能接受建立突厥国家联合体的“理想”，不希望刚摆脱一个“老大哥”，又来一个新的“老大哥”。(注：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而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总统也强调：“历史上我们属于突厥语大家庭，但我们的人民坚决抛弃‘大土兰’这一沙文主义思想”。(注：卡里莫夫：《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冷战后特定的国际社会背景固然为泛突厥主义的复苏提供了一个有利氛围，但其制约泛突厥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在中亚也明显存在，诸如中亚诸国与俄罗斯难以割舍的密切联系，各国政府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基本国策，因此以实现中西亚地区突厥语国家政治统一为目标的政治泛突厥主义注定是飘渺的梦幻;但文化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突厥语族民族认同感上升、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以及甫告独立的中亚国家加强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推进地区一体化这一社会背景下，显然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中亚五国独立后，与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同时掀起的还有另一股宗教民族主义潮流——泛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教在中亚已有1000多年历史，教徒多达3850万，约占中亚地区人口的70%。1991年年底苏联和苏共顷刻解体，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亚民众不由地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和惆怅，与民族认同感相适应的伊斯兰教作为当地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遗产，正好用来寻求精神慰籍和寄托。而独立后的中亚国家领导人出于适应广大穆斯林的宗教热情和拓展对外交往与合作等考虑，不同程度地迎合了穆斯林的宗教要求。由此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后，在中亚大地上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潮流，主要表现为：清真寺和伊斯兰经学院迅速增多，大量宗教书刊翻译出版，社会宗教活动明显加强，穆斯林人数增加并且有年轻化趋势，以及具有强烈参政意识的伊斯兰政治组织出现。就90年代前中期而言，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掀起的最大波澜莫过于塔吉克内战。在自1991年9月独立以来，塔吉克斯坦政局连年动荡，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激烈，并于次年3月爆发内战，成为举世瞩目的中亚地区热点之一。以不同地方势力为支撑的政府派与反对派围绕对世俗政体还是政教合一体制的截然不同的选择成为冲突的焦点。政府派以原塔共成员为主，以列宁纳巴德等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为力量所在地，主张将伊斯兰的复兴限制在宗教领域，反对政教合一，得到俄罗斯和诸中亚国家的支持;反对派以伊斯兰复兴党为主，基本上在以农牧业为主的落后的南部加尔姆和东部巴达赫尚等地区活动，崇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要求政教合一，以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外部力量为靠山。自独立以来塔吉克动荡局势先后经过三个阶段。一为1991年9月到1993年底政局动荡和冲突双方激烈武力较量的阶段。二为1994年初到1996年底对立双方边打边谈阶段。三为1997年以来的脆弱的和平进程阶段。1997年6月塔总统拉赫莫诺夫和反对派领导人努里正式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塔建立和平和民族和睦总协定》和莫斯科声明后，塔吉克和平进程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由于在经历6年内战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金融危机严重，各种宗教、民族和地区矛盾加剧，外部势力影响复杂，至今和平进程不仅根基脆弱，而且进展缓慢，依然存在诸多阻挠因素，国内再度爆发内乱的可能性尚存。
4.三股跨国恶势力的合流 90年代后期以来，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逐渐凸现，其不仅向中亚的世俗国家政权发起严峻挑战，而且形成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相结合的趋势。1997年在塔吉克斯坦虽然和平进程取得突破，国内实现了民族和解，但部分伊斯兰极端分子拒绝承认民族和解协议，不断制造各种暗杀、叛乱等恐怖暴力事件，继续与政府为敌。1997年4月30日，他们在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州刺杀国家元首，致使拉赫莫诺夫总统受伤;1998年4月29日至5月1日，伊斯兰极端武装突然袭击政府国防部、内务部及边防部队驻杜尚别东郊的哨所和营地。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猖狂也刺激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1997年12在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先后制造杀害3名警察的暴力事件。这些宗教极端势力有着十分明确的目标，即推翻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注：吴宏伟：《中亚地区宗教的复兴与发展》，《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往往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为扩大社会影响，又通常打着宗教的旗号和宗教极端分子合伙兴起各种恐怖暴力事端。因此，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股邪恶势力利用中亚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宗教传统浓厚，以及中亚国家独立初期转轨进程中的政局尚不稳定、经济发展滞缓等因素，跨越国界，沆瀣一气，相互呼应，并与外部某些政治势力和跨国犯罪集团彼此勾结，形成一种破坏能量颇大的地区性威胁。
早在苏联解体伊始就已出现这三股恶势力狼狈为奸的合流。1991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的极端势力在纳曼干市发动暴乱，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还针对俄罗斯等少数民族采取暴力行动，这是中亚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第一次结合。(注：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然而这三股恶势力联合发难的猖獗却是从1999年开始，1999年2月16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接连发生6起爆炸事件，造成13人死亡，128人受伤，事后据查系极端主义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所为，其试图暗杀卡里莫夫总统;同年8-10月，约1000名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恐怖武装分子由阿富汗经塔吉克斯坦，在与乌兹别克斯坦边界毗邻的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的巴特肯山区进行大规模恐怖骚扰活动，并挟持13名人质，其中包括吉内卫部队司令和4名日本地质学家。这场震惊国际社会的人质危机虽然“和平”解决，但这伙匪徒气焰更加嚣张。2000年8月，他们又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展开多点小股的武装骚乱活动，与三个国家的政府军和驻扎在塔边境的俄罗斯边防军交火。在此之前，也有宗教极端势力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花拉子模等地进行绑架、暗杀等恐怖暴力行动，对当地社会秩序形成严重危害。
