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

　　                                                        作者：李永祥

　　本文通过对云南哀牢山泥石流的研究，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它与人类社会的行为和文化密切联系。灾害能够导致人类文化的变迁，而人类文化也能够回应灾害并形成应急机制和预防手段。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

　　关键词：哀牢山 泥石流 灾害 人类学

　　作者　李永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昆明市西山区环城西路577号，邮编650034。

　　灾害指的是洪灾、泥石流、雪灾、旱灾、地震、饥荒、龙卷风、火山、海啸、瘟疫等。国内外自然科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外政治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源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们研究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人类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系统研究自然灾害与人类文化、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人类学家将灾害看成是自然环境的基本元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特征，不再像传统的观点那样把灾害看成是一种极端不可预见的事件。人类学家重视对灾害发生后的制度调整，对灾害造成的社会后果给予长期的关注。

　　在国内，很少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对于灾害进行系统的民族志调查和理论探讨。我国的灾害研究者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灾害发生的原因、损失评价、预防对策等。一些社会科学家则主要研究灾区的恢复重建方法和政府角色，撰写灾害损失报告。对灾害进行系统的人类学考察还处于初期阶段。

　　本文以云南哀牢山的泥石流为研究案例，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对灾害与人类文化、社会组织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灾害研究的关注。

　　一、哀牢山的泥石流：社区与政府的应急反应

　　2002年8月14日，在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戛洒两镇所处的哀牢山上，有3100多处发生泥石流。水塘镇金厂村委会芭蕉树村被全部冲走，村中14人全部遇难;新寨村委会曼糯村有半个村被冲走，村中共有17人死亡;南达村公所大石板村、大水井村和松树脚村各有半个村子被冲走，其中大水井村有11人遇难，大石板村和松树脚村各有2人遇难;水塘集镇附近山体滑坡造成4人死亡。此外，戛洒镇平田村委会岩村的泥石流灾害也导致村中9人死亡。据当地政府统计，此次泥石流夺去63人的生命，801户人家的房屋倒塌，2000多人无家可归。同时，泥石流还冲走221头大牲畜、1463头猪、2704只鸡(鸭、鹅)。这次泥石流被认为是全国最大的泥石流灾害之一，它共造成了3.03亿元的经济损失。由于泥石流发生在8月14日，当地政府称其为“8·14特大滑坡泥石流”，在新平的历史上“百年不遇”。

　　很长时间以后，人们对泥石流发生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新寨村委会曼糯村一个傣族村民这样对笔者说：

　　那天晚上，整个寨子都乱了，我和妻子忙着把家里的电视机和别的财产搬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我们的村子背靠一座小山，右边的小箐沟有茂密的森林覆盖，很少有大水下来，人们自然认为那里最安全。于是，大家都拿着一些东西，跑到村后的小山坡上。由于天黑，雨又大，人们都走散了，家里人你找不到我，我找不到你。我回到家里后，发现妻子还没有回来，就又出门去找，突然，只听见一声巨响，感到天旋地动，右边的小箐沟突然冒出来一个20多米高的泥团——只是两三秒钟的时间，我们村子有一半就不在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在以后的4个小时里，全村人讲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泥石流从发生到终止只有5秒钟的时间，但其恐惧程度让我一生都忘不了。我失去了妻子，到现在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她被泥石流冲走了，不知埋在什么地方。我们村共有17人在此次泥石流中遇难。

　　面对哀牢山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乡民带来的困难和恐惧，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做了重要批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还亲临救灾现场，对救灾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当地政府也针对哀牢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政策，政策包含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灾民自救和农户搬迁，长期目标是退耕还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救灾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县委、县政府和县里各单位的工作重点几乎都转移到了灾区。救灾工作还得到了驻滇部队、武警和民兵预备役3000多名官兵的帮助，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四面八方运来。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工作组，从2002年8月14日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即进入灾区工作，到2003年5月1日撤离。但是，工作组的撤离并不意味着救灾工作的结束，因为灾区村民的搬迁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二、泥石流导致的生活方式变迁：核桃坪村的个案

