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民族关系与乡村公共空间
民族关系与乡村公共空间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更新日期：2010-02-17]
刘 涛
乡村公共空间已经被安全安置到一个由资本和利润所主导的经济实践中，空间已经不再是公共话语生产与传播的场所，而是变成了一种消费环境所谓公共空间，主要强调市民社会中一种介于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和国家权力领域之间进行调停、斡旋的中介机制，也就是那些象征论坛性质或辩论性质的、致力于促进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生产与传播的机构空间和实践。
具体就多民族聚居地区甘肃省积石山县(由汉、回、保安、撒拉、东乡、土、藏等民族构成)而言，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些大家经常聚集的地方，闲暇时候，村里人往往会自发地聚集在乡村里的某个(某几个)特定的地方下棋、聊天、玩牌等等，我们将这些有益于促进公共交流的场所称为乡村公共空间。纵观近20年来的社会变迁，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公共空间同样在上演着一幕幕非常奇妙的空间景观：生产、迁移、分离、重组、延伸、消失、再生……这些属于几何学意义上的变化恰好折射出积石山县的文化变迁过程以及民族关系变化状况——或冲突、或斗争、或决裂、或对话、或融合。
民族冲突与空间碎片
历史上，尽管乡村公共空间一直都存在，然而在父辈/祖辈生活的20世纪80年代，这些空间往往被刻印上了明显的族群标签，不同族籍身份的人往往聚集在不同的空间场所，而且，这些空间之间并没有交叉，更谈不上重合。严格来说，这些分散在整个村庄的空间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因为它只属于特定族群/种族的“公共”空间。银川乡初级中学的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带我们“重温”了曾经那个时代村里的诸多公共空间，虽然汉族人经常聚集的那棵大柳树早已被砍掉，回族人经常聚集的三岔路口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藏族人经常聚集的小卖部门前如今已经盖起了新的学校……那些已经消失的公共空间，那些被抛弃的公共空间，还有那些目前正在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如同一面镜子一样，它们“或悲或喜的命运”同步折射并印证的正是这些年来整个村庄的经济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整个轨迹，以及这些年来不同民族在社会认同与文化交流上的演变脉络。
社会转型与空间融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积石山县各族人民共同面临并承受中国社会转型所不可避免的疼痛与断裂，各个民族也因为利益的纠葛而开始重新审视整个村庄以及原有的公共空间格局，相应地，乡村公共空间的结构与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各个民族开始逐渐抛弃了曾经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或者走进了另一民族的公共空间，或者共同开辟出了一块新的公共空间。反过来讲，公共空间内的聊天与讨论又进一步拉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理认同距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几乎每个村庄都形成了以村口小卖部为“据点”的公共空间。在我们走访的21个村庄里，小卖部已经成为民族杂糅程度最高、人气指数最高的公共空间。如何解读这一奇特的社会景观?显然，在近20多年来从未停止的“城市改造农村”的社会运动中，一个最为醒目的变化就是乡村小卖部数量的激增，而且这一激增过程并非是分散于村庄的不同角落，而是聚集在原有小卖部的周围，甚至原本散落于村庄里的其他小卖部也开始向这里靠拢或搬迁，因此，一个更大范围的、特殊的公共空间便在村口这一特殊的地标原点上被构建起来。
这一空间不仅意味着乡村社会的“经济”中心，而且意味着人们追求新生活、阐释新生活的话语中心，因为在人们对城市的想象中，这一空间是落后的村庄里最具有“城市气质”和“城市性格”的一块区域。当人们周而复始地、不知疲倦地往返于这块热闹的公共空间与相对冷清的私人空间时，公共空间以及附着于公共空间之上的公共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共同完成了对公共空间所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再生产。
娱乐至上与空间转向
进入21世纪，乡村公共空间却呈现出另一幅空间景观：聚集在公共空间的人大多是年轻人，中老年人已经越来越少。尤其是围绕小卖部而构建起来的公共空间，已经完全成为年轻人的天地。现在，在完全被娱乐所绑架的这一公共空间里，这里已经不再是十多年前那个公共空间。尽管十多年前这里同样是以消遣和娱乐为主，但活跃在这里的祖辈和父辈们却不得不因为生存的压力、利益的纠葛而谈论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话题，同样不得不因为媒介信息与渠道的匮乏而急切地希望与人交流、获取信息(从我们调查的数据来看，积石山县73.2%的家庭都是在1993—1997年购买电视机)，因此，公共空间中除了消遣和娱乐之外，同时也流淌着象征论坛性质的公共论辩与生活交流。
今天，这一空间已经完全被娱乐和游戏所淹没了，当年哈贝马斯将资本主义的金融寡头与财团对公共空间内舆论制造的隐性支配现象称为“公共空间的再封建化”，同样，我们可以说当前的乡村公共空间也经受着“再封建化”的尴尬，而且幕后的推手与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却是惊人地相似：乡村公共空间已经被安全安置到一个由资本和利润所主导的经济实践中，空间已经不再是公共话语生产与传播的场所，而是变成了一种消费环境，空间以这样更为深刻的方式被纳入到生产和消费的产业链条上，那些原本占据空间实践中心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民权利意识被挤向公共空间的边缘，取而代之的则是由快感和狂欢所完全充满的一个“再封建化”了的欲望空间。因为当年轻人完全沉湎在感官刺激中时，他们就会在没有设防的忘我状态中完成对资本话语的屈从与接受。再反观那些被以小卖部为据点的公共空间所抛弃的中老年人(父辈/祖辈)，他们当中23%的人在乡村另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相对比较安静的公共空间，绝大部分人(66%)选择彻底告别公共空间，代之以在家看电视来填充自己的闲暇时间，一定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电视媒体的普及以一种隐性的、匿名的方式完成了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消解、压制、收编与排斥。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