这几年来，中亚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狂，显然与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有关。正是西方这种“新干涉主义”对包括中亚在内的全球各地民族、宗教极端主义活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鼓舞和刺激效应。目前，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各国政治反对派、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加紧联手，频繁采用暴力手段;而且恐怖扰乱活动规模扩大，已蔓延到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由点到面，呈现国际化倾向，严重威胁着中亚乃至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三、民族问题对中亚发展的影响
1.对中亚国家内政的影响 独立以来，中亚国家为巩固本国主权独立而不遗余力推行的若干主体民族化政策虽使主体民族扬眉吐气，却造成主体民族不健康情绪的膨胀和国内民族关系的紧张，使国内其他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不仅大多被排斥在各级政府机关、经济管理和文化教育的领导岗位之外，甚至在就业和入学等问题上均遇到困难。由此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出现了非主体民族外迁的浪潮。1992-1993年在哈萨克斯坦，外迁的俄罗斯人234.5万，乌克兰人4.9万，白俄罗斯人1.09万，日耳曼人18.8万;中亚其他国家也出现类似情况，到1994年底，中亚地区已有约155万俄罗斯人返回俄罗斯联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迁出的斯拉夫人(以俄罗斯人为主)、日耳曼人等大多数是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和拥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工人，这些构成中亚国家科学和生产力量基础的重要一部分人员的出走，无疑是当地一大无可挽回的人才流失，自然对这些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而继续留居的非主体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则呈现尖锐化。当地的俄罗斯人成立了捍卫自己权益的社会团体，如1992年4月在哈萨克斯坦成立俄罗斯人村社和全国性的斯拉夫人组织“拉特”。1993年12月19日，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市的俄、哈两族发生流血冲突。而聚居在哈萨克北部的俄罗斯人则提出通过民族自决、建立民族自治实体或回归俄罗斯的分离主张。不仅俄罗斯等斯拉夫人，居住在当地国的其他中亚跨界民族也兴起民族自决或分离活动。如同前面谈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民族争端又纷纷泛起。诸如此类，无不对中亚有关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产生各种负面作用。 另外，宗教极端主义及其与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合流，也对有关中亚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1992-1997年塔吉克内战导致6万人丧生，80万人沦为难民，国民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外债8.6亿美元，(注：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况》，第93页。)社会经济千疮百孔，百姓生活严重困难。至今，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还是威胁塔国内稳定的重要问题。而近两年来极端恐怖主义分子制造的劫持人质事件，造成吉尔吉斯5000多难民流离失所，吉尔吉斯为围剿匪徒，也耗资约500万美元。 针对上述恶果，中亚国家领导人纷纷认识到，能否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关政策的调整，其内容主要包括：倡导多元文化，否认民族自决;强调“人权和公民权”，淡化民族观念;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和谐关系;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对宗教政治化;坚持世俗政权体制，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等等。
2.对中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作用 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主要民族都具有跨界民族特性，他们在各国处于非主体民族地位，而且相对集中居住。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造成各国民族间的矛盾通常掺入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各国国内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同时又是中亚其他国家的主体民族)的矛盾一旦处理失当，往往上升为国家间矛盾，并可能诱发地区性动荡。我们前面提到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间彼此因主体民族在对方的跨境居民受到的排挤、歧视而引发的两国间矛盾，以及与此有关的边界冲突等问题，就是明显例证。另外，在反对宗教极端势力恐怖活动方面，中亚国家之间也有龃龉。如在1999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极端分子在吉尔吉斯南部绑架人质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斥责吉尔吉斯斯坦“剿匪不力”、甚至有“使祸水外流”的企图;而乌兹别克斯坦为保自身安全，封锁了乌、哈、吉三国边界，影响了正常经济往来，引起哈萨克斯坦诸多不快和指责。然而我们也看到，中亚国家间在处理民族问题和与此相关的边界争议、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及其与分裂主义、恐怖主义联合发难方面的协调努力。2000年初乌兹别克斯坦边防人员进入哈南部划界而引起哈乌边界冲突后，哈政府不顾国内某些势力的施压，冷静地主张通过谈判协商，强调“远亲不如近邻”，在维护国家利益前提下和平解决分歧，从而避免了这场纠纷在1999年8月极端恐怖分子进入吉尔吉斯南部创造武装骚乱和绑架人质事件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连同俄罗斯和中国立即给予吉尔吉斯斯坦援助和支持，使之能将这伙匪徒驱逐出境。 特别要指出的是，面对三股跨国恶势力对中亚及其周边地区造成的严重威胁，1999年以来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和中国、俄罗斯在“上海五国”的框架内紧密协调，积极探索五国有关部门在打击跨国犯罪活动的安全执法合作。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五国”卓有成效的合作基础上，原“上海五国”中、俄、哈、吉、塔和新加入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同成立地区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同时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由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联合打击三股恶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继续在中亚作恶的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与战乱连年的阿富汗问题不无关联。"9·11"事件以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后，中亚民族问题无疑会出现新的变数，但民族问题将依然是影响21世纪中亚地区这一欧亚大陆战略新空间发展走向的一个不容低估的基本因素。
【作者简介】: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