　　核桃坪在彝语中叫“罗塔扎”，共有97户，354人，绝大多数是彝族，个别的汉族都是因婚姻关系迁到村中来的。村子建在陡峭的山坡上，是从哀牢山深山老林中搬下来的，那里也有一个“核桃坪村”。据老人讲，那里有几棵老核桃树，中间有一小块平地，所以就叫“核桃坪”了。村子起初只有10多户，后来逐渐搬来很多人家，村子就大了起来。笔者来到位于深山密林中的老核桃坪村，看到有5户人家的老人仍住在那里。虽然老核桃坪的村民大部分都已经搬到新的核桃坪村子，但几乎所有人家的经济林木——核桃、茶叶、花椒、草果、八果等，还都在深山中，人们要回到那里去打核桃、采茶叶、摘花椒等。

　　新的核桃坪村是从深山中搬迁到山腰地区的，两个村子相距8公里。1949年以前，哀牢山山腰地区森林茂盛，由于深山气候寒冷，无法种植水稻，人们便在山腰地区开垦农田种稻谷，山腰地区的村子大部分都是那个时代的“田房”。后来，有的人家开始在田房养猪和管理庄稼，很多人家还盖起较大的住房，并长期住在那里，田房就渐渐变成了村子。当然，地方政府也希望村民从山中搬出来。这一过程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有的人家搬得快，有的人家搬得慢，但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家还是两边都住人，老人住在深山里，年轻人住在山腰上。从核桃坪搬下来建立的村子仍叫核桃坪，从别的山头上搬迁下来的村子也是依旧叫原来的名字。

　　核桃坪村的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等，经济作物有甘蔗、香蕉、核桃、花椒、酸木瓜、草果、八果等，其中核桃、茶叶、土豆、花椒、酸木瓜、草果、八果等只能种在山头上。畜牧业有牛、羊和猪，其中羊都养在山头上，牛的数量很少，养猪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核桃坪村中主要的林木是桃树和竹子。村支书告诉笔者，20世纪50年代时，这些地方还有直径超过2米的大树，但现在全部被砍光了。笔者看到公路边堆满了柴薪，这些柴薪除了用于做饭之外，还用于冬天取暖，因为当地冬天气候较冷。

　　2002年8月14日，水塘镇发生了“8·14特大滑坡泥石流”，大口村委会有两处发生了泥石流，其中有一处就在核桃坪村，其宽度超过150米，冲走10多户人家的房屋，所幸无人伤亡。　　另一处是大口村的泥石流，宽度也超过30米，冲坏了近30户的房屋，也无人员伤亡。两处泥石流发生的时间都在清晨4点左右，由于避险工作做得早，转移组织有序，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大口村委会领导因此受到上级的表扬。

　　发生泥石流之后，当地还在继续降雨，水塘镇仍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之中。这一地区的村子基本上都存在着泥石流滑坡的隐患，所辖区域内10个村委会65个村民小组(50多个自然村)中，有2225户、8551人需要迁出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寨。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同时搬迁如此多的人家，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许多村子都存在泥石流隐患，镇政府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搬迁用地，新村的选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地质学家在水塘镇范围内选择了很多的寨址，由于山上的居住区域有限，选址就延伸到了河谷的傣族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土地征用涉及到不同民族的利益，这样，民族关系问题就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以及搬迁之后的日常关系中表现出来。

　　核桃坪位于陡峭的山坡上，居住环境极不安全，全村都需要搬迁。村民被安排到6个不同的搬迁点，分别是小麻卡、锅底塘、方家空房、易脚树、老瓦厂和大口。村民们说：“这样，我们都搬散了。现在村民需要帮助时，就不容易找到熟人了;而新村中还搬来了不同地方的人，大家都不熟悉。所以，实际上生活没有原来那么方便了。”

　　核桃坪村的村民搬迁到不同的村子之后，他们在新的居住地得到了120平方米的地基，但没有分到任何耕地和菜园，所以还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劳动。有的村子距离原来的住地较远，距离耕地就更远了，这样，村民付出的劳动强度当然也就更大了。从新的居住地到原来的地方劳作，必须早出晚归，一些人甚至抱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爬山路上，没有多少时间干活儿，也没有多少力气干活儿了。因此，一些搬迁户虽然将搬迁地的房屋盖起来了，但还是不愿搬到那里住，他们只有在下大雨时才到那里住一夜，天气变好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里住。还有一些人家的房屋在建了一半后，因没有钱而被迫停了下来，有些人则根本没有钱盖房。政府拨给的2000元补助款对于盖新房来说，实在没有多大帮助。尽管地方政府鼓励农民贷款或借钱建房，但是贷款需要付利息，而亲戚朋友能够借出的钱也是有限的。事实上，政府没有办法让大多数人满意，原因是它所提供的费用和土地都很有限。另外，还有一些村民也不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作为地方一级的人民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证辖区内的人身安全，安置灾民的重要性远大于经济发展。

