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用“族群”替代“民族”
——当前民族理论研究领域若干问题的哲学分析之二
□ 什木逊·马守途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更新日期：2010-08-09 09:31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域中，关注现时的问题与关注解决这些问题的学术观点并行不悖，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这是因为，学术观点是对现时问题的种种反映，即使有些是基于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反映，有些是基于观念性“问题”的反映。各种观点可能存在着分歧甚至是截然相反，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局限于作为单一学科的学术先锋，而是表现出更为博大的现实关怀。这种关怀中往往体现着一定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在当今中国民族理论界，众多学术观点可以说是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新颖的学术思维秀于学林，为学者阐发各自的学术理念开辟道路。一方面，这有益于学术视野的开拓、学术观点的创新和民族理论的繁荣。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理论要有所进步和发展，就不得不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围绕若干问题所展开的种种争论进行哲学分析。
当下，应由“族群”概念代替“民族”概念的“替代论”观点和民族问题应去“政治化”的学术理念引发的学术辩论，最终将归位于“民族”和“族群”的概念之争，这已经被当前民族理论界的争论所证明。
问题在于，这只是一个概念之争。以“民族是政治的，而族群是文化的”，或者“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为论据，来论证应以“族群”代替“民族”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民族”还是“族群”，其指代对象都是同质的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不以人们意志和喜好为转移的共同体，一个自存在起就有固有客观规定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因为我们称其为“民族”，就会被赋予政治性而无文化性；不因为我们称其为“族群”，就会被赋予文化性而无政治性。这个共同体被称为什么，丝毫不会改变其内在的客观规定性——本质。因此，这个同质的人们共同体被称为“民族”时所具有的一切属性，和改称“族群”后所具有的一切属性，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民族的本质和民族问题的实质，不是人们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我们的逻辑和观念应从物质的、现实的民族中得出，而非以观念的、先入为主的“应然”去规定现实物质生活中的民族“实然”。和历史一样，民族这个共同体也不是“任人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让它有政治性就会有政治性，让它有文化性就会有文化性；让它政治性强一些政治性就会强一些，让它文化性强一些就会文化性强一些。
这里，不得不注意到民族理论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倾向，就是回避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固有政治属性，认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政治属性是后天人为的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倾向呢？这是因为，一些观点把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政治属性与民族的分离、分裂和独立建国绝对等同起来。可是，现实关系并不是随意建构的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个同样由我们观念认定出来的观点，只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政治属性的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
需要明确的是，在历史上，不是说民族具有政治属性，就意味着民族分离分裂；不是说民族关系是政治的，多民族政权就不会走向统一。全面、准确、客观地理解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政治属性是非常必要的。历史上，统一时各民族天下一体，分裂时各政权追求统一，这也是政治，并且是最大的政治。今天，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关系，这个关系不可否认地具有政治属性。因此，既要看到历史和现实中我国民族关系也是政治关系、民族关系具有政治属性的事实，也要全面、准确、客观地理解政治关系（属性）的含义。同时，还要避免掉入因反驳族群文化一元论而反向产生的极端思维定势中，即过分强调民族和民族关系的政治属性，而忽略了民族和民族关系具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维属性。
至于以“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为据，来证实“替代说”的观点，除具有和上面同样的以“应然”代替“实然”的哲学缺陷外，“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的观点，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也束缚了自身的观点。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发端、发展和逐步完善，都是伴随着中国解决实际民族问题的历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个理论体系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另一方面，虽然简单的概念替换不会改变民族这个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但是，一定的概念和范畴背后总会有相应的理论体系作支撑，反映着一定的政策取向。
“替代说”的落脚点最终会是什么呢？我们假如也以观念的“应然”去思考用“族群”替代“民族”，那么这个共同体将会失去政治性和法律性，只有学术性和文化性。如此，解决中国实际民族问题将在何种理论支撑和政策平台上去完成呢？难道真是依靠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的自由主义式的发展吗？假如这样的话，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有人说，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自由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到的，那就是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会逐步萎缩，这完全有悖于保护世界多样性的国际普遍共识和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政策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