　　村民搬迁工作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村寨搬迁到另一个村寨，而是包括避险和可持续发展，分别涉及土地征用、民族关系、劳动强度等社会文化问题。哀牢山的环境危机使当地人民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要么为了安全搬迁到较远的地方，但必须每天回来种地，由此增加了劳动强度;要么还是居住在有泥石流隐患的原村寨，虽离田地近，但缺少安全保障。因此，任何一种选择都将是困难的决定。镇政府选择了前者，这就是说，村民必须搬迁，这样他们的生活负担就比搬迁之前大大加重了。由此可以看出，泥石流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灾害，它实际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习惯和社会组织。

　　三、民族间的杂居：泥石流导致的变化

　　(一)哀牢山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和民族性

　　很长时间以来，哀牢山区各民族的居住格局都有其固定的模式。彝族人居住在海拔最高的地区，拉祜族(苦聪人)居住的海拔与彝族的较为相似，但拉祜族总生活在密林深处，他们很少与外界进行商业贸易。哈尼族居住的海拔略低于彝族，但哈尼族的村寨旁边总有水，也总有一些梯田。汉族人与山头上的少数民族相比，居住得较低一些，他们很会节约，并能吃苦。而傣族则居住在河谷地带。1949年之前，哀牢山半山腰地区没有人居住。在哀牢山区，民族间的来往不很多。笔者采访了很多居住在高山上的人，他们认为，住在河谷地区，就会得疟疾(当地人称为打摆子)，所以如果到河谷地区办事，一定不能住在那里，无论有多晚都要赶回山顶，因为怕传染上疟疾。他们说，有的人因为去河谷地区办事，住在那里，得了这种可怕的疾病，没过几天就死了。由于这个原因，在河谷地区，除了傣族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居住。

　　到了上世纪50-80年代，人们开始搬迁到山腰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就多了起来。除了傣族不与别的民族通婚之外，彝、哈尼、拉祜和汉族之间的通婚已经相当普遍，傣族与这些民族间的各种交往也非常频繁。下面就是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一个整体印象：彝族人(腊鲁)能够一连喝上几天的酒，经常喝醉。他们的田地比汉族人的多出很多倍，却没有汉族人富有。彝族人做生意的人很少，大多没有生意头脑。但彝族人很老实，村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互相帮忙。傣族人(傣洒)栽种庄稼时，人们都不甘落后，别人栽完了，自己家也要栽完。但是，播种完之后，就很少管理了，只等着收割。只要有客人来，不管自己有多忙，总是陪着客人喝酒。中午饭可以吃到晚上，晚饭可以吃到早上。汉族人会打算，能苦干，重视教育，做生意和打工的人都很多。汉族人也喜欢喝酒，但不经常醉。哀牢山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评价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这只是村民相互间的一种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频繁，各民族的性格也在改变。在泥石流发生之后，这一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习惯和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二)土地征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土地有绝对的控制权。国家在进行建设或有其他需要时，有权从使用者手里把土地拿回来。土地被征用时，对土地使用者的补偿也是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集体和个人对此只能服从。当然也有一些与土地利益有关的争论，但解释权属于政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想象泥石流发生后，水塘镇政府征用1469亩土地何以如此顺利。

　　傣族人对于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土地征用还是很理解的，他们认同政府关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号召，认为当很多人在泥石流灾害中受害，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时，作为同一镇的村民，应该进行帮助。有些傣族人甚至想到了那些搬迁到河谷来的村民，认为对他们来说，居住区没有耕地是很困难的，作为农民，至少房前屋后需要有一块菜地。出于这样的思考，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多大的争议。同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让傣族的领导干部和民间精英回村里进行说服工作，并明确暗示，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农民只有使用权，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就有权力将使用权收回去，即使不给也将拿走，积极配合政府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征用土地一事并不仅仅针对傣族人，彝族、拉祜族和汉族的土地也同样被征用。但地方政府官员发现，征用傣族人的土地比较容易，征用汉族人的土地就比较困难。当然，不管有多困难，土地还是被征用了。村民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每亩2000～3000元的补偿：征用稻田，每亩补偿3000元;征用坡地或者旱地，每亩就是2000元。此外，如果田地中有青苗，每亩外加350元的青苗补偿费。这种补偿标准是全县统一的，包括水塘镇、戛洒镇、者龙乡和老厂乡，所有政策都是由政府决定的，农民必须按统一的政策执行。
　　大麻卡村有25户的土地被征用。被征用最多的是刀永光家，共有10亩田地被征用;其次是白万明家，被征用6亩;其余的人家在2—5亩之间。土地被征用之后，自己的田地就明显少多了。据刀永光介绍，他家在小麻卡附近的田地被征用4亩，每亩补偿3000元;在马脖子山的田地被征用5.6亩，每亩补偿2000元，他家现在还剩2.8亩田，8亩地，此外还有10亩的芒果基地。他用土地征用补偿款盖了一栋新房子，花了3万多元。村民白万明家被征用的6亩田每亩补偿3000元。白万明说，他现在只剩下3.5亩田，仅能收800市斤谷子，但一家5口人每个人就需要800斤左右的谷子。

　　有些傣族人认为，土地征用补偿费偏低。个别人甚至说，这些人(移民)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而要到我们这里来。实际上，他们最担心的是搬迁户会乱砍乱伐，他们说，山头上的人已经把高山上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他们迁移下来之后，同样会把山下的树木砍完。现在，南达和大口村委会的地界上已没有什么树木了。公路上的树木是属于傣族人的，他们很注意保护自己地界上的树木。

　　(三)小麻卡村的搬迁户

　　小马卡村原有15户，64人，是清一色的傣族居民。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种植甘蔗和粮食，甘蔗主要卖给糖厂，而粮食(大米)则拿到市场上出售。除此之外，还有香蕉、芒果、荔枝等热带水果，但除了甘蔗和粮食外，其余的东西只能卖个零花钱。发生了泥石流之后，高海拔地区的人搬迁到低海拔地区，要占用大量的田地，小麻卡村被征用的土地就多达150亩。政府在他们的村子里安排了48户搬迁户，其中有30户彝族，15户汉族。由此，小麻卡村就从清一色的傣族村变为以彝族为主、汉族和傣族为辅的多民族村。这样的居住形式是泥石流引发的一种变化，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搬迁户来到小麻卡村之后，傣族和汉族的人口基本持平，而彝族人口差不多相当于傣族和汉族人口的总和，三种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居住在同一村子里，当然会导致民族关系的变化。

　　尽管傣族与彝族、汉族是不通婚的，但交流机会的增多使得傣族的姑娘与汉族和彝族的小伙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有的人便开始约会。傣族姑娘的父母对此事甚为不满，而女孩虽然在听到父母的抱怨之后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实际上仍旧我行我素地进行约会。一年之后，一个汉族的男子就与一个傣族姑娘订了婚，成为傣族人的上门女婿。这个傣族姑娘的家长说，在这次搬迁工作中，我只是得到一个女婿。

　　四、援助产生的文化：“上海新村”

　　南达村委会平掌田村在搬迁过程中，被安排到一个种满甘蔗的小山头上。这是傣族人居住的河谷地带，甘蔗地周围一直到河边都是一些灌木丛。当笔者随着镇领导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山头时，看到的只是一片翠绿的甘蔗林，冬天的阳光灿烂而又温暖，只有一公里之隔的扒拉田村炊烟袅袅，偶尔还能听到公鸡啼鸣。水塘至者竜的公路从扒拉田村中穿过，但嘈杂声传不到这个格外寂静的甘蔗林里。这座小山头的东边是傣族神山——长虫山，它在傣族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象征，因此没有被开发。笔者沿着一条小土路往前走，看到甘蔗地边有一间十分简陋的土房，那是承包甘蔗地的人居住的。泥石流发生后，当地领导下令傣族村民尽快砍掉甘蔗，因为要安排146户灾民搬迁到这里居住。在村民建房之前，政府要完成“三通一平”(“三通”就是通路、通水、通电，“一平”就是将地基推平)。政府同时要求将土地按建筑面积统一规划好，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让村民把心思放在房屋建设上。

　　几天之后，当笔者再次来到这里时，甘蔗已经全部被砍掉了，规划所的技术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特别明显的变化是那些轰鸣的推土机开始将规划好的土地推平，甘蔗地变成一片片裸露在阳光下的红土地。有一天，村民被集中在山头上，镇领导突然宣布，这个村子的建设已得到上海市的帮助，上海市政府将向村民提供200万元的援助，每户人家将得到1万元的建设基金，村子也将被命名为“上海新村”。“上海新村”被规划为专业养殖(猪)村，并在很多方面得到政策上的优惠，搬迁到这里的人都感到很幸运。有人干脆把“上海新村”直接称为“上海”，村民如此，政府官员也如此。“我要到上海去”、“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在上海吃饭”、“我在上海下乡”等，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句。

　　按照新的规划方案，“上海新村”建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山顶被推平后，成了一个广场，是村民休息和进行娱乐活动的场所。广场下面的山坡用来建房。其中，有3个方位(南边、西边、北边)面向集镇和公路，住在这三个方位的村民将获得154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但他们必须建钢混平顶结构房，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是比较富裕的人家。村中还有一个方位(东边)是面对大山(长虫山)，住在这个方位的村民可以建石棉瓦房和一般瓦房，建筑面积有120平方米。很明显，那些贫穷的村民就被安排到靠长虫山的一方。当然，最后还要通过抽签来确定各户住宅的具体位置。

　　抽签之后，村民的建房施工就开始了，“上海新村”开始紧张地建设起来。政府为了提高建设速度和质量，还专门成立了“上海新村”工程建设指挥部，县政府、镇政府和村委会都派人来指挥和监督，这在别的搬迁村子中是没有的。然而，村民的施工速度、房屋规模和工程质量却参差不齐。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根本无法统一工程进度。唯一能统一的是“三配套”(猪圈、厕所和沼气)设施建设，村民们必须按照统一的设计标准按时完成。在一段时间内，工程指挥部从县畜牧局请来了技术人员专门指导三配套工程建设。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工程技术人员就会撤回县城，村民就得不到技术上的帮助。这样的规定非常有效，所有的“三配套”工程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工了。到了2003年底，很多人家开始搬入“上海新村”。

　　由于“上海新村”是养猪专业示范村，养猪自然也就成了村民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上海新村”在2004年遇到了猪病，使得养猪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有的人家养的猪全死了。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对病猪进行了解剖，结果认为是肺肿，但没有说具体是哪一种病。很明显，当地缺乏训练有素的兽医专家和必要的设备来对猪病进行科学全面的诊断。村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到镇上购买针水，自己拿回来打。为了医猪病，村民花了很多钱，但没有一头猪被治愈，村子里的大部分病猪都死了。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由于乡村常常发生猪病，人们对于大规模养猪非常慎重。

　　“上海新村”作为一个专业的养猪示范村，被安排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距离集镇不太远，这些都是为了上级领导参观方便，为了让人们很容易看到示范村的结果。事实上，很多领导来检查工作，都喜欢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进行指导，这样既方便，又节省时间。在“上海新村”，没有人能讲清楚有多少领导来过，有时候一天就来好几拨。各级领导都来。有的是来参观，有的是来视察，有的是来搞调研，有的则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顺路进来看一看。不管是哪一种，都体现了“上海新村”作为示范村的意义。“上海新村”同时作为泥石流灾害搬迁的成功范例成为新闻记　　者的重点跟踪对象，各地想建示范村的人也慕名而来。很多经验说明，下级政府的工作业绩主要是由上级领导来评说的，上级领导的评估不仅直接影响到下级的物质和经济利益，还影响到下级的调动和提拔。因此，“上海新村”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它是一种象征符号。

　　五、泥石流的预防与治理：文化与政策对灾害的回应

　　(一)24小时预警监测

　　一些灾害是可以预测的，一些灾害却很难预测，泥石流灾害的预测就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尽可能地用简单的方法来观察泥石流在雨季发生的可能性。每年的雨季，人们总是在担心会不会发生泥石流，政府如此，村民也如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泥石流给村民造成的损失，政府提出实行全天24小时的人工监测。这种方法就是在各个村委会选择2—4人，昼夜观察降雨量和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每人发给一个电筒、几节电池、一个锣和一个对讲机，如果有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就要敲锣疏散村民。这些人员必须每天向镇政府汇报三次，镇政府再向县政府避险办公室汇报三次。每天的汇报时间是上午11点，下午5点和晚上11点。由于观察人员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他们完全是根据雨量的大小和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的，县政府避险办公室和镇政府也主要是根据雨的大小进行判断。如果没有下多大的雨，这一天就被认为是安全的;如果下了大雨，而且又是接连下了好几天，那将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笔者常听到村民所做的监测汇报。一个农民在哀牢山上拿着对讲机向领导汇报雨量和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时，曾这样说：“报告领导，这里平安无事。”

　　不能小看这种简单的预测方法，它有自己的合理和科学之处。虽然村民们没有受过泥石流预测的专门训练，但他们有很丰富的传统知识和经验，能够根据雨量、河水颜色、山体裂缝等来判断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知道村子附近哪些地方安全，灾害发生时需要跑向哪个方位等。2002年8月14日清晨，水塘镇大口村委会发生了泥石流，有两个村子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冲走的房屋多达45间，但当地村民凭着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有效预测，村委会组织各村民小组，有序地疏散了村民，整个村委会没有一人伤亡，这也说明泥石流的预测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泥石流预测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让人们更安全地生活。在这方面，经验主义的方法还是有其合理之处的。

　　但目前的问题是，谁也说不清楚避险工作要持续多久。每年的避险工作从5月中旬开始，到9月下旬结束。这一年的避险工作完成了，并不等于下一年的避险工作就可以放松。每当雨季到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担心泥石流的发生，就不得不思考环境安全的问题。这种在恐惧中的生活，是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不协调的，也是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协调的。只是村民发明的泥石流监测和避险方法，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多少还是让村民有了一点安全感。

　　(二)退耕还林

　　退耕还林对于预防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几乎所有的村民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增加森林密度和树木种类，能够有效地防止泥石流灾害的发生。那些森林茂盛的地方，泥石流发生得就少;而没有森林的地方，泥石流发生得就多。在哀牢山区，这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退耕还林作为治理泥石流的长期措施，在哀牢山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03年，水塘镇政府得到了2811亩的退耕还林指标。用于退耕还林的耕地，政府每亩补助20元现金、150公斤粮食以及50元的苗种费，补助期限为5年。退耕还林的主要树木为核桃和竹子，种植经济林木的主要原因是想增加农民的收入。哀牢山特殊的环境为种植核桃提供了良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加上核桃种植的劳动强度也不是很大，农民都愿意种，于是成为退耕还林的经济林木。

　　对村民来说，退耕还林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如果得到大面积的退耕还林指标，仅补助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个村委会的领导说：“什么都要靠政策，自己种植1000亩核桃和靠退耕还林政策种植1000亩核桃，简直是天差地别。”自己种1000亩核桃，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补助;而靠退耕还林政策种植1000亩核桃，就可以得到以下的好处：(1)每亩补助50元购苗费，1000亩可得到5万元;(2)每亩补助现金20元，最少补助5年，1000亩可得到10万元;(3)每亩补助粮食150公斤，最少补助5年，1000亩可得到75万公斤粮食。如此巨大的利益，对每个村民都有很大的诱惑力。因此，村委会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上级政府尽可能多地争取退耕还林的指标。

　　但是，争取到退耕还林的指标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一级政府都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省市一级政府看来已经是很高的数字，到了村委会或者村子里就所剩无几了。有的村子，甚至那些非常需要退耕还林的村子，根本得不到指标。农民看到退耕还林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就一直等着这样的政策落到自己的头上。即使在最为陡峭的山坡上，也要种上玉米，以便在政策轮到自己的那一天，能够得到退耕还林的巨大好处。现在的问题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是自上而下的，上级政府先制定退耕还林的目标和数据，然后层层分配，下级官员竞相争取，这样，指标就很难到达最需要的地方。

　　(三)沼气池建设

　　另一种有助于防止泥石流发生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计划是农村沼气建设，它属于搬迁户的“三配套”项目之一。

　　从表面上看，泥石流与沼气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沼气池建设与退耕还林是有一定联系的。退耕还林可以增加植被和森林面积，沼气池建设则可以减少柴薪使用量。在哀牢山区，农户的日常生活需要很多木柴，使用沼气可以节约柴薪，减少树木砍伐量，有助于保持山区的植被。虽然使用沼气之后，仍无法完全避免砍伐树木，但毕竟能够减缓人口增长对森林资源的压力。

　　水塘全镇共有5577户，仅2002—2003年间，就有2521户农民建设了沼气池，建设费用要由自己承担，技术则由地方政府提供。当然，也不能认为沼气池建成后问题就解决了。据当地农民反映，沼气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么好，由于技术和管理跟不上，很多人家的沼气建好一两年之后就出现气压不够，不能继续使用的情况，于是人们又开始砍柴烧饭，沼气则只在急需时才使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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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沼气建设还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在哀牢山区得到推广。当地政府强调，沼气池的使用毕竟还是节约了很多柴薪。新平县共有10个村委会完成了沼气化建设，沼气化自然村达319个，28，000多农户用上了沼气，如此规模的沼气池建设必将对保护森林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此外，沼气池的建设还被列为新村风貌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加以推广。

　　六、哀牢山泥石流灾害研究的人类学意义

　　笔者认为，哀牢山泥石流的田野考察具有以下一些人类学研究价值：

　　首先，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还是一个与社会文化、人类行为、经济政治制度等密切联系的过程。尽管灾害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因素，但是它也包括了很多的社会因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特征。
　　其次，灾害是导致文化变迁和人类学所关注的生活方式改变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只有人类学家才能够对此进行长期的关注。灾害的发生使人类行为、社会组织和文化受到挑战，它的发生过程和后果对个体和社会组织产生巨大压力，但人类也能够对其产生应急反应，如政府提供了及时的帮助，社区之间展开了互助活动，宗族关系得以加强等。突发性灾害、大规模灾害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变迁，它使社会满足其成员需求的能力遭到破坏，新的调整不可能立即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因此，不能只重视灾害发生时的食物供给和分配，还要对长期的社会变迁给予足够的重视。哀牢山泥石流给当地村民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政府在灾区重建、灾害预防和治理方面的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2002年泥石流发生至今，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到2008年6月，水塘镇还有22个自然村存在滑坡移位、地面变形、山体裂缝等高危泥石流隐患，有44个村民在进行24小时预警监测，加上村委会监管人员和镇政府值班人员(共20人)监测人员多达64人。在预警监测点中，有5个村子必须紧急搬迁。

　　最后，灾害可以导致资源消耗、增加社会冲突和环境危机，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大规模的泥石流可导致居民移出灾区，而移民又可以导致各种竞争，因为外来的移民需要占用当地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移民的到来也会改变一个社会中的文化、阶级和民族关系。笔者认为，灾害发生之后，道德、伦理、村规民约、法律等都会受到严峻考验，老年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是主要受害者。灾害对社区的破坏不仅表现在物质和生产资料方面，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产方式等方面。因此，救灾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系统的工作，救灾不能仅仅是提供物质资料，还要包括文化恢复和长期发展的项目。从哀牢山的泥石流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灾害的预防是科学与传统知识相结合的过程。

　　总之，通过对哀牢山的泥石流研究，笔者认为，人类文化能够回应灾害并形成应急机制和预防手段，而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能够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和竞争模式，能够使人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能够使政府和人民更加团结，村民与村民之间相互帮助。自然灾害类型不同、灾害发生地不同，灾害影响的人群不同，应急机制和处理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七、小结

　　关于自然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人们偏重于效益中心论的时候，人们会发现，高效益的背后是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索取、消耗和破坏，自然回报给我们的则是令人担心的未来。笔者在哀牢山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跟踪调查，走遍了大多数村子，每当下雨的时候，特别是连续下大雨时，不管是村民还是政府官员，都生活在一种极大的危机之中，人们担心再次发生泥石流，再次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避险，当地政府动员村民用最为原始的方法进行灾害监控，一刻也不能放松。由此，笔者深深地感到，环境的安全影响着人类的安全，环境的危机隐藏着人类的危机。只有建立在环境安全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也只有在环境安全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

　　[责任编辑　李　彬]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